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自立运动、本色化运动史往往这样记载：1900年，高凤池等人在闸北恒业路创设基督教会（自理会）。如果属实，该教会是自立运动在上海最早成立的教会。高凤池等人也是中国基督徒会的创办人，中国基督徒会又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密切相关。因此，倍受基督教史家关注。这一教会是否真实存在过？具体地址在哪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与中国基督徒会的关系如何？笔者作一考证。

一、基督教会（自理会）确实存在过

关于这一教会的原始记载有二处，略有差别。

一是1935年出版的《民国上海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说”）。该志第八卷第11页有《上海基督教会堂表》，第二条：“名称：基督教会；国籍：中国；宗派：自理会；创办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地址：闸北恒业路；创办人：宝山高凤池等九人；建筑与事业：赁屋办报十一年，【1】外埠设分会三处。”在同一页，将俞国桢所创自立会的宗派归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示区别。【2】

二是高凤池写的《教会历史的一页(上海)》，发表于《基督教丛刊》1947年第18期第4页（以下简称“高说”）。他认为县志“稍有错误，以余所知者加以更正，抄录如左，以备后之有志溯源探始者参考之用。”其第二条：“名称：基督教会；国籍：中国；宗派：自立会；创办年：光绪廿六年；地址：名中国基督徒会；创办人：谢洪赉、邬挺生、高凤池等九人。”从“高说”可以看出，高凤池认为县志有误，需要更正，说明县志稿不是出自高凤池之手。

另外，在社会上流传比较广的是汤志钧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近代上海大事记》第554页，记载1900年度的大事：“高凤池等在闸北恒业路创设上海基督教会（自理会）”。该书体例是每条大事只做记录，不交代出处，在《前言》中总体交代该书资料来自《申报》《上海新报》《北华捷报》及书刊、上海史研究成果，教会资料由于醒民作了补充。可惜，于醒民已过世，汤志钧先生高寿百岁，无法追索原始出处。恒业路筑于1921年，所用必是1921年后的资料；从内容看，很有可能是引用“县志说”，只是将《上海基督教会堂表》表名上的 “上海”两字移植在该会名称前。

笔者有幸在上海文史馆看到该馆馆员姚明辉写的《上海纪事》手稿，涉及自理会：“而1900年即有高凤池等九人者，皆中国籍，创立自理会，谓是中国人自办之基督教矣。此九人者，传谓是商务印书馆之发起创办人。自是而商务印书馆与基督教及中国教育殆浸成三位一体，有血肉相连之概……地址在宝山境恒业路。”

笔者查阅了当年《申报》、所有能查到的《基督徒报》、【3】1918年出版的《上海县续志》、1921年出版的《宝山县续志》，并通过“读秀”、“全国报刊索引”搜索，未见该教会的其它原始记载。《上海县续志》记录了俞国桢创办的“海宁路自立会教堂”【4】，未记录该教会。《宝山县续志》记录了已从海宁路迁址宝通路的长老会堂和自立总会，【5】也未记录该教会。1914年，一氓（赵义民）所写《中国基督徒会小史》，也未提及恒业路的基督教会（自理会）。【6】

前述2个记载的相同处有四：一是会名；二是国籍；三是创办年份；四是创办人有9人，例举人名都有高凤池。这4个相同的关键信息显然是指向同一个教会。2个记载的不同之处有四：一是宗派，“高说”将“自理会”改成了“自立会”。二是地址，“县志说”指明在闸北恒业路；“高说”未具体标明，却不合体例地记为“名中国基督徒会”。三是创办人，“县志说”标明高凤池的籍贯是“宝山”，“高说”还例举了另两位人名。四是“高说”未设“建筑与事业”栏目。

