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彝族是一个同一民族同一语种拥有多部母语史诗的古老民族，从这些史诗以毕摩信仰为精神主领的诗性叙事看，始终如一的精神渴求和历史生命主旨就是“追根溯源”，而万物有灵、万物有根、万物雌雄和万物生死的自然观、宇宙观和生命观贯穿了神话化的历史叙事全过程。《查姆》就是其中一个经典的口头和书面并呈的实践文本。《查姆》的叙事艺术实践、意象体系选择、象征思维创新都为世界史诗叙事奉献了独特的诗学智慧。

“查姆”系彝语音译，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彝族人民把叙述天地间一件事物的起源叫一个“查”，主要述及天地、日月、人类、种子、风雨和草木等万事万物的起源，也述及人类制造纸、书、笔、药、布及金属物质的过程。《查姆》是用古彝文记载并广泛流传的一部创世史诗，与《梅葛》《勒俄特依》《天地祖先歌》《阿细的先基》一同被史诗学界公认为“彝族五大史诗”，也是“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一。2008年，《查姆》以民间文学类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3年，《查姆》作为经典的彝族古籍文献人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一、毕摩经籍诗学视域下的史诗《查姆》

《查姆》在云南彝文典籍中被归为“查苏”（意为“寻源”）类，而在彝族毕摩经籍诗学范畴内《查姆》史诗文本属于“起源经”。起源，北部方言区的彝语叫“博帕”（bbo pat）。“博“指堆叠、积累、发轲、缘起；“帕”是指出生、出现、诞生、生养。“博帕”是彝族历史叙事传统和民间口头文学特有的文体形式。彝人祖先以“博帕”的口头创造与诗性叙事形式，想象生物世界演化和形成的进程，追溯万物的起源，是为了掌握事物的本质特性和世间生命的生存规律，体验万事万物生生灭灭的过程带来的人文价值，理解事物的根底进而预见事物的未来和生命现象的本义。巴莫曲布嫫认为，这类“起源经”系统表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的见解。文本化的史诗不仅讲述了历史，而且也给了我们表现历史的方式——神话。虚实相生的叙事结构中，作品所构拟的“起源”超越了时空，脱离了述源本身的意义，使现实世界的人从心灵幻化中进入茫茫的宗教世界。从审美意义上讲，毕摩经籍诗学的诗性思维是一种凭借意象进行比附、联觉、想象、判断、推导和自我喻示的原始意识活动，而审美意识与原始意识异质同构。这种诗学呈现出蕴涵深刻的宇宙感、历史感、生命感，以“释原意识”“万物雌雄观”与“哎哺学说”为表征的彝族古代哲学与以父子连名制谱牒为表征的传统文化中的根骨观念所制导的述源溯根思维、双元辩证思维、衍生层递思维这三种思维模式对研究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范畴和命题的衍成有着重要价值。巴莫曲布嫫总体化地从毕摩经籍诗学理论中凝练提取出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概念——述源，并且基于口承传统领域史诗化与神话化的历史演述阐发建构了“述源诗”的叙事规则和方式。正如明清时代彝族诗学家漏侯布哲所说“古是历史根”，这种以“古”为表征的历史观进一步衍生出了“史”“历史”“史事”“写史”“史家”“史笔”“史实”“诗史”等具有强烈历史感的叙述方式。

二、史诗《查姆》与其他彝族史诗的共通性

我们知道，创世神话是所有神话体系中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它所讲述的天地开辟、万物由来的故事往往构成特定社会领域（族群地域）文化生命共同体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原型尺度。巴莫曲布嫫研究认为，在蔚为大观的彝族经籍文学作品中，以创世神话为基本内容，以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文化之起源、演变、发展为叙述程式的创世史诗（又称“神话史诗”），是由众多的、单一的神话连缀、构筑而成的韵文体述源系统，是韵文化、体系化了的神话或韵体神话体系。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彝族创世史诗作品主要有：《查姆》《梅葛》《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尼咪诗》《洪水纪》 《尼苏夺节》《布此拉俄》《俚泼古歌》《门咪间扎节》《阿赫希尼摩》《洪水泛 滥史》《洪水与笃米》《彝族创世志》《西南彝志·创世志》，等等。这些史诗作品的传承与保存，大多受益于彝族古老的彝文及其经书典籍，而且与彝族原生宗教祭司毕摩及其所主持的民间生活仪式和宗教仪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原生宗教和祖灵信仰为意识核心，以巫术、祭仪为行为表征，以彝文经籍为载体形式的毕摩文化，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 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这里的彝文经籍文献即指彝文文献中由毕摩创作的书面经书典籍。可以说， 彝文经籍是毕摩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是彝族原生宗教信仰的符号载体，是毕摩世界观的高度概括。根据文献内容和用途的不同，可将彝族传统的文献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祭司毕摩专门用于宗教仪式方面的经典著作；一类是用于民间仪式方面的普通文献。

