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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资源图谱视域下的上海三官神话变迁研究
发布时间: 2019/4/25日    【字体:
作者:雷伟平
关键词:  非遗资源图谱 上海三官神话  
 


摘要

非遗资源图谱是地理信息图谱在民俗学中的应用,具有可视化的特点,将其应用于元明清以来三官神话的研究中,使三官神话的变迁直观化。元明时上海盐业继续发展,棉布业兴起,三官神话以来历神话为主;清朝时上海棉布业繁荣发展,三官神话以灵验救难为主;民国时,战乱不断以及国外资本与技术的侵入使得上海棉布经济走向工业化,三官神话则以治病为主;到当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三官神话又以来历为主。三官神话的变迁是在经济发展和各路商家的推动下共同实现的。在非遗资源图谱视域下以神话变迁为中心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为直观地认识神话与经济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图谱是运用图形语言来进行时空的综合表达与分析,用于反映事物和现象空间结构特征与时空序列变化规律的一种信息处理与显示方法。它主要是图(地图)与谱(系统)的合一。非遗资源图谱是图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应用,即“运用图形、图像、地图等表现方式来对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据的汇集与理念的阐释,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呈现出鲜明的可视化特点”。亦即对非遗资源进行图谱化处理,可以使人们对非遗资源的时空分布了解更加直观化和变迁分析更加深入化。基于此,在神话研究方面,引入和利用非遗资源图谱这一独特方法与视角,对于神话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过绘制神话的时空分布图谱并对之进行分析,可为深入认识神话变迁的轨迹、原因和规律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学术界对神话变迁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呈现多样化,如张庆民的《西王母神话沿革阐释》是以神话面貌的流变为角度,采用内外因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西王母神话沿革的分析来发现古代神话沿革的规律;如漆凌云的《性别视野下的满族三仙女神话》,以性别为视角,通过文献比照的方法来分析女性话语权的变迁。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宗教是经济发展到推动力”,说明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地互动关系,如陈舒慧、邱霞在《四川藏区丹巴村落的宗教信仰变迁再探讨》中认为收入的变化会影响信仰传播的变迁。同样,神话与经济也有着紧密的关系,可是这一角度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不足。引入非遗资源图谱的方法,可以弥补和深化这一角度的研究。因此,笔者引入非遗资源图谱的研究方法,以上海三官神话为中心,探讨从元朝至今的三官神话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官神话源于东汉张鲁的“三官手书”,在唐宋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到元朝至元(约1279年)年间传入上海,但仅有关于三官堂位置的零星记载。三官神话的具体叙事是从明朝成化时期(约1485年)以后才逐渐展开,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类型,即元明时期的来历神话(4则)、清朝的灵验救难神话(7则)、民国的治病救人神话(2则)、当代的来历神话(1则)(如图1),这三种类型的演变体现了三官神话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变迁。笔者就以元明、清、民国、当代的三官神话为中心,分析其变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元明时期的来历神话:上海经济带动信仰的传播

明朝的三官神话共有4则,先后分布在漕泾镇、嘉定镇、朱家角镇、颛桥镇,如图2所示。这四则神话都包含关于三官神来历的记述,前三则见于碑刻,无情节叙述;第四则见于地方志,有情节叙述。四则神话分布地不仅在当时经济发达,而且神话的内容均以经济为背景展开。

第一则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张悦的《重修道院记略》,记录了漕泾镇凤仙道院三官庙建庙的原因和过程等内容:

   “……濒海居民以盐渔为业。每当夏秋,飓风阴雨,海水簸荡,甚至决堤浸田,漂毁室庐。元至正时,有徐六万户者,悯其民为海所苦,谓海阴以幽而幽,则有鬼神,宜威灵以镇之,……创祠宇,其上奉香火祈祷焉。……正统间,总赋长杨拯欲为重建,白郡守赵公豫,可之。乃归,命牧者杨道诚董其事,即其基创三官殿。”

据碑刻,当时百姓以渔盐为业,夏秋两季时有洪灾,为解民之苦以威灵镇鬼神,由地方官建庙,后因庙毁,在正统年间重建,其中只提到三官殿的来历,并没有指出三官神是谁,这需要与元朝的三官庙的分布以及盐业的发展联系起来看。

