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圳的社會與深圳的人

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市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崛起的新興城市﹐和國際大都市香港毗鄰﹐其前身是廣東省的保安縣。應該說深圳作為一夜之間崛起的城市的確可以稱得上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故事﹐原來一個幾萬人口的小漁村﹐在不長的時間發展成擁有三百萬長期居民的大都會﹐容納著來自內地四面八方闖天下的新移民以及他們的夢想。據1999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到1998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394.96萬人﹐特區內人口則為184.63萬人, 佔50%等。其中﹐95%以上的人口非原著民。(深圳年鑒編委會, 1999)有幸到過深圳的人﹐恐怕都會對深圳大劇院對面﹐深南大道上矗立著的名為“春天的故事”的巨幅畫像留下深刻的印象﹐深圳對於中國來說不僅是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的視窗﹐更是現代化春風蕩起的福地。

不少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現代意識是從深圳這裡開始流向全國的。比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它不僅是口號﹐更是人們付諸於實踐的箴言﹐對於剛剛面對一個鬆動的社會﹐從沒有時間概念和效率觀念, 特別是一貫視金錢為醜惡的中國人來說簡直是太新鮮了。令人想起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開始時就引述的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文獻﹐他認為這份文獻以近乎於典型的純粹性保存著他要尋找的那種精神﹕

“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十先令﹐那麼他這天外出或閑坐半天﹐即使這期間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認為這是他全部的耗費﹔他其實花掉了﹑或應說白扔了另外五個先令。
“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把錢借給我﹐到期之後又不取回﹐那麼他就是把利息給了我﹐或者說是把我在這段時間裡可用這筆錢獲得的利息給了我。假如一個人信用好﹐借貸得多﹐並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麼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量的錢。

“切記﹐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錢可生金錢﹐孳生的金錢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經週轉變成六先令﹐再週轉變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週轉下去變到一百英鎊。金錢越多﹐每次週轉再生的錢也就越多﹐這樣﹐受益也就增長得越來越快。誰若把一口下崽的母豬殺了﹐實際上就是毀了它一千代。誰若是糟踏了一個五先令的硬幣﹐實際上就是毀了它本可生出的錢﹐很可能是幾十英鎊。”

韋伯引述的是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表現的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語)。
常聽人謙遜地講﹕“我是給人打工的。”然而﹐深圳人似乎特別不甘心給人打工﹐只要有機會就自己給自己打工了。在我訪問的人中﹐有不少人是自立門戶辦公司做老闆的﹐而且有的人在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還是給別人打工﹐幾個月後﹐再拿出名片來就自己開公司當老闆了。採訪對象7號女士﹐原來在一家很大的公司任人事主管﹐薪水也很不錯﹐但是她覺得人不自由﹐於是就出來自己做﹐開始是作服裝生意﹐現在經營一家幾個城市連鎖的藏傳佛教法器商店。每個人的機會不同﹐每個人的野心也就不同﹐然而別人作大老闆﹐自己做小老闆﹐反正是不要再受人的管制。採訪對象19號是來自江西的一個小夥子﹐由於高中沒有畢業﹐最初到深圳的時候只能在服裝工廠打工﹐據他講﹕“在工廠打工﹐賺錢又少﹐又特別累﹐不如自己幹”。他所謂的自己幹﹐實際上遠不是開公司﹐而只是在自己租的房子裡安上一部電話機﹐為人牽線租房子。因為“見到一個老鄉就這麼幹了幾年﹐現在買了一套好大的房子”﹐他也希望有一天能夠掙到足夠的錢﹐買一套房子成為真正的深圳人。

深圳﹐一個中國版圖上新的城市﹐新的移民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先進的城市﹐應該說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城市具有深圳的特色﹐從這裡走進現代中國人的生活真的是得天獨厚的。固然我們可以從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那裡聽到不同的鄉音﹐感受到千差萬別的生活習俗﹐人們可以保留鄉音﹑保存生活中很細微的習慣﹐但是﹐聚集到這裡的人基本上是將過去的榮辱留給過去﹐一切從頭開始﹐也許這就是深圳對年輕一代的誘人之處。“這裡歷史仿佛斷了﹐人們似乎開始了全新的社會角色的塑造。拋卻以往榮辱與社會環境﹐人們感到獨立個體所未有過的輕鬆﹐過去的仇人不見了﹐過去由於恥辱導致被歧視﹑受壓抑沒有了﹐過去心理上自卑感沒有了﹐甚至過去層層關係網﹑各種‘關心’的眼神沒有了﹐故而許多人一到深圳便說特區人際 環境輕鬆得讓人有一種新生感。”(餘明陽, 1993)

