荣鹰

 

    印巴关系中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特别是印巴分治前的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间的矛盾。1947年8月巴基斯坦和印度相继获得独立，但这种矛盾并没有缓解。相反，随着印巴两个新生国家的诞生，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结合在一起，使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并引发了多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和战争。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

    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是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两个主要宗教信仰族群，历史上既有纷争和矛盾，也有交融与合作。受英国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政策的挑拨，印穆两大宗教族群的矛盾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和民族意识的高涨日趋尖锐。19世纪中，印度穆斯林思想家赛义德首先提出，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有不同的习俗、传统、文化，体现了两个不同民族的思想信念。20世纪30年代开始，印度穆斯林联盟（下称穆盟）领导人坚持认为，“解决两个民族之争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建立巴基斯坦国，”此为“两个民族”理论的由来。但当时印度的最大政党即独立后长期执政的印度国大党坚决反对“两个民族”的理论。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大党认为，印度是个多宗教、多民族国家，若按此理论，印度就有四分五裂的危险。二是它认为，印度从来就是一个统一和完整的实体，印度穆斯林只是众多宗教族群之一，不能分立为一个民族，更不能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国大党和穆盟两党领导人不同的立国理念成为印巴两国冲突的思想根源。

    印巴分治的过程更加深了印巴两国在“两个民族”理论上的对立。分治过程中，印穆两个教派相互残杀，致使5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印度看来，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立国本身就是个错误，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巴基斯坦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回归印度只是个时间问题。印巴分治也给印度带来严重困难。在印度人口构成中，印度教徒虽占大多数，但也有多达四千多万的穆斯林。保护他们和其他少数宗教信仰者及民族的利益对打破巴基斯坦的“两个民族”理论至关重要。1950年1月印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世俗主义的国策。该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对所有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政策。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政府不加干涉。不过，印度世俗化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并不顺利。一直主张教派和睦的领导人甘地在独立后不到半年便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此后，围绕着在政治上印度将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各民族、宗教、种姓享有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力，还是建立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印度教国家，有过多次争论。世俗主义和教派主义两种立国理念的斗争也始终贯穿于印度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过程。

    巴基斯坦是作为南亚穆斯林的家园建立起来的。巴基斯坦认为，分治过程中发生的教派仇杀，特别是大量穆斯林被杀更证明了人口占少数的穆斯林是不能生活在占多数的印度教徒“阴影”之下的。但独立后的巴基斯坦疆域却并未完全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包含进去。新生的巴基斯坦由互不相连的东西两部分组成，两者相距一千多公里。在巴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穆斯林相互间也是差别很大，地区、语言背景各异。作为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自然是其立国之本。但在如何处理政教关系、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根本问题上，巴基斯坦政界和宗教界却是有分歧的。1947年8月11日，“国父”真纳在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谈到未来巴基斯坦公民的信仰问题时说，“你们可以去寺庙拜神，可以去清真寺做礼拜，你们可以去巴基斯坦任何地方追求你们的信仰。你们可以信奉任何宗教、教派。这些问题国家不会过问。”真纳的讲话表明，他当时并没有主张要在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真纳在强调制宪勿忘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同时，把议会制引入了巴基斯坦。

    但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宗教团体“伊斯兰促进会”创始人毛杜迪却坚持巴基斯坦应奉行政教合一的体制。毛杜迪认为，伊斯兰教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它有它自身的道德标准、文明方式和社会制度。巴基斯坦的宪法应根据伊斯兰教法制定，使其成为一个依伊斯兰教教义治理的伊斯兰国家。毛杜迪认为，真纳等穆斯林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受西方影响太深，将把巴基斯坦引向邪路，而只有从伊斯兰教义治国才能拯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制宪工作一直拖延了八年多才达成妥协。1956年3月，巴基斯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强调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确定议会制是国家的政体，同时要求“穆斯林应按照伊斯兰的教义和要求安排生活”。这表明两派的主张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性质定位都有重要影响。其中真纳的主张影响相对要大，但毛杜迪主张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这使得伊斯兰教在巴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众思想中有着重要地位。尽管两派在国家制度和社会性质问题上达成妥协，但各自的主张和理念分歧仍然存在，并不时在政坛和社会发酵，引起纷扰。

    印巴两国的民族、宗教情结和各自国内存在的治国理念上的分歧，不但长期困扰着两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还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活虽并未完全由伊斯兰教主导，不过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分歧，政教关系就一直困扰着巴基斯坦的政治、社会生活。

