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基督教这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基督教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的情况如何。这跟一般人谈起同样有过快速发展的韩国教会不同，人们谈到韩国基督教可以知道有多少座教堂，有多少所神学院，有多少位宣教士。但是中国基督教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无法明确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到底有多少个聚会点。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基督教局面究竟如何？乡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状况如何？教会和牧者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中国教会当下的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毫无疑问，中国教会将会如同中国的体育、经济、移民领域一样迎接世界和走向世界，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不管期间有多少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不过，对于海内外的教会来说，我们尽可能地去了解一个正迎面而来的世界重要信仰群体，已变得无比重要，甚至是无法避免。

       

    一、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形成

 

      有关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一般学者依据西方基督教对中国宣教的次数把它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指由波斯传入的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主义），起于公元653年的唐朝，消亡于“唐武宗灭佛”时的公元845年；第二时期是指由罗马传入的也里可温教（罗马天主教），起于公元1294年的元朝，随着1369年元朝的灭亡而消亡；第三时期是指由罗马传入的天主教，起于公元1573年的明朝，消亡于清朝雍正皇帝实施“禁教”政策时的1723年；第四次是1807年从英国传入的基督新教，自第四次开始基督教便在中国生存下来，并逐渐生根壮大。

      对于前三次基督教为何会在中国消亡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第一次基督教在中国的消亡跟如下原因有关：其一是因为当时西方宣教士没有培养出中国的牧者，其二是当时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崇拜被严重佛教化，即很多的信仰观念都是用佛教词汇去表达，信仰教义是用佛教思维去理解。因此等到公元845年发生唐武宗灭佛时，景教就被当作佛教一起被灭掉了。据学者估算，第一次景教徒一度达到20多万人。而第二次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消亡，有学者指出，原因在于当时西方宣教士太依附官方路线的宣教策略，认为只要取得官方的认可，那么宣教的前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当1369年元朝被宋朝取代时，与元朝官方保持密切关系的天主教也随机消亡了。据学者估算，元朝时天主教徒大约有三万多人。第三次基督教在中国的消亡则跟一次名为“礼仪之争”的事件直接有关，所谓“礼仪之争”就是指中国和罗马天主教为中国信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问题所发生的分歧，由于罗马天主教教庭最终反对中国基督徒“祭祖”、“祭孔”，致使中国皇帝实行禁教政策，至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第三次受到全面禁止。据学者估算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天主教徒一度超过30多万。基督教在中国最终能重新出现并一直生存和发展到如今乃是源于西方教会于1807年的第四次对华宣教，第四次对华宣教也是基督新教第一次对华宣教。自1807年起第四次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已有二百年历史，尽管基督教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教育、医疗、报业等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期间也经历异常曲折的过程，主要情况有如下几点：其一是由中国民众与西方宣教士之间冲突的流血教案频频爆发，据了解，仅仅1840年至1900年之间就爆发了大大小小400起流血教案；其二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频频发生，有关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运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教外和教内），在教外表现为以反对帝国文化为主的非基督教运动，主要体现为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反帝爱国的社会思潮，爆发非基运动主要源于中国民众不满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高举科学民主反对宗教愚昧”的思想。在教内表现为以建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督教本色信仰运动，主要体现为20世纪20年代基于信仰原因的三自运动和1949年代后基于政治原因的三自运动。需要指出的是20年代的三自运动是源于中国教会本身要自力更生，而1949年后的三自运动则源于中国政府要教会自力更生。

 

      而自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会便陷入了第四次入华以来最大的压迫，所有的教会和教产都受到了全面的打压，很多牧者和民众只能转入地下秘密继承信仰，这种的情况直到1980年代初才告结束。

