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用“天下帝国”来形容传统中国的国家类型，天下是一种信仰，帝国则是一种与信仰相关的权力运作方式，天下帝国就是王朝国家。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统治者是汉民族的王朝）的称谓，一般采用统治者姓氏加国号的模式，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这就是以一姓一朝为特征的王朝国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型，这一过程延续至今。

 

　　 由于不同类型国家的价值观念有所差异，如果以不同价值观念作为划分标准，“中国人”这一整体性概念就会出现内在矛盾，因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太过复杂，在法律的层面上，中国人的身份是基于中国国籍；从文化、族群或信仰层面来界定中国人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尚没有一个详尽准确的定义。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陆国家，一直都以汉民族为主体，汉人安土重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认同方式。而且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在普通民众看来，一个没有中国信仰和价值观的中国籍外族人，显然算不上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虽然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意义上的国籍划分更具有现代性和现实性，但基于传统价值观的认同依旧根深蒂固，这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现实问题。

 

　　 国家认同由诸多具体的认同模式组成，如政治认同原本是对国家领导人的认同，现在却成为一种社会交往方式，作为日常行为模式的延伸而存在。街头绘画对于中国梦的阐释，则反映当下国人的一种生活情境，这种价值认同在更深层次上展现出中国价值观、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精神。但是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加之近年来欧美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生态，中国人的各种认同取向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举个例子，作为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传统孝道与现代尊老文化并非一一对应的，以二十四孝为代表的传统孝道无法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当下城乡老人面对的各种问题，不是个人尽孝就能解决的，也不仅是家庭和个人的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从国家长远发展来说，讲求文化复兴，使中国有一个立生之本，这是极为重要的，但在传统文化中找出一个中国人的共同价值和认同，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完全匹配，这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以传统来建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很容易引发中国人价值纽带的严重断裂。

 

　　 传统文化复兴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当下的“国学热”，这里的国学主要指儒学，后者是表达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学术体系，儒学又是以各类经学典籍为主，因此当前“复兴文化传统，重塑国人认同”的思潮是与其他宗教相分离的，这样的文化复兴方式明显排斥了制度性宗教或是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即不是宗教却能发挥宗教功能的信仰方式）。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各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人们的信仰模式趋向多元，道德乱象也随之产生。有论者屡屡主张复兴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如果仅以孔子所述的道德为标准，其中并不包含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信仰层面的社会规范，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道德，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仁义礼智信的适用范围太过狭隘，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所规范的是家国关系、君臣关系、朋友关系等，其并不具备普适性。而台湾在复兴传统文化过程中，在其中加入“人群”这一概念，鼓励人们之间相互交流，多跟陌生人打交道。某个道德标准如果仅适用于熟人社会，并作为一种权力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台湾在复兴传统方面的行动理念值得中国大陆借鉴。

 

　　 不仅如此，伴随中国国力的强盛，无边界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种激进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很少被提及的。

　　

　　

　　 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体系内，不仅充斥着矛盾，甚至还存在冲突。

 

　　 在中国社会的框架中，每个个体拥有不同的信仰身份。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重归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民族传统文化体系，自然成为当下文化复兴的主要方向。问题在于，儒学是由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发展出来的信仰模式，但这仅仅是基于汉民族的认同，显然忽略了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及其相应的民族认同。按照这种认同标准来衡量，一旦有了其他信仰，一个人就不能算是中国人，这导致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标准中出现内在分歧。

 

　　 当然，这与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有密切联系。按照汉族人的价值观点，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但对于中国西部许多地方而言，人们不一定会有这样的归属与认同感。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给汉族人带来极高的民族荣誉感，但其中隐藏的含义是只有炎黄子孙才是中国人，这种民族主义话语显然含有分裂倾向。中国文化的根究竟在哪里呢？在传统社会中，根和鼎是相通的，鼎在传统中国是权力的象征，权力话语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所以，炎黄子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根源，其中存在一种祖宗崇拜、一种族群认同以及一种权力秩序。

 

　　 炎帝和黄帝是被汉族人建构出来的人文祖先，作为汉民族的起源，其随之成为民族认同的根源之一，后人用国家权力将其确立下来。炎黄祭祀大典如今已得到国家的认可，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所举行的公祭活动。然而，炎黄崇拜仅是汉民族建构出的神人关系，而中华民族作为炎黄子孙，其中却存在56个民族。这种文化认同尽管给中国人带来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但却忽略了汉民族以外的55个民族，这种说法可能会导致民族间的冲突乃至分裂。探讨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必然会涉及56个民族，所以应该强调其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已走过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力不断增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发展方向亦得到不断的明确和建立。中国政府如今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在这种自信中，中国人的认同又充满了内在矛盾。能否将不同信仰凝聚成一个普遍的价值共识，这是一个困难而长远的任务。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价值共识，很难对其他国家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特别是面对不同文明间信仰的冲突与矛盾。