    克什米尔争端是印巴宗教、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印巴“两个民族”立国理念的对抗首先体现印度独立土邦的归属问题上。根据关于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英属印度按居民的宗教信仰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565个土邦则可自由选择或加入印度，或加入巴基斯坦。印巴两个自治领成立时，除朱纳格、海得拉巴、查谟—克什米尔三个土邦外，其余土邦的归属都已解决。在这三个土邦中，朱纳格和海德拉巴人口都是印度教徒占多数，但王公为穆斯林。而查谟—克什米尔邦则正好相反，穆斯林占75%，王公是印度教徒。印巴独立后不久，印度就不顾巴基斯坦的反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了朱纳格和海德拉巴并入印度的问题，但查谟—克什米尔邦的归属问题却引发了两国的重大冲突。

    1947年10月，克什米尔地区爆发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导致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的部族武装进入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土邦王公为了求援而表示愿归属印度，印巴两国为争夺克什米尔爆发了第一次战争。1948年1月，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印巴两国划定了停火线。印度控制了当时克什米尔的3/5的土地和3/4的人口，巴基斯坦控制了2/5的土地和1/4的人口，克什米尔被分割成印控区和巴控区。此后，1965年印巴为争夺克什米尔再次开战。1971年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也与克什米尔相关，但并未改变印巴两国对克什米尔地区实际控制的现状。

    克什米尔争端对印巴两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宗教、民族矛盾以领土争端这种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印度认为，查谟—克什米尔是印度独立后唯一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土邦，把克什米尔邦并入印度就是为了打破巴基斯坦的“两个民族”理论，防止其他土邦或地区分离出去。在巴基斯坦看来，穆斯林人口占克什米尔邦人口的大多数，按原定的按居民宗教属性划分归属原则，克什米尔邦应划归巴基斯坦。

    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宗教、民族矛盾同两国的领土之争纠合一起，使之盘根错节，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加上印控区的穆斯林武装分子长期进行反抗印度占领的斗争，印度经常指责对此给予同情和支持，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克什米尔问题遂成为印巴关系的症结和两国冲突、对抗乃至战争的根子和引爆点。由于该问题对两国干系重大，攸关两国的领土主权和双方人民的民族感情，牵动双方的敏感神经，双方做出让步的余地很小，是双方实现和解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难以逾越的障碍。

 

    印巴两国的宗教和民族矛盾及因此引发的克什米尔领土争端不但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对立、对抗的不正常状态，而且引发各自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斗争，为两国内部各种极端势力的滋长提供土壤。而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影响的增长又加剧了印巴紧张关系。

    伴随着南亚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崛起，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势力不断上升。印度教民族主义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复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都应该是印度教徒。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纲领就是“印度教特性”，其政治代表势力就是在印度政坛崛起的印度人民党。该党主张印度应成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的国家，宣称其最终目的是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印度教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国”。印度人民党利用印度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强烈危机感，强调“复兴印度教社会和文化”的主张得到了印度社会特别是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印度教徒的共鸣，而在印度政坛迅速崛起，并曾取代长期执政的国大党上台执政。但印度人民党以穆斯林和其他“非印度教徒”为假想敌，从本质上说是教派主义政党，带有旨在恢复印度教在印度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不仅与印度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背道而驰，而且因主张用印度教“多数人主义”强行改造其他宗教信仰者，也是背离民主原则的。

    印度的教派主义势力和其他宗教极端势力抬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激烈的宗教族群对立和冲突。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本世纪初，印度国内宗教族群冲突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给印度政治和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印度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也毒化了印巴改善关系的气氛。

    巴基斯坦则认为，克什米尔争端及其结果印证了巴基斯坦单独立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印度既剥夺了穆斯林自决的权利，还企图扼杀新生的巴基斯坦。特别是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巴基斯坦遭到肢解、孟加拉的独立更使巴基斯坦感受其生存面临的重大威胁。克什米尔争端在巴基斯坦国内造成严重后果：政治危机频仍，军方和宗教界势力和影响上升，伊斯兰化倾向加剧，伊斯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伊斯兰教更加深人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之中，成为各种极端势力和组织泛滥的社会基础。