最近，笔者看到高凤池用毛笔书写的此文手稿，发现宗派栏有修改，原写“自理会”，在“理”的右侧改为“立”，变成了“自立会”。【7】高凤池为什么改宗派？在1900年，“自立”极具贬义。清政府正将中国国会及与之相关的自立会、自立军定性为“纠众谋逆”，【8】严加缉拿。【9】民众避之唯恐不及，高凤池等人当然不会引火烧身。也就是说，“自理会”是时代的产物。至1947年，经数十年宣传，基督教“自立”不仅被普遍接受，还成为基督徒爱国和进步的象征；“自立会”已名震中华；高凤池也一直以创办专刊、首倡“自立”为荣。但今人回望，高凤池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对已成历史的事件进行修饰，既无必要，亦难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今人仍称之为“自理会”。

地址和高凤池的籍贯问题，将在下文析疑。

正因为有由2位作者所写、内容稍有不同2个记载，可避孤证之嫌。证明了此会存在过。

二、基督教会（自理会）的具体地址

“县志说”指明的地址是闸北恒业路。

1900年，“闸北”只是个地域概念，而非行政区划名；泛指吴淞江【10】上2座挡潮之闸以北上海、宝山两县交界处的区域。这2座闸，一座在今福建路桥，一座在新闸桥附近；新闸建成后，分称老闸、新闸。1863年，老闸以北地区被划入租界，“闸北”内涵逐渐演变为泛指吴淞江以北的华界，包括虹口港以西、广中路以南、曹家渡、光新路以东2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恒业路恰在“闸北”。

恒业路今仍存，是一条总长约580米的小马路，位于虹口区，与内环（中山北路、中山北一路）的东宝兴路至同鸣路段平行，在内环内，呈西南、东北走势，跨俞泾浦分成两段。恒业路1921年由沪北工巡捐局建筑，当时东北自三三里【11】起，西南至横浜路【12】，长142丈（473米），宽3丈（10米），弹石面。【13】大概是今恒业路东段加同鸣路东段。【14】1923年6月，沪北工巡捐局修建马士来路，东到横浜（今俞泾浦），西到西宝兴路（今东宝兴路）【15】，长290米，是煤屑路。该路又称士来路、宝兴支路。【16】1924年5月5日应高凤池之请，改称恒业路。【17】至此，恒业路形成东西两段、跨横浜相连的状况。1932年“一 • 二八”战事中，宝山路、西宝兴路一帶是战事中心，道路损毁严重。战后，恒业路的弹街路面曾获修整。【18】

高凤池在恒业路有一块6.5亩的地产，【19】位于横浜河东、恒业路底；【20】恒业路南是邻居张国威的产业；1933年的地址是上海特别市江湾区结号九二图天圩二十七号。【21】高凤池这块地产的行政区划归属数次变化。清朝，属江苏省宝山县，先属依仁乡，后属江湾厂。清末的1910年，实行地方自治，改厂为市、乡；这块地产属于宝山县江湾乡。因此，“县志说”指明高凤池的籍贯是宝山。1913年，划出江湾、彭浦两乡南境部分，与上海县闸北市合并，成立闸北自治区（简称闸北市）；这块地产属闸北市。1927年，按大上海计划，建立上海特别市；1928年，这块地产划归上海特别市江湾区。又经数次变化，1958年，宝山县划归上海市，江湾镇以南的地区划归虹口区；恒业路归入虹口区。

高凤池先代务农，族居上海虹口。【22】当年，“虹口”也是一个因虹口港而得名的地域概念，而非行政区划名。“虹口”以虬（旧）江为界，江南属上海县，江北属宝山县，含江湾镇、虹镇、虹口镇等集镇和周边乡村，“虹口”部分地域与“闸北”概念交叉。因此，恒业路地产当年又属“虹口”。另外，高凤池家在柏树桥【23】、水电路口有坟园。【24】坟园离恒业路地产约600米。从两者距离看，符合当年宅基地与祖坟不太远也不太近的习俗。高凤池出生于1863年，11岁入读清心义塾。晚年叙述其少时家境贫寒，其母每月一次，“枵腹徒步”，到他就读的清心义塾为他梳洗。【25】从恒业路到南门外的清心义塾，有7-8公里，步行往返约需4小时，加上梳洗时间，勉强能在两餐之间完成。高凤池21岁入美华书馆工作，前6年月薪仅6元，30岁前常以衣食为虑，【26】不可能添置房地产。到目前为止，除了这块地产和祖坟，未发现1900年时高凤池在虹口另有房地产。恒业路地产应该是高凤池的祖居地，也是他当时的家庭住址。【27】当年的教会，往往先在信徒家中聚会，随着力量的积蓄，逐渐租屋设堂、建造教堂。基督教会（自理会）已知的3位发起人、中国基督徒会的13位发起人，除了高凤池，在恒业路都没有房地产。也未见基督教会（自理会）在恒业路租房设堂的记载。因此，基督教会（自理会）有极大概率是在高凤池位于恒业路的家中聚会。

