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乔治敦大学与杨百翰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的研究发现，信仰自由是与全球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三大因素之一。该研究调查了173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情况，并控制了20多个金融、社会与政府监管变量的影响。
这样的研究并未证明宗教自由导致了经济增长，但是它确实表明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思考。
在全球经济摆脱多年的不景气之时，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可能是未受到足够关注的资产。例如，该研究发现，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列出了12个全球竞争力核心要素，而10个与宗教自由正相关。对宗教有较少限制与敌意的国家在创造力方面是其它国家的两倍。
研究表明，宗教或者信仰自由一旦付诸实践，有如下效果：
减少腐败：研究表明，排斥宗教的法律与举措与严重腐败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政府对宗教限制指数与2014年的腐败认知指数，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在10个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中，有9个国家对宗教自由有高度或者极高的政府限制。这些国家包括朝鲜。皮尤中心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进行精确评估，但是认为该国是对宗教进行最严格的限制的国家之一。宗教自由使得商人可以在经商时仰赖属灵价值与道德教化，这有助于商业伦理。
更加和平：如果宗教自由得不到遵守，那么结果就可能是暴力与冲突。正常的经济活动容易受到冲击，本国与外国投资外流，可持续发展被削弱。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埃及的状况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在埃及，对宗教的管制与敌意危及旅游业。就更一般意义而言，宽容是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和平与稳定对于商业至关重要，因为有了稳定才会有更多机会来进行投资与开展正常且可预期的商业运作，在新兴市场更是如此。2011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价值受到否定》（The Price ofFreedom Denied）一书以及经济与和平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Peace）2014年的研究都探讨了这一问题。
更少有害监管：一些宗教限制可能会对经济活动有直接影响，为进出口行业制造法律障碍，清真食品市场就是一个例子。限制性的法律还可能助长区域性的宗教敌意，这也会对市场产生冲击。这种例子很多，包括在就业市场（在佩戴头巾等事项中）对女性的歧视，还有使用反渎神法来攻击商业竞争对手，这在传媒行业中刚刚发生过。
降低责任风险：阿贝克隆比 & 费奇（Abercrombie & Fitch）这一服装零售商涉嫌拒绝雇佣一位佩戴头巾的女穆斯林，可能触犯了美国的平等机会就业法律。这一消息传开之后，该公司的股票大跌。如果企业能够避免就业歧视，就可以规避这样的责任风险。
更具多样化，增长率更高：宗教自由有助于多样化，而多样化与经济增长相关。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世界上12个最具有宗教多样性的国家都在2008到2012年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如果宗教少数派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就会有助于经济领域的创新，正如工业革命这段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在中国被取缔，很多人因为其信仰而横遭迫害。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对宗教进行严格管制，但是目前的情况比以前要自由的多。中国社会的这种相对开放导致了宗教的广泛传布。
最新的人口数字估算表明，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宗教信徒，仅次于印度。《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信徒人数占中国人口总数约5%的基督教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关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拉姆·柯南（Ram Cnaan）教授所领导的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直接支出和涵盖教育、医疗服务以及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为那些有困难的人提供工作岗位和安全港湾）的各种活动，一个城市中宗教团体的多样性对经济的贡献高达数百万美元。
可以说，赋予中国及其他国家宗教团体自由是未来几十年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的途径，每个国家都可以从这种自由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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