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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籍主教的选任之路与反思
发布时间: 2020/8/8日    【字体:
作者:刘志庆 尚海丽
关键词:  民国时期 中国籍主教 选任  
 
 
提  要:中国籍主教之有无、有多少,是中国教会本地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籍主教的选任之路漫长而曲折,1674年罗文藻被任命为南京代牧,虽然时隔11年之后才举行祝圣典礼,但为中国籍主教选圣开了先河。1926年10月28日,首批6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祝圣,这是中国教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此后20余年间,又陆续选任中国籍主教55人,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进入一个新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政局巨烈动荡,由于种种原因,教廷没有培养选任更多的中国籍主教,特别是没有重视新升格的一些主教区、新成立的一些监牧区的本地化建设,丧失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外籍传教士一撤离,教区随之失去主心骨,中国教会的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籍主教1之有无、有多少,是中国教会本地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国籍主教的选任之路漫长而曲折,最早始于1674年,距今已有340多年,非常遗憾的是,在此后的252年间,中国教会再无本国主教。1926年首批6位国籍主教被祝圣,到解放初期,先后有60多位国籍神长承担起教区领导重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主教中国化的进程。
 
  一、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
 
  1659年教廷成立南京代牧区,管辖江南、北京、山东、山西、河南、蒙古和高丽等地教务,1660年任命高多冷提2为南京首任宗座代牧,3教廷利用代牧制有效地避开了葡萄牙对主教任命的干涉。41674年教廷任命罗文藻为南京代牧区宗座代牧。
 
  罗文藻(1616-1691),字汝鼎,号我存,圣名额我略(Gregory),1617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南福安河西岸罗家巷村。1633年9月24日在利安当(Antonio de Sancta Maria)神父手中受洗入教。1635年陪同利安当神父、多明我会会士贾神父(Francissco Diaz)前往马尼拉报告中国礼仪之争相关情况,1637年到北京,不久即遭监禁。时间不长,从北京脱身南下福建,再避难于澳门。1644年10月10日从澳门出发前往马尼拉,1645年5月20日到达,入圣多玛斯学院半工半读,习拉丁文、西班牙文及哲学,凡两年半。1647年受派回国。1650年1月1日改穿多明我会会服,成为初学修士。1654年7月4日在马尼拉晋铎,1655年回国传教。1664年发生杨光先反天主教事件,外国传教士不能公开活动,全国教务实际上由罗文藻一人负责,其足迹遍及闽、浙、赣、粤、晋、鲁、湘、川、江南及直隶。1674年1月7日被教廷任命为南京代牧,领衔巴希利(Basilitanensis)主教。由于西班牙多明我会的激烈反对,祝圣典礼迟迟未能举行。1685年4月8日在广州由北京教区主教伊大仁主礼祝圣,成为中国籍的首任主教,曾以南京代牧身份兼管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及河南5省教务。1691年1月16日在江南省江宁府去世,终年75岁。 5
 
  罗文藻在任期间,南京教区有吴渔山、刘蕴德、万其渊等中国籍耶稣会会士,但他并未向教廷推荐其中一位作为主教候选人,而是选择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余宜阁6。陈方中教授认为,这不是罗文藻主教妒贤嫉能,而是因为当时的国籍神父确实德能不济,他指出,“罗文藻担任主教是特殊环境下的孤例,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当时中国教会并没有足以接任主教的本地神职。上述诸位国籍耶稣会士,都是中年以后修道者,以吴历(渔山)为例,拉丁文程度仅足以做圣母弥撒,无以负担经常与教廷通信的责任。此外其神哲学素养都不足,当时中国境内还未设立培育年轻修士的修道院。”7由此可以看出,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神职界的德能确实还难堪重任。
 
  二、首批6位中国籍主教被祝圣及其意义
 
  罗文藻被任命为主教之后的252年间,中国教会再无自己的主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1926年6位国籍主教的祝圣。
 