    印巴宗教和民族主义势力上升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民族矛盾和领土之争，使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流血冲突不断，还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并多次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同时，随着两国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升级，两国都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冲击了整个南亚地区局势的安全与稳定，并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大量宝贵资源被消耗，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印巴对抗还伴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国际背景。作为相对弱小一方的巴基斯坦为抗衡印度，积极推动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大本营。上世纪70年代末，巴基斯坦积极支持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加强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容忍许多宗教极端组织利用巴基斯坦进行抗苏斗争，刺激了国内和国际伊斯兰势力的发展。这也是至今宗教极端势力和组织活跃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特别是“9·11”后，印巴国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处境大大改善，崛起势头良好。巴基斯坦成为了国际反恐斗争的前线国家，在经济上方面得到西方大量的援助。特别是双方军事上都有突破性发展，都拥有核武器。这些变化对印巴相互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从安全威胁角度看，印巴之间出现了“恐怖平衡”，特别是巴基斯坦核能力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存在的生存的危机感。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重视巴基斯坦的作用，在地区驻军，也改善了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失衡的局面。与此同时，印巴两国共同认识到，军事手段无法根本解决相互的分歧。1999年卡尔吉尔冲突和2001-2002年的边境对峙使印巴两国充分认识到军事对抗的危险性和解决问题的局限性。国际社会因为担心南亚爆发核冲突也要求印巴通过非战争手段解决分歧。

    第二，印巴两国政府积极调整国内民族宗教政策。2004年5月，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败北，人们普遍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教派主义政策影响了广大穆斯林选民的支持。重新上台执政的印度国大党继续高举世俗主义大旗，淡化宗教因素，着力打击极端的教派势力。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上台执政以来，积极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把建立一个温和、现代、进步的巴基斯坦作为其治国理想和施政纲领。在国家反恐战争打响后，穆沙拉夫积极支持和配合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2002年1月12日，穆沙拉夫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表示“必须抑制极端主义、黩武、暴力和原教旨主义。”巴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宗教极端分子，取缔宗教武装组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穆沙拉夫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政府仍将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外交上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但任何组织都不得以克什米尔问题为借口进行恐怖活动。穆沙拉夫的讲话和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第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巴对各自的宗教、民族问题进行反思，对有关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2003年10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上，穆沙拉夫提出了“温和文明论”，呼吁重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他主张伊斯兰世界不与西方对抗，放弃通过暴力解决问题，同时主张西方应当帮助伊斯兰世界加强教育，消除贫困，建立和谐的关系。穆沙拉夫“温和文明”论的思想，有利于印巴关系的改善和地区的稳定。

    2005年6月，印度人民党主席阿德瓦尼访问巴基斯坦。阿德瓦尼是印度民族主义强硬势力的代表，1992年他鼓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极端势力捣毁了位于阿约迪亚的穆斯林清真寺，引发大规模教派冲突。此次访问巴基斯坦，他拜谒真纳陵墓时，称赞真纳是促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大使”。并称当时他组织的拆毁巴布利清真寺是他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天”。阿德瓦尼还公开承认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存在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表示要放弃 “大印度”的梦想，此前，1999年印度人民党前主席瓦杰帕伊对巴基斯坦搞“巴士外交”，也在参观拉合尔巴基斯坦独立纪念碑时题词也称，印巴两国自身的统一和繁荣息息相关。这些举动发出了印巴两国统治阶层希望两国实现和解的信号。此后两国都采取积极措施，朝实现和解和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大步子。

    印巴恢复“全面对话”、启动和平进程两年来，在双方的共同推动下，两国致力于建立信任措施，加强人员往来。至今印巴已恢复公路和铁路的交通联系，放宽了签证手续，体育、文化、媒体交往密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双方积极开展官方和非官方对话，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这些都是朝着逐步解决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所有问题方面迈出的正确步骤。只要印巴双方继续努力，不断建立相互信任，相信最终能够找到“双方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印巴独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应该说到了可以重新看待这些由宗教、民族问题引发的那些恩恩怨怨的时候了。从历史上看，南亚次大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有过和睦相处的时代。莫卧尔王朝时期的穆斯林国王阿克巴大帝就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促进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融合。从文化角度来看，印度教文化和南亚伊斯兰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包含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文化独特的南亚文明，具有宽容、多样性和兼蓄并收、超越狭隘的民族、宗教、文化分歧的特点。当前，印度教文化和南亚伊斯兰文化都经受着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的冲击，面临着捍卫传统文化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的巨大挑战。为了共同应当这些挑战，印度教文化和南亚伊斯兰文化更需要加强直接对话和沟通交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取长补短，共同前进。这个历史任务首先落在印巴两国领导人和广大人民身上。尽管印巴实现全面和解与彻底解决历史恩怨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道路是曲折艰难的，只要双方都充满善意和诚意，共同坚持不懈努力，这一天就会早日到来。

 

                        （本文转载自：《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