到深圳來的人之所以能夠將過去的種種留給過去﹐就是因為目標實際上都比較明確﹐那就是賺錢﹐尋找發展的機會。我問採訪對象7號女士來深圳的初衷時﹐她很坦白地講﹕

我們可能就是為了賺錢吧﹐說最簡單的話。當時我丈夫(研究生)畢業後分到蘭州﹐我在成都。他在蘭州想出國留學﹐反正這個那個想法﹐年輕人嘛﹐一天想法特多﹐後來他爸說深圳挺好﹐他也覺得挺好﹐就去了。他當時在蘭州掙230元﹐到深圳掙280元錢。後來他幹得很好﹐在萬科公司很快就提起來了﹐很快就掙很多錢。當時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很有錢﹐八十年代有一兩萬元錢﹐就算很不錯。我也就過來了。

訪談對象34號先生是在80年代末研究生畢業後從廣州直接到深圳的﹐他拒絕了導師要他南京大學讀博士的好意﹐因為他很強烈地“想要出社會了”﹕

深圳是個嶄新的城市, 各方面條件比廣州好, 比較新潮的思想文化在這裡易於出現。他在深圳的十幾年﹐換過十幾家公司﹐就是在自己流動的過程中﹐他不斷地發現新的機會。

訪談對象24號先生剛剛來深圳不到兩年﹐他的想法是“深圳在中國是一個視窗﹐我自己過來的﹐我拿著檔案過來的。現在國家的政策好﹐可以自己幹。靠國營不能保障你自己﹐只有你自己能夠保障你自己。社會允許自己做﹐自己做才能保證自己。作多大的官﹐其實也沒用。那怕我開一個小店﹐我是納稅人﹐保障自己。以後只能這樣。”與故鄉哈爾濱相比之下﹐在深圳工作這邊比較累﹐“那邊沒有這麼大的壓力。還是在家裡輕鬆一些﹐你在那﹐你能看到你一輩子是什麼樣子的﹐其實每個人都想好﹐但是有時被環境局限住了。”因此﹐他還是喜歡這個使他的夢想之舟能夠啟航的新城市。

和許多現代化的城市有相同之處﹐那就是物質至上﹐功利主義﹐講究實惠﹐就像訪談對象56號先生講的﹕“深圳人缺乏生活目標﹐活的目標就是為了錢﹐很簡單﹐有錢﹐買車﹐洋樓﹐過好日子。女人自己賺不到﹐就想辦法找一個好老公﹐而男人想辦法賺好多錢﹐然後追女人。”

儘管在深圳人們可以拋棄過往的種種﹐尋找“東窗不亮西窗亮﹐黑了南窗有北窗”的機會﹐在輕鬆得沒有人知道自己底細的時候﹐其實也面臨著另外的問題﹐那就是沒有朋友﹔當可以十分直率將自己的訴求與現實利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同時也就要將與利益無關的溫情忍痛割捨﹔現實中選擇機會多的另一面, 則是要承受來自於工作與生活不穩定的危機與焦躁。就像Bell談到現代社會的虛無與自我時說﹕“現代主義重視的是現在或將來﹐決非過去。不過﹐人們一旦與過去切斷聯繫﹐就絕難擺脫從將來本身產生出來的最終空虛感。”(Bell, 1992: 97)

訪談對象32號先生現在是一家印刷公司老闆﹐他最初也是給別人打工﹐跟現在做的生意很接近﹐後來他就出來自立門戶。我問他如果你遇到心情不好的時候是不是跟朋友傾訴﹐他苦笑著回答﹕

像我們這樣沒有朋友。沒有朋友有幾個原因﹐交往的人都是生意上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有苦訴呀﹐你絕對不能向你的商業朋友去哭訴﹐我寧願悶在心裏爛掉﹐打腫臉充胖子。第二﹐我們接觸的人﹐即使能當朋友的﹐也和我有年齡的差距﹐他沒有把你當作一個孩子去安慰你。第三﹐同齡人都有自己的圈子﹐你也不能走進別人的圈子。有些是不想去結交。不如你的人﹐不敢跟你結交﹐你也不想跟他結交。他要把自己包藏起來﹐以便保持一個強者的形像。