      鉴于1980年代后中国基督教的新局面，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应该有第五个时期，既是指1980年代初开始至今的中国教会大复兴时期。笔者之所以有如此的看法，原因在于自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基督教的复兴不同于之前基督教在中国数百年的情况——由他国宣教士为主导的局面，尤其是1980年至1990年代。这期间中国教会的发展基本上都是自发的，在治理方面没有仿效西方的教会体制模型，只有自身的牧养习惯；教导方面没有经过西方的系统神学训练，只有自己培训的积累；追求敬虔方面没有西方的属灵传统，只有自身的灵修感受，这种情况家庭教会比三自教会更为明显。这种局面直到90年代后期才出现转变，自90年后期中国教会便频繁地与海外教会开始了接触，这些频繁的接触不仅让中国教会吸取了海外丰富的福音资源，同时也拓宽了中国教会的视野。但是，中国教会同时也陷入了一些挣扎，由于教牧理念和宗派教义方面因受海外教会不同宗派影响而逐渐出现团队内部的分裂，尤其是家庭教会内部所出现分门别类的状况。

 

      有关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进展，很多海外教会对中国教会的理解都只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印象。事实上，中国教会自2000年以来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家庭教会比三自教会更为明显。具体来讲，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教会也出现了一大批以牧养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城市新兴教会。以家庭教会方面来看，这一大批新兴的城市教会与传统的教会有如下不同的特点，其一他们的牧者大多有过正规的神学训练，其中部分还从海外受神学教育回来；其二他们的牧养体制已有别于传统家庭教会的“家长制”，而是采取更加健全的堂会制。其三在事工使命方面，已由纯粹的福音使命扩展到具有社会效应的文化使命。

 

      在三自教会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自1980年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官方教会不断与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机构建立关系，如1988年加入WCC（世界基督教协会），如2009年又正式与WEA（世界福音派联盟）建立关系等，始自今日中国官方教会几乎与世界所有的国家基督教机构代表建立关系，并时常进行互访。有关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国际交往特点，一般来说三自教会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官方式的互访和考察，因此他们往往注重与他国的基督教官方机构保持关系，交往形式体现于公开举行。而家庭教会的接触则多跟事工的合作和配搭有关，因此他们的关注点不在机构是否出名，而在于是否有事工配搭的空间，或者说对方机构是否有自己可配搭的需要，交往和配搭形式体现于秘密进行。

 

 

      对于当下中国基督教的情况，一般来说有如下几个问题最让人关注，即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中国体制内的三自教会和非体制内的家庭教会各自情况怎么样？中国农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情况如何？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互动情况如何等等？还有中国教会的宣教、牧者按立、神学教育等情况如何。

 

     1.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各自情况

 

      谈及中国教会，给世界各国人最大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尤其是有关这两类教会的区别，比如三自教会是公开登记的，是政府支持的教会；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的地下教会，是与政府宗教政策对立的教会。

      没错，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迄今为止两方教会之间仍然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究其原因，源于三大因素：其一是政治的问题，其二是神学的问题，其三是历史的问题。有关政治方面，乃是与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事有关，起因是当时由于得到苏联支持的信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共产党击败了拥有基督教背景之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再加上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发生了交战，因此使得50年代的中国教会在政府的引导下大部分走向具有反西方性质的官方教会（三自教会）， 而其中拒不妥协的少数牧者如王明道、倪柝声等人则逐渐形成了家庭教会，期间尤其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是自抗美援朝后所有的宣教士便被驱逐出境。其二是神学的问题，由于50年代以吴耀宗为首的官方教会提倡以自由主义神学进路为主的神学思想，因此以王明道为主的持基要派信仰的非官方教会便在信仰方面与他们划清界线。其三是历史的问题，尽管60、70年代中国官方和家庭教会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同时被关闭，并共同受到迫害，但是基于50年代的历史背景，因此使得80年代重新开始的中国教会又迅速分为官方的三自教会和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由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无法在神学观念及政教关系上取得一致，因此使得80年代起至今一直处于完全对峙的状态里。

