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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朴初居士晚年三首挽诗引起的联想(中)
发布时间: 2020/8/14日    【字体:
作者:徐玉成
关键词:  赵朴初居士 徐玉成 鸦片论  
 
——纪念赵朴初居士逝世二十周年
 
 
二、读《罗竹风先生纪念辞》
 
罗竹风(1911——1996),山东省平度市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战日报社社长、八路军胶东第五支队宣传部部长、平度县县长、胶东公学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华东、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中国宗教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宗教问题》主编。主持编著有《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宗教通史简编》、《宗教学概论》等。
 
从以上简历上看,罗竹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在1987年,更是因为他主编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奠定了他杰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家的地位。
 
罗竹风先生1996年11月4日逝世后,赵朴初居士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写了首《罗竹风先生纪念辞》一 首:
 
   吾爱罗竹翁,多闻而直谅。观其论宗教,不谀亦不谤。
   岂如庸懦夫,隋风而逐浪?马氏鸦片喻,其锋实指上。
   深情哀下民,谓是无声抗。毛公云文化,钱子言同样。
   信口斥迷信,适足形其妄。卓卓罗竹风,长顾罕能尚。
   作者原注;毛公谓毛泽东,钱子谓钱学森。【1】
 
诗的大意是:我尊敬的罗竹风老先生,您博学多闻而且正直宽容。您对宗教的言论,不偏不倚,不阿谀亦不诽谤。您不像那些庸俗的懦夫那样,只知道随波逐浪地贬斥宗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实,这一形象比喻针对的是产生宗教社会的政治上层,而不是指信仰宗教的广大群众。您真正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关心同情下层教众,宗教是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无声抗议。毛泽东说宗教是文化,钱学森也持这种观点,您也认为宗教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能和社会主义相适应。那些信口说宗教是迷信的人,恰恰说明他们的无知和狂妄。高超出众的罗竹风啊,您对宗教的见解和高论,充满了智慧,让后来正直的人们高山仰止。
 
如果说,赵朴初居士写《邓小平同志挽诗》,是由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全局上毅然、果断扭转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把中国从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到正确的转道上而心存感激的话,那么写《罗竹风先生纪念辞》,表达了对罗竹风先生在宗教理论政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可以说,在摒弃“左”的宗教理论和政策方面,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是多年心照不宣的知己。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因此在宗教问题上,苏联关于“宗教鸦片论”、“鸦片基石论”和“宗教斗争论”的理论,对中国党内和理论界、文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渗透到一切文化领域,导致我们在宗教工作方面走了一段弯路,使宗教界受到严重挫折。
 
苏联的的这个影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五十年代初期,上述宗教的“鸦片论”、“基石论”和“斗争论”,基本上在党的文件中比较多见,报刊杂志还没有大量宣传:例如:1.1950年6月10日,中央文件指出:“宗教对少数民族束缚毒害很大,相当的阻碍其政冶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2】2.1953年12月,中宣部长陆定一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必须限制其发展。”【3】3.1958年5月12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指出:“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普遍的真理,不容怀疑,否则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4】
 
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66年“文革”前,宗教“鸦片论”、“基石论”和“斗争论”不但在党内文件中,而且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得到广泛宣传。例如:1.在社会上广泛散发批判和反对宗教的小册子;2.《新建设》杂志1963年9月号有一篇文章说:“宗教的本质是反动的,这是指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对人们具有欺骗、麻醉的作用,它防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防碍人们正确地进行改造自然的改造社会的斗争,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我们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深刻含义。”【5】3.《文汇报》1964年4月21日一篇文章中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防碍人们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6】当时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这些文章,有的被《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予以转载,其他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争相转载和报道,使这一“左”的宗教理论观点得到广泛的传播。在这种舆论氛围中,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经提出的“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和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7】的正确主张也被封锁起来,没有坚持宣传和贯彻执行。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了“宗教的五性论”【8】来抵制和回避“左”倾的宗教理论。使经过1958年“大跃进”冲击的宗教界,尚存一线生机。
 
第三阶段,1966年6月至1978年9月,“文革”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城乡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摧毁和消除一切宗教活动场所,停止一切宗教活动,转业所有的宗教教职人员的运动。许多宗教界人士以种种罪名被关押、批斗与劳改,在宗教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就连提出“宗教五性论”的李维汉部长,也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名遭到批斗与迫害。在如此大规模宣传攻势下,国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可想而知,一提到宗教,基本上与敌人、牛鬼蛇神、落后、愚昧、反动等概念划等号。这些现象的发生,使人们谈教色变,对宗教一词远避三舍,唯恐因宗教问题株连自己的前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上个世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0月 ,中共中央下发了65号文件,提出落实宗教政策问题。可是,文件下达两年以后的1980年12月,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写给中央书记处的《汇报提纲》指出:“主要问题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不少地方落实不下去。很多地方反映,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困难最多,阻力最大,进展最慢,收效最差。”并且举例说:“许多地方的宗教活动场所得不到解决,占用寺庙、教堂的单位,以各种借口不予退还。有些省、区至今一个教堂也没开放”;“ 浙江温州地区的基督教,原有教堂五百余座,现在一个教堂也没有开放。”“还有一些冤、假、错案未予复查、平反”,“国务院为解决教会、寺庙房屋产权的[80]188号文件下达后,多数地区还没有落实。”可见,当时落实宗教政策这块坚冰是多么坚固与顽强。
 