  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颁布《夫至大》通谕,明确天主教本地化路线。1926年2月28日,教宗比约十一世(Pius XI)颁布《圣教会以往的成绩》(Rerum Ecclesiae)通谕,加强了《夫至大》通谕的力量,同年6月15日又颁布《由登极初时》通谕,针对在中国的代牧而写,旨在确定、阐明并维护传教使命的纯正性,对建立本地教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时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评论到:“传教区只是过渡状态,是建立本籍教会的工具。教宗责怪,为何要阻止本地神职人员的培植和成长,不让他们将来治理自己的同胞呢?”  8
 
  刚恒毅认为,选任国籍主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他说,“宗徒们一到罗马,立刻就设置了本地主教。天主教在中国历经三个世纪,全体五十余主教仍然清一色都是外国人。天主教在中国人眼中成了外国进口货色,又常与外国政治利益发展关系,难道这是中国人的错?必须尽速让中国人作主教。” 9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培养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据法文版《中国、日本教务年鉴》统计,1924年中国教会共有神职人员2518人,其中,外籍神父1447人,中国籍神父1071人。中国籍神职占总数的42.53%。10另一份资料统计,1926年,中国籍神职有1219人,占神职总数的40.3%。当年国籍神职人数超过外籍神职人数的省份有5个:直隶(290:126)、四川(167:112)、浙江(73:33)、江西(72:57)、陕西(49:46)。11从以上两个统计资料的数据看,中国籍神职已超四成,选任中国主教、设立中国主教管理的教区当在情理之中。
 
  为配合选任国籍主教,在刚恒毅的大力推动下,1923年12月、1924年4月,教廷先后成立了蒲圻、蠡县监牧区,1926年6月1日将两个监牧区擢升为代牧区,此后又成立宣化代牧区(1926年5月10日)、汾阳代牧区(1926年5月12日)、台州代牧区(1926年8月10日)、海门代牧区(1926年8月11日),分别选任成和德、孙德祯、赵怀义、陈国砥、胡若山、朱开敏为代牧主教。现将6位主教的生平简要介绍如下:
 
  成和德(1873-1928),圣名奥多利各(Odorico),方济各会(O.F.M.)会士。1873年7月22日出生于湖北老河口,早年在茶园沟上学,10岁时与另一位方济各会备修生到意大利受训。1894年8月7日在意大利拉罗纳(LaVerna)入方济各会,1900年7月5日晋铎。1903年1月回国传教,1907年开始出任茶园沟备修院副院长,前后长达14年之久。他擅长圣乐,喜欢历史书籍,曾把方济各会会规翻译为中文,并为中国学子编写过一本意大利文法,著有《刘董二位致命真福合传》,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1924年3月21日被任命为蒲圻监牧区监牧主教,12成为国内首位国籍宗座监牧13。同年作为两名中国籍主教之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教务会议。1926年6月24日获任康天那(Catenna)领衔主教、蒲圻代牧。1928年11月14日去世,终年55岁。14
 
  孙德祯(1869-1951),圣名默尔爵(Melchior),遣使会(C.M.)会士。1869年11月19日生于北京,13岁入修道院,在大小修院学习14年,成绩优异。1897年1月24日晋铎,赴天津、盐山等地传教,1899年11月4日加入遣使会,1901年1月25日发愿,在北平小修院执教12年。1912年任京兆牛房村本堂,在天津、仓县、盐山、京东等地传教12年。1924年4月15日被任命为蠡县监牧区监牧主教。1926年6月24日被授予爱斯本(Esbon)主教衔、蠡县代收。1929年7月15日改称安国代牧区主教。1936年向教廷呈请退休照准,退居北平北郊清河镇耀汉小兄弟会真福院,1948年底迁入北京城内。1951年8月13日去世,享年82岁。15
 
  赵怀义(1880-1927),又名秉义,圣名斐理伯(Philip)。1880年10月4日生于北京西郊长辛店正福寺村,他的两位兄弟也是神父。1893年11月7日进入北京北堂小修院,1904年2月27日晋铎,后在北京备修院任教4年,在宣化传教两年半,之后任京兆信安本堂10年,任北京毓英中学校长4年。1923年1月8日出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的中文秘书。1926年5月10日宣化代牧区成立,5月13日赵怀义被任命为首任代牧,领衔瓦卡(Vaga)主教。1927年10月14日在宣化去世,终年47岁。16
 