高凤池经济条件改善后，在紧邻公共租界的东有恒路【28】、舟山路口购地6.5亩，建成花园住宅。【29】抗战期间，一度住租界卡德路131弄23号【30】等处。1925年，他已将恒业路的地产租给恒业地产公司，且代该公司向义品银行担保借款，建造房屋出租。因时局不靖，亏折被累，地租无着。【31】1928年春，位于横浜西岸青云路、恒业路一带，橫浜桥附近，顾家湾476号【32】的铸丰搪瓷厂，扩建为铸丰通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张蟾芬、项松茂、高凤池、郁厚培等11人为董事。向高凤池租用这块地产及地面数幢房屋，设立第二分厂，租金每月150元。【33】扩建后，原厂址改设总厂，与河东岸的第二分厂隔河相望，河上有木桥相通。【34】1932年“一•二八”战事中，国民政府的第十九路军驻在铸丰总厂，日军则从二厂附近进攻，隔河激战，总厂被打得千疮百孔，二厂几乎全焚。【35】

战后，铸丰减资添股，精减业务。1934年4月退还高凤池的租地。这时，高凤池已担任五洲大药房的常务董事，即将地产转租给五洲大药房，用作制造原料和化学试剂为主，兼造蚊香的第三制药厂。1937年“八•一三”战事中，恒业路是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地，【36】五洲大药房即把第三制药厂所有职工并入其它分厂，三厂的厂房、锅炉，设备、半制品及原料等全部毁于战火。【37】战后，虹口沦为日本海军警备地区，由日本海军直接管辖。高凤池1948年所立自书遗嘱所列“薄产”中，已经没有这块地产。【38】这可能是高凤池不愿或不能记录基督教会（自理会）地址的原因。

此后，这块地上建有复兴公记玻璃厂、三星公记热水瓶厂、五华热水瓶三厂3个小厂。1956年，3小厂合并，【39】命名为公私合营恒业热水瓶厂。1959年1月，改恒业玻璃钢厂（国营），【40】厂址包括恒业路的229、243、249、254数个门牌号，【41】对外通讯用229号。该厂也被记载为恒业玻璃厂。【42】1967年6月5日，改名为上海工业玻璃二厂。【43】1950年6月1日，神召使徒信道会闸北支堂信徒张国威、张惠荣，将俞泾浦东岸、恒业路南的550.66平方米的土地捐献给教会，【44】11月，建成三开间、可容近200人的教堂，地址是恒业路254号，另有2间教牧人员住宅。【45】上海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后，该堂停止宗教活动，1958年1月经房管局租给恒业路北的公私合营恒业热水瓶厂，1969年被工业玻璃二厂拆除，建为熔炉车间和料房车间。【46】至此，工业玻璃二厂占地4149平方米（6.22亩）。【47】1997年2月，工业玻璃二厂进行“三废”拔点迁建，厂址改建成3幢住宅小区，称普江苑。改建后，路南原教堂的地基建了一幢住宅，门牌号是恒业路216、218号。【48】给上海基督教会作了一次性补偿。路北原厂房地基，建成2幢住宅，分别是恒业路217弄1号一幢、2-4号一幢，2-4号住宅的底层是商业用房，另有恒业路229、225号的门牌号。

