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以来，获得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响应。但目前学界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存在重结构而轻过程、重单向而轻双向、重宏观而轻微观、重历史而轻当下等问题，且对核心理论的时代拓展不够。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流动性成为当下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旅游流动日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流动社会的重要象征。本文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结合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反思，试图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旅游流动对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产生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置于旅游流动语境下，其“多元”的内涵能够得到丰富与拓展，同时“一体”亦可得到强化与延伸。由此，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也从以往旨在强调“从多元到一体”的单向度话语转换成“在多元中凝聚一体，从一体中激活多元”的双向辩证关系。同时，从旅游流动的影响效应出发理解多元一体格局，有助于探究该理论结构的过程性、日常性和互动性特征。本文力图从新的社会现实出发，拓展经典民族理论的内涵，以期增强其解释力。
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构想一经提出，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高度评价为“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1]“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2]。此后三十年来，围绕多元与一体的内涵与结构，学界开展了丰富且持久的讨论。至今，“多元一体格局”仍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工作者讨论的热点，甚至是许多社会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多元一体”已成为国内外理解中华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共识。然而，学界也意识到，在探讨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同时，应该注意比较理论提出时的社会背景与当今时代背景之间的差异，尤其应该重视当下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加、社会多元发展、多种文化相互影响与碰撞的新现实[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民族关系在一体的大格局下呈现出更为动态和多元分化发展的图景。这要求研究者从新时代背景出发，以发展的视角阐释和拓展费先生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学术理论历久弥新的张力。
旅游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力量，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旅游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员、资金、技术流动及主客互动，使得传统民族社区发生重构，城乡互动的强度和频率也因此显著提高。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也从未似今天在旅游场域这般表现得如此明显。“多元”的碰撞与“一体”的强化在旅游情境中尤为突出，产生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亟待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进一步讨论。本文着眼于当下流动社会与旅游迁移大爆发的时代特征，透视旅游流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解析流动社会中“多元”与“一体”的表征与实践，旨在深化“多元一体”理论之时代丰富意涵，尝试拓展该理论的研究空间。
一、新语境与新问题：“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激活
(一)“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时代性及其反思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大学Tanner演讲中做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报告。费先生运用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材料，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多元民族的交汇融合、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概念。该理论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4]。1939年，面对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民族危机和帝国主义假借“民族自觉”分化中国的阴谋，顾颉刚于自己创办的《益世报·边疆周刊》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文章开篇即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并通过历史典籍和社会调查考证并论证以往“五大民族”说法的错误性，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只有文化观点而无种族观点[5]。“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国内诸多学者的支持和讨论[6]，这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关心民族命运之爱国情怀。然而，从学理的角度来看，顾颉刚这种“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论断过于强调一体性而否定多民族的客观存在，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7]。基于此，费孝通撰文提出了质疑。作为人类学家，他清楚地关注到族群多样性的存在，认为不能混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谋求政治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即费氏所谓的民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于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6]。