三、史诗《查姆》文本的形成与叙事结构的独特性

据用古彝文书写的“毕摩经”记载，《查姆》共有120多个“查”，分上下两部，上部为《吾查》，主要记述开天辟地、洪水泛滥、人类发展、万物起源等；下部为《买查》，包括天文地理、占卜历算、文学艺术等内容。实际上，彝族未有文字之时，《查姆》就在民间以口头传承的方式流传着。彝人祖先创制了文字之后，通晓彝文的毕摩开始把史诗记录于书笺上进行编纂传承。彝文手抄本《查姆》主要流传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底土、新资、妥甸，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石屏、建水、元阳和玉溪地区的新平，以及峨山等地的彝族民间，成书年代不详。但因长期无人收集记录，绝大多数已散失。1958年，昆明师范学院组成楚雄、红河两个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第一次调查搜集《查姆》，由已故毕摩施学生用汉语翻译了第一部分原始资料；1959年，李文、李志远初步整理出一份《查姆》清理稿；1962年，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将《查姆》原始材料连同清理稿汇集成册，编人《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七集中；198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思九、陶学良整理翻译的《查姆》，后于2009年被收入“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彝族”再版；1982年，由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译成英文的《查姆》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后，向全世界公开发行；2010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编译的106卷《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第71卷《查姆》（一）、第72卷：《查姆》（二），这两卷《查姆》由施文贵、李友华、方贵生、潘林宏整理翻译，共29个"查”。本文论及的汉译版《查姆》是经楚雄州文联重编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01年版，仅有11个“查”，共3500余行，分上、下两部：上部包括《序诗》和《天地的起源》《独眼睛时代》《直眼睛时代》《横眼睛时代》四章；下部包括《麻和棉》《绸和缎》《金银铜铁锡》《纸和笔》《书》《长生不老药》六章。虽然整理后出版的汉译本《查姆》只有11个“查”，但大抵也反映出诗化“寻源”的基本路径：上部讲述天地起源和人类起源；下部讲述棉麻、绸缎、金银铜铁锡、纸笔书等文化创造的由来。

可以说，《查姆》是彝族人自己的“根谱之书”。彝族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以及道德观念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诗性、神性和人性相交织融合是其一大特点，具有极高的文化传承价值和研究意义。彝族民间口头传统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这悠久富厚的口头传统除了少量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外，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比例的民间口承遗产均以“诗的形式”传承、传播着。一切有关天地演变、物种起源、族群迁徙、部落争战、英雄神话、宗教信仰、情爱故事等记录和反映民族重大历史遭际、文化命运、社会规范的民族文化内容无不以诗的形式得到严格的承传，并通过诗的创造性本质和未来性启示的全面发挥而永远充满生机，充满对未来的无限吁求。我们认为，虽然彝族民间浩繁的口承遗产没有具体的诗人和历史家可寻，但这些文化遗产已兼有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历史学与诗学的本质，同时描述“已发生的事”和“可能发生的事”，从而完成了整个彝民族历史叙事的诗化进程，进一步从意识根基、认知方式上孕育、缔造着这个民族、这一文化的诗性特质。《查姆》便是这种诗史合一、相得益彰之口承遗产中的典范之作。我们从《查姆》文本的叙事结构、意象体系、演述形式、象征思维都可以看出该史诗与其他彝族史诗完全不同的特性。这就从内容到形式都突显出《查姆》创世史诗独特的地域性、方言性和毕摩民间信仰支配下的语言艺术创造的差异性特征。