元朝时三官信仰传入上海,有两座庙堂为证,如图2中的黑五星所示,一是周浦镇的三官堂,二是新场镇的三官堂。宋朝时下沙盐场即周浦所在地,到元朝时,“以盐业为最,是我国当时东南沿海34个大盐场之一。元人陈椿在《熬波图》中详细记述下砂盐场的煮盐方法和技术,从中可窥当时盐业的盛况。随着海岸东移,盐场亦随之东迁,由下沙而新场。”亦即盐场后来从周浦转移到新场,“新场镇成镇之时,正值下沙盐场的鼎盛期,……。当时镇区歌楼酒肆,商贾辐辏,其繁荣程度曾一度超过上海县城,有‘赛苏州’之誉,是当时浦东平原上的第一大镇。”可见,周浦镇与新场镇因盐业而繁荣。周浦镇的三官堂建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新场镇的三官堂建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这与周浦和新场的盐业相继发展的顺序是相符的(如图2)。再看明朝时漕泾镇的情况,“元明间(盐)滩地辽阔,分隶于浦东、袁浦两大盐场管辖,盐商汇集,镇市兴旺。”漕泾镇也是盐场,也是盐商汇集之地。可见三官神话起于盐场,是随着盐场的发展而变迁。可以说盐业的发展与三官神话的发展紧密相联。      

第二则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张意撰写的《集仙宫三官祠记》,记录三官的身份以及捐资者的姓名等内容:

“在本祠故址,文曰三官祠者,世所谓三官神帝也。《搜神记》:三官为周厉王时人,唐宏萬(葛)雍周氏(武),厉王失政,三官累谏,弗听。弃官游吴。吴王悦之,会楚人来侵,三官战败楚兵。吴王酬以爵,不受。后归周,宣王赐赉甚厚,卒加封侯号。至宋祥符九年,真宗东封岱岳至天门,三官从空而下,扈驾显灵,帝封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同判岱岳冥司。此其出处大校也。碑阴题嘉靖四十五年徽歙吴国宁室程氏夏氏男宗仁等七人孙大成等十四人曾孙自奇同建,又续题道光十六年秦溯萱室金氏男兆兰兆甲重修。”
集仙宫在嘉定区嘉定镇,当时是各路商帮云集之处,信仰作为一种资源也为商人们所拥有,其中集仙宫中的三官殿就是当时徽商直接参与建造的结果,“……徽商吴国宁增建三官殿。”徽商作为外地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三官的身份,张意在写碑记的时候,根据《搜神记》认为三官是唐宏葛雍周武。一般来说只有外地人才会对当地的信仰提出疑问,同时根据考证给出自己的解释“此其出处大校也”。再看当时的嘉定镇,所属的嘉定县“至明代中叶,秋熟植棉面积占耕地的十分之九”。嘉定镇所处地区已是当时重要的棉花、棉布的集散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徽商以自己的认识来解释三官,三官神话的发展显示了神话与经济的关系。

第三则是青浦区朱家角的《重建朱家角三元阁记碑》,由张其翰撰写。碑记内容如下:

“三元赐福、赦罪、解厄,为大千世界慈悲主,故法幛宝殿遍满中区。今珠街阁镇为由拳一都会,旧有三元阁岿然市左,操瓣香而祈禠者,肩摩而踵啮也。......”

该碑记写于天启年间,三官赐福赦罪解厄的功能首次出现在上海的文献里,一方面当地人对三官应该比较熟悉,故不书三官的名称;另一方面,功能比名称重要,只要在拜神之后能够获得神佑即可。再看朱家角,“镇于明万历年间形成,”而且在万历时期已经是“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了,到天启年间已经有所发展,形成了以棉花、布业为中心的市镇。

第四则神话属于来历加灵验型,“明崇祯十二年翁南屏运粮何家浜至庙北蟠龙桥口,忽见儒巾道服者三人麾令速过,以免覆压,舟过未及半丈,桥果倾,三人亦杳见,南有野庙将坍,即就基翻建扩于其旧,雕三大木像供其中,曰三官大帝,自是人称野三官堂。”明朝时期洞庭商人翁氏的活动遍及江南大部,“察子弟僮仆有心计强干者,指授规略,使贾荆襄、建业、闽粤、吴会间,各有事任……常获倍息云。”神话中的翁南屏很可能是洞庭商人翁氏家族中的一员。三官庙由于是外来者所建,与当地的三官信仰不同而被称为“野三官堂”,显示本地人对来自外地三官的不认同。

随着漕泾镇盐业的衰败,经济中心向内陆移动,三官神话也随之发展;嘉定镇的三官与徽商有关,朱家角的三元与棉布业相关,颛桥的三官与洞庭商人有关,这几个神话在时间上有递进关系,漕泾镇三官殿创于正统年间(1436-1449),嘉定镇的三官祠建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家角的三元阁重建于天启年间(1621-1627),颛桥的三官堂建于崇祯十三年(1640)。如此看来,随着市镇经济的变化三官神话的分布也发生变化,而且受到各路商人的影响,如徽商与洞庭商人。可见,三官神话的兴衰与市镇经济以及商人有着直接的相关关系。

