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宏

 

 

    研究1950年前后基督教在华生存发展的历史，最重要者莫过于了解和认识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以及中国基督教会对于共产党新政权的立场态度[1]。上海解放前夕，有人给圆瑛大师寄去机票，劝他离开大陆，他说:“我尽管不清楚共产党会不会铲除宗教，但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我们是中国的僧侣，出家不出国。”他表示要“等一等，看一看”[1]。圆瑛大师的“等”和“看”，应该包含着某种期许。其实何止是圆瑛这样的佛门中人，多数宗教界人士，尤其是倾向参与社会改良、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与共产党打过交道的基督徒，对共产党新政权的宗教政策都抱着类似圆瑛大师那样的“等”和“看”的态度。

 

    从共产党方面看，全国政权建立前夕，即颁布包含“信教自由”原则在内的“共同纲领”，给教会人士在“新时期”继续存在和发展带来希望。然而，由于国家政制转型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教会在中共全国政权建立初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调适过程。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奉行的对华政策使中国政府被迫作出要求中国教会断绝与外国政府及差会经济联系的决策，中国教会从此走上酝酿已久却一直未能真正成行的“三自革新”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伴随着教会人士为获取对新社会的“正确”认知而接受的学习与改造，教会从事的福音传播及各项社会事业，也一度因接连不断的政治活动参与而弱化。

 

    新中国建立初期教会人士的际遇，是整个国家民族经历的艰难政制及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教会人士并没有遭遇多少有别于一般国人的特殊磨难。事实上，中国教会人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曾主动参与“新中国”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旧世界”的改造。政府亦指导规范了这一改造过程，包括“三自革新”、教徒思想改造及“控诉运动”在内的诸多运动，均体现了明显的政府与教会人士的互动。国家的宗教政策亦在此过程中逐渐调整变化，趋于明朗。对于记录中国教会解放初期复杂经历的历史文本，中外教俗人士时常误读。本文拟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1950年前后的经历为例，对相关问题加以考辨，以期客观认识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教会组织及教会人士的调适与因应。

 

    一、政制转型与中国教会“三自革新”

 

   “三自革新”是中国教会在表示信守基督教“普世”原则的基础上寻求“本色化”或“处境化”的历史选择。这一关系到中国教会生存方式与发展路线的选择包含了教会领袖对中共宗教及统战政策的认知，也与国家政制转型之初复杂的国际形势有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基督教界有吴耀宗、赵紫宸、邓裕志、刘良模、张雪岩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的5共同纲领6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给面临国家政制巨大变化、惊魂未定的基督徒打了一针“镇静剂”。之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祥赴沈阳及华北各地，参加基督教东北及山东大会之年会，顺道访问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地教会。崔宪祥有感解放之初各地教会谋求继续发展的情况，引用保罗解释其何以面临变故却仍然留在以弗所的话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认为时下“困难固多，惟相信此种磨炼对于教会之裨益仍大。吾人当此新时代中，一方面应虚心学习，随时检讨，以期能多为人民大众服务。另一方面想念基督永恒之真理历久常新，未受时间空间之任何限制也。教会在此新时代中，仍有其伟大之贡献”[2]。崔氏所言，表达了总会主要领袖对待共产党新政权的基本立场。尽管如此，如何因应国家政制转型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巨大变化，对曾经处在宗教环境相对宽松的民国时期、又长期受到外国传教士影响的中国基督徒来说，仍是严峻挑战。毕竟共产党信奉的是唯物主义，是无神论，与基督教属两种不同的信仰系统，且当新、旧时代更替，其宗教政策究竟如何，对于中国基督教人士而言，尚属未知数。

 

    同年底，全国政协基督教界代表与基督教协进会、青年会、女青年会组团到各地访问。在北京期间，周恩来接见了崔宪祥及吴耀宗等人。据当事人回忆，接见时吴耀宗曾“要求政府出一张告示，保护教堂”。周恩来表示:“出张告示很容易，但要让广大人民思想上彻底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还应该从基督教自身建设做起，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基督教才会有光明前途。”并强调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中国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3][4]。对此，吴耀宗作了如下记载:“我们到北京去访问政府首长的时候，目的是要请他们帮助我们解决基督教的许多问题。……周总理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5]。可见，建国伊始，教会部分领袖已开始就教会存在方式及发展方向谋求与政府沟通，形成互动。

 

    不过教会内部认识并不统一。次年1月24至26日，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以“基督教与新时代”为题，请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祥、青年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以及青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吴耀宗分别演讲。吴耀宗强调新政权是由中共领导的“真正的民主政权”，新时代的中国教会应将“以前教会中所有的腐败陈旧的东西设法去掉”；要“进行切实的教会革新运动”；要反对美帝国主义，赞成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与苏联及一切“真正民主的国家”站在同一路线上。崔宪祥虽作出拥护新政权的表态，认识上却略显困惑:“本来以为是自然的东西，在新时代中却变为反动的东西，一切的言行思想，亦是有这种情形。”尽管如此，崔仍然表示“不能不起来迎接、善用并把握新时代”。涂羽卿则从“科学”的观点，以“变”与“不变”为思维主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内在的和超越的，相对的和绝对的，暂时的和永恒的，有限的和无限的，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一个最完善的统一，也就是神与人的最完美的统一。”[2]不同言论的同时出现，表明新中国建立之初基督教人士思想认识上的犹豫彷徨。不过多数中国教徒已逐渐意识到，不管正在进行的国家建构会给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化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遏，教会须作必要的自我调适。

