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婷

　　

　　

　　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理解社会时，社会就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研究社会首先要研究社会的基本单元"人"，因而人是社会研究的核心因素，是社会的根本。而信仰作为人的最高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尤其在我国西部，这样一个存在着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的大社区，信仰更是与西部的社会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成功归因于宗教（当时的加尔文教）的作用。认为加尔文教的现世禁欲主义把精神的得救和商业的成功相等同，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此相类似，我国西部社会的发展是否也与信仰的存在有着不可回避的关系呢？

　

      一、西部信仰概况

　　一直以来，我国西部在主流社会中被界定有：边疆、偏远、贫穷、闭塞、落后、气候恶劣等等负面的印象。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步伐的迈进，西部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对西部有了新的认识：旅游胜地、资源丰富、空气清新、生态环境良好等等。事实上西部除了这些外，最独有的是西部拥有丰富多样的信仰形式。我国西部聚居着多种少数民族，有着多种宗教信仰。我国西部的信仰，按区域划分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西藏及四川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的藏传佛教；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的南传佛教和小乘佛教；西北部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的伊斯兰教；以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主要包括：以云南丽江地区为主的东巴信仰和以四川凉山地区为主的毕摩信仰等。

　　在藏传佛教信仰社区中，西藏2005年总人口是262.00万人，其中藏族人口数为241.11万 （大多数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还有信仰其他宗教的，也有非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在西北伊斯兰社区中，新疆1933．95万人中有62.2%的人信仰宗教；在西南少数民族社区中，少数民族信仰丰富多样，除了较有规模的东巴西信仰和毕摩信仰外，还包括原始宗教信仰，即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等。

　　

      二、西部信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信仰与个人--信仰的社会个体功能

　　信仰的社会个体功能是指信仰对社会个体生活的影响。这个方面的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超越人的现实生活。信仰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活动，是一种超越当下生活追求终极理想生活世界的活动。信仰对现实生活的牵引，使现实生活能够不断地朝向更高的理想水平推进，从而一步一步地向终极理想生活跃迁。其二，给人生以安慰和解脱。信仰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总是把一种永恒的美好希望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感到生活前景的无限美好，从而使紧张的心灵之弦松弛下来，得到某种轻松的感觉。信仰活动给人们提供一种终极的理想生活家园，无疑给人以最大的希望，从而使人的心灵有所依托而不至于因没有着落导致紧张和痛苦。如此，它就能够使现实生活中的紧张不安得到某些缓解，减轻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使心灵得到某种宽慰和解脱。这种作用机制就是未来的美好希望减轻当前的生活烦恼与痛苦。其三，赋予人生以巨大的精神动力。尽管信仰活动给人类带来强烈的安慰和解脱甚至麻醉的作用，但由于它对人生的强大牵引力量同时也给人一种前进奋发、蓬勃向上的无穷动力。其四，塑造理想人格。"理想人格"并非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合理的理想人格，而是指某种信仰自己持有的理想观念所塑造出来的理想人格。

　　通过西部的宗教人口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大部分人口都是宗教信徒，显然信仰在西部社会的个人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每一位信众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受到信仰的影响。特别是，在西部信众中，对信仰最虔诚的人并不是那些有文化并能很好理解宗教，理解信仰的人。却是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乡村妇女、老人。可见在西部，这种渗透在生活中的信仰，是社会化过程中的主内容，通过一代接一代的传递，宗教信仰往往已经沉淀为民族的心里意识和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成为了影响个体行为的文化背景。

　　（二）西部信仰与社会发展--信仰的社会功能

　　信仰的社会功能是指信仰对社会的作用。信仰的社会功能可以说是信仰的社会个体功能在社会生活中的投射。信仰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活动，即它必定是通过个人的精神和心理的活动来实现。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心理活动，信仰活动就不会存在。但是信仰活动又具有社会性，从这一点上又可以说信仰是一种社会性活动。

　　信仰在西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团结纽带功能

　　西部的一大特点就是地广人稀，因为经济欠发达，自然条件恶劣等原因西部的人口密度很低，尤其是在偏离中心城镇的地方。在行政管理上，这样分散的居住必定给行政管理加大了难度，在无形中也增加了管理成本。在边远的乡村，国家的行政规划管理实际上根本就到不了那里。在那里，人们精神上、组织上的维系更多地是依靠他们的信仰，是靠宗教组织把他们组织在一起。在这里信仰或者说宗教组织起到了城市中行政职能部门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信仰是一种低成本的组织。

