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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与市场经济
发布时间: 2020/12/25日    【字体:
作者:高长江
关键词:  宗教文化 市场经济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格局,从意识形态到精神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市场文明的崛起,使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由受动地位而开始转向主动地位。这种主体性的转换实际上隐含着两极的意义。一方面,它使得人类失落的主体性重新得到回归;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导致这种活化的主体性面临一场新的痛苦的洗礼。因为这种主体性是以对物的依赖和物的人格化的形式获得的。因而,当市场把人们从人身依赖中解脱出来推上独立发展之路时,便又把人置于物质利欲的依赖和支配之下,从而导致人的形神两异。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正是市场文明对人的主体性重新剥夺的彰现。
 
关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重建问题,我曾从伦理文化、审美文化等角度做过探讨,这里拟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再作探究。
 
市场经济与宗教文化之关系问题,是一个综错复杂,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是建立在这样三个论题的基础上的。其一,宗教的本质;其二,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其三,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关于宗教的本质的认识及表述,宗教学创使人麦克斯·缪勒曾说,有多少宗教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关于宗教的定义,由此可见其纷繁。按照我的观点,所谓宗教,并不难理解,它就是以神圣的秩序来解释社会秩序,以神圣的方法对社会进行秩序化的处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那段关于宗教的本质的话,仔细分析起来,实质上也是把宗教理解为一种“解释”系统。正因为人类生活中有了这种“解释”装置,无论其是合乎逻辑实证的解释,还是超乎先验的解释,都把人类的生存做了一次重新说明和处理,从而,无序、混乱、不堪忍受的变成了有序、规范、可以理解的,因而也就赋予人类生活以一种特殊的意义。按荣格的说法,宗教就是能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一种神义论,它使人类能面对生活危机关头:死亡、疾病和灾难。〔1〕在这种神圣化的解释中, 人世间的一切都获得了合理性,它可以使人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一种积极乐观、宽阔豁达的胸怀,从而使人的精神安详宁静。斯特伦曾说:“宗教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所谓根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干扰(罪过、无知)中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这种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2 〕宗教的这种性质及功能正是当前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紊乱和失衡而仍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以不负历史使命不懈奋进的精神支柱所在。所谓“不管风云变幻,心中明灯高悬”。
 