 

    这种情况下，中国教会人士开始思考两层重要的关系:一是与外国差会的关系。不少教会人士认为，中国教会与差会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但因为要谋求中国教会的自立、自养及独立精神，最好抛弃差会的经济援助。而抛弃差会经济上的援助，非谓与差会断绝一切关系而代之以一个“国家性组织”。如果差会被这样的组织取代，将会使教会失去应有的“普世性”。因此，“是否与差会应保持友谊的、道义的、精神的和本质的联系，而期维持教会的普世性及其伟大的精神与作用?或者应一面促进中国教会本国化，而同时更保留其普世性?这样的双管齐下、并途而行好么?如果好，好在那里?如果不好，不好在那里?“成为中国教会人士面临的两难选择。二是与新政府的关系。对此，中国教徒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我们对于今日的政府，是否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与了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研究其主义、其理论?更应当举办何项事工，以配合政府而协助建设新中国呢?“[6]从教会人士所作思考可以推知，中共全国政权建立之初，他们当中仍有一部分人并未做好因应形势变化的思想准备。

 

    1950年5月底，回到上海后的吴耀宗先后召开基督教团体、教会领袖和教徒的座谈会，讨论拟提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基督教今后努力的方向》。讨论会争论激烈。吴耀宗坚持己见，对主张删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意见予以抵制，对其他有疑义的内容逐一解释。文件历经8次修改，并呈送毛泽东审阅。毛阅后于7月19日指示周恩来:“吴耀宗文件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档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7]得到毛的批示之后，文件于7月28日定稿并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由40位基督教领袖作为文件发起人，向全国基督教会和团体负责人及教徒发出公开信，征求签名支持。9月8日，毛泽东接到华东局统战部关于吴耀宗、刘良模等发起三自宣言签名运动各方反映的报告，随即指示周恩来:“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团结较多的人的机会，造成对立。对吴、刘运动开展不利。请设法影响吴、刘。”[8]毛的批示，确定了应该团结教会人士并对签名运动加以引导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指示，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签名运动“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10月20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该宣言，毛阅后指示胡乔木:宣言“可以”在电台广播，且“应当”在《人民日报》转载[9]。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肯定了正在开展的“三自革新”运动，以党和政府最高领袖的身份指示了教会在新中国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不过由于中国教会构成复杂多元，对于“三自革新”宣言，也有部分教会人士表示了不同意见。正如段琦教授所言:“这次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有它自己的历史性，所以它更为关注的是中国教会与外国差会的关系。但是，中国教会内部还存在着一些(即使不多)本来就从未与外国差会有过任何联系，而且本身完全由中国人自立的基督教会，以及一些与外国关系过于密切的教会。所以，一部分教牧人员和信徒对此无法理解和接受，进而拒绝签名、合作。”另有一部分教会人士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背景下宣布与外国差会脱离关系，致使宣言带有政治色彩，而教会人士应当关注的命题是宗教本身。如卢雅哲就认为:“该宣言对基督教宣传福音救人灵魂之主旨，并未提及……该基督教宣言的精神与动机，系政治性之宣言，非宗教性之宣言，因宣言中，对基督徒之救主，及基督教之教义及方针均未提及。”[3]持此类意见者很明显忽略了同期中美关系的恶化对国家宗教政策的影响。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开始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财产，以往依赖美国津贴维持工作的教会学校、医院及救济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在外交上采取对应措施，以示抗争；同时规定，凡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须依法向政府登记并说明其工作及经济状况。1951年4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基督徒“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三自”目标。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在朝鲜战争发生后实施孤立及封锁中国的政策，一向主张“信仰自由”、不久前还告诫不要“硬性”处理教会事务的中共领袖会直接干预教会宗教活动，要求教会人士割断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及差会的联系。对于政府决策，中国教会人士表示理解认同者不少。1950年10月18日至25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三自宣言》，选举吴高梓任会长，崔宪祥、吴贻芳、吴耀宗为副会长，号召各教会团体在5年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目标。会后一些教会领袖在《天风》杂志上发表感想，“觉今是而昨非”，对过去与帝国主义“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的关系做了检讨，对“三自革新”的原则和目标表示“完全的赞同”和“坚忍的决心”，认同并接受了中央政府指示的教会发展路线[10]。从签名运动的进展上看，5人民日报6转载5三自宣言6之后，两年之间签名人数共达338552人。如果把中国基督徒人数估计为70万，在革新宣言上签名者就将近中国基督徒的一半[4]。这与此前教会人士普遍的犹豫彷徨形成鲜明对照。从组织建构角度观察，“三自革新”运动在最初8个月中并无专门组织予以领导。5人民日报6社论发表之后，情况明显变化。1951年4月，参加“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154名代表一致决定成立“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这个“三自筹委会”遂成为全国“三自革新”运动的领导机构，许多重要的倡议都出自该筹委会[5]。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告全国同道书》，对“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决定将新成立的基督教全国机构改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主席，崔宪祥、吴贻芳、陈见真、陈崇桂等为副主席。至此，中国基督教会基本实现“自立”，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思想和组织上开始了“三自革新”的历史进程[11]。