综本节所述，基督教会（自理会）1900年成立后，极大概率在今俞泾浦东岸、恒业路北高凤池家中聚会，即今恒业路217弄1-4号住宅处。

中国基督徒会于1914更名为中国基督教会。【49】“县志说”的“建筑与事业”栏目中，未提建筑及地址，提了办报、外埠设分会。这显然是以中国基督徒会为叙事对象。“高说”在“地址”栏文不对题地录上“名中国基督徒会”。这两个记载证明了“县志说”和“高说”都将基督教会（自理会）和中国基督徒会视为一体。1902年中国基督徒会成立后，基督教会（自理会）即转为中国基督徒会聚会模式。

三、中国基督徒会如何聚会

中国基督徒会由夏瑞芳、高凤池、谢洪赉、邬挺生、曹雪赓、宋耀如、王亨统、黄家柟、张桂华、龚伯瑛、李恒春、徐维绘、俞中善等13人，为免国家因教案引发的赔款、失权等损害而发起，开自立之先声。首届会正高凤池。成立后即得到各地基督徒的响应，发展迅速。最盛时，有会友2000多人，香港、北京、山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四川、江苏、日本、英国均有支会。该会自筹经费，派人在江苏省宜兴县，安徽省颖上县、浙江孝丰县（今安吉县孝丰镇）等地传道；办《基督徒报》13年；努力践行自立、自养、自传。【50】至1913年5月，全国各地成立了很多自立团体，不尽属该会。该会的上海总机关“毫无号召之魄力”。【51】1915年改组，与中华续行委办会联合，【52】停办自身会务，包括聚会。

该会初创时，上海总机关部每周有一次常会，内容有祈祷、商讨办理会务；有专人主讲；主讲者有牧师，有平信徒；时间大多在周一。1904年，常会改在周五；参加者平均8-9人。另外，每月有月会，有专人领祷、主讲、祝福，不时有唱诗、读经、勉励、演说、报告等内容，赴会者约20-30人。也有年会及临时性的筹捐会、饯行会、议事宴会等特别会议。【53】后来，常会改为每二周一次，1914年规定每月2次，每月第二、第四周的周四举行，暑天休息6周。【54】

该会在沪没有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和办公场所。聚会地点数次变化：1906年秋季之前，聚于北京路长老会的思娄堂前楼；之后，聚于振华小学校内。1910年3月12日，该会和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合并为中国基督徒自立会。此后，每周一次在虹口长老会堂聚会，各人轮流讲道、讨论自立。【55】1911年，两会又分开办理，中国基督徒会的每周聚会回到思娄堂前楼；【56】月会礼拜则轮流在会中各牧长所辖之堂进行。【57】自始至终，重大聚会大多借青年会的场所举行。

通讯地址始终是经办者的任职单位地址甚或家庭地址；因此，同一时期与该会联系不同事务，需投寄不同地址。比如：1903年，书启谢洪赉任职于中西书院，稿件即寄到中西书院所在的上海昆山路20号。购报付资等事务归司报员龚伯瑛办理，龚任职于青年会，这类事务的联系地址为北京路15号青年会公所。司库员是张桂华，捐、汇款地址是他的住址西门外万生桥泰亨里30号。【58】1909年，青年会迁址四川路，龚伯瑛的联系地址相应改为四川路青年会。张崇德接谢洪赉任书启后，通讯地改为他任职的上海棋盘街元字546号官话合会。【59】1911年，张崇德改任大英圣书公会之职，通讯地址随之改为北京路17号。1913年，赵义民接任书启，通讯地址是他任职的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制造厂。【60】

可见，中国基督徒会在1902至1915年期间，始终借址聚会，参加常会人数与基督教会（自理会）发起人数差不多。

四、结论

基督教会（自理会）确实存在过。地址大概率在高凤池家中。旧址先后为宝山县江湾乡、上海特别市江湾区结号九二图天圩二十七号、恒业路229、243、249、254号，今为恒业路217弄1-4号。1902年中国基督徒会成立后，基督教会（自理会）即改用中国基督徒会活动模式，借场所举行每周或每两周一次的常会，另有月会、年会、特别聚会，至1915年结束。