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是宗教文化研究的最薄弱的环节。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方面,宗教对经济的发展是起消极作用的。宗教的出世信仰、对物质财富的鄙视态度、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对现实生活的悲凉超越等,都可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反面作用。另一方面,宗教所特有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对经济的发展又可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经济发展所凭借的文化精神。人类学之父泰勒指出,宗教有两方面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指导并支持人去完成生活所加于他的职责”〔3〕。 这种“职责”当然包括人们的经济职责、生产职责。在欧州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价值观是一切高尚行为所固有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如果大家都以从事自己的职业为荣的话,那么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可以拯救。”〔4 〕“宗教强调人们的工作是:‘神召’,宗教(特别是新教)总是赞美并抬高人们的职业劳动,虽然这种工作可能是仆役的工作,在人们把上述观念内化的情况下,它便极可能提高生产率。”〔5〕总之, 由于基督教的“天职”观念,由于其“对劳动的尊严和价值的澄清,在人类自我意识的整个增长过程中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 〕著名文化史学家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一书中分析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兴起的动力源时指出:“西方工业革命乍看起来似乎完全是物质方面的成就。然而,如果没有新教观念所支持的道德心和义务感,西方工业革命根本就不可能发生。”〔7〕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天职观念、义务感等, 助长了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西方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宗教的伦理观念对经济生活中的理性意识即经济伦理意识的形成,对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很大的。考察一下世界近代文明史,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正常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基督教的伦理精神在起作用。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约翰斯通就此分析道:“首先,就诚实、公正、守信用这些个人的和商业的美德而论,它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宗教成功地将这些美德灌输给自己的信徒的范围内,宗教便对经济产生了影响。”〔8 〕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深刻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韦伯指出,加尔文教的伦理意识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合理地限制消费,反对肉体享乐,有力地推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非理性地使用或享用财产,严格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9〕第二,合法地追求财富,反对拜金主义。 “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而是一种罪孽。“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10〕第三,强化天职观念,培育人的敬业精神。上帝的神意毫无例外地为每个人安排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以获取上帝的神恩而得到拯救;人必须尽职尽责,创造财富以增添上帝的荣耀而进入永恒世界。“我因上帝的恩宠而尽善尽美,这种感恩戴德之情深深渗入清教中产阶级的人生态度中,它对资本主义英雄时代那种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格之形成起了相当作用。”〔11〕第四,塑造了近代伦理型经济人,形成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意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重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12〕这种新教伦理观念作为一种宗教意识虽然伴随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复兴而衰落,但其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深深内化于某些西方人的灵魂之中,形成了一种心理积淀,外显为制度或法律等,有力地引导推动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伦理原则也构成了穆斯林的经济伦理意识。在伊斯兰圣书《古兰经》中,就有许多关于经济生活中一些基本的伦理原则的警诫。如不准“侵蚀公物”、“贿赂官吏”、“吃重复加倍利息”或“借诈术侵蚀他人财产”等。真主认为,采取这些谋财手段的人则是不义者,而不义者的归宿只能是下地狱。“伊斯兰的经济结构或社会模式必须体现伊斯兰精神并符合伊斯兰教公正、正义、平等等伦理原则。”〔13〕著名穆斯林学者阿布·阿拉·毛杜迪指出,伊斯兰教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原则应是以下几点:第一,合法,反对不择手段谋取财富;第二,遵守伊斯兰商业法,禁止囤积居奇,反对吝啬;第三,劝阻奢侈生活,鼓励勤俭简朴的生活;第四,禁止利息;第五,支付天课,资助社会福利;第六,以伊斯兰教的道德原则为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14〕这些原则不仅仅使穆斯林的经济生活有条不紊地健康运行,而且也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穆斯林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施舍互助,形成了社会保险,保证了社会稳定;通过施舍、济贫、纳课,可使穷困者获得收益从而有能力购买商品,进行消费,它同时又反过来刺激富有者的生产和整个社会的活力,在富有者施舍、济贫、纳课的同时,也就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效益。〔15〕
 
以上我们从宗教社会学、人类文化史的角度剖析了宗教文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良性运转及经济的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若我们把视野从历史拉回到现实,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宗教的社会行为的角度观照,我们也能看到宗教文化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冯增烈在《当前我国宗教与经济发展述评》一文中介绍我国西北地区穆斯林的商贸活动时指出:“在信教群众的生产经营与商贸活动中,较少有弄虚作假的伎俩,用他们的话来说,也就是‘经手虽无人见,良心自有天知’,因而在生产、进货与经营中便保证了商品质量,在销售中也表现为童叟无欺。”〔16〕这一点在目前我国乡村经济及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受市场经济和我国村民思想文化素质偏低的影响,目前,我国部分乡村的道德伦理已出现滑坡现象,这不仅使乡村社会生活紊乱失衡,而且也给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而在一些信教群众较多的乡村,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的村民感情融洽,乐善助人,抚恤孤寡,赈灾济贫,勤劳敬业,恪于职守,使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都呈现出健康的状态。这其中的原因,用信教群众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为主而劳动”、“主告诉我们要有爱怜之情”,“积善兴德,必有善报”。〔17〕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宗教文化除了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具有一种规范、定位、引导的功能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给人以精神安慰,从而使人的心理健康,心灵平静,生活乐观,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在市场文明的冲击下,世纪末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精神震荡。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四处泛滥。一种无所归属的迷惘、困惑与窘迫的感受缠绕在人们的心头。“我们该怎么办?”这几乎成了人们普遍关注普遍焦虑的一个主题。
 