 

    作为总会下属机构，边部认真执行了政府及总会机关的决定。早在1950年7月29日，边部主任崔德润便根据政府指示，按《国际性救济福利团体调查提纲6规定款式逐条填写》份材料，呈送四川省公安处外侨管理科，称边部是“中国基督徒自己完全负责的一个对少数民族服务的社团”，由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和主办，没有直接的国际关系，主要人员及经费由总会聘任和筹募，在国内也没有党派关系。并表示，在新形势下，边部一方面要提高干部学习兴趣，增进服务热忱，另一方面则要精简工作，将人力、物力集中于充实民众最需要的服务工作，并随时准备将政府愿接办的工作移交政府办理[6]。

 

    协进会年会决议通过之后，为明确表示立场，边部于1950年12月4日致信总会，表示拥护总会常务理事会于最短时期内落实“三自革新”政策的议案[12]。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贯彻中央政府指示，边疆服务部于1951年3月主动向当地政府进行登记。在登记时，边部自我认定的工作性质为“社会服务”，并改变口径，承认曾接受美国援华委员会等外国机构的津贴和国内的中央赈济委员会、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等机构资助，表示以后当完全断绝与“帝国主义”的一切经济联系[7]。在组织人事上，边部宣布将不再与外国教会发生联系。边部下属之西昌服务区对此项规定执行最为彻底，西昌教会不仅于1950年11月在革新宣言上全体签名，而且宣布于12月底以前“结束西国工作人员之工作，自1951年1月1日起即停止其到办公室”[8]。

 

    此后，按照政府要求，边部不断填写各种登记表，定期向政府汇报“三自革新”进展情况[9]。与此同时，边部发表“告全体同工书”，郑重宣布不再接受国外捐款，表示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办理宗教和社会服务事业[10]。1951年7月24日，政务院出台接受美国津贴基督教团体所办社会服务事业的“处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已经实行自养之基督教会团体原来所办之社会服务事业如医疗机关福利机关等，其经费能自给者，可继续办理，但须组织董事会，保证其实行政府法令，董事会名单应由政府批准。”就组织关系而言，边部隶属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没有独立的董事会。政务院“处理办法”颁布之后，总会遂于同年9月将原来的“辅导委员会”改为董事会[13]463[11]。但新成立的董事会似乎并无为边部筹集资金的能力，而只是一个在形式上实现了“自养”的标志，因而宣布“三自革新”后的边部很快陷入经济困境。为保证“革新”运动不致流产，政府采取了一些扶持措施。边部迫于经济压力，也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曾主动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凉山州档案馆藏西康区部1953年1月6日致西昌行政区专员公署的一份呈文，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腾挪或划拨房地产，支持教会的“三自革新”运动。1953年11月6日，边部西康区主任王伯勋呈文西昌行政区专员公署，请催令划拨给区部的西门坡30号房屋之孙姓原住户早日迁移，呈文对地方政府未能采取切实措施支持教会革新，致使教会遭受经济损失颇为不满:“我部部分生产业务，局促一隅，不但生产不能作适当之安排，妨碍生产，有失政府扶持革新教会之美意，金钱物质上之损失，为数甚巨，教会已无力支持。”专员公署并没有因西康区部的不满而改变其支持教会革新的态度，在呈文原件上，有陈姓官员的一个批复:“已和孙姓接颔，急速让出房屋二间。对王伯勋这种对政府不满心理，应进行解释说服，使其知道政府困难，有利于我统一战线政策法令。”[12]

 

    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国家政策的规范和扶持，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及其下属机构的“三自革新”才能够实际推进并取得一定成效。

 

    二、教会人士的时代认知与“自我改造”

 

   “三自革新”反映的教会组织人事及与外国差会关系的变化，是以思想认识的改变作为前提的。建国初期，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本质变化，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必须尊奉的社会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得到宣传，“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唯心”的东西受到批判。在此背景下，中国基督教团体和教会人士纷纷弃旧图新，以为因应，学习与改造成为这一时期教会人士的必修课。边部同工处此政制转型时期，亦表示要洗面革心，以适应变化的形势。政府指导规范了这一改造过程，一定程度上形成政教之间的关系互动。

 