     有关目前双方的情况，由于家庭教会在受逼迫的60、70年代仍然在秘密地发展，因此自80年代中国教会重新开放后便蓬勃地发展起来。而官方三自教会尽管在发展上逊色于家庭教会，但却在政府的允许下重新开放了一些教堂和神学院，并也迅速取得了发展。时至今日，据三自教会官方网站的数据统计，三自教会名下的全国信徒人数在2000万左右，全国聚会堂点为53000多所，全国有不同规模的神学院校19所，在校神学生2000人（已毕业神学生10000人）。而在家庭教会这一边，据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估算，应该在5000万左右，家庭教会大大小小的圣经培训班则有成千上万所。来自中国民间的著名学者李凡教授则估算，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教会和聚会点数量已达80万，总人数已接近1亿人。 （2010年12月14日在台湾清华大学的演讲）。
   

     2. 农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情况

   

     纵观几十年来世界的发展和进程，中国乡镇迅速城市化的情况无疑是最令人吃惊的事。据联合国2010年3月25日发布的报告《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修正版》显示，过去30年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世界第一，报告显示中国的城市比例已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到2025年将接近60％。报告还指出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的城市，中国占有四分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 斯蒂格利茨更坦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

    同当下中国迅速城市化的情景一样，中国教会的事工重心也正在迅速从农村向城市推进。自2000年左右以来，许多中国教会牧者的事工策略已明显地在向城市转变。 伴随着城市教会从个体现象向群体现象的转变，城市教会体制和牧会理念也在相对地在转型，即从原有各自零散的牧会背景转向城市特有的牧会处境。笔者把这种转变分类为如下三点：

    (1) 牧者的素养正在转变：

    由于城市民众的受教育水平要普遍高过农村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尤其随着中国高校自1999扩招以来，大众的受教育水平更是今非昔比，尤其是在城市。这种状况就不得不要求城市教会牧者之水平也相应要提高。这种提高不仅在于学历上的提高，同时也在于其在受神学训练上的系统性。比如刘同苏牧师曾在2007年对北京城市家庭教会的49位传道人进行过的抽样调查显示，其中有28人的学历在大专以上，四分之三的传道人更是拥有正式神学院的学历（其中7人还从国外神学院留学回来），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家庭教会前所未有的事。笔者估算目前正在海外接受正规神学训练的家庭教会神学生有数百人，这些人回国后大部分将会进入城市教会事奉。

    在三自教会这一边，这些年也逐渐在增强城市牧者的数量和质量，如2010年12月安徽省基督教两会在合肥市就一次性按立了14位牧师，如2011年3月杭州市就一次性按立了24位牧者（包括18位教师和长老），北京市基督教两会更是在2009年12月一次性就按立了32位牧师，以供应日益增长的北京各两会教堂之需要。福建省基督教两会在2010年12月在福建神学院更是一次性举办55位牧师和教师的按立资格考试。

 

    (2) 教会的建制正在转变：

 

    这种转变家庭教会比三自教会更明显，因为三自教会的治理形态本来就已规范化，因此这十年来教会建制方面的转变主要是指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家庭教会。由于城市教会所面对的信众来自不同地区，因此原有来自单一区域传承下来的“家长制”的教会治理模式已根本无法适应。因此自2000年来一轮中国家庭教会体制转型的热潮便出现在城市教会之中。比较典型的情况一方面是个人式的英雄领袖逐渐由团队式的多数领袖取代；同时教会也逐渐出现了文字性的约束条款，不管是在教理方面，还是事工方面，抑或是纪律方面，都逐渐出现了成文的规条。

   
    总的来说，教会治理模式的规范化和条文化源于几种原因。其一是由城市的特色决定，由于一些城市教会的牧者团队和信徒大众来自全国不同的城市，因此教会事奉理念和牧养方式就会趋向多元化，传统那种“家长式”的口传权柄已无法在教会内有效地实行。其二，很多教会的事工逐步在扩展，如设立分堂、建立小组、组建培训班等，因此现实迫使教会成立文字化、团队化的事奉架构。其三是中外教会交流的频繁促使中国教会治理体制的更新，比如很多牧者从海外进修神学回来后，不仅带来了神学知识的体系，也带来了牧会理念的模式。而且随着一些海归基督徒的回国，他们正不知不觉把海外的教会治理模式介绍给国内教会。