  陈国砥(1875-1930),字锡固,圣名类思(Louis),方济各会(O.F.M.)会士,1875年11月15日生于山西潞安附近的安阳村,家中世代信教,1896年10月4日在洞儿沟加入方济各会。1903年3月15日晋铎,其后在忻县等地传教9年,先后任两位意大利籍主教的中文秘书。他除在太原修院教授拉丁文和护教学外,还负责管理该城一间天主教中学——明原学校。1911年任太原主教座堂本堂,1921年任临县总铎区总本堂,后任太原中学校长。1926年5月10日被选任为汾阳代牧区代牧,领衔历图亚(Attuda)主教。1930年3月10日去世,终年55岁。17
 
  胡若山(1881-1962),洗名若望(Joseph),遣使会(C.M.)会士。原籍浙江宁波,1881年2月22日出生于浙江定海县,祖上10代均为天主教徒,5岁时不幸沦为孤儿,由传教士抚养长大,1894年进定海北门外小修道院肄业,1903年升入宁波大修院攻读神学,再转读于嘉兴大修院。1906年11月6日在嘉兴加入遣使会,1908年11月7日发愿,1909年6月5日在嘉兴会院晋铎。此后先在浙江东部传教6年,1911年任毓才中西学校校长及备修院院长。1914年任甬北七苦堂本堂,一年后奉命襄理保禄大修院,至1919年,兼任浙东教务顾问员。在宁波大修院11年,教授哲学、神学两科。1922年赴汉口参与中华全国大公会议预备会,并作为代表参加上海公会议的委员会。1926年7月30日被任命为台州代牧区代牧,领衔泰奥多西(Théodosie)主教。1962年8月18日(一说8月28日)在黄岩堂去世,享年81岁。18
 
  朱开敏(1868-1960),又名希孟,字铭德,号季球,圣名西满(Simon),耶稣会(S.J.)会士。原籍江苏省青浦县诸巷会,1868年10月30日出生在上海董家渡一个沙船主家庭,兄弟姐妹7人,排行第六,其母为马相伯的姐姐,三哥朱志尧是上海著名实业家。1883年入上海董家渡小修院学习拉丁文,后入徐家汇大修院学习神哲学。1888年9月7日入耶稣会,1898年6月28日在董家渡晋铎,此后在浦东、川沙、金家巷、常熟、江阴、鹿苑等地传教达20年。1903年2月2日发终身大愿。1924年任江苏南通总铎区总本堂,次年兼任海门总铎区总本堂,兼任茅家镇类思小学校长。1926年8月2日被任命为海门代牧区代牧,领衔赉斯毕府(Lesvi)主教。1946年4月11日升任海门教区正权主教。1959年被错划右派,1960年2月22日去世,享年92岁。19
 
  1926年10月28日,教宗比约十一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亲手祝圣上述6位中国籍主教。经查证,其实这次祝圣典礼原定于1926年10月24日举行,20为显示隆重,教宗比约十一世特意将“祝圣日期改为二十八日。是日为教皇自己受祝圣主教之纪念日。因此次改期,罗马各大学生亦得以参与祝圣典礼,因二十四日正值避静期内,不能与礼焉。”21这次祝圣典礼清楚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教廷在中国建立本地教会的决心,为建立国籍教区、选圣国籍主教的常态化奠定了基础。刚恒毅评论到:“六位中国主教(于一九二六年)被任命和祝圣后,终于结束了漫长的过渡时期,开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客籍传教士,各修会会士们,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有了成果。由蒲圻及蠡县两监牧区先予解冻,接着祝圣六位主教才算大功告成。教会园中的盆栽,终于正式移到中国土地上,往下扎根,自然而然地会茂盛繁殖起来。自一六八五年卓越人物罗文藻在广州被祝圣为首任中国主教之后,好事多磨,难以为继,因此,希望这次能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 22
 