    1950年1月12日，边部主任崔德润致函边部全体员工，就如何迎接“光明伟大的新时代”提出三项个人意见:第一是要努力“做新民”，为此，思想上“必须从头检讨努力革新”。他指出，旧日的人生观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应该彻底革除。“今后的一切须彻头彻脑的以人民大众的福利为前提。我们应更加努力向人民靠拢，向大众学习，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这种思想的转变是我们欢迎新时代的第一步。”第二是要加紧学习，“要加倍努力，虚心学习，对于新民主主义与夫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政协纲领等，尤须从速研讨，以免与时代脱节。为了集思广益，各地同人应即组织学习小组，互相研讨，彼此批评，以收互益之效”。第三，也最为重要，就是要拥护政府政策。“眼看全国统一了，各种建设正在开始，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全国人民的努力有了正确的方向，我们更应加紧工作，希望对于新国家的建设有所贡献。”这封信在1950年3月的5边疆服务6复刊号公开发表，清楚表明了边部领袖的思想与政治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复刊号的《边疆服务》，其“发刊词”以“检讨·批评·学习与工作”为题，副题是“过去种种譬如死，今后种种犹如生”，以一种决绝的态度与过去告别，同时表示了对将要获得“新生”的期待[13]。政治学习是教会人士获得“新生”的基本途径。学习内容有明确规定，大致包括“指定的学习文件”和“规定传达的报告”两类。凉山州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档案留下了西康服务区1951年下半年“合作检讨会”学习文件的完整目录。其中“规定传达的文件”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召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北京会议传达提纲；政务院公布之《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陆定一副主席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上的讲话；内政部陈其瑗副部长在天津基督徒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昌专区梁专员的讲话。“规定学习的文件”包括:苏联的宗教和教会；“美帝”利用宗教侵华举例；新民主主义复习提纲；人民民主专政复习提纲；土地改革学习手册；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怎样开展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运动；怎样订立爱国公约；镇压反革命的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毛泽东思想及实践论；马列主义与阶级斗争；对武训的批判；北京会议感想；等等[14]。不难看出，当时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已列入边部同工学习的范围。刚刚迎来解放的西康教会就接受到如此整齐划一的学习改造，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在对“旧世界”进行改造时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群体里的高度同步。

 

    学习强度很大。王伯勋对1951年西康区学习情况所作记述，可供了解当时各地学习状况之大概:“1.加强员工政治与时事学习，自五一年起每周有五次学习，政府也常派有同志参加指导。2.推动教友的政治时事学习，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教友们对热爱祖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15]所记1952年1至9月的情形，最重要者仍是学习:“继续加强学习，每周六个晚上都学习政治及业务，并每周一、三、五晚上及星期日礼拜完后全体教友们学习，如反对美帝细菌战，新婚姻法，禁烟禁毒及保卫世界和平等文件，并领导教友参加各项爱国活动，听大报告等。”并特别强调:“三反时曾由政府直接领导分组学习，每天七至九时，三反后因工作人员的移动，即仍由我们自己学习，成立读报组，分别讨论。会后当更进一步加强学习政治、学习业务。”[16]

 

    由于缺乏政治学习经验，边部曾主动邀请政府派员莅临指导。如川西区1950至1951年度第二届干部会议，“为了检讨和制定工作的正确性，特邀请人民政府派员参加指导，承人民政府允许，特派常学本同志来参加”。常学本在参与指导边部学习期间，颇能正确理解政府的宗教及统战政策，与边部保持和谐的关系。其第一次讲话就对边部的性质作了正面的界定:“边疆服务部之工作既以服务人民和少数民族为目的，与人民政府之政策极相切合，故应站在同一战线努力协进，而尤以团结扶植少数民族成为一家，共同建设新中国!”他称赞川西区部的学习会“开得很好，很民主，很坦白，(问题)问得很彻底”。边部同工“对于常同志的辛苦指导表示快慰”[17]。

 

    不仅如此，边部还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政府各项政策和指示，以实际行动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譬如，1950年初，边部号召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各尽所能”，采取具体措施配合政府渡过建国初期的经济难关:一是“节约救灾”，“每人捐薪半月，救济灾胞”；二是“尽力买公债”，“至少我们这半年来要挤出半个月的生活费买公债”；三是“加紧开荒生产”，“更进一步的领导和鼓励边地同胞大力开荒，扩大生产面积与生产范围”；四是“密切同政府合作”，“政府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诚心诚意的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同政府的工作人员密切的攒起手来”[14]。这些措施在服务区层面得到认真贯彻落实。以西康区为例。该区注重员工的时事政治学习，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并克服自身经济困难，“将收入的一半捐献抗美援朝”[18]。1951年4月29日，西昌宗教界在西昌教会礼拜堂举行时事座谈会，会场上方挂着国旗下有毛、朱、刘、周的四幅巨像，会场贴满标语，吴景、王伯勋等20多人起来控诉美、日暴行，声泪俱下。会上还组织了西昌宗教界革新联谊会，制定了西昌宗教界爱国公约[15]。

 