针对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又写了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进行回应。对此，费孝通谈到“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8]。学者的家国情怀暂时平息了学理之争，然而这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结构的探讨，为日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半个多世纪之后，费孝通吸收了顾颉刚等学者关于“一体”的部分观点，结合自身关于民族为“多”的思想，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该理论的正式提出也带有特定历史语境。从国际背景来看，当时美苏关系得到缓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冷战即将结束。从国内背景来看，上世纪80年代是国内民族研究从关注族别转向关注综合研究的重要时期。费孝通先生着重提出要跳出族别史的研究范式，加强区域研究，从中华民族的整体视角来看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与融合[9]。他曾引用潘光旦先生的观点“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历史里，这样一个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10]来说明不能孤立、片面地研究族别史。他进一步做出了阐释，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由原本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在不断分、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的民族结构[11]。此外，自上世纪80年代，诸多学者如陈连开对“中华民族”含义和起源的研究[12]、徐杰舜对汉民族形成历史和文化特征的探讨[13]、贾敬颜对“汉人”的历史考察[14]、谷苞对古代匈奴游牧社会[15]和中华民族共同性[16]的研究，以及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元性和“区系类型”的研究、历史学界对中华民族和汉民族形成的研究等，都为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供了延伸和丰富的基础。费孝通认为“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关系现实和理想，对处理文化间关系同样十分重要[17]，并在后期提出“和而不同”理念下的“文化自觉”概念。马戎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部重合的区域平面结构与社会分层立体结构的演变轨迹，提出了“中华文明共同体”一说[18]。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彼此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持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开始不断思考人类共同体[19]。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国内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新的门户开放政策带来了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社会文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整体的共同体理论，凝聚各民族力量，共同建设、发展中国，并应对和平演变的威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顺应了国内民族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推动了中国民族学理论、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更适时地解决了民族发展与国家统一的现实社会需要。
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有着明确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使命。该理论在后来的学界中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包括“中华民族”概念是政治范畴还是民族范畴、多元与一体的内涵和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等[20]。在中国社会深刻卷入现代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需要进一步拓展。纵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整个研究脉络，学术界在探讨该理论时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存在重结构而轻过程、重一体而轻多元、重宏观而轻微观、重历史而轻当下的局限。相应地，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这笔理论财富，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其深化阐释：
第一，强调动态过程研究。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宏观上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为认识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各民族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把握全局的思想。该理论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结构，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动态性、开放性及相关性等系统的特征”[21]。但是，在聚焦到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结构层次的同时，也需要强调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
第二，认识多元与一体间的辩证关系。基于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时代诉求，本理论的最初提出主要着眼于论证“一体”的合法性，更多地将“多元”视作“一体”格局下的历史事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认同得到极大的强化，一体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但是全球化带来的西方主导下的文化同质化等结果，则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如何在现实“一体”格局之下尊重和发展“多元”以及通过“多元”筑牢“一体”，是当下中国迫在眉睫的问题。