  回顾90年前设立6个国籍教区、祝圣6位国籍主教的历史,其意义非凡,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有如下4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教会的发展来看,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设立时间偏晚、准备仓促。好在从第2个传教区——蠡县代牧区之后的5个传教区教徒的品质、数量都好过蒲圻监牧区成立之时。特别是经过20多年发展,6个教区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没有成为中国教会本地化建设的领头羊,但亦可称之为中国教会举足轻重的教区。6个教区的发展对比如下:
 
  第二,外籍修会在中国都有各自的传教区域,成立国籍教区必须争取外籍修会的支持。在刚恒毅大力推动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虽然举步维艰,特别是成立第一个国籍教区时,曾受到方洛各会主教、神父们的蒙骗,并且在中外神职之间引发过一场明争暗斗,矛盾一度上达罗马教廷,但瑕不掩瑜,在汉口代牧主教田瑞玉24及其继任者的支持下,建立了第一个国籍教区——蒲圻监牧区。具体而言,从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代牧区分设了湖北蒲圻、山西汾阳两个传教区;从法国遣使会的代牧区分设出河北安国、河北宣化、浙江台州3个传教区;而江苏海门教区则是从法国耶稣会的辖区分设而来。
 
  第三,6位国籍主教是当时中国籍神职人员的优秀代表。6位主教晋铎时间都比较长,阅历丰富,性格沉稳。成和德晋铎26年、时年53岁,孙德祯晋铎29年、时年57岁,赵怀义晋铎22年、时年46岁,陈国砥晋铎23年、时年51岁,胡若山晋铎17年、时年45岁,朱开敏晋铎28年、时年58岁。晋铎时间最长的为孙德祯主教29年,最短的胡若山主教也有17年;年龄最大的为朱开敏主教58岁,最年轻的是胡若山主教45岁。在修院学习期间、晋铎之前后,他们都受到过外籍修会的良好培育,6人中有5位是修会会士,成和德、陈国砥为方济各会会士,孙德祯、胡若山是遣使会会士,朱开敏是耶稣会会士。
 
  第四,6位国籍主教行使主教权时间不一,但都对本教区乃至中国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赵怀义主教在位仅一年多时间,1927年10月即去世;成和德主教2年多,1928年11月去世;陈国砥主教不足4年,1930年3月去世;孙德祯主教10年,1936年辞职。在位时间最长的是胡若山主教、朱开敏主教,分别到1962年8月、1960年2月,行使主教权均超过30年。
 
  三、1927年之后中国籍主教选任简况
 
  推进中国教会本地化,国籍主教的选任需要持续进行。刚恒毅曾不断告诫外籍传教士,“母亲帮忙幼儿开始走路,渐渐让他独自行走。即使偶而跌跤也算正常,不能因噎废食。教区也应趁早就注意训练修士,等本籍人数足够时就让其建立圣统。不能永久霸占传教区。” 25刚恒毅任宗座驻华代表期间、以及蔡宁总主教接任后,中国籍主教的选任得到延续,据统计,6位国籍主教祝圣后近30年间,教廷又陆续选任中国籍传教区领导55人(其中,主教44人、监牧10人、自治区首长1人),在44位主教中,有枢机主教1人(北平田耕莘)、总主教3人(南昌周济世、南京于斌、沈阳皮漱石)、辅理主教1人(广州杨福爵),一位主教未能祝圣(榆次杨广琪)
 
  分析表2可以得出如下4个结论:
 