    (3)教会的使命正在转变：

    由于城市教会的信众大部分都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在教会和社会同样都具有相应的身份，因此这就要求教会的牧养理念和事工策略不仅仅只是在寻找信仰的表达，更是需要追寻处境化的影响。因此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已明显加大了在文化使命方面的关注和投入。比如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中，中国城市教会便积极投入了救援和救助的爱心行动中，据相关单位统计，2008年的民间地震救援中有近一半的力量来自基督教。

    比如拿北京家庭教会为例，2003年前后城市教会的数量就出现了爆发性增长的趋势（在其调查的46间教会中，有13间是于2003年成立的），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长现象在中国其他城市也同样明显。由于城市教会的信徒群体拥有社会主流的身份，如教师、律师、医师、公司职员等。因此教会的福音使命就自然切入了文化的使命。因此自2000年以来，一些城市教会就纷纷开展了慈善事工、婚姻辅导、职场培训等文化使命的事工项目。

   

    3. 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互动情况

 

     客观来说，这几十年来中国教会在当下中国社会里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限制引起的因素，亦有内部理念问题带来的结果。外部环境指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宗教团体的限制，对于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来讲，显然他是不愿意某一个宗教对于社会有过多的贡献和影响的，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在民众中的份量。内部理念问题指的是中国教会自身的信仰理念问题，具体来讲指的是中国教会由于有浓厚基要派信仰的背景，所持的属灵观趋向于二元论的观点，主张教会和社会的分离化，因此对于社会层面的文化使命缺乏热情。

    不过，这种局面时至今日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起，中国教会越来越明白只有让福音信仰根植于社会和民众，基督教才能更深、更广地扎根于中国。自2000年以来，众多以城市为背景的民间基督徒社团在文化、教育、慈善等方面投入了实际的行动。比如在文化方面，著名基督徒作家北村、经济学家赵晓、影视演员吕丽萍等人经常把信仰精神带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内，他们正力图使基督信仰在文化、思想领域更深地影响中国。在教育方面，有众多的基督徒投入到了幼稚园、小学等教育机构的建设。而在慈善方面，更是有众多教会积极投入到社会的救援行动，比如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都有基督徒积极的行动，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害中基督徒机构更是占据一半的救援力量。

    据官方基督教慈善机构——爱德基金会的数据显示，该机构25年来共筹得10亿元人民币的款项，分别向31个省，超过1亿人口援助过。

 

    三、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展望

 

    毫无疑问，全世界都在关注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处境和发展，人们最期待基督教在未来的中国究竟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出现。再过十、二十年后中国将会有多少基督徒？再过三十年后中国教会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社会？基督教在未来将如何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政治制度？

     有关基督教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方面，赵晓教授的一番话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有二次的大复兴，其一是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朝和公元七世纪的唐朝。前者的复兴是汉朝接收了儒家作为思想支柱，而后者的复兴则是唐朝选择以佛学思想作为精神支柱。赵教授指出未来中国的复兴将会以一种全新的精神思想作为支柱，即基督教的信仰，这不是说中国不需要传统文化，而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价值和教理精神将极大地填补了正处于虚无飘渺状态的中国和中国文化。

     当然，赵教授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见，不过他的分析却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即基督教在未来中国将有什么样的展望，或者说未来中国基督教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甚至是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将朝三个方向发展：

 

     1. 中国在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基督教国家

 

    很多人之所以这么预测，那是因为目前中国教会仍然在不自由的状况里成长。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非常不协调的关系，事实上确是非常符合历史规律的一种判断。从整个教会历史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教会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还一直在增长，那么这种不自由越长就意味着复兴和增长也将越长。面对近几十年来的中国教会，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教会在不那么自由环境里的积极状态，即教会不但没有屈服，反而越发走向复兴和发展，而且这种趋势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