因此,在中共中央【1982】19号文件中指出:“自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在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使用暴力,结果却使宗教活动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得到某些发展,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利用这种条件,在宗教活动掩盖下大搞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9】
 
面对如此困难局面,赵朴初居士没有退缩,更没有被如此强大的顽固思想和势力所吓倒,而是遵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对二十五年来积重难返的在宗教领域“左”的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工作。
 
在这一工作中,赵朴初居士不是孤立的,远在上海的宗教领袖丁光训主教和学术界领袖罗竹风先生,就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罗竹风先生在1953年至1956年,任华东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在“宗教改造中”执行过严厉政策,与反动“会道门”组织进行过坚决斗争。然而,“文革”后筹建上海宗教研究所时,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工作实际相结合,以“不唯上,不唯书,唯真为实”的大无畏精神,提出“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宗教观”,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探索的意见。开始对传统宗教理论进行拨乱反正的进程。
 
(一)领导打响了所谓“第三次鸦片战争”
 
马克思曾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0】对于马克思这段“宗教鸦片论”,曾经是中国理论界认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定海神针”,是不容质疑的铁的定律。现在罗竹风先生提出要对这一铁的定律进行的探讨,其理论勇气和胆略可想而知。这个“探讨”二字,说起来温柔平缓,但是作起来的话,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推动的结果,酝酿成了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宗教学术研究领域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又被学术界称为宗教的“南北战争”,亦被学术界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
 
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在罗竹风先生领导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宗教学会;另一方是以任继愈所长为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众所周知,发生在我国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的鸦片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我国宗教哲学学者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学术争论,却被人们戏称作“第三次鸦片战争”。   
 
从政治层面看,所谓“第三次鸦片战争”与前两次鸦片战争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倘若从宗教哲学发展事态的直接影响看,从其对当代中国宗教哲学学者思想解放的推动的作用看,把后者称作“第三次鸦片战争”,并不过分。
 
1. 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9年2月,在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上,罗竹风作了《关于宗教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尊重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宗教学研究等问题。
 
这次会议过后,罗竹风先生深感在宗教研究中有必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语录。
 
2.1980年4月,在罗竹风先生的支持下,郑建业主教在《宗教》杂志上发表了《从宗教与鸦片谈起》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宗教哲学界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的广泛研究和争鸣。
 
3.1981年,罗竹风创立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任名誉所长。组建上海市宗教学会,当选会长。他强调对宗教的研究,要以全面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克服对“宗教鸦片说”的片面理解。
 
4.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率领上海学者到北京开会,和与会的宗教学者和宗教管理干部们展开争论,打了一场学术界的“南北战争”(南指上海,北指北京)。因为事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议题,又被戏称新时期的“鸦片战争”。会议期间,有位青年学者首先向罗竹风先生发起责难,罗竹风先生说:“老祖宗讲的话不一定句句都是真理,起码这句话就有片面性。宗教是历史文化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也有它的两重性。宗教既有教人尊天敬上,相信命运,逆来顺受,虔修来世的消极思想,又有惩恶扬善等反映劳苦大众意愿和希望的内容,前者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欺骗和麻醉劳苦大众,后者则为饱受苦难的人民所接受,甚至利用宗教进行反抗。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例是很多的。各种宗教,我们都要采取历史分析的态度,都要一分为二,不能武断地肯定一切。总之,各种宗教都劝人做好事,不干坏事,这也是我们正直的人所需要的。这样的宗旨有什么不好呢?宗教徒做好事的出发点,与整个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社会应予肯定,不应该歧视。”【11】
 
事后,罗竹风一笑了之,诙谐地说这是一场所“舌战群儒”。
 
5. 为了取得“第三次鸦片战争”的胜利,针对上述观点,罗竹风,尹大贻、罗伟虹、赵复三、丁光训等学者则开始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理解和阐释。
 
1983年,罗竹风先生在《宗教问题探索》上发表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文中指出:
 