四、时代意识的"眼睛"表征与叙事

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在《眼睛的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研究》一文中，引用岩田庆治先生关于“眼睛具有‘智力’象征”的见解，指出云南彝族创世神话《查姆》《梅葛》和《阿细的先基》中"按纵的时间关系来排列，并安排在横的空间关系上"的异类独眼人、直眼人、横眼人形态的差异也就是智力的差别，进而可以发现人类世界质的差异。史诗根据各个时代人类眼睛的形状，讲述了人类的进步、人类历史的发展。伊藤先生认为，各种形状眼睛的差异象征着从非人类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而且“较为异常的眼睛形状象征着较为野蛮的、蒙昧的、没有文化的未成熟时代”。

（一）眼睛与社会文化

按照巴莫曲布嫫关于毕摩经籍诗学的理论方法和对中国史诗学建构层面的见解，我们可以从彝族神话世界的“眼睛叙事”中探寻一种文化表达的独特“叙事模式”，进而从发生的维度、时间的维度、空间的维度，以及天、地、人辩证和谐的传统美学观念和虚实对比的诗艺技巧阐释彝族的叙事传统及其口头实践。作为历史叙事的神话史诗本质是一种权力，其为了神意的显现，力图在诗性思维和言语中彰显神的在场，从而完成未完成的创世，追溯未追溯的根源。实质上，任何叙事都是一种意向性行为，而神话就是史前人在试图把握存在的过程中觉知存在的意向性建构。从这个意义来讲，《查姆》就是通过毕摩自命为通神者（人与神的中介）的宗教性叙事开启了彝族人神话时代与世界的意义化书写。或者说，通过一种诗化的历史表述，建构了属于族群的意义世界和集体记忆。这种神话史诗中世界的世界化意味着人作为独立的元素，随着抽象思维的开阔和理性意识的觉醒，从原初的混沌、蒙昧状态中睁开了眼睛，站立了起来，并萌发了历史意识，而开始以一种“主客二分”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然，人类认识世界之初必须对世界加以命名，同时需要通过命名呼唤自我时代的到来。《查姆》上部《天地的起源》一章中写道：

天地间的事，

地转动是第一。

地转动到金海旁边，

太阳出来啦！

地转动到蓝海边，

月亮出来啦！

地转动到绿海边，

星星出来啦！

万物在动中生，

万物在动中演变。

不动嘛不生，

不生嘛不长，

这就是天地的起始，

这就是万物的来源。

彝家把这个时代，

叫做托得多查，

汉家把这个时代，

叫做盘古分天地。

这段叙述表明是彝族先民自觉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时空观念和生命意识，也就是在神话思维制导下由天、地、神、人构成生命共同体的诗化世界观和历史观。在史诗中，太阳、月亮、星星、天地以及世界万物都是在轮流互动化生中自然形成的，同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意义。彝学专家王子尧先生在《彝族古代神话史诗的折光反射》一文中开篇就明确地指出，彝族古代神话史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叙事寻根为指导”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更“是一种自然的历史化”。巴莫曲布嫫在一篇访谈中也提出过：“史诗与人类早期的社会发展或民族、国家（地方政权）的形成、发展的历史相关联，因而被视为反映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长篇叙事诗，具有神圣性。”

（二）眼睛与彝族生命谱系

作为彝族先民试图掌握客观现实中主观感受与超验想象性存在话语的历史叙事，《查姆》以“眼睛”为象征言说并诗化地叙述了洪水后的再生始祖阿普笃慕之前的人类发展时代。它非常具体生动地把洪水神话前人类历史分作三个时代：一是“独眼人时代”，那时天地初开，世人处于原始混乱状态（不分男和女，不分长幼尊卑；不分白天黑夜，不分月大月小，不分秋夏冬春）；二是“直眼人时代”，那时家庭初建，世人处于野蛮自食状态（他们不懂道理，他们经常吵嘴打架；各吃各的饭，各烧各的汤；一不管亲友，二不管爹妈，爹死了拴着脖子丢在山里，妈死了拴着脚杆抛进沟洼）；三是“横眼人时代”，那时文明初始，世人分成民族和谐共进（他们要生存繁衍，他们要认识事物；他们开创历史，他们创造万物）。史诗所描述的神话时代与世界状态、人形状态、生活状态和存在状态的相对关联如下表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查姆》不仅为我们展现并凸显了彝人祖先关于时代与世界的观念和定义，而且作为一部“起源”类的毕摩经籍文献，深度表明彝人独特的历史意识和诗性思维，也丰富体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人类起源的多元说。这样的史诗之所以成为如此伟大而深刻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其建立在这样一种既普遍又本质的看待世界和人类生活的观念上。毫无疑问，世界首先是我们存在的家园，世界也永远等着我们去认识，因为人不可能自外于世界而存在，而且人的存在除了欲望、情感和理性维度之外还有一种超越性的信仰维度，或者说人自觉保持一种诗性的存在。当然，存在本身是一个多面体，有着面向经验化、感验化和超验化的多维角度。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就成了一个不断被感知和定义的存在。人是不能够确切把握存在的，或者说人难以安置存在，只能够对存在加以直觉性的、生产性的想象和理解。人只有在不断走向整体历史的过程中，通过自我临在与绝对存在之间的时空对话，并在生命智慧启迪下体悟到一种获得感、存在感和幸福感。

