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令人瞩目。从南苏丹通过独立公投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呼吁承认其成员国地位但终遭失败；从莫斯科国际机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到本·拉登死于美国海豹突击队的武力强攻，以及由此掀起的一系列报复性恐怖活动；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政治强人的倒台，到叙利亚政局的持续动荡；从欧洲弥漫的多元文化主义失败情绪，到震惊世界的挪威恐怖枪杀案和英国骚乱，再到因欧洲债务问题所导致的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五国执政党的先后下台，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充满戏剧性的变化。纵观2011年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特别是那些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重大事件，都不难发现其中大多带有或外显或内隐的民族和宗教色彩。

                            　  　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与孕育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已有4个世纪之久，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诸如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但作为一种符合人类民族主义情感归宿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国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吸引力。

　　南苏丹原是苏丹的一部分。原苏丹南北方在民族、宗教、文化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北部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为主，南部则以信奉拜物教、基督教的黑人居多。1983年苏丹总统尼梅瑞宣布在全国实施伊斯兰律法，引起了南部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南北内战。直到2005年《全面和平协定》签订，赋予了南部自治权，内战才基本结束。2011年1月9日，南苏丹地区举行独立公投，98.83%的选民投票赞成独立，7月9日,南苏丹正式建国，成为联合国第193个成员国。

　　实际上，谋求独立的地区通过公投而从母国分裂出去的做法并没有法理依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发生过。美国南北战争的例子自不必赘述，就说加拿大魁北克省自行举行的两次公投，最终也都被加拿大中央政府视为非法和无效。对此，美国曾声言：“即使魁北克独立成功，美国也不承认其合法性。”

    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宣布独立，必须得到联邦政府和其他省份的许可；199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推出法案，规定魁北克的公投需经联邦政府批准才能生效。虽然南苏丹独立得到了苏丹中央政府的批准，但实际上协定的拟定、签订和最后的批准始终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允许南苏丹独立实属中央政府无奈之举。

　　自南苏丹从苏丹分裂出去之后，苏丹的基督徒的处境便日渐恶化。一些基督教会被解散，一些信徒受到极端分子的威胁，特别是苏丹总统所声称的将推行伊斯兰律法，把伊斯兰定为国教的举措如若实行,将对作为国内宗教少数派的基督徒造成更严重的信仰压迫。然而，这些做法与南苏丹独立的逻辑是一致的：“他者”因为民族和宗教的异质性拒绝和“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排斥共同体内部的“他者”。

　　与成功建国的南苏丹相比，巴勒斯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9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巴勒斯坦寻求成为联合国第194个成员国的申请，还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动情的演说，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但是由于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巴勒斯坦入联的尝试失败了。虽然在11月巴勒斯坦被吸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员，算是向获得国际承认迈进了一步，但美国即刻就以停止交纳会费作为回应，造成教科文组织机构运作的困难。

　　同是怀有独立建国愿望的民族，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南苏丹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以色列早在1949年就已获得联合国正式成员身份，信仰基督教的南苏丹由于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在履行《全面和平协定》的幌子下，不到10年就获得了独立，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寻求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诉求却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极力压制和阻挠，虽然有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支持，但还是难以获得真正国家的地位。

                        　　       恐怖与反恐的生死较量

　　恐怖事件贯穿2011年的始终，恐怖主义的幽灵仍在亚洲和欧洲上空飘荡，反恐事业仍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1月24日，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35人死亡、约130人受伤。2月7日，车臣反政府武装头目多库·乌马罗夫宣布对这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车臣问题是俄罗斯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多年来，车臣民族分裂分子频频制造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成为俄罗斯的心头大患。

　　4月11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十月”地铁站发生爆炸，造成12人死亡、约200人受伤。这是白俄罗斯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7月22日，持反穆斯林、反政府立场的白人基督教右翼极端分子布雷维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制造爆炸，造成首相官邸和数栋政府办公楼严重受损，7人死亡；同日下午，他又在首都郊外的于特岛向一个青少年夏令营举枪扫射，打死了80多人。这几起令人发指的事件尽管是个人所为，但本质上却是典型的恐怖主义。可以看出，恐怖主义手段现在已经成为某些极端分子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极端分子往往更具恐怖主义倾向，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5月2日，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多数国家为此欢欣鼓舞，认为这“对世界上每一个思考和热爱和平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是“民主国家反恐的巨大胜利”，“为全世界的人们带来宽慰”，“正义得到了伸张”。美国因“9·11”事件而发动的反恐战争因此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不过，拉登之死并非反恐战争的终结，后拉登时代的恐怖主义依然猖獗。仅在5月2日到22日短短3周内，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就接连发生了8起爆炸袭击事件，共造成100多人死亡。塔利班声称其中的部分袭击就是他们发起的报复行动，并扬言将在以后进行更多的恐怖活动。带有民族和宗教诉求的恐怖主义难以根除，反恐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西亚北非的动荡难以平息