第三，关注微观层面。理论的初衷主要立足于宏观层面，服务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如中国民族平等政策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关系理论起源于政治法律范畴，而非立足于微观层面复杂的族群日常实践情境。但是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在流动高度频繁的当代社会中，族群的日常接触和互动越来越普遍。民族关系不再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议题，而微观层面的民族关系才是民族政策在日常生活尺度的实践。因此，以旅游流动为切入口，深化多元一体理论，关注微观层面的民族关系新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回归当下关怀。民族关系史的历史溯源分析法遮蔽了当下现实的理论价值。赵旭东提到，在对“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中，以历史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将“‘当下’最多只能成为他们的历史谱系撰写中最为末端的一环而已，甚至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一环”[22]。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对当下的‘一体’和‘多元’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极为清晰的、以现实为基础的认识，所有的古代积淀下来的智慧，都可能因为一种误用或滥用，而导致不合时宜的社会后果，使得历史和现实之间无法实现真正的结构对接。即我们不仅由此而曲解了历史，同时也对当下错综复杂的现实不知如何积极应对与安排”[22]。
因此，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注重民族融合的动态过程以及民族团结基础上的多元面向，从微观日常情境重新审视民族关系格局中的“一体”与“多元”实践表征及其互动过程，是丰富与发展费孝通理论内涵的重要方向。
(二)流动社会中旅游流动对“多元一体”空间实践的影响
“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诞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而新的社会环境对如何重新激活该理论的解释力，拓展其丰富性提出了挑战。社会学家厄里(Urry,J．)在其《超越社会的社会学》中指出，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23]。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全球范围内人、物、影像、信息甚至是思想在加速流动，交织成流动的大网络，这也成为了当下世界最鲜明的时代特征。现代性与全球化共同生产了多元的流动景观。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ppadurai,A．)曾描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五种流动景观，分别为族群、金融、技术、媒体与观念[24]。从人口流动来看，仅官方统计的数据就蔚为大观，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公布的《2017年国际移民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国际移民总数达2.58亿人。从1990年到2017年的17年间，全球移民数量增长了1亿(69%)[25]，这清晰地呈现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6年所描述的“迁徙新时代”图景。
流动社会的到来对安土重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人户分离的人口达2.81亿，其中流动人口2.44亿[26]，据考察这一庞大的数字还相对保守。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得益于交通、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2017年末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21743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820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18695万辆；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至102.5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4854万户，移动宽带用户113152万户[26]。流动社会的到来导致社会结构由“闭合性”向“开放性”转变。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是稳定、封闭的乡土社会。而在流动社会的背景下，封闭且固定的社会关系被彻底打破，农民从乡村流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城市青年到乡村创业，成为新村民。流动不仅改变了身份认同，也改变了社会结构。例如，移民型社会逐渐受到关注，携带着浓厚移民生活文化的移民集聚区正在成为大都市的独特景观，例如北京的望京新城(韩国城)，广州的小北路(非洲街)、远景路(韩国街)以及义乌穆斯林聚集区等，皆是我国城市从相对封闭的地域城市向更为多元开放的移民城市转变的符号表征[27]。正因如此，当下学界对移民、离散者、跨境公民身份等问题的研究开始超越以往静态的国家、种族、社区和地方范畴，引导着社会科学对游牧主义和去疆域化现象及理论的关注[28]。流动性正在深刻地刻入到当下时代跳动的脉搏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情境的重要特征[28]。流动也因此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29]。
旅游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流动形式之一，而中国的旅游发展和旅游流动尤其引人瞩目。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2016年国际旅游者人数超过12亿人次，国际旅游业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综合贡献超过10%。世界旅游组织长期预测报告《旅游走向2030年》(Tourism Towards 2030)指出，全球范围内国际游客到访量从2010年到2030年，将以年均3.3%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18亿人次[30]。旅游流动成为流动社会的基本表征。在中国，旅游活动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首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国家。2018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出境人数14972万人次，分别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0.8%、14.7%[31]。其次，中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期，也正在迈进全域旅游时代。伴随旅游流动的是人、物、资本、信息的大规模流动，这股力量贯穿东西、跨越南北，从城到乡，其覆盖面之广、渗透力之强，已深刻地影响到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第三，旅游不仅成为现代人日常消费的新风尚、彰显个人风格的生活方式，从本质来看，作为现代性与流动社会产物的旅游，同时具备二者的基本特征，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32]。