    有统计数字指出，整个教会历史的2000年，共发生56次特大的逼迫事件，而其中36件就发生在20世纪。而众所周知，也恰恰是20世纪的一百年才让基督教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宗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按目前中国教会并不太自由的处境来看，中国教会将会持续朝着大复兴的方向前进。如李凡教授2010年12月14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指出的，2020年时中国基督徒将达到2亿人，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基督教国家。笔者在此特别指出，中国官方和社会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忧，因为随着中国城市教会的迅速兴起，随着教会文化使命的提高，接下来的中国基督教不会再与社会和文化格格不入了，他们将会在保持信仰原则的情况下与本国社会民众携手共进，共同承担中华民族道德和文化更新的责任。

 

    2. 基督教信仰将在中国成为一种主要的精神力量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精神的支柱和伦理的底线。之所以说当下中国非常缺乏精神的支柱和伦理的底线，原因在于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让中国人彻底迷失了方向，也失去了精神层面的支柱。比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让中国人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信任，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失去了对人的信任，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中国人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由此，整个中国便进入了“何去何从”的迷茫和“无法无天”的状况。

    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核心精神理念和伦理道德的体系，因此人心、家庭和社会无不处于极度的空虚和迷茫里，甚至是极度败坏之中。

    因此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寻找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来重新武装自己的精神和价值世界。笔者认为这其中将会有几种选择，即马克思主义、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基督教信仰。就马克思主义来讲，很多人都知道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事实证明其价值已有历史局限性，而佛教思想由于中国与印度的紧张关系，再加上佛教思想缺乏现代性的因素因此也将难以被委以重任。因此已在民众及海归人士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基督教信仰逐渐成为未来中国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将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趋势和事实。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儒家文化的因素，因为毕竟儒家文化历来是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思想，因此中国人一定不会放弃对儒家文化重新汲取的机会。因此未来很有可能的局面便是儒家文化加上基督教信仰的一种融合模式，笔者预测这种模式将会主导整个未来中国几百年的意识形态。就基督教信仰与儒家文化的结合方面，笔者认为基督教信仰将会提供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等精神，而儒家文化将会提供孝道、忠义、顺服等人生态度。

    笔者在此特别提示，中国官方和社会应该要早日做好基督教即将融入中国社会主流的准备，而且这种准备不应该是消极的，而应该是积极的。更坦白地说，中国官方和社会大可不必有基督教受西方势力影响的顾虑，笔者坦言，事实上自1980年代后的中国基督徒本来就没有西方教会的缘源，官方和政府应该要看到这一点，如果政府能实施更开明的宗教政策一定会更有利于政教关系的和谐，同时也一定更有利于自己的执政。事实上，中国基督徒不仅是爱中国的基督徒，也是爱中国政府的基督徒。而从信仰角度来说，中国教会早已认识到基督信仰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是全人类的信仰。

    同时，笔者也呼吁，中国的教会，不管是体制内的三自教会，还是体制外的家庭教会，我们都应带着一种神圣的信仰精神去爱自己的社会、爱自己的文化、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很真诚地去爱自己的国家政府。

 

    3. 中国将会成为宣教的大国

 

    几乎没有人会异议未来中国教会对普世宣教的重要性。这不仅在于中国教会的人数，也在于中国教会的使命感。经过几十年飞速的发展后，中国教会越来越感受到自己需要感恩，不仅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也需要感谢数百年来外来宣教士对中国所付出的恩典。几百年来成千上万的西国宣教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这片土地，这一笔福音债中国人是一定要还的。随着“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宣教的中国”、“回归耶路撒冷”等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教会正史无前例地意识到宣教使命感的迫切性。