五、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

弗莱认为，植根于某一种社会的神话体系及时地留下了该社会成员共有的幻想和语言经验的遗产，因而神话系统有助于创造一种文化史。马克思以理性批判为主导的历史观认为：“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由于神话包含着大量传说和传说性历史，它也有助于确立我们所说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研究人类史前历史以及遗失的古代文明，神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和途径，因为神话是人们最初理解和阐释这个充满未知而令人敬畏的世界的一种言语方式。古时，人试图通过神话来回答的较大问题是世界和人的起源为何。通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寻探其背后的历史规律及时空意识，并通过人们的抽象思维、诗意生活和世界观来发现潜藏的集体无意识，从而探究出人类祖先的精神心理和文化品格，这使得神话更有生命力。

（一）历史与神话的共同性

康德在涉及历史理论方面的哲学文本中提出：“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从语义上讲，臆测是指主观推测、猜测，以及凭想象力揣测。而康德哲语里的"臆测”可以延伸释义为一种诗性虚构，或理解为史诗中神话化的自然历史与风土记述。即使是这样，“单单要凭臆测而整个建立起一部历史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臆测的历史只能叫作一种单纯的虚构”。可是，凡属叙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时所无法加以尝试的东西，我们却可以通过臆测来探索其最初的起源，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出自人性中原始禀赋的自由的最初发展史”。就其是大自然的产物而论，与此定义相符合的是毕摩经籍诗学理论话语中不以历史学意识为根据，而在神话思维与根骨观念制导下将血缘和地缘上的人文精神发展过程史诗化的述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史诗可以说是位于由历史意识向历史学意识过渡的阶段。或者说，史诗有历史意识了，但是还没有上升到历史学意识的高度，也就无法用历史学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西方的“史诗”一词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其本意为“叙述”和“故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神话是对有情节的叙事结构的模仿，属于寓言故事。换言之，神话属于一种非理性、直觉式的故事叙述。而这种神话叙事本身又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模仿性叙事。几乎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欧赫墨洛斯（Euhemerus）在《神的历史》一书中，对诸神的历史演变做了精细的历时性考察后得出“神话即历史”的结论，并指出：“神话不是秘传的哲学，而是一种经过筛选的历史（garbled history）”。结构主义神话学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曾在以“当神话变成历史时”为题进行讨论时说：“我绝非不相信，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历史已经取代了神话，并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如果我们再研究历史时，将它构想成为神话的一种延续而绝非与神话完全分离的历史，那么，在我们心灵之中萦回不去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鸿沟，还是有可能被冲破的。”人类学家萨林斯则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一书中，以夏威夷原住民的神话传说与库克船长的历史事件的结构关系为例，彻底打破了“想象／历史”“神话／现实”之间貌合神离的价值界线，在神话与事实、主观与客观的内部关系结构中再生产（reproduct）出超越简单“历史事实”的追求，从而寻找到另外一种真实——“诗性逻辑”（poetic logic）。深受康德哲学熏陶的卡西尔把神话看作人类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并认为，神话由于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人类意识的一种独立建构，故而成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柏拉图也认为，神话蕴含某种概念的内容：只有用概念的语言，才能表达发生的世界；对于那种不存在但总是形成的东西，只能给予一种神话式的表现。因此，神话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特定功能的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按照这样的理解，神话在柏拉图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就能变成一种真正创造的和构成的力量。