大规模的旅游流动裹挟着不同地域与不同民族的文化要素、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一并流动和交融。在传统社会中，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以山地、高原、盆地为主的西部地区。复杂的地理区位及人文环境产生了丰富的自然及文化景观，同时也保持着较为封闭的社会结构。因此，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格局一体多元的解读实际上是基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生计方式所形成的封闭社会系统。社会闭合性催生了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明显地域边界，构成了各区域、各民族内部相对一体而外部多元的形态。传统的“多元”往往隐含着族群身份的地方固着性和族群生活场景的单一化，而忽略了在微观和动态的社会场景中族群身份的多元表达以及文化认同的多重性。然而，在旅游大爆发时代，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旅游者[33]在多数情况下沿着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的流动路径展开。伴随通讯、交通等技术、基础设施而来的多种要素流动，已经构成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旅游流动一方面打破了诸多少数民族乡村传统封闭的社会格局，塑造了族群生活多样性的现代特征；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聚居区成为了旅游吸引力核心区，在一定程度上翻转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主导下“汉族-少数民族”相应的“中心-边缘”格局，进而改变原本族群间的二元关系格局。中华民族格局多元一体所体现的空间观念也是站在整体论角度的网格空间。费先生指出“汉人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34]。然而，在旅游流动语境中，地域边界被打破、族群交往日趋深入与复杂，封闭性社会结构走向开放。伴随着时空压缩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格空间转向流动空间、碎片空间和间性空间[35]。因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费先生所说的“骨架”是否发生改变，如何重新理解“多元”与“一体”的内涵，如何重新认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这对于实现创新性理论应用并指导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二、旅游流动影响下的“多元”与“一体”的再解读
(一)“多元”的丰富与拓展
旅游流动的情境中，“多元”的内涵需要重新审视。这不再是基于历史形成的多元，而是当下事实存在的多元；不再是被识别建构的民族多元，而更多体现为文化主体性的多元。在考察“多元”的表征与实践时，需要着重关注因现代性与流动性而衍生出来的族群生活形态上的转变和差异性。在旅游流动的影响下，“多元”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多民族文化的共存，也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多元文化的重塑。
从族群关系层面来看，多民族共居正成为旅游地社会的新常态。来自全国(以东部汉族群体为主)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旅游者、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lifestyletourism immigrants)向西部地区的著名旅游城市拉萨、丽江、大理、阳朔等迁移聚集；来自北方的移居者、退休群体候鸟式、季节性地往返于家乡与三亚、珠海、西双版纳等避寒胜地；来自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区的第二居所移民定期到成都、重庆等低海拔城市度假、养生、养老。旅游在全国范围衍生出多股流动潮流，形成了大范围、多地域的多元民族互动融合的格局，将民族关系从制度设计层面放置到了更为复杂的民族间日常互动中。
更重要的是，旅游流动的多元情境打破了以往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社会，或汉族社会移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二元互动局限，形成了各民族间、甚至是全球视野下文化族群多元的互动性、交织性融入，充分体现了开放与流动的时代特征。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阳朔县，经过40多年的旅游发展，已经成为了著名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不仅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经营者，也吸引了不少的外国游客移民至此，甚至缔结了跨国婚姻。单一的桂北汉族主导的文化结构被打破，创造了中西交融、多元文化并存的阳朔“地球村”文化模式。
民族交往现状的改变也影响了族群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族群文化超越了地域边界的限制，通过流动网络在“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动态交织中获得新的延续与发展。传统社会中，个体成为“地方”的一部分，族群文化深嵌于地方意义网络中。在流动社会中，流动的个体不断处于离散状态，产生了变动不定的主体性[36]，不必将个人或某个群体锁定在单一地方，从而创造了族群文化去地域限制的脱嵌性。与此同时，流动网络所携带的物质、信息与情感等，衔接了相距遥远的族群成员及跨国家庭，实现文化的再地方化。