    不难想象如果中国教会好好把握神所给的条件和机会，中国教会一定会在未来世界宣教的工场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条件包括内在的灵命层面和外在的资源层面，灵命层面是指中国教会在几十年不太自由的环境里所积蓄的受苦心志和火热信心。资源层面是指中国多达8000万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如果能把中国8000万基督徒调动起来关注宣教，那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据宣教学家David Barrett于2007年的统计，全世界海外宣教士总人数达453000人，按世界基督徒总人口21亿95万来算，平均每4846人中出一位宣教士。如果按这个比率来算，中国在8000万基督徒中也应该有16508位宣教士。如果这8000万人中按1000人出现一位宣教士，人数可达8万人。如果按韩国教会每600人中出现一位宣教士来算，更是高达130000宣教士。还有，我们也看到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数也已达8000万（包括港台澳），这其中基督徒就有近300万，这些基督徒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语言、知识方面都可以胜任跨文化的宣教。如果这300万人中按1000人出现一位宣教士，那也有3000位适合做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

    不难想象，如果中国教会能持守火热的宣教心志和福音使命，未来的普世宣教局面将会是怎么的一种情形。而且，对于未来中国教会的宣教使命来说，我们不仅要调动全职的牧者和宣教士参与，更是要调动所有信徒参与，因为我们深信从广义角度来讲，每个信徒都是宣教士。

 

     4. 中国政教关系将取得重大的突破

     笔者认为未来一、二十年后中国的政教关系将会取得重大的突破。之所以有如此的预测，原因有几方面，其一是如果按目前中国教会发展的局势，在十多年后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如果是这样，其基督徒占国家总人口的比率将会大大提升，这就迫使政府当局不得不重新调整宗教政策，换句话说，政府将基于基督徒在社会上数量和份量的提升而不得不重新调整施政得措施。这种调整很有可能会使政府的宗教宽松政策从被动逐渐转向主动。

     其二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必将促使中国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政教关系。如果按目前的发展步伐，二十年后的中国必将在世界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有可能将是主导性的角色。很显然，这种角色就必然将促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即要求中国必须在教育理念、政治体制、新闻管制、政教关系等方面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国际上将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却在国家价值观方面与普世价值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因此国际角色的加重将是中国改善政教关系的一个重大驱动力。

     其三由于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新兴力量的崛起。由于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之成员本身就在社会各领域拥有身份，因此这也促使中国以城市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力量将首先寻求与政府对话，以便寻求家庭教会在中国的合理身份和合法地位。一些城市家庭教会牧者已看到这种对话的需要，因为家庭教会的浮出水平不仅关系到教会与社会、教会与政府的和谐关系，事实上教会浮出水面也是圣经对教会的使命和托付。

     其三随着教内和教外、国内和国外各种因素的使然，中国政府将不得不调整整个中国基督教的政策。笔者估计在未来几十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中国将会放松对基督教的垂直管制，赋予教会更大的自主权，具体做法是将会关闭富有政治色彩的三自机构，并赋予中国基督教协会应有的权柄和空间，并允许原有两会下的堂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对于家庭教会的情况，政府将会允许其成立全国性的基督教机构与原有三自背景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共存。笔者相信如果中国政府能落实这样政策，有朝一日，家庭教会背景的牧者和三自教会背景的牧者终将会走在一起，本于基督的信仰，本于福音的使命来共商中国教会的未来使命。

 

   

    四、结论

    中国，这是一个令无数人感到既沉重又惊讶的名字。沉重的是因为她每天都在挣扎之中，精神的缺失、道德的沦丧、信任的危机显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惊讶的是因为她每天都在变化之中，她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她在国际上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教会，这是一个让海外基督徒感到既叹息又激动的教会。叹息的是因为中国教会缺乏牧者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1：7000之牧者和信徒的比率怎么不令人心酸呢（参考《远东天讯》）。而激动之处也同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随着中国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起以及海归基督徒的回国，中国教会正引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兴，这是一场在中国教会灵命、知识、教会体制、文化使命等全方位的复兴。

    笔者坦言，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教会，因为在神的带领下，她每天都在改变。我们无法把握她确切的数据和情形，不仅是因为环境不允许我们去调查和了解，同时也是因为中国教会每天都在改变，每天都在增长，每天都在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