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 高程

      基督教信仰与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密切相关。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往往也伴随着较强的民族主义精神。

　　美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属性高度认同，并怀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在多次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表明自己是坚定的“爱国者”，对拥有“美国人”这一身份感到“非常”自豪。康马杰提到，美国人天经地义地以为，最幸运的国家和最幸福、最具有美德的社会，非美国莫属。

　　美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之形成非常独特。作为一个清教徒移民国家，美国不存在传统民族主义土壤中天然的种族和血统认同，它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凝聚力是依靠某种精神力量来维系的。美国生活方式说到底，是“一种精神结构，一种思想、理想、追求、价值信仰和准则的结构”。与欧洲多数国家的情况相比，美国人“在基本价值和信仰方面存在着，而且过去一直存在广泛的共识”。这些精神共识往往被称为“美国信念”或“美国梦想”。

　　“美国梦想”或“美国信念”的形成，与“上帝的选民”这层共同的宗教身份，其间的关系可谓血肉相连。独特的共同宗教身份充当了美国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之间的价值黏合剂，并最终内化为一种持久的美利坚民族认同感。

　　托克维尔提醒人们绝不要忘记，“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因此，宗教在美国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亨廷顿认为，宗教信仰“一直是而且至今仍然是美国特性和国民身份的最主要的因素”，它是美国与众不同的“最重要的原因”。奇德斯特看到，美国人把宗教视为一种“具有神圣性质的信仰与权力的结合点”，从而投身于本民族的事业。理查德·巴尼特指出，虽然所有的民族都努力宣扬自己优越性的伦理观，但只有美国人“使其成为一种宗教”。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相信，是上帝“拣选”了美利坚民族。按康德拉·切里所说，就是“意识到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特别使命”。他们的这种共识来自于基督教的“千禧年”预言。根据《圣经》的允诺，将有一个民族在最后日子里崛起，以迎接千禧年的到来；这个新教民族将由摩西率领，从堕落之地迁徙至一个新的基督教的迦南。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北美似乎就像上帝隐藏起来的希望之乡”，等待着上帝的选民来发掘和占领；之后在神的指引和保护下，他们“将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地区”。

　　在北美新教徒看来，这片新大陆就是预言中的“新以色列”，而他们自己则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是基督教神圣谱系中最晚的继承人，由他们组建的民族是上帝最新的“选定民族”。他们同上帝之间有一道神圣的“约定”：他们不仅蒙受特殊的神恩，而且还担当着神所赋予的建立基督教国家以及垂范、拯救世界的重任。美国立国者为共和国挑选的拉丁文国训之一正是Annuit Coeptis（上帝赞佑吾人吾基业）。

　　回顾美国的历史，选民情结和为人类树立榜样的意愿成为美国人艰苦创业及建国过程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对此，伯克维奇一针见血地揭示道：“一小群英国殖民地者僭用了美利坚的意义，并赋予它一种特殊使命，同时宣布自己是代表未来的民族”；这一宣称的背后“包含着始于新英格兰清教的一系列象征性的自我界定”；而这些身份的界定和宗教比附逐步构成了美国式的神话和民族认同。

　　在美国，以宗教维系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经久不衰。美国式的文学作品和政治宣传不断地提醒美国人，他们是“被选来重新开始世界的人民”。20世纪初，美国学校的孩子每天清早就起身，一同背诵“美国信念”。他们每天生活的起点都是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的誓言开始；他们逐渐相信，自己的天职是创建“一个山上之城”和“人间最后最美好的希望”，经由世界“荒原中的使命”，创造一片“新的天堂、新的人间”。如今，数百万美国小学生在每天早晨开课之前，仍要参加带有强烈爱国主义教育色彩的升国旗仪式，并宣读以下效忠誓词：“我向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国宣誓效忠；这一上帝庇护下的国度不可分割，民众享有自由和平等”。

　　2004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有关以“上帝”名义宣誓效忠美国违反美国宪法的裁定。此举通过维护效忠誓词中“上帝庇护下”的表述，巩固了宗教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精神纽带。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北青网（2012/02/06）http://dycj.ynet.com/3.1/1202/06/67573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