基督教会（自理会）独立存在时间和影响力均有限，被淹没在中国基督徒会的影响力下，以至于宗派名被改、地址文不对题，也未在当年基督教界引起重大异议。

基督教会（自理会）创办人除了高凤池、谢洪赉、邬挺生外，另6人是谁，尚无确切资料解疑。从该会与中国基督徒会关系和参加中国基督徒会常会人数看，极大可能与中国基督徒会的创办人重合。

不管怎么说，基督教会（自理会）确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自立教会；是中国基督徒会的源头；因着中国基督徒会，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也有渊源关系。

注释：

1.《基督徒报》实际办报13年。

2.吴馨等修，姚文枬等纂：《民国上海县志》，1935年，第八卷第11页。

3.《基督徒报》是中国基督徒会办的刊物，高凤池是中国基督徒会的主要创办人。该刊1903-1915年共出60号。笔者查阅了1903年第1卷第3期、1904年6月第6号至1915年11月第60号，共56号。

4.姚文枬等编纂：《上海县续志》，1918年，第29卷，第18页。

5.钱淦总纂：《宝山县续志》，1921年，第5卷，第25页。

6.一氓编述：《中国基督徒会小史》，《中国基督徒报》第51号（1914年春季），第12页。

7.手稿照片见照片二。原件由高凤池孙子高玄保收藏。

8.作者不详：《摘叙自立会匪逆乱确据示》，《申报》1900年10月9日，第1版。

9.作者不详：《照录蝴广督宪张香帅通饬缉匪拿自立会富有票札》，《申报》1900年10月17日，第1版。

10.今苏州河。

11.在今花园路、西江湾路口的西南角。据郭甜甜：《胡怀琛年表》：1932年胡怀琛迁居闸北花园路18号的三三里。见牛继清主编：《安徽文献研究集刊》第6卷，黄山书社，2014年，第146页。另据笔者实地勘察，18号应在今花园路南、西江湾路西。

12.横浜路原沿横浜东岸，从宝山路至方家木桥（今新同心路附近）长630丈（见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第940页）。1933年，市政府延长同济路（今同心路）自恒业路至三阳路（今中山北路）一段路线。同时，废止橫浜路自恒业路至三阳路的一段路线（见《市政府市政会议》《申报》1933年4月1日，第13版）。

13.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4页。“弹石面”是用零碎石块、石子铺的路面，又称弹街路、弹硌路、弹格路。等级低于小方石块路面。1932年，闸北仅光复路、乌镇路是小方石块路，总长1100米，而弹街路众多，总长3.8万米（见《工务局报吿》，《申报》1932年9月16日，第11版 。

14.据笔者丈量，这两段路长约142丈（473米）。同鸣路是一条新命名的路，原来是西江湾路的206弄，1989年出版的《上海路名大全》尚未收录同鸣路。

15. 1995年7月3日，西宝兴路南段（中山北路至淞沪铁路）改为东宝兴路。

16.《上海沪北工巡捐局报告（第三百五十六号，民国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207-1-310，第11（b）页。

17.《上海沪北工巡捐局报告（第一百六十号，民国十三年五月五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207-1-310，第17（b）页。

18.作者不详：《工务局报吿，整理战区工作》，《申报》1932年9月16日，第11版。

19.叶新整理：《高凤池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第56页。

20.穆湘玥著：《民国丛书 第3编 74 历史 地理类 企业回忆录 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21.见张国威手绘地图，《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恒业路路线文书》（1932年12月25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215-1-5733，第37页。