（二）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生共存

神话世界并不是幻相。而且人们已坦率地承认，在神话与历史之间找不出明确的逻辑分界，所有历史的思考，都渗透并且必须渗透神话因素。照卡西尔看来，印度、希腊等古老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暗含于他们的神明之中。在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中，“神话证明是初始性的因素，历史是第二位的派生的因素。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甚至有哲学家直接把神话变成历史，或把神话当作对自然界的一种原始解释。在依据康德因果原则试图分析科学的因果判断中，卡西尔反而揭示出关于神话对整个世界解释的一种根源。他认为，具有整体性伸展性质的神话史诗，不仅在为世界起源和众神诞生问题寻求答案，还为太阳、月亮、人、某种动物或植物以及有形物体的起源提供一种“解释”的探求。在《査姆》中，神仙之王涅侬倮佐颇领导众神仙创建世界：仙王儒黄炸当地；撒赛萨若埃把花开成日月；派涅侬撒萨歇撒上星辰；龙王罗阿玛去太空种树储藏谷子、苞谷、养子、洋芋、药材、甘蔗蜜甜、果木麻棉、奇花异草等种子；造人之神的女儿涅滨矮造下大海、河川、湖泊、清泉、绿水和深潭；水王罗塔纪姑娘主管水里和地上的万物，并洗干净了星星、月亮和太阳，从此天地不混沌，昼夜辨得清，四季分得明。显然，这种创世之神的身体化育宇宙、天地和万物的起源神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彝族先民在抽象思维与诗性言语中对天、地、人和万物生命的述源以及对时空观念的独特感知。

有学者研究表明，充满怪诞幻想色彩的远古神话是原始社会的史影，中国历史学在古史神话的记述编纂上较早地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只是古代先贤并未将神话历史化的思想历程表达清楚。茅盾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借鉴西方神话学的理论方法来探讨中国神话和历史之间关系，其著述《中国神话研究ABC》中就指出：“《史记》直把蚩尤认为黄帝时的诸侯，完全把这一段神话历史化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也有类同的观点："中国的史家把神话的和史前的事实也算做完全的历史。”而且在黑格尔看来，神话阶段的历史既是时间空间化，又是空间时间化。和神话历史化紧密联系的历史神话化也是一个阐述神话与历史辩证关系的重要概念。简要来说，神话叙事中的人物、事件和现象，经过人为的强制阐释和异化表述进入历史书写当中而成为历史，就是神话历史化；历史的神话化就是历史上的人物经过神化而有神性，其事迹经过夸张而变得非凡。学者一般认为：“所谓历史神话化是指原始神话时代结束以后，奴隶制社会的人们在神秘宗教观念的支配下，对于始祖和其他为家族（民族）事业发展有特殊贡献人物的神化而形成神话故事的过程。而在由历史演化为神话的过程中，神话的创作者都让自己的祖先与往昔诸神攀亲，并按各自祖先的世系来编排诸神的地位和辈份。”也有学者运用神话原型理论来反观祖先崇拜，得出如此结论：“先民通过对先祖历史的神话化，定期举行祭祖仪式，求得与祖先的同在，从而使其生存获得再生的神圣性和实在性”。关于历史神话化的这番见解正好在对《查姆》的叙事学诠释中得到了互文性的印证：彝族史诗中神话意象符号组合叙事的方式多是“宇宙起源——人类的起源及灾难神话（人类文明的进化史）——自然界万物（动植物）的来源及各自的属性的原因——人类创造物的起源——人类文化节庆婚丧习俗的起源”，这种起源叙事对应于彝族传统文化的祖先崇拜—家支文化—父子连名的由根到枝的树形文化发展观念和社会结构。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地认识到，以《史记》为主脉的中原汉族文言文叙事传统比较倾向于将神话历史化，而以《查姆》为中心的边地彝族母语诗性叙事传统则比较倾向于将历史神话化。

总之，以“眼睛”来象征、表述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的《查姆》，不仅为我们敞开了一个远古神秘的世界，更为我们提供了一段神话化的历史。而且，从《查姆》的神话时代与世界里，我们读到，人在不断通往生命理想的过程中成为比较完善的人。人的存在根本性的指向是“善”，智慧的彝族先民坚持人性中向善的信念，构成了诗性叙事传统里“眼睛”所表征的人类不断朝着光明前进的文明轨迹。史诗《查姆》为世界史诗叙事传统奉献了独特的诗性历史的文化记忆与叙事实践。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5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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