不可否認﹐在日常生活的物質方面﹐深圳的水準要高於內地的其他城市﹐但是就在裝修一新的公寓裡﹐人們是否幸福﹐就值得畫個問號了。在我的訪談對象中﹐普遍都談到﹐學佛之後令他們看淡了以往感到的不如意。也就是說﹐不如意不是不存在﹐而是經過自己心靈的調整把它淡化了。特別是﹐在深圳成年男人或女人獨居的比率很高﹐這裡指的獨居既包括未婚或離婚的成年人﹐也包括有婚姻但是因各自的事業而天各一方。訪談對象44號女士﹐五年前隨丈夫到深圳﹐然而二年後﹐因公司業務的擴展﹐丈夫又經常住北京。她常抱怨根本不像有丈夫的人﹐儘管她自己為了打發時間安排了很多的活動﹐比如練元極功﹐定時做健身和美容。訪談對象2號先生的太太在香港的一家中資企業工作﹐他說我們最多一個星期見一次﹐結了婚跟談戀愛時也沒什麼區別﹐因為眼前的狀況根本沒有辦法設計將來﹐連小孩也不敢要。追求自我﹐要付出的代價之一就是拋開傳統家庭模式﹐自然也就無法享受傳統家庭模式為人帶來的精神上的補償。

訪談對象1號小姐已經三十幾歲了﹐她曾經想過嫁人﹐但是機緣不湊巧﹐現在她的想法是﹕“嫁人都希望找一個合適的﹐自己一輩子歸宿的地方﹐如果說找一個老公什麼都不會﹐你找他幹什麼﹖就像我現在的心態一樣﹐當時我想嫁﹐就是想找一個避風港﹐我現在靠我自己什麼都能解決﹐沒有不行的﹐那我還找他幹什麼﹖我就不找了。”

而婚床的動蕩則加劇了人們在生活面前的失意﹐我的訪談對象中﹐幾位是經歷了婚變﹐儘管現在講起來不無瀟灑﹐然而我們會發現這一人生的變故對於經歷者本人來說無異於一場地震﹐促使其精神世界產生種種的變化﹐因為在他們敘述個人故事的時候﹐婚姻的變化有時是一個讓人重新思考人生的一個關鍵契機。

這些來自各地的新移民們﹐到深圳發展的背景與原因各不相同﹐在深圳的創業經歷也不一樣。他們在面對較內地更大生存的壓力和更快的生活節奏﹐更多的選擇和更多的自主﹐更劇烈的成功之喜悅和失敗挫折的痛苦所造成的人們情感的巨大落差遠遠超過內地的生活。訪談對象7號女士說﹕“我丈夫一直做生意。覺得生意場上﹐就是江湖很險惡﹐怎麼週圍人都這樣﹐世界上沒好人呢﹖加上深圳這幾年的生活壓力﹐和週圍人情的淡漠﹐可能埋下了被開啟的根源吧。因為在成都﹐在西北生活沒有太大的生活壓力﹐但到深圳就覺得弦蹦的很緊﹐而且沒有錢就沒有任何人幫助你。”訪談對象40號女士甚至一段時間特別不適應深圳的生活﹐“內地人生活都比較平淡樸實﹐沒那麼多心思﹐來深圳壓力很大﹐好像人的思想觀念都不同。那邊沒有想那麼多﹐發了工資有點收入就行﹐沒想房子﹑車呀﹐來深圳人都想這些問題。在內地每想過﹐來了以後感覺壓力很大﹐拼命賺錢﹐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都那麼淡薄﹐就覺得不適應。”

二﹐深圳的宗教狀況

深圳的人口中﹐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信徒﹐以不同方式信仰佛教的人居多。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屬於國家法定承認的宗教﹐其組織也是在宗教事務局的統一管理下。
目前﹐深圳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協會﹐和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活動場所。在歷史上﹐深圳沒有伊斯蘭教﹐隨著特區的建立﹐從其他地方到深圳來的移民中穆斯林逐漸增多﹐連同從東南亞和中東一些穆斯林國家在深圳的客商﹐這些人有著相當獨特的風俗習慣﹐更有定期進行宗教儀式的需要﹐於是出現了伊斯蘭教。據不完全統計﹐到1996年深圳市有穆斯林人數五千左右﹐其中常住人口占三分之一。他們主要來自於西北﹐同時有河南﹑河北﹑雲南﹑山東﹑內蒙﹑北京﹑上海﹑東北三省等地。最初﹐深圳沒有清真寺﹐穆斯林們只好在深圳穆斯林工貿公司頂樓的望月樓處“禮拜”。1990年﹐在穆斯林的建議下﹐深圳開始成立了“深圳市伊斯蘭教協會籌備組”﹐隨著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原先在穆斯林工貿公司的臨時禮拜場所已經不能容納﹐於是1996年市政府批准將梅林東路的一塊3120平方米的土地建設清真寺﹐這是深圳市歷史上第一塊經政府批准使用的伊斯蘭教的合法用地。1999年1月18日﹐深圳市清真寺落成﹐成為深圳市歷史上第一座供伊斯蘭教信徒宗教活動的正式場所。