22.作者不详：《高翰卿先生八秩大寿文启》，1943年3月手稿。原件存高玄保家。

23.又称八字桥。

24.叶新整理：《高凤池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第115页。

25.作者不详：《申报助学金事宜决定尽速办理》，《申报》1943年6月26日，第4版。

26.虎赞：《高翰卿先生访问记》，《小五洲》1937年 第8期，第2页。

27.笔者颇费心力，查找能直接证明高凤池这块地产就是他的祖居地和1900年住址的资料，无果。

28.今东余杭路。

29. 1936年的地址是东余杭路943弄20号；今址是舟山路445号（该址今设了虹口区舟山路幼儿园、衡山虹妇幼医院等机构）。

30.高凤如1941年填写的《土地陈报证》。原件由高凤池孙子高玄保收藏。

31.叶新整理：《高凤池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第5页。

32.作者不详：《盗匪刦掠铸丰薪金》，《申报》1934年7月21日，第12版。

33.穆湘玥著：《民国丛书 第3编 74 历史 地理类 企业回忆录 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34.穆湘玥著：《民国丛书 第3编 74 历史 地理类 企业回忆录 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96

35.穆湘玥著：《民国丛书 第3编 74 历史 地理类 企业回忆录 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95-96页。

36.作者不详：《虹口闸北日军驻所》,《申报》1936年9月28日。第11版。

37.孔令仁、李德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 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0页。

38.高凤池自书遗嘱原件。原件由高凤池孙子高玄保收藏。

39.公私合营恒业玻璃钢厂关于申请购置房屋的报告》（1964年1月15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B157-2-285-26，第1页。

40. 1.公私合营时厂房草图。收藏于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上海工业玻璃二厂关于单位名称变更情况的材料》(1986年9月16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B163-3-1003-218，第1页。

41.《上海市轻工业局公司系统使用房屋情况表》（1962年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案：B157-2-183-19，第1页。

42. 1.《中共上海市玻璃工业公司委员会关于同意恒业玻璃厂成立支部的批复》（1966年2月5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B157-1-306-1，第1页。2.上海电话局编印的《上海电话号簿》1963版，记载为恒业玻璃厂。

43.《上海市玻璃工业公司印鉴卡（上海工业玻璃二厂）》,上海档案馆藏档案：B157-1-311-9，第1页。

44. 1：《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表》；2：该地的地籍图；均收藏于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45.《华威珍同工谈恒业路254号原神召使徒信道会闸北支堂情况》，收藏于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46.《为申请调拨恒业路254号房屋自行处理事——上海工业玻璃二厂革命委员会1974年4月5日给广中路房管所的报告》，收藏于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笔者注：这是文革中后期由工业玻璃二厂补办的调拨手续。

47.贺贤稷主编，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00页。

48.笔者根据上海工业玻璃二厂公私合营时厂房草图、地籍图（收藏于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进行的实地考察。

49.赵义民：《基督徒会更名之通告》，《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590回(1914年)，第1页。

50.中国基督徒会的专题研究，可参考1.胡卫清：《自立第一声：〈基督徒报〉研究（1903-1915）》，收于《十字架前的思索：文本阐释与经典诠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2.胡卫清：《中国基督徒会历史初探(1902-1915)》，收于《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3.吴云：《中国基督徒会（1902-1910）与早期自立运动研究》，收于《宗教与历史》第二辑。

51.作者不详：《同志通讯》，《中国基督徒报》第59号（1915年9月），第7（B）页。

52.作者不详：《上海教务》，《中国基督徒报》第60号（1915年11月），第6（B）页。

53.作者不详：《中国基督徒会甲辰年报》，《中国基督徒报》第9号（1905年3月），第8-9页。

54.义民：《会务纪要》，《中国基督徒报》第53号（1914年秋季），第8（A）页。

55.作者不详：《本会佳音》，《中国基督徒报》第26号（1910年8月），第8（B）-9（A）页。

56.作者不详：《本会纪实》，《中国基督徒报》第47号（1913年春季），第11(B)-12(A)页。

57.作者不详：《本会纪实》，《中国基督徒报》第36号（1911年11月），第10页。

58.作者不详：《中国基督徒会问答》，《中国基督徒报》第17号（1907年3月），第9（B）页。

59.作者不详：《本报启事》，《中国基督徒报》第24号（1909年12月），第12（B）页。

60.作者不详：《本会通告》，《中国基督徒报》第48号（1913年夏季），第13页。

此文发表于《金陵神学志》2023年7-9月卷（总136）第12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