　　2011年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首先是突尼斯发生动荡，起因是突尼斯一个小贩自焚抗议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进而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潜藏的对于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腐败等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的愤怒，怒火迅速蔓延，造成全国性的大骚乱。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权力，逃离这个自己统治了23年的国家。

　　突尼斯动荡成为引爆西亚北非持续动荡的导火索。1月25日，埃及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一个月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去总统职务，之后锒铛入狱，被送上了审判台。2月15日，利比亚的反政府浪潮风起云涌，来势更加猛烈，而且形成了带有部族色彩的强大的反对派武装力量，成立了“全国过渡委员会”，并得到西方国家的有力支持。反对派武装与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19日，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多国部队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内战，利比亚反对派逐步占据优势，终于在10月20日将卡扎菲抓获并处决，彻底推翻了卡扎菲政权。     

　　也门的情况也相差无几。从年初开始，也门全国就不断爆发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4月23日，萨利赫同意辞去总统职务，但随后又撕毁协议，拒绝下台，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1月23日，迫于各方压力，萨利赫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协议，正式移交了权力。也门长达33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轰轰烈烈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已尘埃落定：突尼斯总统逃亡、埃及总统成为阶下囚、利比亚最高领导人惨死于反对派手中、也门总统无奈交权。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街头运动扳倒了政治强人之后，随之而来的民主选举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怎样的新生？

　　目前，突尼斯已经选出新的总统，埃及开始进入议会选举的第二阶段，利比亚和也门也都在筹划大选。但是，大家都在怀着忐忑的心情观望：原先世俗化的阿拉伯国家会不会存在宗教极端主义政治势力的复归？

　　阿拉伯地区的政权形式大致有4种：君主制、神学共和国、世俗共和国和强人政治。被推翻的这4个政权均属于强人政治，都是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通过阿拉伯复兴运动掀起的推翻世袭王朝的“阿拉伯革命”建立起来的世俗化政权，其中埃及和利比亚曾与美国建立过某种程度的盟友关系。如今北非政局重新洗牌，实行民主选举，看似预示着北非政治生活开始从专制走向民主，实则伊斯兰政党的强大资源控制力和民众基础让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存有对宗教极端主义回潮的担忧。民主选举只是通往民主政治的手段，程序的正义无法完全排除程序之外的力量对民主和正义的扭曲。如何让人民不至于民主地选择不民主、自由地选择不自由，这是对中东动荡担忧背后的重要命题。

　　眼下，叙利亚还在苦苦挣扎，局势发展令人关注。早在3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就爆发了反政府游行示威，之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多个城市，并酿成流血冲突。总统阿萨德态度强硬，公开指责是国外势力的阴谋造成了叙利亚的动荡。虽然随后叙利亚政府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政治改革，包括宣布废除已经实行了48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实行多党制，但仍然不能平息示威者的不满。反对派倚仗外部势力的支持，目标是要推翻阿萨德的统治。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外部势力频频施压，先是4月29日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谴责叙利亚对抗议者使用暴力的决议。之后，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和德国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又先后对叙利亚实行经济制裁，甚至扬言要动用武力，而叙利亚的传统盟友俄罗斯则力挺叙利亚政府，不允许西方列强进行军事干预，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 

　　表面看来，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是比较团结的，特别是在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上基本一致，但其实阿拉伯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存在着逊尼派与什叶派、君主国与共和国、部族与部族之间的矛盾和抗衡。在叙利亚问题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斗争较为明显，以逊尼派国家为主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叙利亚局势紧张之时通过了对什叶派掌权的叙利亚的制裁，陷叙利亚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但与利比亚在阿拉伯世界遭遇完全孤立不同，叙利亚有同为什叶派掌权的伊朗、黎巴嫩、伊拉克的支持，伊朗-伊拉克什叶派-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形成的所谓“什叶派新月地带”，是整个中东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暗中博弈的最坚定的后盾。此外，由于叙利亚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尤其是对阿以局势至关重要，因此西方国家多有顾忌，不敢贸然开战，担心引爆中东的火药桶，难以收拾。