拉萨夺底路的银匠群体在旅游影响下的生产与生活便鲜活地呈现了白族文化在流动中的“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过程。拉萨夺底路的银匠主要为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鹤庆县，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前往拉萨谋取新发展。后来受旅游业和城市商业的拉动，大量涌入拉萨市区并形成了民族经济聚集区。伴随着鹤庆银匠的流动，白族文化在族群迁移过程中也逐渐超越地域边界而弥散到移入地，并在拉萨发展出新的文化形式。一方面，流动的鹤庆银匠推动了家乡传统仪式的异地延续，保持着饮食消费方面的“身土不二”。比如鹤庆银匠依然在拉萨过家乡火把节，秉持着传统仪式的核心要素；并且在食物的原材料以及制作工艺上，保持着家乡风味。据调查，2016年从鹤庆发往西藏的食品如大米、火腿、饵块、饵丝等有1927千克，占全年货物的24.2%。即使从拉萨当地商铺购买的食材，鹤庆银匠也会以家乡的方式烹饪，加入老家带过来的猪肝胙、辣酱、酸木瓜等调料，维系了地道的鹤庆口味。在拉萨的鹤庆银匠通过对家乡食物、商品的消费，富有情感意义物品的交换，以及参与带有浓厚族群文化的仪式，将异地异域塑造为“新家园”，使得家乡白族生活文化随迁到异地，奠定了不同地域文化碰撞融合的基础。另一方面，白族银器意义的再生产过程催生了族群文化的再地方化。传统的白族银器以民族首饰、婚嫁习俗饰品为主；鹤庆银匠进入拉萨后，受到当地宗教市场消费引导，生产的银器逐渐演变为日常生活用具和宗教礼佛用具；而后在旅游商品经济的带动下，分化出带有拉萨藏族特色的银饰品、艺术收藏品、旅游纪念品等，并伴随游客的消费网络以及互联网消费平台的发展，进入全国甚至全球消费者的视野中。由此在新的地方空间实现了内核保留式的文化创新与再生产，从而也产生了更具多元特色的现代文化形式。鹤庆银匠通过个体的“小流动”推动族群文化跨地域的“大流动”，塑造了独特的“流动的手工艺社会”。旅游流动除了推动族群迁移，也促进了地方文化意义的流变，阳朔西街、丽江四方街等不少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变迁与重构便是典型案例[37]。同时，我们也看到跨越了地域边界与文化边界的川藏公路旅行者在道路空间流动过程中营造了新的立体交叉的文化空间[38]；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背包客群体规模在中国不断壮大，与地方社区深入接触，显示了较高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也强化了东道主的文化认同[39,40]。
旅游流动对族群认同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多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体现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多层性和弹性化。在旅游情境中，少数民族居民往往会成为“游客凝视”的对象。旅游者凝视会加深旅游地居民对自身文化价值、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的认知，加强其对自我身份的表述。旅游地居民被凝视的程度越深，所激发的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识就越深刻，对本族群的族群认同意识也就越强。另一方面，旅游者凝视也会反映在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中，影响着东道主的凝视。旅游地居民会根据游客的想象、需求和动机，调整、改造自己的文化表征，制造符合旅游者心理需求的“舞台真实性(staged authenticity)”，并进行文化展演。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不同利益主体在旅游场域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的竞争和冲突，进而导致族群认同出现融合。
旅游流动不仅创造了更具弹性化的族群身份认同，也为重新审视自我、建立自我认同提供了外在条件。在流动社会中，旅游与定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从而出现了旅居的生活方式。笔者在追踪大理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的生活轨迹时发现，为追寻特定的生活方式，旅游移民处于持续流动的状态。他们往往经历了城市生活、(长期)旅行、在不同旅游目的地工作以及(多次)创业等过程。流动作为生活方式的选择策略，实际上成为影响这一群体自我建构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从摇摆期嵌入于单一地方(成长、工作所在的城市)到旅行期脱嵌于特定的地方，直至创业期再嵌入新的地方。这是现代经济和现代意识所造就出来的个体生活状态与自我认同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越来越多的人将旅行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地方之间的流动对生活方式型旅游者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流动可以使他们发现“自己”[41]。这种不断重建的自我不再固着于特定地方，而是变得更为开放与多元。
因此，在流动实践中形成的族群认同与自我身份认同日益复杂化和弹性化[42,43]。将“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的内涵从宏观层面上强调多民族文化的共存，拓展到强调微观层面上身份与文化的弹性化与可塑性。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进一步论证多元一体格局时，阐述了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指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并阐明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44]。以旅游为代表的流动方式作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核心改变了传统的地方与自我的关系[45]。流动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社会情境的多样化与变动性，人们在不同的情境当中使用不同的身份策略，常表现为自我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定位。同时，旅游流动裹挟着资本、人、物、信息等大量元素涌入民族地区，冲击和瓦解了以往相对稳定的族群认同。原生论、建构论和工具论三种理论假说同时发挥作用，个体的身份选择更为多元化，族群认同更具张力。刘志扬对白马藏族的研究提供了解释案例。白马人原本在历史上被视为同一文化共同体，有着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然而，随着旅游业在白马藏族地区的发展，不同区域的白马人围绕旅游资源的竞争，在族属问题上产生了分化：在白马藏族乡的白马人因从白马旅游中获益，继续坚持认为自己具有独特性，而靠近汉族聚居区的木座寨白马藏人因资源分配不均和被边缘化，则认为自己是藏族。这也是旅游影响下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带来的弱势群体抗争的体现[46]，体现了个体在身份认同选择上的弹性策略。
(二)“一体”在旅游语境中得以强化和延伸
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铸就为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探讨旅游流动背景下“多元”内涵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更要关注到“一体”所产生的变化。旅游流动诚然强化了一体向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面——“一体化”的过程会被弱化。事实上，在旅游流动的影响下，“一体”不但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也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