    在通过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组织人事方面的改造措施也提上议程。从1951年春夏之交开始，新成立的“三自筹委会”发起了一场持续时间甚久、涉及范围宽广的“控诉运动”。从背景上看，这场运动明显与朝鲜战争爆发后举国“反美”的政治形势有关。为推进这一运动，筹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的决议。控诉对象为“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受控者包括安迪生、黄安素、毕范宇、陈文渊、梁小初、黄仁霖等中外教会人士。运动的目的在于“纯洁”教会组织，“不纯洁”者则遭到解散。有18位教会领袖参与了筹委会组织的带有示范性质的控诉运动[19]。关于这场运动的缘起，吴耀宗曾作过如下记述:“为了洁净上帝的圣殿，为了纯洁基督教的信仰，全国的基督徒热烈地进行了控诉运动。控诉运动是1951年4月在北京会议中开始的。三自筹委会成立后，便于5月2日对全国发出搞好传达，搞好控诉的号召，同时在上海几个大公会及基督教团体举行了一系列的控诉大会，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6月10日在逸园举行，有一万二千人参加的控诉大会。号召发出后，马上得到全国基督教团体普遍的响应，到1952年9月23日止，在全国124个城市中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控诉会169次。”[16]值得注意的是，“控诉运动”并非仅局限在大中城市，在僻处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边部，亦可见到其踪迹。运动开始之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曾指示崔德润，要他在华西地区组织召开一次关于边部的“控诉会”。由于崔德润刚接替张伯怀担任边部主任不久，故控诉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张承担。对此，张作了如下解释:“关于总部的各种关系，在我辞职以前的那一段时间之内，我知道的却多些，而且我的责任也重些。”为了落实总会指示，张自称用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搜集整理材料，“终于自己比较能够深入地体会到帝国主义者利用本会的大概情形，于是写了一篇万言书的控诉文”[20]。不仅如此，张还特意给崔写信，提供了许多在他看来可以“贡献给你(崔)当作控诉的材料”，以推动“控诉运动”在边部开展。在向崔德润提供的材料中，张伯怀回顾了边疆服务的历史，对曾经“引为自己的荣耀”的边部工作，作了全面的“反省”:第一，边部在组织上曾“与臭名远播的孔匪祥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主持服务部的委员会一开始就请了孔匪为名誉会长”。第二，通过“孔匪”，边部曾屡次接受“反动政府”的津贴。第三，边部曾接受过“伪善后救济总署”拨给的医药器材。第四，边部“曾与帝国主义分子发生过勾结”，美国控制的“援华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机关对于边部工作曾给予补助。“自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中也混进了几位英美传教士”。第五，边部“几乎作了美国军队的工具”，曾“协助他们救护失事的飞行人员”。第六，边部服务团曾一度被“伪教育部”利用，“由陈匪立夫所把持的伪教育部直接派了一位亲信来作了团长”。第七，边部工作虽是以爱国思想为主导，“其精神基础却是脱胎于近代英美教会的宣传事业”。总之，对边部1949年之前开展的一切事业，张都作出了与其一贯的价值判断完全相反的评判。

 

    与一般参与控诉运动者控诉对象系“帝国主义分子及教会败类”不同，“控诉运动”中，张主动将各种“罪行”都揽到自己身上。他明确表示，“揭发服务部的罪状，就是揭发我自己的失败和错误。边疆服务部虽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故总干事诚静怡牧师所创办的，但是他在工作开始以前就蒙召归天。所以实际上推动这份工作的责任是落在了我的身上，因此对于以上的各种错误我都负正面的责任。回想起来，我是既愤慨又悔恨”。[21]很难判断张是否真正有了“悔改”之意，但这样做的客观效果却是保护了自己的同道。张声明，他是在“参加了上海基督教团体所举行的各种控诉会”后，才意识到边部历史并不一定“清白”，“应该被控诉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从侧面透露出上海方面的影响之大，亦可见对于教会历史的“控诉”带有某种自上而下推进的性质，并非个别现象。

 

    令边部同工感到困惑的是，当其纷纷对新政权作出衷心拥护的政治表态，并投身“控诉运动”，致力于自身思想改造之时，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却在研究边部的性质并对边部同工的身份进行调查。在西康服务区，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是西昌专员公署公安处。保存至今的该处所作边部性质界定以及对边部同工身份的调查文件，对了解边部人员的处境是很难觅见的资料。关于西康服务区的性质，西昌专员公署公安处的界定是:“西康服务区(实际只限于宁属)为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的两个服务区之一，1940年前经干事张伯怀(据闻系宋美龄之亲信)来西昌创设，1944年派其表弟王禾章(伯勋)任区主任迄今。其性质着重在边疆涉及地区设立一些文教、卫生、生产等机构，企图拢络边疆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感情)并猎取我边疆各种社会情况。其背景在抗日战争中有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抗战后又有帝国主义势力加入。”由于认定边部在性质上有问题，故对于西康服务区的边部同工，有关调查十分细致，其个人履历中诸如国民党统治时期“庐山受训”、“加入国民党”、与政府官员发生联系、与“军统”往来等被特别强调，并被用作判断其政治立场的重要依据。除了政治及历史因素之外，“海外”关系中与“帝国主义”的瓜葛也被看得特别严重。公安处的调查强调:“1945年中华基督教总会派麦卓立(英)、乔普济(英)二人前来西昌服务部工作，内中乔普济曾任蒋匪军李默庵师长之少校联络官，1943年任茂恩联络官，又曾在桂林伪西南干训团任儿童(部)主任。”由于政治上存在问题，生活上自然不会清白，也应当加以纠正。调查材料指出:“过去西康服务区的生活，每年由总部发给，每年总数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两亿多。过去职员薪水约等于国民党公务人员一倍，最低薪者亦可维持四人生活，以前生活费自伪赈济委员会获得不少(通过孔祥熙的关系)。”[22]

 

    在调查的基础上，一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开始接受“了解”(亦称“在守法”)。如“三反”运动中，畜牧改良场负责人王贯三及杂谷脑医院医生边锡龄就被“了解”；崔德润也记述说:“今年春本人参加了土改工作，二月下旬因川西服务区在前华英书局存药问题被了解，以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不能与各地同工通讯。”[23]对于经调查被认定在政治上有“不法行为”的教会人士，基层政府往往给予以打击。发生在西昌西宁区六合乡的审讯批判事件，堪称典型。按照西昌地委批转的该乡教会工作报告的说法，该案之“案由”系“基督教边疆服务部西康区活动日益猖獗，在主任王禾章(伯勋)指使下，积极深入农村，……公开组织传播耶稣活动”。