 

　　 中国的文化信仰作为一种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价值体系，不同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一神教信仰，其信仰核心是代替神的神圣性，以国家、民族作为载体，普通人可以修成神，譬如孔子作为中国的文化圣人，就被中国人广为祭拜，妈祖、关公如今亦都被当作神来敬仰。中国本土的文化信仰（儒释道），都与人有关系，“修”成为一种信仰，这也是中国本土信仰最显著的特征。

 

　　 西方社会的价值规范、制度准则大多源于神的价值观念，与西方的因信称义不同，中国本土的信仰更强调“修”。儒教强调修成圣人，佛教强调修成菩萨，道教强调修成仙，这种信仰是存在等级的。平民百姓通过信鬼、拜山拜水或请神汉巫婆以解决问题，民间信仰由此而来。但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不同，其在生活体验中不断地获得信仰，文化水平极高的人逐渐地被百姓视为可以通天的神。相对应地，中国的皇帝一直以来都是上通天地、下管鬼神众生的，一方面象征国家权威，另一方面还是宗教领袖，以此确保其政权的合法性。但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即被奉为神的中国人的信仰和认同是什么，这一点不得而知。中国文化具有象征含义，但把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基础，其问题显而易见，即没有一套容易把握的标准和规则。

 

　　 信仰具有多重性，其能动性是通过民众间的交流而实现的，但它又具有排他性。宗教信仰尤为显著，信仰者对自己的信仰越虔诚，对其他宗教越是排斥。宗教间可以对话，但信仰只能相互尊重。

 

　　 那么，信仰是否有利于建构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呢？它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儒释道作为中国文化信仰中最主要的信仰类型，屡屡被人们提及，但中国文化远不止如此。如法家思想自古以来就与儒家思想互为表里，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国家政权的统治手段，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是法家思想的体现。儒家法制化则意味着强制性教化，这是儒家的道德特点，也是中国家族管理的一个特点。道德具有强制性，但要在内化以后才能发挥其功用。问题是，如果在国家层面制定道德标准，就会有过于国家化的问题，它会导致这种国家认同完全被视为一种价值诉求，其中的社会内涵却遭到忽略。

　　

　　

　　 中国社会以家族关系为基础，但在当今中国，一旦提及中国人的认同，又不能忽视其制度性架构，即以户口身份来划分中国人，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冲击了传统中国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认同。没有户籍的所谓“外来人”是不是中国人？从文化上可以认定的事实却在法理上被忽略。

 

　　 同时，当下中国人的民族爱国情绪高涨，但却表现为一种狭隘自大的民族主义和膨胀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引发民族冲突，缺乏一个共同的神圣性信仰，这是当下中国人身份认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再者，处于社会阶层金字塔顶端的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是什么？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又是什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有着明显的差异。现在中国人蜂拥移民国外，由此折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一种内在矛盾，信仰的缺失以及没有信仰共识的国家认同，导致中国社会缺乏应有的凝聚力。

 

　　 “天地君亲师”是传统中国信仰的核心。辛亥革命后，近代民主共和的统治形式彻底否定了君主受命于天的统治形式，国家取代皇帝成为信仰对象，传统信仰中的“君”变成了“国”。民族国家是有信仰特征的，中国的国家类型从王朝国家、天下帝国演变成民族国家。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仰核心是皇帝，而皇帝又是中国文化的良心。皇帝在天地和亲师的中间，起到了连接神人的纽带作用。其上有天地，而天命信仰则是汉族人的信仰基础。祭拜天地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天命信仰深深地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只有皇帝才能祭天地，与天地沟通，普通民众只能拜鬼，敬拜自己的祖先。

 

　　 祭拜祖先，是汉族人所认同的中国精神。他人的祖宗对自己而言就是鬼，而自己的祖宗在他人看来也是鬼，这说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存在一个界限，界限的标准就是血缘。同祖同宗、同德同心，这反映出传统中国社会对祖先崇拜的认同。所谓炎黄子孙，都是同德同心的，以汉族文化感情来讲，“中国人”无疑是种分类标准，即把个体在横向上分成不同的群体，在纵向上分为三六九等，这样的分类图式明显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其排斥了儒学以外其他宗教的信仰者，这种以信仰类型来划分中国人的认同方式明显是不可取的。

 

　　 一般而言，社会只要凭借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就必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一种神圣的感觉，也能够创造神的信仰，其具备一种外在于个体且高于个体的力量。就复兴传统文化而言，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信仰，的确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评价标准。

　　

 