  第一,1927年至1943年1月,中国籍传教区负责人选任数量较多,16年35人,平均每年2.19人,最多的为1929年6人。在35人中,代牧主教26人、辅理主教1人、监牧主教9人、自治区首长1人。到1946年4月11日实行圣统制时,仍然健在的有25人,分为三个品级:1、总主教(3人):于斌(南京)、田耕莘(北京)、周济世(南昌);2、主教(19人、18个教区):孙德祯(安国)、朱开敏(海门)、胡若山(台州)、王文成(顺庆)、张弼德(赵县)、崔守恂(永年)、刘锦文(汾阳)、王泽溥(万县)、樊恒安(集宁)、王道南(凤翔)、张润波(宣化)、余郁文(嘉定)、易宣化(襄阳)、王增义(安国)、赵振声(献县)、陈启明(正定)、袁克治(驻马店)、张维笃(信阳)、牛会卿(阳谷);3、监牧主教(3人):赵庆化(赤峰)、李荩臣(临清)、高正一(盩厔)。
 
  第二,1943年1月之后至1948年底,国籍主教的选任出现了问题。据统计,5年间中国教会新任命主教28人,但其中只有宣化教区选圣了一名国籍主教(王木铎)。为什么没有选任更多的国籍主教,从现有资料中笔者未能发现具体原因,但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一方面客观上减少了1946年实行圣统制时国籍主教的数量,另一方面透露出的信号是国籍主教仍然受到外籍修会的巨大排斥。
 
  第三,1949年是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之年,当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这一年,教廷选任了8位国籍主教,力度可谓空前绝后。究其原因不难看出,这是教廷部署中国教会领导人的应急之策,虽难免草率,但对后世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我们回顾李道南(蒲圻)、段荫明(万县)、邓及洲(嘉定)、皮漱石(沈阳)、龚品梅(苏州、上海)等人的作用时,不得不说,如果没有这几位主教,中国教会将不是今天的面貌。
 
  第四,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至1955年,随着外籍主教和传教士被迫出境,教廷又选任了11位国籍主教,其中,1950年3人、1951年6人、1952年1人、1955年1人,从当时整个教会的状况而言,这些主教的选任并无多少现实意义,因为大部分新选任的主教不能有效行使主教权,甚至有些主教(如延安教区李宣德)根本就无法到达自己的教区。但是,当看到韩廷弼(洪洞)、周维道(凤翔)、邓以明(广州)、范学淹(保定)、李伯渔(盩厔)、宗怀谟(烟台)、王学明(绥远)这些主教名字时,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落实宗教政策前后,这些主教以及其他健在的国籍主教成为中国教会的骨干力量,为中国教会的延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中国教会的“地上”、“地下”分歧也与他们密切相关。
 
  在结束上述分析时,笔者想到刚恒毅说过的一段话,“传教区可比作温室中的花卉,若想茁壮,就得移植地上,才能根深蒂固。因为温室中的花卉,敌不住风雨的摧残。就像过去中国的教会,一遇全国性的教难,教士被逐,一切都化为乌有。”26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教会恰恰走过了这样一段经历,从中国教会本地化建设得失来看,教廷、外籍修会、中国教会都值得深思。
 
  四、对选任中国籍主教的反思
 
  第一,中国籍教区的弱小难以承载天主教中国化的重任。选圣国籍主教的前提是要建立国籍教区。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外籍修会即把持了中国绝大多数传教区,因利益原因他们不愿分割条件较好的堂区给中国籍神职管理,致使大部分国籍教区地位低下、教徒人数少、经济状况差。据笔者统计,1949年,中国大陆有141个教区,其中,能称得上国籍教区的仅24个,占教区总数的17.02%。在24个教区中,共有天主教徒60.66万人,占中国教会教徒总数的18.04%;有神父923人,占神职总数的18.46%。1949年,中国大陆有天主教徒336.16万人,平均每个教区23841人,在24个国籍教区中有14个教区教徒人数达不到平均数,而蒲圻、昭通、台州、施南、凤翔5个教区教徒均不足万人,有4万教徒以上、相对富裕的仅保定、永年、赵县3个教区。1949年,中国大陆教会有神职5000余人,平均每个教区35.5人,在24个国籍教区中,有14个教区达不到平均水平,蒲圻、昭通2个教区仅各有10名神父,施南、台州、阳谷3个教区也都只有十几人。
 
