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地方的丧礼那么相似，但是各地的菜式那么不同？我曾在我编的《统一与差异：中国地方文化与认同》的序言提出过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同异是观感，往往是随需要而变化。
这次的发言，我想颠倒这个思路。各地贸易的差异，不只是观感。不同地方贸易的性质、量度、引致的繁荣或萧条，都可以有很大客观上的差异。但是商业的制度基本上很相似。南北之分尤其是难成立。
明、清、民国时期，东南沿岸的商业比内陆繁荣，相信无需异议。尽管近年的史学研究，对以前既有的印象，增加了对华北往中亚（大同与张家口往北线），和云南向西行（马帮贸易）的贸易多了深入的见解。但是，贸易的多少，甚至经济繁荣在程度上的分歧，并不代表商业制度的差异。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了解南北的异同。
我们需要考虑，贸易之可以产生，在于地域相隔的地方还是可以应用互相了解的制度。以明代的盐法为例，开中法同样地应用到南北各地，所以徽州商人与山西商人在商业上各自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盐引制度被官督商销取缔，随之而起的是种种包庇制度（patronage）。大概从明末到乾隆年间，官督商办和牙行代表各种商业制度。它并非专利，也并非开放，而是在专利的前提下，受到包庇的人可以合法经营，也同样可以再包庇其旗下的人去经营。受到包庇需要付出代价，所以出现诸如“走私”一类的活动。提供包庇也需要成本，所以明、清、民国时代的包庇制度并没有涵盖很大的范围。包庇的权力也不局限在官员，文人武士、地方土豪各有特色。大概南北的分别不大。
相对包庇的是合约制度，其应用也不见得有南北之分。合约有种种形式，历史学者常见的是土地文书。我认为对土地文书我们常常有两层误解，以为土地主要的用途是农业而非商业。其一，把农商严格地划分是不适当的，因为从明代到民国的经济活动，最大部分的贸易还是农产品。其二，因为明、清的地方官员，对人口、土地比对商业的了解多，商业契约（例如门头沟煤矿、自贡井盐）也尽可能把商业协议（例如合资）加以土地契约的形式。但是，如果历史学者把合约认定为书写的契约，他们的对合约的理念就太狭窄了。合约当然可以是口头的（绝大部分租佃契约就是），也可以是通过礼仪来表达。以礼仪作为合约的依据，其实相当普遍也非常重要。在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出现的，以家庙形式的祠堂为祭祖核心的宗族，就是这类合约。这类的合约，包含股份的意味，其涵盖的股份，超越合股制。在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发展上，尤其重要。学界常认为宗族制在南方比在北方盛行。我相信这个概念也包括一种误解。家庙的确在扬子江以南比较普遍，但是山陕商人不见得没有利用宗族关系推进贸易。我们对回族的贸易组织还不够认识，但是在他们与清真寺的关系上，有没有家族成分的渗入，也值得商榷。所以，种种合约制度的运行，与地方社会的形式有关，一定有地域上的分歧，但是分歧的界限不见得可以归并到南北之区别。
从商业制度上考虑南北的分别，我相信我们值得考虑货币的影响。或者，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货币本身的影响，而是货币反映的商业繁荣和税收的制度。从明末到清中叶，白银流通的区域大概是商业比较繁荣的地区，就是东南沿海，而铜钱作为主货币的地区，主要在华北和东北。因为有了不同的主货币，所以货币流动的历史会和商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我尤其注意到的是白银在清代的走势。太平军前，地方督抚有责任每年把税收的白银运到北京户部。每年地方需要缴交的税银，形成从南到北的流动。太平天国时期，因为动乱的关系，南方督抚再没有直接把白银运到北方，而只是通过票号，在北方收购白银来应付税收的支付。这个局面，维持到清末。这样一来，原来从南到北的白银流动，变成从北到南的移动。这个发展，造成北方的萧条，也有利于南方的繁荣。这个趋势，延伸到在纸币的发展的局面下，1916年的中交两银行“停兑”风潮。上海中国银行拒抗“停兑”令，显示上海已经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可见在货币的流动上，南北是有分别的。
南北的比较，还可以从消费市场着眼。当然，在市场的关系上，竞争是难免的，但是城市消费变成一种追求而产生的后果，跟少有选择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并不一样。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消费，都会创造潮流。大概类似的潮流，对制造区域性的饮食口味会有作用。明清时代，消费市场对唱戏大概也会有明显的影响。我对戏剧的演变了解很少，但是相信戏剧的地域性与市场，尤其是城市市场的竞争会有关系。
我相信明清时代，不管南北，商业制度是相当一致的。可以更深入的话，可能看到在比较长的时段上，制度上的接轨有先后之别。在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业的制度，很快产生地域性的变化。与公司法相关的演变，我怀疑扩散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广州-香港和上海引进后，先影响到沿珠江、长江的大城市和江南的市镇，然后才慢慢地渗入农村。
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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