三清朝时的灵验救难神话:三官信仰与经济的互动

清朝时期,产生了灵验救难神话,不仅是信仰传播的需要,更是信仰与经济互动的结果。在文献中记载的三官神话约有7个,分布在宝山的罗店(2则),嘉定的外冈(1则),闵行的颛桥(1则)、闵行镇(1则)、塘湾(1则)、七宝(1则),如图3所示。

第一则神话发生在宝山罗店,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三官身份的神话:“明崇祯八年,里人沈濬建。……按《群神考》云:三官者,周厉王时三谏官唐宏葛雍周武也,……。今珏以尧舜禹为三官,未知孰是。”光绪时期修志的地方官已经不知三官是谁,根据《群神考》认为是唐葛周三官,材料中的“珏”即钱珏,他在道光二十四年撰写《重建三元庙碑记》中记载了这里的三官是尧舜禹三官大帝。

二是关于虔诚供奉三官神,之后获神救助的神话,“罗店有徽商蒋姓者富而横。一日风鉴者来售术,蒋令相之,……曰:‘恐死无棺木耳’。蒋叱仆痛殴之,术者踉跄逃。沈濬闻而异焉,邀之相……,言曰:‘余宁殴死不解谀人君相犹蒋耳。’……赠以金,使人护之出境,术者感其意,临行谓濬曰:‘君面有煞纹,修心补相善可回天,幸勉之。’……濬闻之竦,然为善益,力奉三元神尤虔。乙酉六年十八日李成栋屠罗店,濬与长子元鲲守家,兵入,濬登楼,兵尾而上,若无所覩者,忽倚窗大呼曰有人跳下可杀之,下应约诺,已曰:‘道人袍一领耳,何言人也。’楼上兵亦迳去,濬知为神佑,事益虔。蒋全家被戳。”该神话以相面者为主线,讲述了本地人沈濬因虔诚供奉三官而获三元神佑护之事。根据家谱记载,沈濬乃是“弃儒业以贾起家”,在罗店也是商贾大户。徽商的到来势必引起贸易资源之争,这种竞争表现在神话中,就是本地人以正面形象示人,而徽商则面目可憎,这种正反形象的对比,其实质是本地人与外来者的竞争。

当时罗店镇的徽商来往频繁,“罗店镇,从至元罗升创市起,该镇即为棉布集散地,于是吸引了‘徽商辏集’此镇。万历年间,罗店‘比闾殷富,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可见罗店经济的发展与徽商分不开。正是这样随着外来商帮的加入,竞争的加强,罗店的经济更加的繁荣,由此三官神话的情节和形态也更加的丰富。

 第二则三官神话发生在嘉定外冈镇,“徽商姚南青,启质库于镇之北街。耳中忽有祟,热时呼令暴赤日中,遇寒则使之履冰握雪,不堪其扰。……询诸土人,云:‘府有例,奉金五十状始纳。’如其言以敬之。”在外冈的三官堂曾“里人募愿建立,后徽商姚氏重新装金”。两则材料结合起来看就形成了三官治病神话,是徽商接受当地文化的重要证据,是文化认同的表现。外冈镇是原嘉定县的棉布重镇,据明崇祯时的《外冈志》,“四方之巨贾商,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随着棉布业的发展,徽商对当地三官文化的认同,进一步促进了三官神话的多样化呈现。

第三则发生在闵行颛桥镇,在明朝时有翁南屏的建庙神话,到清朝出现治病神话:“乾隆二十七年南汇人毛鸣冈母病医祷罔效,梦三官神告以大树庵中银杏树根间,穴内有水可取以饮,母如言,果愈,遂修葺是庙。鸣冈事有扁记”。大树庵即野三官堂,该神话体现了野三官堂中三官神的灵验性。颛桥镇自嘉庆以后是重要的棉粮产区,随着洞庭商人在此买卖粮棉的实力的增强,也带动了他们自己三官信仰的发展,连周边的老百姓都来拜这里的三官神。这是野三官神话势力范围扩大的表现。