  第二,培养选任中国主教缺乏主动性。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局巨烈动荡,教廷没有积极培养选任更多的国籍主教,特别是没有重视新升格的一些教区、新成立的一些监牧区的本地化建设,丧失了难得的发展机遇。1946年中国实行圣统制,这本应是大力培养和选任中国籍主教的机遇,但是绝大部分外籍主教都不愿给中国神职让出主教位。一个正面的例子是北京教区的满德贻主教,271946年成立圣统制时主动让位于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但是这样的例子太少了,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外籍主教全部出境,中国主教管理自己教区只能是一种奢望。刚恒毅对外籍修会和本籍神职的关系曾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一般来说,教会该由本地人作主教为原则,但初创时期,客籍传教士是不可或缺的。等本地圣统建立后,客籍传教士晓得自己任务完成了,应立即束装他往,再拓展主的新园地。”28在选任国籍主教问题上,外籍修会是一个重大障碍,而教廷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外籍修会不愿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外籍主教不愿放弃自己的教区利益,自然就要排斥中国籍神职,中国教会本地化进程缓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关于中国籍神职的素质问题。中国籍神职神学素养差,特别是不能熟练掌握拉丁文,这历来是一个饱受诟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例如著名的罗文藻主教,他被任命为南京代牧主教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特别是来自西班牙多明我会的反对,认为其不完全具备主教条件和素质。真实的情况却只是修会的利益之争。从他被选任到祝圣时间过了11年零3个月,这足以说明一名中国籍主教在选圣之路上的艰辛,其实和其德能并无多大关系。又如四川李安德神父,信德坚固,才能出众,精通拉丁语,神学素养高,一生中实际上一直默默承担教区管理重任,足迹遍及四川各地,但直到双耳失聪才有人推荐其为主教人选,当然此时他已无法胜任,只能去修道院培育修士,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更是中国教会的重大损失。更有一些外籍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好象就是为了控诉和批判中国人一样,在他们眼里中国籍神职是根本不具备主教条件的。当年刚恒毅总主教来到中国后,就曾对一些外籍传教士痛加批驳,他说:“有一本传教士写的《传教的方法》书中,很刻薄地控诉了中国人的残暴。他们却忘记了罗马斗兽场的残酷游戏。我愿这本书立刻禁止流传。传教士来华,不是为揭露中国人民的缺点,而要爱护他们,才能获得人灵。”29据统计,1926年之前中国接受过修院教育的修生总数已达4100人,当年全国共有哲学修生354人、神学修生458人。30在刚恒毅的大力推动下,1923年中国修生得以进入罗马传信大学学习,同时又在国内开办了多所大修院,由外籍神职任教,到20世纪40年代前后,受过系统神学、哲学培育的神职人员数量充足,并不是无人可选,和罗文藻主教所处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据统计,自中国教会有教区之设开始,至解放初期,教廷先后任命574位主教,其中国籍主教62人,仅占总数的10.8%。从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建设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中国教会本地化建设愿景的实现,前提必须是中国人的教会。中国籍主教管理中国的教会天经地义,这也是天主教中国化的真谛所在。教廷一贯的政策并未与此相左,早在90多年前,刚恒毅就说过,“教宗关怀中国,切愿中国强大起来,主张中国归中国人。”31回顾首批6位国籍主教祝圣90多年的历史,既有发展的喜悦,也有受挫的教训。
 
(原文载《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212-219页。)
 
 
注释:
 
 1.主教(Bishop)主教是一个地域内教会团体的领导,通常指一个教区(Diocese)。天主教会认为,教区不是从整个教会中划出一地区或行政区,让主教在那里当地方行政长官,而是主教在司铎们合和下,牧养信友团体,主教是信仰团体的牧人。
 
 2.高多冷提(Ignace Cotolendi,1629-1662),法国人,遣使会(C.M.)会士。1630年3月23日出生,1660年9月20日被任命为南京首任宗座代牧,领衔 Metellopolis主教,1660年11月7日在巴黎接受祝圣,兼理直隶、山东、陕西、河南、高丽及蒙古教务,因患疟疾没有赴任。1662年8月18日在印度去世。
 