 

    显然，在该乡干部看来，公开传教是为非法，因而才有对于案件的审讯处理。从操作程序上看，六合乡首先是“动员受骗群众”联名向专署法院写控告信；接着“经地委宣传部张部长、专署法院、专署周副专员等研究”；然后由法院将受控人“传讯到案”；最后“请示省委批准”。在完成自下而上的层层审批之后，才“发动教徒群众”参与审讯或对质，让受审讯者“当众供认”。此案的报批程序表明，因事涉宗教，政府方面尚较为审慎，这与任由基层政府或群众随意批斗尚存在区别。报告透露，审讯采取了“以非法剥削将其拘押审讯”、“对宗教问题不提”的做法。原因显然是碍于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和中央的统战政策，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不过尽管没有提宗教问题，最终却达到“彻底摧毁了基督教在该地的活动基础”的目的[24]。

 

    六合乡的审讯批判事件凸显了对国家宗教和统战政策把握不甚准确的个别地方官员对业已选择“三自革新”路线的中国教会的态度和立场，反映了国家宗教政策贯彻实施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亦道出了中国基督教会因应国家政制转型的曲折与艰难。

 

    三、政府对教会“社会事业”的接管

 

    经过学习改造，中国教会“三自革新”的发展道路已经确定。但实现“三自”的重要前提是有足以支撑“自立”的经济基础。在边疆服务运动最初若干年内，边部创办了一些社会服务事业，其中农场(如三一农场)、工厂(如西昌碘盐厂)曾在一定程度上被边部当作谋求“自养”的手段。然而，由于朝鲜战争发生后政府要求中国教会断绝与外国差会的一切联系，并开始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早期尝试，不仅边部开展福音传播的空间日渐缩小，所从事的“社会事业”也陷入困境。边部同工最初并无危机意识，他们认为，便在“新时代”，边疆服务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他们看来，边部隶属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是新教徒超教派的联合体，一向主张和实践“三自”，共产党对教会实施改造，无非是将“三自原则”贯彻落实而已[17]。况且边疆地区的落后状况并不因为新时代的到来就马上改观，服务边疆依然是中国教会应该致力的一个方向[25]。但实际情况与边部同工的设想却存在很大差距。以宗教工作为例。1949年10月27日至11月6日总会四川大会举行“扩大执行年会”，边部派有代表参加，会议特别讨论了边疆布道工作，作出进一步发展该地区布道工作的4项决定[18]。这次大会召开之时，共产党军队尚未进入四川，故总会在开展布道工作方面尚不乏开拓精神。随着国民党在四川的统治宣告崩溃，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川西区1950年工作计划已明确表示出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开展宗教工作的无能为力，其中建议总部不要轻易聘请宗教干事，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一段文字，值得品味:“本部是宗教团体，其最终目的为建设人类合理的社会，实现人皆弟兄的大同世界。因此宗教工作在本部服务工作中占最重要地位……。年来边区虽特别感到稼多人少，一再呼吁，但失望得很，直到现在，真正有能力，有学识，肯不计一切献身边疆的传道人员，仍在等待中。这实在是中国教会的一大挑战。本年度我们拟建议总部总会不再轻易聘请宗教干事，免得造成不良影响。”[19]

 

    边部所虑并非杞忧，事实上，随着国家对教会改造的逐渐深入，边部开展福音传播的活动空间已明显缩小。在理县，边部修建一座礼拜堂以填补城内原有礼拜堂遭受火灾造成的缺失的计划始终没能落实。在西康区，只有“三一新村”服务处下属罗家场福音堂还保持日常宗教活动，开展了少量巡回布道以及为发展基督化家庭而举行妇女谈道及家庭拜访等[20]。在上文提到的西昌六合区，边部同工曾在区主任王伯勋安排下，以新桥、高村为工作点，通过当地骨干分子朱友章组织传播福音的活动。每逢礼拜，区部还派出牧师徐植庭及传教士李保罗、于道奎、谭维德等到该地传教，采取“以亲劝亲，以邻串邻和扎下根子后逐渐发展组织”的布道方式[26]，布道工作一度有所起色。但由于该地区基层政府对其活动加以限制，布道工作很快又陷于消沉。

 

    在经济上，由于外国差会及总部拨款中断，边部亦面临诸多困难。以西康服务区为例。1950年初，“因时局影响，总部未能拨发生活费，区中经费空前困难”。鉴此，西昌区部开会商量对策并决定:聘约满期之教员及一切职员，自三月份起，本部只供伙食，去留自便。各单位之一切财产应立即着手清理，限期上报区部。停止一切新建工程。凡受区部支持经费之各单位，所省收入，一律上交区部，由区部严格执行统筹统支。各单位工人之裁减，由执委会决定[27]。边部在总会停止拨款，失去大部经费来源之后，只能靠存款维持。但存款也所剩无几，情急之下，此前储备以防不测的“黄物”(黄金)和仅存的少量葡萄酒也都打算廉价出卖，可见经济状况之拮据[28]。不仅如此，一些业已到位的外援也因政策限制按规定交出。刘龄九在致王贯三的一封信中透露，1950年11月21日，边部接成都外侨管理处通知:“本年度由重庆IRC(国际红十字会)赠与的药品，均系前农复会的物资，应由国家接收。成都市各教会有关医药团体均已奉命交与政府，已经用过的须补充。本部的药物幸未取用，只有威州医院带去奶粉一盒、小手术衣二件、捕鼠机一个。已通知吾兄即将该物件包好寄回备交。”[29]数量与价值如此微不足道的捐赠物品都要上缴，可以想见国家对教会接受的外来资助管理是何等严格。