第四则发生在闵行镇:“洞庭席某,张巨肆于闵行,镇一傭性谨,虔事三元,一日欲弃家焚修,因具舟送归,渡泖,舟子利其所有,缚手足系以铁锚沉于水。日暮,忽大雷电,席庭中堕一布,囊上挂铁锚,启视则傭工也。甦道其故。越日,舟子来索值,傭出劳之,叩头请死,金尚宛然。众欲闻之官,傭力止乃已。”《褚华泽国记》中将三官神救仆人换成救助新安布商。两段神话都是以三官神救水难为主线展开,第一段神话的内容涉及洞庭席某及其家仆,是三官神护佑家仆免遭谋害,为感谢三官神而建庙。第二则神话则涉及新安布商亦即徽商,三官神护佑布商,布商感激三官神,建庙供奉。其中商人家族席氏,因经营棉布,寄籍朱家角镇;而徽商也做棉布生意,也是棉布生意的重要经营者。比较发现,这是洞庭商人与徽商暗斗的现实反映,借助神话分别表达自己获得三官神佑,显示各自的重要性。是贸易之争也是信仰之争。再有当时闵行镇也是粮棉以及布的集散中心之一。在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聚集的地区,进一步促进三官神话的发展。

第五则是发生在七宝镇。“七宝徐天爵,好奉三元。一日至苏糴麥回。至泖中,值龙下取水……。徐惧甚,惟诵三元经。须臾船平空稳坠,麦亦无恙。”这一则重点阐述诵三元经的好处,清道光《蒲溪小志》记七宝物产,谓当地产棉,除供本地纺织外,“且资远贩、衣食全赖以出。”可见七宝作为棉业产地,成为粮食的倾销地,这一特点也反映在神话故事中。

第六则发生在塘湾镇:

“吴会间尚三官神,传是天地水三神。或曰周厉王时,有唐宏葛雍周武三人,三官神即此。里有施天棋者,崇奉甚笃。……一日,渡浦方半,风雨暴作,舟覆浪中。施随波浮沉,瞥见金甲神遥立空中,神命以舟送施,转侧间已抵瓜步。……。归至家,其妇愁坐支头,泪痕满面,见施,愕然曰:‘闻同舟人俱被覆没,无一人得生,君安得生归?’施白所由,惊喜交至。追念甲神状貌,然窃不知其何神。后值月朔入庙,恍悟三官中水神即溺水时所见也,由是敬信益力。”这是一则三官神救助本地人的神话。神话中“吴会”位于马桥镇西南,明弘治时称吴会镇,清同治年间称吴会市。吴会的三官是指天地水三官,而塘湾的三官出现不同的解释,认为是唐葛周三官,是外来者根据自己的信仰给出的解释。塘湾镇兴起于清嘉庆时期,盛产芦席纹布而闻名,《塘湾乡九十一图志》编于道光时期,从嘉庆到道光,说明这时的塘湾吸引着众多的商家。因此就有更为丰富的三官神话诞生。

 第七则发生在罗店。“东市木行一店使夜宿更舍,一日往城收账回时已黄昏,行四五里,前三伟人衣道服阻之,疑为劫贼不敢行,遂宿地藏殿,天明始回。至更舍,见一赤练嚼枕席俱烂,蛇亦死,乃悟昔时亦殴一蛇而去。其人崇奉三元神,三伟人疑即三官也。”这一神话展现的是三官神对一家木行店使的佑护。随着罗店经济的发展,金罗店地位的确立,不同地区的商家在此汇集,三官神话的内容逐渐转向各种救难型,意即信奉三官神的各行各业的信众都能获得三官佑护,极大地扩大了三官信仰的范围,丰富了神话的内容。

清朝上海市镇的棉布业、粮食业等方面的繁荣带动了三官神话的发展,其内容更加具体化和多样化,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三官神话的多种类型,也进一步促进了三官信仰的传播;三官神话也作用于经济活动,从明朝的来历神话到清朝的救难神话,通过不同内容展现了各路商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外地人与本地人对三官文化的排斥与认同,体现内外的冲突与矛盾。

四民国时的治病神话:三官信仰的自我救赎

1911年清朝灭亡后,至1949年,国家战乱不断,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全国的经济处于萧条状态,但是上海则呈现出异样的景象。上海自19世纪四十年代开埠以来,已经迈开城市化的脚步,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市中心,涌向租界;上海的棉布业遭到来自国外棉纺织业的打击,曾经是棉布业中心的重镇的经济呈现萧条状态,小刀会的失败促使闽商离开上海。国外机器化大生产正在代替着手工生产,使得上海的乡村经济逐渐崩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可搜集的三官神话的数量不多,另一方面,三官神话的内容则趋向单一化,仅有治病救人神话,如图-4所示。

首先看松江的三官神话:

“清初松江府华亭县辖下的某村,有一个三房和一子的仁兄大病在床,求医无效,命在旦夕。一天,来了一位道长,……口中念念有词,说专治疑难杂症。病家一听,忙把他请回家来,三粒灵丹下肚,顷刻霍然而起。道长告辞,……病家送出门来,恳求道长留个地名,日后好去拜访。道长说道:‘七月二十七晨,在昆山井亭港泥河滩相见。’说罢化一道清风而去。……到了那日,却在三官殿里瞧见三官老爷与那位道长的容貌无异。消息在松江一带传开,从此七月二十七日松江人都要到泥河滩三官殿叩拜三官老爷”。除此之外,还有两则异文,均讲原先泥河滩三官堂如何的破败,在这则神话传播之后,泥河滩三官堂香火旺盛起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注意到“华亭县手工业自古比较发达,明时棉纺织业‘衣被天下’。说明通过构建泥河滩三官神的灵验神话有助于促进泥河滩的经济发展。

还有南汇祝家桥镇陈家庙的神话:“……吾陈氏,由镇江金坛县渡春申浦,卜居五团七甲。越五世,至廷章公,生有异相,年二十八便病危。夕梦见三人立床前,一诊脉、一持药、一捧茶,饮之醒,觉满身松动,病去过半。……越三日病愈。客来问疾,公以梦告,客曰:‘殆三官之神乎?当建宇供之。’公于清乾隆五十二年,鸠工建佛宇三间。中供三官神像……。”材料中的陈氏来自镇江,在拙著《上海三官神话与信仰研究》中曾经论证过上海的盐民有部分来自镇江,这则材料再次证实了三官神话与经济的关系。

在战争的影响下,各个市镇的经济形式发生变化,随之三官神话也逐渐走向衰败。在经济衰败加转型期如何拯救信仰,其中很管用的方法就是制造治病救人的神话,在精神层面上减轻人们因经济等因素引起的痛苦。因此,当曾经产生三官的经济模式发生转变时,三官神话也容易产生新的内容。

五来历神话:当代经济发展引起三官信仰的复苏

笔者自2008年以来曾多次在上海的郊区做田野调查,发现当下上海三官信仰的恢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官神话逐渐恢复,而且三官神话在各区有不同的形态,如浦东以天地水三官为中心的神话、嘉定以唐宏葛雍周武为中心的神话、青浦是以尧舜禹三官为中心的神话(如图5)。而且在调查中,多讲三官是谁,三官庙怎么来的,较少有其他类型的如灵验救难、治病等神话。

在这些来历神话中,具典型代表的是青浦区A村的尧舜禹三官神话,据说与乾隆皇帝有关,“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两次到此地。第一次的时候,在东横湖中映出一座红颜色的庙,但是四周没有这样的庙,乾隆皇帝就许愿要在此地建一座红庙。当地的官员就领旨建庙。皇帝第二次来的时候,想起曾经许的愿,决定到该地看看,发现庙已经建好了,香火很旺盛。皇帝决定要在此地拜三官,即尧舜禹三官,为此,庙宇扩建,三官成为该庙的主祀,官方的记载是三官堂,而当地的百姓称其为红庙。”

来历神话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在1949年之后,随着政府的“破四旧”、“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等政策的施行,经济不振,三官信仰作为封建迷信被革除。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的复苏,三官神话也逐渐的发展起来,但是当下多数老百姓已经不清楚三官是谁。在这样的背景下,先要解决的是神的来历问题,因此三官神话就以来历神话为核心。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其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这一过程中,三官神话作为都市文化之一同样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尽管目前来看更多的是以来历神话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会出现灵验等神话类型。

六结语

通过非遗资源图谱,三官神话的变迁与元明清至今的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就很明了。当元明上海棉布业兴起时,三官神话以来历为主;到清朝上海经济繁荣时,三官神话则以灵验救难为主;民国时,战乱不断、经济萧条,三官神话则以治病为主;到当下,随着经济的复苏,改革开放的发展,三官神话又以来历为主。这样就形成三官神话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如图6所示。

明朝后期,盐场的逐渐衰落与棉布商人的到来,使得三官的来历成为关注的重点。清朝时随着上海市镇棉业、布业的繁荣,三官神话也进一步具体化、细节化,出现了以救难为主的神话,如罗店镇的三元救沈濬父子,体现了徽商与当地人的矛盾与冲突;外冈镇的徽商姚氏的神话则表现了外地人对本地文化的认同;闵行镇的洞庭席某的仆人,闵行镇的新安布商则是各路商家在生意场上暗斗的表达。民国时期以治病神话为主,如松江、陈家庙建庙神话等。当代三官神话在经历“破四旧”等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官神话逐渐复兴,主要以来历神话为核心。总之,三官神话的变迁离不开经济的推动,在经济的发展和各路商家的推动下共同实现三官神话的发展。在非遗资源图谱基础上以神话叙事变迁为中心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神话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

【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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