深圳市的天主教歷史比較悠久﹐最早從香港傳入﹐已經有150年的歷史。自1860年有傳教活動以來﹐這個地區先後建有大小教堂23座﹐1952年以前一直屬於香港教區。文化大革命中﹐教會活動全面停止。在深圳特區建立之後﹐隨著各地移民的湧入﹐天主教徒日漸增多﹐將落實宗教政策的呼聲帶到深圳。當時的活動多為民間自發組織的﹐深圳又沒有神父﹐信徒們只好借家鄉神父到深圳的機會﹐在教友家中舉行彌撒的儀式。據當地教友的回憶﹐僅1985年至1990年間﹐先後有來自廣州﹑惠州﹑汕頭﹑潮州﹑香港等地的神父﹑主教在深圳探訪教友﹑舉辦彌撒儀式。1989年﹐成立了深圳市天主教愛國會﹐深圳市天主教活動從民間形式發展到官方承認的合法的團體﹐從租用場地﹑借用神父開彌撒到落實歸還教產﹐批地興建教堂。到1999年﹐深圳市範圍內共有開放教堂五處﹐共有教友約九千人。

深圳最早的基督教是由歐洲的巴色差會(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1924年改稱崇真會和德國的巴冕會(Barmen 即禮賢會)傳入的。巴色差會是由一群來自瑞士﹑德國﹑奧地利和南斯拉夫的虔信徒組成的國際性超宗派的傳道組織﹐該組織成立後﹐其成員紛赴各地傳道。從1846年開始﹐巴色差會和巴冕會陸續派人到中國傳教﹐於是傳教士出現在深圳﹐發展支會。50年代﹐外國傳教士離開深圳﹐到文革時﹐僅存的深圳堂﹑三祝裏堂和黃麻布堂三間教堂也關閉。深圳特區建立後﹐從1983年開始﹐深圳堂歸還教會﹐到1998年深圳基督教堂點共有12處﹐其中新設堂點3處﹐9處是落實宗教政策恢復的﹐全市信徒有10,800人﹐教牧人員21名。

根據可靠的文獻資料記載, 深圳的佛教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據《新安縣志》(嘉慶本)所列“新安八景”之一的“杯渡禪蹤”記載﹕“杯渡山﹐海上勝境也。昔宋杯渡禪師住錫於此﹐因名。”歷史上深圳和香港都屬於新安縣所轄﹐因此我們可以將有關“杯渡禪蹤”的文獻記載當做深圳佛教最早的歷史記錄。然而今天深圳佛教的發展情形, 與深圳歷史的佛教幾乎沒有任何的關係。雖然到1949年的時候深圳有佛教的寺庵16處﹐畢竟這只是漁村時代的佛教﹐而且在文革中這些寺庵幾乎沒有可能倖免於難。在深圳特區建立之時, 原來的寺廟或毀或被移做他用﹐基本上沒有佛教活動。而現在深圳經政府批准正式對外開放的唯一的佛教寺院“弘法寺”, 在建立的過程中也是頗經週折。