 

    更有甚者，个别地区的基层政府因不能正确判断边部性质，见边部医疗服务工作中有少许收费情况存在(如医院门诊收挂号费)，以为边部系盈利性质，遂比照营业性部门的办法对其征营业税。边部同工赵培1950年10月14日致王贯三的一封信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今接李医生信，言及4至6月份营业税，理所(理县诊所)又被派了500份，主任早已闻及矣。我部应坦白向政府说明我部性质及工作才行。主任近来为整理以前的账项忙，又再加上税事，一定更感到麻烦与紧张。”同日刘龄九致王贯三的信也谈到了此事:“顷接仁杰信，得知理县诊所又派税捐500份，真是不(得)了。吾兄应该前往交涉力争。这办法那是要我们关闭理县的工作……。我们不是营业机构，加以如此重视，万无道理![30]

 

    “边部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虽多，但从根本上讲，则是由国家建设的宏观部署决定的。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举，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建设改造的工作，正逐步纳入政府统筹规划、发动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改造社会的力量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加上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公有的制度性规定，即便当时尚未宣布对私有制实施改造，边部社会事业将由政府接管的最终命运也已成为定局。对此，边部同工已有所认识，1951年的工作报告写道:“这一年来政府对于少数弟兄民族的卫生医药及文化工作已有整个的计划，边疆服务的工作似已不再需要私人团体去办，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接收现有的工作，我们将尽我们所有的人力物力由政府统一领导来完成边疆建设的任务。”[31]由于意识到在边疆建设中的角色将发生转换，既有使命面临终结，故边部同工开始萌生退意。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已迫不及待，希望尽快接收边部所办不属于“公有制”性质的工厂、医院、学校和农场，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碍于统战及宗教政策，又不愿主动行事，遂希望边部“自愿”将其事业移交政府。在得到地方政府示意、而自身经营又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边部已别无选择。崔德润1950年12月19日致王贯三的一封信透露出这方面的消息:“政府对吾部卫生工作甚为重视，似乎希望我们自动请求政府接办。可否以兄个人名义先给雷科长一封信，表示我们愿意交给政府，但不知应经何种手续，请他答复，我们可以照办，免得我们办完了，政府直接接收，反不方便。”[32]由此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和边部双方在边部财产移交问题上的微妙心态。

 

    而刘龄九致王贯三的信则从边部与政府关系的立场慎重考虑了如何应对事业移交和个人出路的问题:“根据来信所述，似乎总部已同政府有接洽。如果总部等待川西同仁的意见，吾兄所提出的意见，是可以提出来的。如果政府主动要接办，那就须大加考虑了。也许此信到时，一切已有了具体决定，如果还在未定之局，吾兄须赴蓉面商。此等重大问题，有时来往信件说不透彻。为吾兄计，交代以后是可以离开的了。……事实上，今后少数民族区已不能传道了，至少是在最近几年中是不易进行的。”[33]信中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总部已经开始为移交事主动与政府接洽，而“今后少数民族区已不能传道了”的判断，应当是总部采取这一行动的重要原因。

 

    1951年岁末，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正式发出指示，称该会已拒绝外国捐款，自翌年起不能再为边部募捐，并完全停止对边部的补助，边部所有工作能请求政府接办者应即接洽，教会应尽可能走向自立、自养，政府不予接办而又无力支撑者则停办。总会最后表示:“自全国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有完备正确政策，将逐步予以实施，本会独力负责之服务方式，已成过去。今后惟有追随政府之后，完成建国计划，无力亦无需另立门户，别树一帜。所有社会服务工作应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接办。若政府不愿接办时，应设法结束。”[34]接到指示，边部随即通知服务区负责人与当地政府接洽，请求接办。川西区于1952年初开始呈请茂县专署接办。此时，杂谷脑福音堂已经关闭。杂谷脑幼稚园、佳山寨小学、萝卜寨小学教员薪金于1952年3月移交政府负责，这些单位的性质也变化成为政府主持的公办学校。畜牧改良场在负责人王贯三调往茂县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农林科之后，于1952年底结束。川西区的接办工作一度因“三反”运动的开展受到延误。次年4月19日，区部又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呈文，请求接收。4月25日，代理主任孙自宽将川西区所有单位及人事造具清册，分别送达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此时，边部下属川西区原有服务机构只剩下威州医院和通化诊所两处。该两处服务机构在当年的7月和8月分别被汶川县和理县人民政府接办，于是川西区工作全部结束[35]。

 