　　在西部尤其是在民族社区、偏远山村人们生病了大多求助的不是西医，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也很难到医院接受正规的西医诊断治疗。当地人有自己的看病办法，他们更相信本土的医生，相信当地医生的土方法，而这些医生往往是巫医不分，很多时候他们是依靠信仰来治病。而"信仰疗法"现在，在医学界也成为了非常时尚的一种治疗方式，而在西部这种依靠信仰治疗的办法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心理学上讲，就是依靠意念来影响人的感知，通过心理上的调整、暗示以达到生理上的反应和变化从而实现治疗的目的。这种依靠信仰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对现代医学治疗模式的一种有效补充。在当地这些都是非常有效而低成本的办法，这正弥补了现代医学在落后山村的不足，这是信仰的智慧。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像城里人那样拥有方便的就医条件、得到及时快速的治疗才让他们选择了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治疗方式。在西部一些城镇，人们接受现代医疗但信仰仍对他们起作用。如：有信徒这么说"生病时，一般都到医院看病。我自己最近身体一直不好，经过在医院的治疗后，现在已经好多了。其实，我觉得既要到医院看病，又要到寺庙拜佛或者在家里点供酥油灯，这两者结合才是最好不过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论西部人就医的种种，在西部这种特有的环境下，他们选择的方式不能说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适应的。

　　2．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控制的功能

　　信仰积极劝人向善，推崇因果联系，善恶必报，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强化人们对疾病、失败、贫困等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减少以至消除人们在险途逆境中的迷茫和恐惧，有利于心理平衡保持心理宁静，同时约束着人们的行动，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

　　可以说，信仰在西部起着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功能。中国西部人们的法律意识并不强，可以说很多人不了解法律，完全不懂法的人很多。但人们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宗教信仰的范围内行事。信徒们也许并不知道什么行为是社会法律允许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但他们知道什么行为是信徒不能做的，什么行为是宗教信仰所倡导的。而事实上宗教的教义与信仰社会中民间的习俗往往在很多方面与主流的法律法规是相吻合的。如：大多数宗教信仰中都会惩罚偷盗、欺诈、故意伤害他人等行为，这与我们的法律一致，都是会受到社会谴责、排斥和制裁的。再如：在藏传佛教中非正常死亡的人被认为是不能超生的，因而在藏传佛教的信徒中自杀率和吸毒率都非常低。在这一点上，信仰在西部社会中扮演了社会法官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西部少数民族社区中信仰对个人的约束力远远大于法律在当地的效力。

　　3．消极功能

　　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人的精神生活领域。信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决定着人们看待事物的态度。虽然信仰能安抚人们的情绪、平衡人们的心态，是社会刚性规范的补充剂和调节剂，但我们必须看到信仰还有其消极功能，即：不怀疑。信仰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信众顽固地坚持一种态度或观念，排斥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东西。因而在信仰气氛浓重的地方，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人们不愿接受新鲜事物，认为现有的已经足够，或认为已有的是最好的。甚至，他们即使发现已有的不合理宁愿忍受也不愿改变。这是信仰的一大弊端，它限制了人的自由，禁锢了人的思维，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可见，信仰有时也会成为西部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

　　

      三、信仰与西部社会的幸福

　　社会发展指标中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指标即人的幸福程度指标。马斯洛认为：生活幸福的人都是靠信仰。在西部，人们的生活也许并不富裕但这毫不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与繁华都市中拥有巨大工作、生活压力的人相比，西部人们的生活显的很闲然自得，没有攀比、没有来自周围咄咄逼人的压力，他们享受着老天赋予他们的一切，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受到的是不公平的对待。曾有信众这样说"我对生活挺满意，因为人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在贫富差别上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贫困家庭主要是由于前世积累罪恶太多，再加上今世没有努力，因此并无不公平的道理" 。就内心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而言也许西部人会比都市人更容易幸福。信仰对人们的内心是一种及时地慰籍。有信众这样说"平时自己念经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因为念经本来就是做善事，因此感到很幸福"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依次是：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在我国西部，这一理论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在西部，对有信仰的人而言，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他们最起码、最基本的需要，甚至信众们可以贫穷到温饱都成问题时，他们还是不会放弃信仰，不会放弃宗教。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失去了信仰生活是不可能富裕的，即使物质上富裕了也没有意义。追求精神上的依托和归属是信众们的最基本需要。

　　

参考文献：

[1]．陈昌文：《圣俗边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2]（意）图齐：《西藏宗教之旅》，1999年。

[3]（英）马凌诺夫斯基，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

[4]李德成：《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1999年。

　

           （本文转载自：《大众科学·科学研究与实践》2007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