弘法寺位於深圳仙湖植物園內﹐其所在地歷史上是一座名為“梧桐仙洞”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小廟﹐建於1904年(光緒三十年)。後來變成先天道的道場﹐1952年被取締﹐到80年代初時這裡已經是一片廢墟﹐僅殘留五間無頂﹑無廂房﹑建無神像的破屋。1983年深圳市規劃建立植物園﹐市政府決定批10萬元用於恢復舊廟, 擬將“梧桐仙洞”恢復﹐作為植物園的一個景區﹐供遊客歇足觀景。後來﹐恢復的舊廟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於是乃決定將廟修建得具有一定規模。當時廣東省佛教協會副會長﹑韶關丹霞山別傳禪寺方丈本煥法師參與了寺廟的規劃和設計。到1986年﹐耗資330萬元人民幣的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藏經閣)三重大殿建好﹐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取名“弘法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親自題寫﹐並製成牌匾﹐時廣東省長葉選平親自題寫了“大雄寶殿”。此時﹐新建大廟已經初具規模﹐然而卻受到廣東省委的批評﹐寺廟建設自此停頓。不過﹐弘法寺作為仙湖植物園旅遊景點的一部分仍對外開放﹐然而﹐卻因為缺少宗教內涵﹐無法吸引更多來自海內外的善男信女。旅遊景點時期的弘法寺香火甚稀﹐門庭冷落。

經過中國佛教協會多方運作﹐1990年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到仙湖植物園視察﹐順便參觀了弘法寺﹐由於李瑞環的關心和過問﹐寺廟移交給佛教協會直接領導﹐由僧人管理和續建。1990年底﹐經政府批准一批出家的和尚來主持寺內的宗教活動﹐丹霞山別傳寺的印朗﹑心靜法師﹐廣州光孝寺瑞開法師和江蘇蘇州靈岩寺明星﹑宗靜法師等組成13人的僧團進住弘法寺。從此﹐點燃了佛燈﹐晨鐘暮鼓﹐梵音梵唄, 開始了其佛教寺院的時期﹐海內外香客也紛至遝來。1992年6月18日(古歷5月18日)弘法寺舉行佛像開光﹐方長升座隆重典禮。大佛開光儀式由弘法寺開山祖師本煥法師﹑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香港佛教界大德聖一法師主持。弘法寺開山祖師﹑廣東省佛教協會副會長﹑禪宗臨濟法脈第四十四代傳人本煥法師被延為弘法寺第一人方丈。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在剪綵儀式上致詞說﹕“在毗鄰港澳﹐開放改革的深圳經濟特區﹐開闢一座佛教活動場所意義重大。要把弘法寺辦成弘揚佛教文化﹑體現黨的宗教政策的寺院﹐使之成為聯繫周邊國家和人民友好感情的紐帶。”

弘法寺作為深圳特區唯一一座經政府批准對外開放的佛教寺廟﹐在建立的過程中頗經週折。而這一切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試驗場 --- 深圳﹐就更具有特別的意義。說明瞭組織性的傳統宗教在當代中國的存在和發展還不是完全獨立的﹐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政府的宗教政策的支持﹐體現著政府和官方認可的組織性宗教之間的關係。政府是本意想控制﹐而在很大程度上卻不得不根據宗教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地放鬆其控制的程度﹔同時也顯示出民間宗教意向是不可忽視的存在﹐因為弘法寺本身是在民眾信仰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弘法寺從規劃到建成歷經數年﹐但是在寺院由出家人管理之後﹐其規模與形制便開始走上正軌﹐特別是經過後期殿堂建設﹐寺廟占地21,045平方米﹐總建築面積14,000餘平方米﹐總耗資4,100多萬元人民幣, 而這巨額的建廟費完全是由寺廟由民間自籌而來。

弘法寺採用叢林制度﹐由最初的13人﹐到1998年底﹐該寺共有35人常住僧人﹐均是從內地其他寺廟來的。自從弘法寺正式開放以來﹐到這裡禮佛﹑敬香﹑獻花的信眾越來越多﹐每年弘法寺接待的信眾﹑遊客達百萬人以上。由於中國佛教寺院與信眾是一種鬆散的關係﹐因此我們無法弄清楚深圳的佛教徒的人數。

弘法寺雖然按照中國傳統的文化理念建築在風景如織的植物園內﹐但仍無法和內地的寺院相比﹐也不能和名山大川中的古老寺廟相提並論。1998年5月10日- 6月10日全國性的三壇大戒法會就在這裡舉行。從各地佛寺前來的戒子(小和尚)近300人﹐還有很多目前大陸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共赴這一盛會。據《深圳週刊》(中共深圳市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主辦)報道﹐這次法會“規模之大﹐ 檔次之高﹐可稱得上是近年來中國佛教界的一件盛事。”這不僅標誌著大陸佛教界對弘法寺的重視﹐而且也引起海內外特別是深圳佛教徒和民間宗教信仰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經過近幾十年的宗教控制之後﹐要想恢復正常的宗教生活﹐政府的鼓勵和支持就顯得尤其重要。如今的弘法寺不僅寄希望於擁有一個寬鬆自由的宗教環境﹐同樣也希望得到官方的更多支持。然而﹐從舉辦這次法會的一些情形來看﹐官方和寺院對佛教在深圳發展的期待有著很大的距離。本煥老和尚發願舉行傳戒法會的目的是“續佛慧命﹐興隆佛種。”而官方則一方面要借助寺院的香火來實施改善投資環境的策略﹐另一方面將佛教的發展納入塑造與完善有深圳特色的“特區城市文化”的文化發展戰略之中。不過﹐官方和寺院的法師都認為深圳目前需要一種“真誠向善”的精神品質。官方希望以宗教文化整合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某些問題的舉措﹐雖然表露出宗教發展與官方支持既分岐又統一的複雜關係﹐然而對於一般信眾來講則無大關礙。