 3.赵庆源著:《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第14页。
 
 4.代牧区(Apostolic Vicariate)实际上是教廷委托他人代为治理教务的一种,创始于17世纪中叶,其实是教廷与葡萄牙争夺教会控制权的结果。代牧区在教会法律上不是主教区,代牧主教(Apostolic Vicar)通常是领受历史上曾有而今已不存的老教区主教的名衔,由教廷任命,其职权与正式主教相同,但各代牧区及各代牧主教之间没有必然的从属关系。
 
 5.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35-341页。
 
 6.余宜阁(Jean-Francois de Nicolais Leonissa,?-1737),意大利人,方济各会(O.F.M.)会士。1691年2月27日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1696年10月20日改任湖广代牧,领衔Berytus主教,1700年3月7日祝圣。1737年12月27日去世。
 
 7.陈方中:《民国初年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的时代意义》,“中国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史论坛(2016)”会议论文,2016年7月,郑州。
 
 8.9.22.25.26.28.29.31.《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天主教主徒会,1992年,第135、99、136-137、134、132、91、120、91、99页。
 
 10.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1925, Sixieme Annee, Pekin, P. XIV.
 
 11.Pascal D’Elisa, S.J.,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May-June, 1927, P. 355.
 
 12.台湾《教友生活周刊》记载是1923年12月12日获任命。
 
 13.监牧区(Apostolic Prefecture)是传教区的一种,可以理解为尚未成熟的传教区,或者是成立代牧区、教区之前的准备阶段。某些地区因特殊环境或教友稀少而尚未成立教区,罗马教廷因而在这些地方设置宗座监牧区,委托宗座监牧以教宗名义治理之。监牧区的首长称监牧(Apostolic Prefect),通常由神父担任,在我国习惯上也称为主教,或监牧主教,一般无主教圣秩,亦非名衔主教,就行政权力而言犹如代牧主教。
 
 14.《圣教杂志》1929年18卷7期,第11-12页。金普斯、麦克罗斯基著:《方济会来华史(1294-1955)》,香港:香港天主教方济会,2000年,第29页。
 
 15.《圣教杂志》,1926年15卷10期,第440-441页。《鼎》,2008年春季号(总第148期),第26页。P. Octave Ferreux C.M.著,吴宗文神父译:《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台北:华明书局,1977年,第513页。《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9页。
 
 16.《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353-354页。
 
 17.《圣教杂志》,1926年15卷10期,第441页。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汾阳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年,第896-897页。《鼎》,2008年春季号(总第148期),第29页。《公教报》,1930年4月1日,第4版。
 
 18.《圣教杂志》,1926年15卷9期,第395页。《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552-554页。《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表》,第661页。《鼎》,2008年春季号(总第148期),第32页。
 
 19.《圣教杂志》1926年15卷9期,第378-380页。《中国天主教》2012年第3期,第33页。
 
 20.《圣教杂志》,1926年15卷10期,第435页。
 
 21.《圣教杂志》,1926年15卷12期,第530页。
 
 23.1926年的数字转引自陈方中:《民国初年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的时代意义》,1949年数字引自赵庆源著:《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
 
 24.田瑞玉(Gratianus Gennaro,1863-1923),意大利人,方济各会(O.F.M.)会士。1863年9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的Isola Vicentina,1892年4月2日晋铎。1906年8月25日任湖北东境代牧区助理主教,领衔Hiericho主教,同年12月8日祝圣。1909年7月24日接任湖北东境代牧区正权主教。1923年12月19日去世。
 
 27.满德贻(Paul-Léon-Cornil Montaigne,1883-1962),法国人,遣使会(C.M.)会士。1923年9月任保定代理主教,1924年12月18日被任命为保定代牧区代牧,领衔西地玛(Sidyma)主教,1925年4月19日在保定由刚恒毅总主教祝圣。1930年1月25日调任北京代牧区助理主教,1933年1月27日接任北京代牧区正权主教,1946年4月荣休,让位于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
 
 30.刘国鹏著:《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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