“一体”首先体现为稳定的中华民族认同下的中华民族一体。这是费孝通先生理论中“一体”的本质内涵，其在旅游流动的情境下得到有效强化。旅游活动既是经济现象、文化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很大程度上还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诸多旅游地的政治属性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中被表述与制造，成为强化中华民族一体意识，并增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遗产旅游目的地的产生与发展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遗产具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价值，既能够向国民宣传国家历史与文化，促使人们建构、想象和确认自己的国家归属感，又能够成为国家对外文化传播和展示的载体和工具，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遗产旅游活动的实践，实际上是以开展遗产运动和建立各种遗产保护名录等方式，将遗产作为一种国民教育的手段和工具，强调民族统一体的特征，强化民族认同感，塑造民族凝聚力和激发爱国主义。不少研究均表明，遗产旅游将空间、景观、仪式等作为物质载体，展现集体记忆的表征。通过将个体记忆嵌入到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场景中，与国家、族群、社区、个人等身份和认同联系起来[47]。官方的仪式和景观通过游行地点、游行主题、游行人员的身体实践展示和游行路线的剧场化展示来为参观者创造对国家的敬畏和崇拜[48]。历史遗产地则是将集体记忆集中展示给游客的重要目的地。对“5·12”震后兴起的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研究表明，旅游不仅使羌族这个民族获得新生[49]，也通过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和事件记载四个方面，对地震的社会记忆特征进行建构，从而强化了旅游者与本地居民的国家认同[50]。
在旅游流动的影响下，“一体”的强化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一体的团结上，也体现在族群内部文化认同的加强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与上述族群身份认同的动态化与可塑性并不矛盾。因为旅游是一种强调“差异性”而非“统一性”的特殊现代化力量。旅游所推动的族群文化自觉意识的加强与文化商品化中民族文化体系的变迁相伴而生。商业理性下的民族文化价值各异，受市场影响的族群认同也会出现动态化趋势。对旅游活动直接发生于社区内部的地域群体来说，族群的独特文化是游客凝视的客体，是核心的旅游资源和吸引物。由于介入旅游，游客凝视的需求往往最先作用于物质景观层面。当前大部分少数民族村落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都会对建筑、服饰、手工艺品等传统物品进行还原、恢复。在此基础上，通过传统仪式的复兴实现文化景观再造，以强化族群文化认同。对在景区周边参与旅游活动的族群来说，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也有助于强化社区内部的凝聚力。笔者通过对三亚回族村长期地跟踪调研发现，在三亚旅游发展过程中，回族村村民善经商，积极参与到旅游商业活动中，逐渐发展起景区卖场、旅游住宿等产业，社区出现了不少因旅游致富的社区精英[50]。这些地方精英主动帮扶本社区的贫困家庭，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认同意识，通过56个民族多元认同意识的提升与和谐融合，而呈现为多元一体格局[51]。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员，各个族群在旅游业中不断强化的文化认同呈现的正是“各美其美”与“和而不同”的共同繁荣，抑制了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消解。
旅游影响下的“一体”不仅得到了强化，其内涵更得到了延伸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旅游流动为趋于融合的现代文明的“一体”认同始终保留了“多元”面向。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不自信、少数民族文化衰落的外因之一，导致文化多元化面临着单一现代文化的替代危机以及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52]。旅游经济的兴起对族群文化来说，从内外两个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从外部来看，因旅游消费所追求的非惯常环境、差异性等特点，少数族群文化从原本的“不为人知”甚至是被视为“落后”逐渐成为独特的、有价值的，从而能显现在大众视野中，并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关注、资金支持和资本介入。从内部来看，旅游业离土不离乡的就业特性留住了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居民，甚至促进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同时本土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资本化价值凸显，进一步提升了族群主体的文化自信与族群认同。因此，旅游情境下的“一体”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旅游流动情境中的“一体”超越了“实体”的结构化认知，转而强调走向一体的动态交织过程。在对“多元一体”的认知中，长期将“一体”理解为实体[53]。而这也导致了前文所说的在理论解读时重结构而轻过程的现象。旅游流动则为揭示一体的过程性提供了最佳视角。在旅游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族群隔阂极易消融，族群认同、个体认同被重塑和重新选择。旅游中的主客交往是多类型、多层次的，既有匿名的浅层次商业性互动，也有真实亲密的主客交往[54]。游客与东道主互相凝视、相互交流，逐渐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55]。他们在文化要素、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上彼此吸收、借鉴与融合，成为共享生活方式的主客共同体[56]。在丽江、拉萨等民族旅游目的地，在深度互动基础上，不同族群文化不断融合乃至创新。比如被吸纳进流行歌曲中的藏族音乐元素，成为社会新时尚的民族风服饰元素；又如，大理周城村白族扎染是当地白族的传统手工技艺，通过旅游工艺品店和体验店逐渐从周城向大理其他的主要旅游区扩散；生活在拉萨的藏族青年、牧区藏家乐的村民、接触游客的寺庙喇嘛等纷纷主动学习普通话等。因此，旅游流动的情境清晰地说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关注一体形成的动态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此复杂动态过程进一步创造出新的多元文化模式。此外，旅游携带着资本、资源、人员、思想等注入传统社区。多元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共同在场”，对地方社会联结和精神塑造产生积极影响。例如，丽江的商业经营者、文化爱好者、文化守护者、文化庆祝者等不同种类的原住民、新丽江人基于文化认同正逐渐走向一个团结的新型社区共同体，传统的纳西族文化得以拓展，并不断塑造着新丽江人认同[57]。
三、从单向度到辩证法：“多元”与“一体”在流动社会的交织共在