    西康区部在总会发出指示之当年即将大部分社会服务工作移交政府接办。到1952年下半年，边部在该服务区的工作仅限于西昌城内的少量服务事项，工作场地只有西昌福音堂与碘盐试验厂两处，靠有限的生产收入支持西昌教会实现“自养”。1954年1月5日，西康服务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本部西康服务区部结束的决议”。决议指出:“西康服务区服务工作均已先后移交政府接办，碘盐试验亦因西昌近已划为川盐区即无再进行之必要。西康区部应即办理结束。”这次会议还制订了办理结束工作的具体规定。同年3月，西康服务区工作宣告结束。该区结束服务工作之后，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西昌区革新机构，拟订“中华基督教会西昌区革新机构简章”，“经政府的批准及大会通过后生效”。[36]

 

    川西及西康两个服务区结束工作之后，设在成都的边部总部已失去存在的价值，其工作在两个服务区关闭之后即陷于停顿[13]463-464。1955年10月29日，边部董事会召开会议，宣读申请结束书，决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及其董事会于1955年10月31日结束[37]。至此，延续16年的边疆服务运动正式宣告终结。

 

    四、结论

    通过对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及其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1950年前后经历的考察分析，可以归纳出如下结论:

 

    在政治上，中共制定的宗教政策曾得到教会人士较大程度的认同。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5位基督教代表与会，表明了中共团结教会人士参与国家建设的立场。会议通过的包含“信仰自由”原则的5共同纲领6，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指示的中国教会发展方向，为教会中半数以上人士认同拥护。

    1950年4月16日5协进6月刊载文介绍苏联宪章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修正及其背景，以及中国新政府制定的宗教政策在文本上与苏联的区别，使中国教会人士看到更多的希望。文章指出:“在帝俄时代宗教信仰是强迫的，所以苏维埃政府在信仰自由下又加上了反宗教自由。……中国的人民大宪章中，只说人民得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之权，并没有加上反宗教自由和任何政权上的限制字样。这就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并没有像苏联帝俄时代的强迫宗教迷信的行为，信教与反教，大半是由人民自由选择的。所以中国的人民政府在大宪章初次订定的时候，就给了人民以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这真是应当感谢上帝的。”[21]不过，由于对国家宗教政策的理解上存在偏差，一些地区曾出现干涉属于正常宗教信仰活动的情况，地方政府对中华基督教会的性质认定也存在一定偏差，这多少削弱了国家宗教政策的实践效果。

    就教会发展方向而言，“三自革新”是中国教会在信守基督教“普世”原则的基础上寻求“本色化”或“处境化”的历史选择，中共最高领袖的直接干预对教会作出这一选择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问题的分析涉及教会认同和政教关系两个层面。从教会认同方面看，5三自宣言6发表之后，两年内至少征得将近一半中国基督徒的签名；两年之后，签名人数还在持续增加[16]。这说明认同“三自革新”的基督徒并非少数。

    从政教关系上看，“本色化”是教会方面的主动行为，近代以来一直为教会人士所提倡，但却未著成效。由于是教会行为，政府最初也未曾强力干预。真正促成中国政府决定切断中国教会与外国差会联系的是朝鲜战争。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在战争发生后冻结中国在美国的一切财产并对中国实施封锁，如果不是处于“抗美援朝”这一举国反对“帝国主义”的特殊民族主义语境之中，刚刚建立全国政权的中共领袖未必会断然要求中国教会采取这一行动。这种由教会认同及国际形势两重因素促成的选择，似不宜简单视为政府政治操作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思想改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必修课，教会人士亦普遍参与了改造运动。这种与政治相关的“世俗”活动参与，与教会宗旨及教会人士的身份固不甚协调，但从“积极”方面讲，这样的学习改造客观上已成为教会人士认识或认同现实政治与社会的重要途径；从“消极”方面讲，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致力于对“旧社会”的全面改造，接受学习和改造是几乎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必须上的政治课，并非仅仅针对教会人士。片面渲染教会及基督教徒经受的“磨难”，有失历史主义的立场。至于“控诉运动”，需要研究者考量的因素很多。从时间上看，这场运动在朝鲜战争期间发生，应当不是偶然巧合，很可能与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局势及中国政府的反应有关。从指向性上看，运动明显偏重对外，其政治目标是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组织目标才是清洗“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在这一运动中，一些教会人士受到打击甚至迫害，运动表现出当时特有的注重“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对此，研究者不必讳言。但像张伯怀那样将控诉目标主动导向自己的引火烧身做法，一定程度上化解或减轻了运动对于教会人士的冲击，此亦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现象。就性质而言，中华基督教会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之外的社团，所办教育、医疗、生计等服务事业都不属于“国营”。新中国建立之初，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展开，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体制建构的规定性，已经决定了教会开展的社会事业迟早要归并到即将统一的体制之内，这是大势所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对此有明确的判断，认为与其被动接受改造，不如主动配合，故有指示边部请求政府接办之举[38]。在时间上，国家对教会所办社会事业的国营改造略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不少教会医院、学校及农场的同工都被转成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在与外国差会的经济联系断绝之后，“转制”可以解决教会同工的部分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边部基层单位主动要求政府接办。但对于教会而言，转制之后以“自养”为基础独立从事福音传播即“自传”的条件受到削弱，则是作为当事双方的政府及教会始料未及的。总之，1950年前后，中国经历着政制及社会的巨大转型，中国基督教会为适应这一变化做出了艰苦努力。“三自革新”是中国教会告别差会的思想及组织改造运动，政府指导并参与了对教会的改造。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因认识及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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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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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