“宗教研究工作者,一开头就以‘宗教是鸦片’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文章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问题绝不会这样简单。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论断,是离不开社会现实,离不开政治斗争,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各国国情的。马克思从来不抽象地谈论宗教问题,这是他同唯心主义者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明显区分。如果把马克思说过的某一句话从它的前言后语孤立起来,断章取义,那必然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中国宗教有自己的特点,它不仅和西方的情况不同,也和马克思当时的德国、列宁当时的俄国不一样。而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不可能从已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只能从调查入手,从头开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目的是为了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而起一种应起的作用,使它变成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加以探讨和处理。”
 
文章指出,“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十亿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凡是对‘四化’建设有好处的事情就要努力去做,不管是什么人都应一律看待。绝不能因为宗教信仰者所做的,就加以歧视或者打个折扣。过去曾经存在过这种偏差,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12】
 
 6.1984年,丁光训在《宗教》上发表了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文章,支持罗竹风的上述观点;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尹大贻也在《宗教问题探索》发表题为《青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观点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观点的区别》的署名文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罗伟虹也在《宗教问题探索》发表题为《试论马克思宗教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过程》的署名文章。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分析现在的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指出,如果断章取义地把马克思早期批判宗教的个别无神论观点作为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精髓,作为研究当代宗教问题的出发点,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束缚了自己的头脑。
 
这次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如果从郑建业主教在《宗教》上发表《从宗教与鸦片谈起》算起,大约历时十年左右。这场争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或标志着我国宗教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即我国的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从根本上跳出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藩篱,开始驶入了学术化的发展轨道,从而为我国宗教哲学的崛起和高歌猛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
 
赵朴初居士于198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的长篇文章,坚决支持了罗竹风先生对“宗教鸦片论”的探索,作为对罗竹风先生的积极呼应。
 
7.丁光训主教说,通过争论,人们“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有了恰如其分的理解和评论”,看作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研究上”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并且断言:“看来,这一场‘鸦片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因为“在从事研究的学者中”虽然还有人在这方面继续“写文章”,但是,继续在宗教的“鸦片本质”上“做文章”的却“已经很少很少了”,也就是说,经过这场论争后,我国的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的列车脱离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旧轨道,驶入了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轨道。
 
8.1982年中共中央采纳了以罗竹风先生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制定中发【1982】十九号文件中,包括以后制定的中发【1991】六号文件中,改变了几十年的行文习惯,都没有使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为宗教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三次鸦片战争”的胜负,已经有了明确的定论。
 
(二)现代宗教研究的奠基人
 
如果说赵朴初居士做为宗教界的领袖,从宗教政策制定和法律法规酝酿方面参政议政,保持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话,罗竹风先生则是从宗教词典编纂,宗教学术研究方面,保持正确导向的理论先锋。
 
1、1980年,罗竹风担任《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和《宗教卷》主编时,明确提出《宗教卷》的编写要求——编写工作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核心,坚持内容的客观表述,努力把握好既反“左”又反右这个度。全书的框架应当体现全方位、多角度的设计要求,条目设置应当覆盖宗教的全部领域,条目内容应当达到史论交错、全面阐述的学术要求。他注意落实从组织编写队伍、拟定所收条目、分学科写稿样,组织样稿讨论,到全面铺开编写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他带头撰写“宗教”这一领头条目。实事求是地评价宗教,曾经受到学术界的好评。钱学森先生也给予高度赞赏。在钱学森先生致赵朴初的信中曾经写道:“我想根本的问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如何正确认识宗教。记得我以前向您说过:宗教是文化。这个意思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开篇,罗竹风、黄心川的《宗教》一文中也说:‘在人类的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得到肯定。”可见,罗文的影响之大、影响之广。
 
《宗教卷》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百科全书领域内宗教门类的空白。罗竹风先生功勋甚伟。
 
2、在1979年,罗竹风先生在担任任继愈任主编的《宗教词典》讨论会上,坚定地主张删去“无神论”词条,认为它不属于宗教学范畴。在他的坚持下,无神论这个概念被从宗教词典中剔除。罗竹风先生消除宗教定义上的“教条主义”,还表现在1980年他筹建上海市宗教研究所的做法上。人员除了宗教事务局的转岗干部萧志恬任所长外,宗教所还借助了各教会的学者。后来还从大学中文、历史、哲学专业的毕业生中录用科研人员。他借助宗教人士创立宗教学的做法,是为“宗教”正名,给“信仰”者地位。管理干部、宗教人士和年轻学者相互尊重,共同推进宗教学研究,是上海宗教学研究的一大优势。
 
3、罗竹风先生在对宗教长期研究和实践中,写下了大量的宗教研究文章:《周总理与宗教工作》、《关于宗教与鸦片》、《关于宗教研究的若干问题》、《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学习新宪法第三十六条的体会》、《关于我国宗教工作的意见》、《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宗教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开拓宗教学研究的新领域》等,这些文章从标题到内容,与赵朴初居士的讲话与文章的内容基本是相通的,证明他们是长期默契的亲密朋友。
 