       塞缪尔•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曾经预测，未来的世界是基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相互冲突的时代，其中提及美国人国家认同的问题，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处于何去何从的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熔炉，其民族政策是用一种融入的方法，淡化个体原有的民族认同和背景，这一政策对中国的民族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一直讲求“华夷之辨”，即以文明礼义作为文化区分标准，进而在此基础上区隔中华本土的汉族人和其他外族人。中华文化奉行一种文化至上主义，如果“蛮夷”被儒化即可成为华夏；相反，华夏文明如果堕落，也会变成蛮夷。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华夏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超越了它的政治的或族群的归属感。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目前又得到了强化，当下高涨的民族主义就是具体表现之一。“华夷之辨”讲求祖先崇拜，其规定的族群界限是很清晰的，但祖先崇拜中也存在冲突。比如在孔家后人炎黄子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根源。

 

　　 提及本土信仰，不得不说佛教和道教。佛教讲求悟，讲求成佛；而道教讲求道，信奉成仙。这其中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国历史上佛道之争数不胜数，而这两种信仰方式一般依赖于家国王朝对他们的支持，佛道的信仰则为中国统治者的权力提供神圣性。

 

　　 当然，信奉中国本土的宗教并不等同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基督教已经被现代国家认可，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它与中国的传统价值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正因如此，当下有论者主张基督徒不是中国人。但就中国基督教本身而言，基督徒声明自己是中国人，其魂是中国魂，中国的教会由此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国家认同观念。由此可见，单纯地借助文化或宗教信仰来界定国家认同，也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道德国家、儒教中国、文化中国、佛教中国、民族国家、炎黄子孙、福音中国等说法，这似乎都已成为中国人的国家特性，乃至国家信仰的有机构成。这些说法，表明中国的国家合法性建基于某一文化信仰体系，但其现代特性却因此被减弱。实际上，这是一个把“国族”视为信仰对象来建构的国家，整合了包含信仰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以建设民族国家的权威结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非常复杂，如何实现民族间的真正平等，这是个问题。在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宗教的国家认同？这就引出了用一种宗教信仰来界定一种身份的现代性问题，用民族来界定“谁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如此。阿玛蒂亚森对此予以警示：一旦将全世界的人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印度教世界”或“佛教世界”，就会引发暴力的出现。所以我们现在用某一种族群、某一种文化信仰来判定个人的身份，也许会导致非常严峻的现实冲突。

 

　　 每一种信仰的建构方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民族的，都会有一种相应的信仰体系，进而建构了人们对权力、家庭、国家等方面的认同。在“天下即国家”的文化信仰中，天下是文化信仰的建构基础，国家则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但其中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与整合。许倬云认为：“中国，与其说中国是个国家，不如说是个天下。”梁漱溟说道：“中国国家是一个文化，是一个文化体系。”简而言之，传统的国家类型建基于以天命、天子为代表的神圣符号和圣人象征，其统治方式基于家长制的运作方式。这就构成了“天命-帝国”这样一个具备双重性和可变性的概念，近代民族国家也如是。天命信仰体系作为帝国权威的内核，建构了帝国传统，近代以来，天命至上的信仰传统被转换成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而国家则成为这一信仰的载体。

 

　　 中国的文化特点是“神由人造”，其既非无神论，亦非有神论。中国文化信仰的基本特征是一切由人来决定。 潘光旦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从神权解放出来，可以说比任何民族文化为早；解放的结果倒不是无神论，而是神由人造论。”天命只能由皇帝掌握，其他人无法替天行道，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的国家类型，即基于天命与天子的信仰方式。能够得到天命照顾的人会当皇帝，处于社会的顶层，而不得到天命照顾的人就是百姓，且世代都是如此。由此，中国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似乎就转变为“神人交通”的问题，而非利益的分配结果，它是历史圣人实践宇宙伦理、家国信仰的产物。

 

　　 为此，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传统由三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于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皇帝就是国家，忠君与报国是互相等同的。国家认同的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由某一姓的君主所统治的王朝。王朝在则国家在；王朝亡则国家亡，“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姓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的核心。“中国”和“正统”这两个观念，构成了国家认同的第三个层面，其主要是王朝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

 

　　 就个人而言，中国人的信仰缺乏一个真实的神圣基础，缺乏一个真实的社会实践基础，缺乏一个构建信仰认同的社会共同体。从表面上看，只有权力得到认同，中国人的信仰才有依靠，中国人的认同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就现代的国家类型和信仰类型而言，现代社会中最神圣的是法律，法律的最高象征是宪法。文化认同、信仰认同、法律认同，这些认同都在国家认同关系的不同层面中，发挥了不同的功能。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最神圣的是法律，法律认同即是国家认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更应强调本土文化建设，强调本土文化的自信，其需要依靠法律与宪法，并通过法治来保证中国的文化复兴，保护多民族的中国，保护各民族真正的平等，保护多宗教的信仰，保护各宗教的平等。

　　

　　转自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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