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疆政治发展：建省与民族民主化进程的开启           

 

　　  (一) 边疆危机与新疆建省： 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近代新疆危机深重。自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不断侵入新疆，企图与英国瓜分帕米尔，出兵侵占中国伊犁地区；除了俄、英外，还有法国、美国、瑞典、德国、日本等国派出所谓“考察队”、“探测队”竞相争夺在新疆的利益。中亚浩罕国自1865至1878年间侵占新疆长达十多年，英、俄两国都把阿古柏作为各自利用的工具。清廷经过激烈的“塞防”和“海防”之争后，最终采纳左宗棠的建议，驱逐外来侵略者，收复新疆。西征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得到了当地各族官兵和人民的积极响应和协助，显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强意志。正是在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特别是社会精英大力呼吁在新疆建省，这是近代民族主义在边疆地区的反映。

 

    1884年11月，清政府在新疆正式建省，这是我国新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设省后，取消了原来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行政体制，在全疆设置与内地一致的道、府、州、县各级统治机构，使新疆在行政管理上与内地趋于统一，意味着新疆与内地的差异日益缩小；取消了对人口流动的诸多限制，大量内地人口流入新疆，加快了新疆的开发和族群融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加强了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直接控制；在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上，强化了当地民众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

 

    (二) 清末“新政－宪政”与新疆民族民主化进程的开启

 

　　  1901年1月，清廷颁诏“变法”，被迫在全国实行“新政”，内容包括调整官制、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兴办学校，废科举；设立商部，奖励实业，承认民族工业合法等。这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改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新疆的许多新变化：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业使新疆产生了微弱的民族资本；兴办学堂、选派出国留学生，使新疆的思想文化界有机会接触一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 还有内地新军人员作为教官应招来疆编练新军等举措，使得内地大量的革命党人顺利入疆，为新疆军事、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发展注入了生机，也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由于“新政－宪政”改革与民族危机的形势密切相关，因此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也使少数民族族属意识开始觉醒。20世纪之前，新疆的主要少数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十分淡漠。在谈及自己的身份时，往往说自己是某一地区、某一部落的人。新疆少数民族族属意识的觉醒，外部原因是受近代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尤其是20世纪初传入新疆的“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苏联十月革命后传播来的民族平等观念及民族识别、民族共和国的加盟实践等经验的影响。实践上，自清朝收复新疆以来，在权力分配上基本上是满族为主、满蒙联合的格局，其他少数民族被边缘化。在沙俄、英国等外部势力的威逼利诱之下，面对势不可挡的以增强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权威和控制力为主题的改革潮流，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在新的国家体制下希望争取中央政府的任命，继续保持对本地方事务的权力和影响力；另有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则选择在外国势力策动下试图从国家分裂出去。

 

军阀统治下的新疆政治发展：民族民主化探索      

               

    (一) 统一与稳定：统治层面的新疆政治发展方略

 

　　  辛亥革命后，在北京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新疆的情况下，杨增新在政治认同中央的前提下凭借政治智慧，采取多种牵制措施，维护新疆的统一和稳定。诸如，努力争取将阿勒泰归属新疆管辖，粉碎了沙俄图谋把阿勒泰地区与外蒙古“合并独立”的阴谋。另外，改设伊犁镇守使以及新、伊权力之争的结束，保证了全疆军政事务的统一。杨增新虽然保全了新疆的统一和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疆的近代化发展，其被刺杀实质上是“保守”派与“革新”派激烈斗争的结果。金树仁上台后看到了这一大势所趋，他在总体坚持杨增新治理模式的前提下，在具体层面上作出调整，以迎合新疆社会近代化变革的迫切愿望。比如，主张开办新式教育、改变清朝的道台制、组建新式军队等。盛世才主政新疆前期，于1934 年发布“八大宣言”，即实行民族平等、 保障信教自由、实施农村救济、 整理财政、澄清吏治、 扩充教育、 推行自治、改良司法。1935年，又提出了“九项任务”，即彻底厉行清廉， 发展经济和提高文化， 避免战争、维护和平， 全省动员努力春耕，便利交通， 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 反帝反法西斯和永久维持中苏亲善政策， 建设新新疆， 绝对保护各族王公、阿訇、喇嘛等的地位和权利。不久，盛世才对“八大宣言”和“九项任务”又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提出“反帝、和平、清廉、建设、亲苏、民平”六大政策。这是民国时代以来，新疆地方政权第一次提出具有进步性的政治方略。

 

    (二) 反封建与宪政：民间层面的新疆政治发展实践

　　  1. 迪化、伊犁等地的反封建运动。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不少资产阶级革命者由内地进入迪化、伊犁等地区，从事反对清朝在新疆腐朽统治的活动。在迪化，人民群众积极响应，采取各种方式掩护革命党人，捐银助饷，代购枪械等。迪化起义因发生告密事件，不得不仓促提前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伊犁起义是迪化起义的继续，这次起义前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如以冯特民为代表创办进步报刊《伊犁白话报》，使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宣传爱国思想和革命纲领，对于激发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起到了启蒙作用。冯特民等一批国民党人还利用在清军中担任军职的便利条件，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建立革命团体，发展同盟会成员。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保障了伊犁起义的胜利。