　　连续的暴乱、动荡和战争使西亚、北非地区成为本年度世界关注的焦点。此番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还会继续、如何继续，尚待观察。

                        　      　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欧洲

　　2011年，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遭遇严重挑战。2010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德国构建多元化社会的努力失败。今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严厉批判了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法国总统萨科齐更是断言：“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失败。”此外，荷兰的副首相费尔巴哈、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纳尔也都先后在不同场合指出，多元文化的政策并没有成功地解决整合问题。

　　西欧政要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还余音未尽，7月22日挪威就发生了前文提及的震惊世界的于特岛惨案，这是自二战以来挪威发生的最大一起暴力袭击。凶手布雷维克声称其制造惨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多元化，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对欧洲的“污染”。8月，伦敦北部一名非裔黑人男子被警察枪杀，引发伦敦大规模的骚乱，进而波及整个英格兰地区。10月，英国政府耗资1.8亿对欧洲最大的少数民族——罗姆人的聚居地强制拆迁，遭到了罗姆人的殊死抵抗。不过，最后罗姆人还是以失败告终。11月，瑞士一个小镇的清真寺选址被人埋了1头死猪和4只猪头，并倾倒了约120升猪血，以表示对伊斯兰教在瑞士扩张的抗议。同月，德国警方破获了一个极右恐怖组织，该组织从2000年以来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外来移民的谋杀和爆炸案。种种迹象表明，欧洲本土民族与移民族裔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冲突有加剧的趋势。

　　近几十年，来自欧洲之外的移民越来越多地涌入西欧，使得原本是典型的一族一国的西欧民族国家正渐渐地变成事实上的移民国家。本国民众认为移民分享甚至抢占了他们的资源，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与异质文化共同体成员并存的格局怀有抵触的情绪。因此，上至政要的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论，下至民众中的极端分子对于外来移民所持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比如在德国、法国、挪威等欧洲富裕国家兴起的极右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事实上都是对欧洲既有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状况不满的反应。

　　欧洲民族关系中矛盾和冲突的增多，既是欧洲人对既有的多元种族和文化格局的反应，还与本年度欧洲最重大的事件——欧洲债务危机有关。欧债危机与民族问题看似无关，实则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欧债危机促使各成员国的民族主义再度兴起，凸显了欧洲长久以来民族主义与泛欧主义之间的博弈。欧债危机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遭遇债务危机，实际上可以通过欧盟其他国家的帮助来治标，通过欧元财政制度等的完善来治本。然而，民族主义在欧债危机面前再度高涨。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强大惯性的持续的制度动力，当其他国家爆发危机的时候，没有爆发危机的国家，比如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民众便习惯性地退缩到了自己国家的躯壳之中，不愿意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援，即使同为欧盟成员国。欧洲政治与美国政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的精英政治色彩更为浓厚。精英们往往喜欢超前推进从政治理念看来十分美好但从实践上不一定能得到民众支持的改革，比如废除死刑，以及包括建立欧元区在内的一系列欧盟的设计等等，从而产生所谓的“民主赤字”问题。当欧元区在发展过程中产生问题的时候，政治精英们即使达成共识要救助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民众出于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会持反对态度。而西欧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又决定了在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下，面临连任问题的政治精英们的决策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致使救助工作的推进困难重重。

　　其次，欧债危机对各国移民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有些国家对入境和入籍方面的移民控制政策进一步紧缩，比如英国对入籍的移民亲属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法国加大了对无证难民的驱逐；另一方面，某些国家放松了针对境内移民二代、三代的移民社会融入政策，比如意大利计划改革国籍法，放宽移民二代的公民身份的获得。移民政策的一松一紧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移民控制政策上的收紧和移民社会融入政策上的放松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欧债危机使得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年轻劳动力、更多承担公共开支的纳税人，而不是那些搭福利便车的移民。

 

          ( 本文转载自：国际-理论周刊-中国民族报电子版（2011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