是的,在这精神天空群星寥落的困境面前,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池田大作和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为人们开出一剂良药,那就是以宗教的超脱精神面对现实,“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精神的和谐平静,其所论虽有偏失,却不乏道理。虽然宗教是“鸦片”、“劣质酒”,只能起到镇痛和麻醉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目前,特别是在时下中国社会人文精神有所失落的背景下,宗教确能发挥某种医治心灵创伤、维系健康情感、调整道德人伦、超越世俗污浊的独特文化功能。著名经济学者凯恩斯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一文中说:“我们认为人类迟早会归向于更确实的宗教性、传统性美德的原则。因为贪婪是恶;求取名利是孽;对金钱的欲求必须摒弃,不为明日烦恼的人,才可能走向正确的德与知之道。”他的见解有点罗曼蒂克,却也是不乏道理的。像甘哈曼这样知名的未来学家也对之赞同,认为“我们相信未来会朝他所指的方向前进。”〔18〕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也指出,为了拯救人类,应呼唤一种新的人道主义降临。这种新的人道主义其中就包括“适应精神的宗教和科学”。只有这种新的人道主义,才能“促进新的价值体系的产生;恢复我们内心世界的平衡的精神、伦理、哲学、社会、政治、美学和艺术方面的动机的产生;它也应能够在我们身上恢复爱情、友谊、谅解、团结、牺牲精神和最终的需要。 ”〔19〕虽然此论未必完全正确,但却使人深受启发。在历史上, 中国是一个宗教观念淡化的国家,在现在和将来,中国也绝不会走宗教治国之路。我们有自己的精神信仰。但是,不能不看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处于时代转型和现实困境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我们不应以冷冰冰的拒斥和无情批判的态度对待宗教文化,而是应以宽容、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宗教文化。所谓“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正是我们这种态度的充分体现。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面对利与义、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新一轮消长和倒错,在建设道德文化、审美文化等的同时,关注一下宗教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国人若能以宗教那慈悲胸怀、怜爱之心视之,爱国爱民,和谐相处,则自然有利于人伦的复归和社会的稳定,使大众的恐惧、疏离、孤独感消减;面对唯利是图、物欲横流,宗教那种“参破时空、物我……使主体进入到一种无心(无意识?)状态,象水流云浮,花开叶落那样无拘无束,纯任天机,以超逸生灭与轮回”〔20〕的心境,则可使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境淡泊,精神宁静,以一种积极乐观、超脱豁达的态度面对生活,则自然有助于人格的修养和精神的提升;面对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等的狂肆,宗教则可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明的理性、纯洁的信仰,使人们“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即在其底层重新发现自己的真正处所,并由此出发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特有功能提供主旨、终极意义和创造力。”〔21〕从而使人不致于萎靡不振、悲观失望、随波逐流、丧失信念,失落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心有所安、魂有所系、神有所宁,有安身立命之处,从而坚定地把握自己的人生目标,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妥思陀夫斯基有句名言:“如果失去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帕斯卡当年目睹西方社会挣脱上帝的怀抱而出现的价值虚无,曾发出“谛听上帝吧”的呼唤。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问题,上帝之城并非人类的终极归宿,但在现阶段,发扬宗教文化的积极的因素,可以使之成为一所医院,可以医治人们心灵的创伤,调解精神的失衡,摆脱精神困顿的困扰,从而以更健壮的体魄参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
 
《晋阳学刊》(太原)1996年第01期 第52-56页 
 
  注释:
  〔1〕见〔美〕布林·莫利斯:《宗教人类学》第237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美〕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6〕〔苏〕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第306页、第3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7〕〔美〕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第210页、第19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见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10〕〔11〕〔12 〕〔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第127、134、135、130、139 (三联书店1992年版)。
  〔13〕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概论》第273 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参见莫阿杜姆:《伊斯兰教与当代穆斯林世界》第108—110页(新德里,1981年)。
  〔15 〕参见谢赫·马赫默德·何赫默值:《伊斯兰教的经济》第81—84页(拉合尔,1964年)。
  〔16〕见《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17〕参见拙著:《东方乡村文明之路—中国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第三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美〕甘哈曼:《第四次浪潮》第268 页(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4年版)。
  〔19〕〔美〕佩奇:《世界的未来》第121—12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20〕拙著:《禅:性灵之光》第63页(〔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5年版)。
  〔21〕〔美〕蒂利希:《文化神学》第8—10页(伦敦,195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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