在深圳信仰佛教的人數最多﹐雖然由於佛教本身的傳教理念與基督教﹑天主教不同﹐我們無法瞭解信徒的真實人數﹐而且中國目前的各種統計中尚未包括宗教信仰﹐很難得到相關的數據資料。不過﹐由於佛教本身的民間親和性﹐不難理解它在當今社會成為很多人信仰對象﹐即便有些人並非屬於正信的佛教﹐他/她也自稱說自己是信佛的。廣東地區民間盛行的燒香拜佛的傳統﹐對於來自各地的新移民信仰方面的啟發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訪談對象44號女士在談到她來深圳後與同事一起到廟裡燒香﹑或拜神時﹐說“廣東人開的飯館給弄個佛像放在那﹐那其他外地人開的飯館也就跟著弄﹐好像也就是說﹐隨大流﹐覺得那東西肯定沒壞處﹐拜拜就好﹐大家求財﹐求平安﹐慢慢就自然影響了﹐你就能接受了。”

訪談對象54號先生也發現“廣東本地人﹐包括商店他們都要供一個神龕﹐供誰就不一定了。有供關公的﹐供彌勒佛的﹐供佛祖的﹐供釋迦牟尼的﹐不知道供誰﹐亂七八遭的瞎供﹐他本身沒什麼信仰﹐只不過是人家這麼搞﹐他就這麼搞﹐瞎供。”訪談對象40號女士表示在深圳以前也什麼都不信﹐“我們單位有幾個廣東人﹐我就是跟人湊熱鬧。他們經常去仙湖(弘法寺)﹐我們辦公室主任開著車﹐他拉我們去﹐我就去。燒香就燒香了﹐什麼都不想﹐頭兩次他們問許什麼願了。我說許什麼願﹐不知道﹐燒香就是燒香。他們說你有什麼想法﹐心事就去講出來。他們常帶我去﹐去這兒﹐去那兒。我幹什麼比較投入﹐我從來不信這些﹐我們家人也很少信﹐我去了以後就很虔誠。從來不穿裙子去﹐反正他們要是叫我去﹐我都要回去換褲子。我覺得要對神都要尊敬。我幹什麼都特別投入﹐虔誠。”週圍環境的影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中國民間有句俗話﹐叫做﹕“跟著好人學好人﹐跟著巫婆學跳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除了弘法寺之外﹐在深圳活躍著的佛教和尚﹑活佛﹑喇嘛很多﹐這些出家人有的來自於中國內地寺院﹐有的是從香港﹑台灣﹑新加坡等華人地區來的。就我本人在深圳期間﹐常常會有機會與信徒們去參加為某個從其他地方來的法師而舉行的聚會﹐或者聽信徒們談起某地某某師傅來深圳了等等。有的時候在齋餐館進餐的時候﹐更常見到一些在家居士與一個或幾個出家人一道出現的情形。這些出家人對深圳的佛教興盛有很大的推動﹐一方面是大量的佛教書籍﹑結緣品進入深圳﹐另一方面使深圳的信徒有更多的機會接近出家人。