(三)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开创者
 
1、1983年,罗竹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的主编,他明确要求全书的结论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研究人员必须分期分批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通过对500个实例的研究,为制定党的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论证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基础和方针,成书之后,“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在国际上,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出版。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党中央采纳了这一观点,开创性地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命题。赵朴初居士在1987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〇年本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到这届代表会议期间,中国佛教开始走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道路。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基本条件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是,党和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尊重和保护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另一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是,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13】并且在以后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问题。
 
在学术界和宗教的努力下,一九九〇年,党中央采纳了这上观点,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导向,继而成为党的宗教工作的三个基本方针之一【14】。罗竹风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2、罗竹风先生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讲真话。
 
他说“对宗教信仰者要同样对待,不应另眼相看。凡是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有所贡献的,不管信不信教,都应当受到表扬和尊重,绝不能对教徒的功绩,任意打折扣以至于全部抹煞。人们向善的动机纵有不同,但是可以起‘殊途同归’作用吗?”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呢?因为它是客观存在,而且又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而现在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经常接触到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做出一定的阐述和解答。因此,宗教怎样与社会主义共相适应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便提到宗教研究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党和政府角度来说,只有正确而又认真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更快地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凡属人民内部的问题,必须采取启发、劝诫、诱导和顺应的方式,对待宗教问题,用行政命令或简单化的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在无神论(形式上如此)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度,宗教等于汪洋大海里的孤岛,随时有被冲击、淹没的危险;而在占人口约百分之九十的汉民族,信仰宗教的(狭义说)又占少数。我们往往喜欢以意识形态作为界定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公式,不真正了解宗教,甚至对宗教采取粗暴干涉的态度,使信仰自由政策不能很好贯彻。过去,在各条战线上‘左’的错误是主要的,那么宗教工作可能更为突出,这是毋容讳言的。但竟然有人还说什么宗教政策是右的。这岂非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任何事物都不是凝固和静止的,在某种条件下,宗教难免有所发展,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作定量、定性分析,撇开总的历史社会根源,而只从现象看问题,应当说,这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在信仰问题上,永远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恰恰相反,只能多数尊重少数。应当在求同存异的大前提下,允许宗教徒有信仰自由,这也是堂堂正正载入我国宪法的。最好是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竭尽所能。至于信仰问题,不妨悉听尊便,这就是我对宗教问题的一个大致认识。”【15】
 
(四)结束语
 
名人去世后,获得赵朴初居士写挽诗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家领导人,如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宋庆龄、邓颖超、邓小平、陈毅等;二是尊长和故旧友好,如叶圣陶、胡愈之、周培原、谢冰心、雷洁琼等。但是,经查,罗竹风先生是上海宗教学会会长,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平时与赵朴初居士没有书信往来,翻阅《赵朴初年谱》,也查不到二人在什么地方会面的记载。罗竹风先生既不是国家领导人,又不算朴老本人的故旧友好,而赵朴初先生居然为他写了感情真挚的纪念词。这一事件本身说明,罗竹风先生在宗教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方面建树很多,极大推动了在宗教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获得赵朴初居士的充分认同和高度赞赏。罗先生遵照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唯真唯实的”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挑战“左”的传统习惯势力,对“宗教鸦片论”的论断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朴老和罗老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观点是一致的,共同的事业与共同理想,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使命,把两颗忠诚纯洁和求真务实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谱写了两位著名人物的这段美好佳话。
 
(2020年5月初稿,8月6日修改)
 
读赵朴初居士晚年三首挽诗引起的联想——纪念赵朴初居士逝世二十周年(上)
http://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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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赵朴初韵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13页。
【2】《中央转发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
【3】《陆定一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
【4】《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在宗教工作专业会议上的讲话(根据记录整理)》,
【5】游骧 刘俊望:《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几个问题》,原载《新建设》杂志1963年9月号。
【6】《文汇报》1964年4月21日,1964年,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予以转载。
【7】《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9页。
【8】“宗教的五性”论,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一九五七年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在我国,一部分宗教又带有民族性和国际性。宗教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既广且深,它影响到民族关系,有的还影响到国际关系,……有些人不懂这一点。他们看不见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它的长期性,他们只看见宗教是迷信,是鸦片烟。”同时也阐明了宗教的复杂性特点。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李维汉正式提出宗教具有“五性”特征:即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9】《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版,第57——58页。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11】《罗竹风传略》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一版,第205——206页
【12】《罗竹风传略》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一版,第206——207页。
【13】原载《法音》1987年第3期。
【14】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5】《罗竹风传略》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一版,第213——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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