 

　　  2. 实践西方式的宪政民主。民国时期的新疆，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但受全国形势的影响，延续了清末“宪政民主”改革的一些内容，以及以“维护民权，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为目标的政治近代化倾向，表现在：首先，新疆省议会及县、市级参议会的成立。1913年2月，较规范化的代议制机构——新疆省议会在迪化正式成立。首届新疆省议会有议员40人，分8区选举出来，此后，南北疆各地县以及市级的参议会也纷纷成立。再次，民间社会的初步发展。新疆先后出现了商会、同业公会、工商联合会、农会、工会、同乡会等民众社团。此外，还有教育研究会、建设协会、作家协会、音乐研究会、美术研究会、戏剧研究会等专业社团。另外，还废除了农村的乡约制度，实行区村制度。总体而言，新疆的政治近代化虽经历了艰难曲折，但由专制到民主、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尝试的民主共和制虽然在不少方面流于形式，但也给各民族成员参政议政、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新疆首次体验西方式的民权政治。另外，辛亥革命后，为建成真正的民族国家，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呼吁改废国内不平等的族称，泯除各族界限，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

 

抗战时期新疆政治发展：维护民族国家    

                       

    （一)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破裂

 

　　  1937年4月，中共派陈云、滕代远等从苏联进入新疆迎接西路军左支队，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战关系的确立。抗战全面爆发前后，盛世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提出“六大政策”，还发表了“七项救国纲领”。

 

　  　1937年10月12日，盛世才同意中共在新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这标志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之后，盛世才主动向中共方面提出，请中共选派干部帮助他的政府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作出了一些对延安的友好姿态，如赠送一批支援抗战的衣物、武器、药品等。其间，驻在新疆的中共干部在宣传抗日救国、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出版进步刊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从1937年起，盛世才通过制造所谓的“阴谋暴动案”，对凡是反对他的、对他的统治造成威胁的力量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清洗，后来逐渐将矛头对准进步人士，直至伸向共产党人。他指使爪牙捏造罪证，抓捕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惨遭迫害，被逮捕、审讯以至被杀害，其中包括杜重远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还有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致使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

 

    (二) 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救国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各族人民形成空前的抗日救亡合力。首先，反帝会、妇女协会、新疆抗日救国后援会等进步组织，动员全疆各族人民，为前线募捐，捐款、捐物、捐衣物、献金等。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后援会收到来自新疆各地、驻外领事馆、侨胞的大批抗日捐款，伊犁日货罚款，以及大量金银首饰和其他物资。据相关档案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新疆民众为抗战累计捐款国币5000万元左右，用此款可购买近百架战斗机。还有数十万件寒衣及其他日用品。募捐者中甚至有生活贫困的百姓和清真寺阿訇。其次，新疆各族人民在国际运输中彰显了爱国精神。如1942年，中国的抗战进入艰难时期，军队装备奇缺，而在国外大约有上万吨国际援华物资滞留在卡拉奇港口，无法运回中国。疏附、英吉沙、莎车、叶城4县的维吾尔族马夫组成了一支中国马队，将援助我国抗战的军用物资从列城（ 克什米尔境内城镇） 驮运到叶城，其间他们需要翻越属于生命禁区的海拔5000米以上的喀喇昆仑山，人畜伤亡率达10%左右。

 

近代新疆政治发展的启示    

 

    回溯清末、民国以来新疆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国家认同的建设，包括制度建设、现代化建设等。反思新疆这段历史的得与失，有以下启示：

 

　　  (一) 政治发展的制度建设： 融入现代民族国家

 

　　  新疆作为多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进文化融合，使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逐渐融为一体，增进对国民身份和政治文化的认同。从现实看，政治现代化同样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渴望。因此，对于新疆的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安排应当有利于促进族群融合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应当有利于使各族成员感受到社会的平等、民主、公正，而不是被歧视、排斥。民主共和制下的公民权是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以宪法形式确认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以公民为基础的一系列民主制度、法治制度成为基本的制度认同。公民文化强调公民作为平等的社会主体，有正当表达自己意见和诉求的权利，倡导用理性方式解决纠纷，反对你死我活的对立式利益主张，因而有利于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群体与国家的利益关系。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公民权将会逐渐地从学术层面走向实践，成为增进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面对新疆多民族共居、文化多样性的现状，在强调各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平等的同时，应积极促进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依存与互惠共生、相互尊重。只有在公共生活中讲求依法办事和遵守公共道德、在私人生活中尊重文化多元，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二） 政治发展的目的：服务于现代化需要

 

　　  政治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新疆必须跟进国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在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个体与汉族个体面临同样的竞争性就业，唯有各族成员共同发展、共同强大起来，才能通过平等、公正的竞争，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新疆的政治发展是由新疆社会转型的现实决定并服务于实现现代化的任务的。当前新疆政治发展的重点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创新，建设开放、平等、民主的社会环境，充分调动各族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自觉投身于现代化的文化创造中。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4102552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