一位香港菩提協會的師傅到深圳時﹐在香港的居士幫助下帶去了很多台灣和香港印行的佛教書籍﹐和其他的結緣品。來自台灣的密寶師傅則將在大陸發展佛教事業當做自己的一項使命﹐密寶師是淨空老法師的弟子﹐他追隨淨空老法師到大陸弘揚佛教的理念﹐“淨空老法師認為﹐台灣佛教來自大陸﹐應該把佛法回餽回去。於是從一九九一年開始身懷淨空老法師的諄諄教誨﹐隻身前往大陸。”在密寶師撰寫的的《有問必答》前言﹐介紹了密寶師曾跟隨淨空法師在中國大陸弘法的若干活動﹐“兩岸開放以來﹐常聽說﹐到大陸探親﹑觀光﹑做生意﹐卻很少聽說要弘法的吧﹗最近七﹑八年來﹐就有一位法師傳佈整個大陸﹐無論是沿海或內陸﹐甚至最遠﹐深入到大陸的東北﹑西北﹐並在大陸建立起弘法的聯絡網﹐隨時可將台灣佈施來的佛學書籍﹑錄音帶透過網路送到大陸各地佛弟子手上﹐真有如千手千眼的觀世音菩薩﹐圓滿了大陸佛教徒法寶缺乏的困窘。”

除了獲得合法身份的宗教之外﹐在深圳實際上還存在著一些民間新興宗教﹐其形態與傳統的教門有很多近似之處﹐然而又有不少新的修飾﹐如法輪功﹑元極功﹑天帝教﹑華藏心法等。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個體信眾在將精神世界的視窗向神秘信仰敞開的過程中﹐基本上都經歷著不同程度盲目的或非目的性的探索﹐而目前深圳人生活中的華藏心法﹑法輪功﹑天帝教﹑民間佛教等民間宗教組織便是依託於民間的精神與信仰渴求﹐連同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某種認同傳播﹐並有大量的信眾。法輪功創於1992年﹐華藏心法創於1994年﹐天帝教是在1995年由一深圳青年從台灣介紹到深圳。當然上述只是我訪問過的一些民間宗教團體﹐還有一些其他的組織﹐比如中功﹑香功﹐在深圳也有不少的練習者﹐由於我沒有機會較深入的接觸﹐這裡也就不涉及到這些組織與其信徒情形。

三﹐深圳的民間宗教信徒情況

在深圳﹐很多表明自己信神﹑信佛或超自然信仰的人都與弘法寺有著程度不同的關係﹐他們稱之為“緣”﹐並因此而自視為佛教徒。在一個現代化程度較高並且十分世俗化的城市中﹐宣稱自己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日漸增多﹐其中自認為信佛的人又佔有很大的比例。這些信徒對表明自己宗教信仰的坦率態度和對佛的信仰的認識與執著程度﹐對宗教的熱忱等﹐都遠遠地超過了學者們通過文獻研究和目前中國大陸有關宗教政策探索所得出的一些刻板印象。

我的研究主要是透過有佛教及與佛教相關信仰的信徒來探討人們精神世界的變化﹐因此怎樣界定佛教徒便有很大的重要性。瞿海源在對台灣民眾宗教信仰研究中發現﹐自我認定為佛教徒的人數很多﹐其間固有真正的佛教徒﹐不過由於中國人習慣自稱佛教徒﹐實際上可能是民間信仰或其他宗教的信徒﹐比如有一些自稱佛教徒卻又崇拜媽祖等非佛教神明者。於是﹐曾對民間信仰及佛教徒之間的區別有過這樣的一個判斷﹕“在區別民間信仰及佛教信徒時﹐大致上應該以是否有皈依佛教的過程為判斷。因為佛教徒是經過正式皈依儀式的﹐每個佛教徒均應經由皈依師認定。民間信仰者﹐在另一方面來說﹐卻是生而為之﹐並未經歷過任何皈依儀式。”(瞿海源, 1997: 5)