旅游流动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上文所述之“多元”的内涵得到丰富而“一体”得到强化与拓展，也表现在“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体”与“多元”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层次，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并进过程。二者同时存在、同时演化且具有协同促进性。概括而言，在流动社会的背景下，曾经旨在强调“从多元到一体”的宏观、单向度的话语转换成“在多元中凝聚一体，从一体中激活多元”的双向辩证维度。
首先，流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动态化和可塑性的多元始终建立在民族国家一体的实体层面以及多民族互相交织凝聚为一体的过程层面之上。离开了中华民族这个一体无从谈多元，离开了动态过程也无从谈多元。在流动社会中，多民族“共居共生”成为常态，替代了以往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或汉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二元互动状态。多民族共同生产、生活、交往、互动的频繁状态，强化了他们对一体的认同。在此基础上的一体也为具有复杂性与动态变化特征的“多元”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以往建立在宏观意识形态方面的民族国家一体化认同，通过微观层面的日常实践得到内化，成为各族人民的具身体验和亲身实践。旅游流动促使人们从经济、政治认同拓展到文化、情感认同。
其次，基于旅游流动所实现的一体充分保留并拓展了多元，在推动一体化过程的同时也激活了多元。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注重各民族的独特性，在步入现代化进程中尊重各自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尽管各族人民在交往互动中相互融入，共性越来越多，但各民族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并将其作为独特的优势吸引力参与到旅游发展中。而且，旅游流动不仅保留了多元文化的本底，同时也通过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促进文化的裂变与创新。从该角度来看，流动社会的民族交融状况契合了费孝通先生在理论提出之初所寄予的前景瞻望，也正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现实映射。
从旅游流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出发，也为理解“多元一体”带来了新的思维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理解多元一体格局，尤其需要关注其过程性、日常性和互动性。传统多元一体格局的解释重结构而轻过程，但是，在旅游流动的影响下，“一体”不仅是实体，更是多元动态交织一体的过程。同时，传统理论由于承担特殊的历史使命，重宏观而轻微观，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一体认同更明显地通过微观层面的日常实践而得到实现。在多元背景下凝聚的一体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的全方位认同。传统多元一体理论对一体与多元的互动论证不多，流动社会中恰恰呈现出多元与一体互相动态交织，互相影响与促进的过程。本文希望在认同“一”的基础上给予现代社会多样性存在更多的呈现与包容，广泛认识与尊重社会、文化、个体的差异性及其所带来的活力和内力。
因此，旅游流动对民族交融和认同凝聚的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元的内涵在不同层次得到了丰富，而一体也得到了强化与延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因此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在过程性、日常性和互动性的作用机制下，多元凝聚成一体而一体又激活了多元。可以说，旅游流动所引发的“多元”是多层次的、多向度的多元，“一体”是有凝聚力的、整合的一体；同时，“多元”又是建立在统合性基础上的多元，“一体”是容纳了多样性的一体。辨证来看，旅游影响下的“多元”与“一体”是永恒交织、动态发展的。旅游流动影响民族交融与认同凝聚的多元与一体之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四、结语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澎湃的寄语，也是新时代社会背景最生动的说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勾勒了几千年来中国民族关系的图景。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一直被视为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指导理论。尽管费孝通在理论提出时已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并对未来中华民族格局与内涵随时代的变迁做了前瞻性的推测，但学界在对该理论长期的探索与争鸣中，却大多忽视了对理论内涵的时代延伸与创新，这不利于提高理论的时代适应性与解释力。在以旅游流动为突出表象的流动中国，费孝通先生所提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文立足于流动社会的时代背景，从旅游流动深刻影响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的现实出发，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了再思考。在旅游流动影响下，多民族共同居住成为常态，族群的物理边界不断发生变化，在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机制下，族群文化的生成方式更多元，传播更广泛，而且旅游流动影响下的文化身份认同更具有弹性和可塑性。旅游流动同时加强了中华民族一体的认同，由于旅游是尊重差异的发展力量，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也得到了强化；在各民族交融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一体更延伸出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创新势能。同时，多元与一体从单向度话语转变为双向辩证关系，多元凝聚成一体而一体又激活了多元。流动社会的“多元”与“一体”是永恒交织、动态发展的。流动社会的时代背景为理解“多元一体”带来了新的思维模式，其对过程性、日常性和互动性的强调呼应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流动空间、具身性、日常生活实践、主体间性的思维转向。希冀通过本文的几点思考为“多元一体”理论的发展赋予时代的新内涵，拓展该理论的研究空间，未来值得关注的领域和方向有新媒体背景下的“多元一体格局”、网络社区中的“多元一体”新表征等。同时，也呼吁学界同行共同关注新时代背景下民族经典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人类学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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