根據我的經驗實際上也有類似的問題﹐有的訪談對象只是很隨意性地到佛教寺廟中去進香﹐而尚未經過皈依的儀式﹐也有的練其他功法的人﹐也覺得自己的信仰和佛教有關﹐當然也有的人覺得自己的皈依與否是一種緣分﹐只要認真地信佛就可以了, 並不在乎是否經過皈依的儀式。當然﹐由於大陸特殊的社會環境﹐有些自稱佛教徒的人還兼有共產黨員的身份﹐因此他們覺得不便經過佛家的儀式。比如訪談對象51號是中共黨員﹐又在政府機關工作﹐他表示﹕“我從來不跟別人說我是信佛的﹐因為我是黨員﹐又在機關工作﹐但是我自己心裡信就行了。”他還很神秘地拿出掛在脖子上藏在衣服中的一個玉制佛像給我看﹐以示他真的是佛弟子。
雖然弘法寺的香火很盛﹐可是寺院與信徒之間的關係卻相當鬆散﹐基本上沒有專門的組織和人員來從事傳教的工作﹐也沒有任何安排組織信徒共修。實際上﹐信徒們的宗教活動並沒有固定的組織性﹐儘管有關的佛教節日﹐在弘法寺均有法事活動﹐不過這些都是隨緣參加。而信徒們多數是出自個人的意願去與佛結緣﹐拜弘法寺的出家人為師傅﹐皈依佛教﹐也有一些信徒是與深圳以外其他寺院的師傅有聯絡。同時﹐信徒們憑著共同的佛教信仰漸漸地形成了一個屬於民間的網絡﹐不同性別、籍貫、文化教育程度、職業的人士參與其中﹐在一些熱心的居士組織下﹐常常有一些自發的宗教活動﹐比如放生﹑念經﹑為修建寺院捐款﹑到某一名寺去朝聖等。在這些活動中﹐雖然他們有時會邀請弘法寺的師傅或其他寺院的師傅來主持儀式﹐不過起串連作用的並不是出家人﹐而是信徒自己。深圳佛教徒並不認為自己負有傳教的使命﹐但是與佛結緣的人常常願意將信佛的妙處及自己對佛教的一瞭解告訴別人﹐不但與人同享自己的神秘感受﹐還要爭取更多的人同修。自然﹐在這樣一個由信徒自身結成的關係網中﹐多數人對基本的佛學理念並不大瞭解﹐但這更突出地表現出宗教民間形態的自然性和自發性。

由於深圳是個年輕的城市﹐我所接觸的這些信徒的年齡基本上是20-50歲之間﹐沒有很大年紀的。有個非常有趣的狀況, 多數人坦言在來深圳之前根本沒有任何的宗教背景﹐雖然我並沒有鎖定訪談對象的受教育程度﹐但當我整理資料的時候才發現﹐在55位訪談對象中﹐有25位是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而在一項有關中國文化的問卷中﹐深圳有11個人填答該問卷﹐在信仰一欄中﹐有6位回答信仰無神論﹐而這六個人的年齡是50歲左右的﹐也就是說年齡大的人可能因為受到無神論的教育﹐反而對宗教的懷疑程度高過年紀輕的一代。
我所關注的是有佛教信仰或與佛教有關的民間信仰的人﹐實際上民間信仰在某種程度上無形中對佛教信仰起到推動作用﹐比如人們會因民間信仰中包含的佛教因素而對佛教有一些瞭解﹐而產生進一步瞭解的願望。訪談對象56號先生最初是感於“人情淡薄”﹐開始拼命地鑽研中國的神秘文化﹐算命﹑風水﹑看相﹑各種氣功﹐甚至各種旁門左道﹐他都有涉獵﹐其目的就是要弄清楚生命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從而皈依佛門。而訪談對象37號女士也並非一開始就接觸了佛教﹐而是先讀了李洪志的《轉法輪》瞭解﹐從中瞭解了佛教的某些東西﹐比如有關“業”﹑輪迴﹑前世與來世的觀念等這些原來在學校的教育根本沒有機會從未接觸過的﹐她感到特別的興趣﹐只是她沒有繼續修練法輪功﹐而是在此基礎上走進了佛學之門。

因此有關都市化﹑世俗化以及受教育程度與佛教﹑民間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還有待於我們根據進一步的探討。因為佛教與中國民間的親和力不僅是因為與中國知識分子有著某種特殊的精神緣分﹐實際上淨土宗的阿彌陀佛對一般人也有著無可言喻的感召力。台灣的經驗是“就民間信仰而言﹐教育因有著相當濃厚的世俗人文主義傾向而對信徒人數比例有明顯的影響﹐即教育程度高者比較有更高的比例不信奉民間信仰。都市化也因蘊涵著世俗化的因數而對民間信仰的人數比例產生顯著的影響﹐即都市化愈深的地區﹐信奉民間信仰的人口比例愈低。”(瞿海源, 1997: 35) 很顯然﹐在深圳這樣一個日益成規模的都市﹐所呈現的並非民間宗教信仰在世俗化生活面前的萎頓﹐民間宗教信仰反而因著與佛教千絲萬縷的聯繫﹐特別是散開性的特徵﹐在某種程度上不受制度性的限制﹐有著更深厚的群眾基礎。或許有的人根本不是佛教徒﹐但他在某些方面卻與民間宗教信仰有著不解之緣。

载于《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第三章；台北：韦伯文化，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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