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罗书信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服收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因而提出了各种新观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严谨地把文本与语境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方式近年来已被学者普遍采用。
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和重心不再只是传统的保罗及其神学，也是有关保罗和早期基督徒生活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领域；保罗和早期基督徒与当时希腊-罗马社会的关系；早期基督徒的社会结构；及其如何对待权柄和祭礼等问题。这些方法将有助于当今读者对早期基督徒居住的日常生活世界获得更深入的了解，可以更有把握地将其神学思想放在比较具体的社会背景中。
前言
近30多年来，多种不同的理论及方法被运用于圣经研究领域。在新旧约圣经研究中，除了使用业已确立的历史批判法，学者们也开始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新方法，例如文学批判和社会科学分析。新约的社会科学释经法是研究整本圣经之大趋势的一部分，反映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跨学科方面的联系及多样化。使用社会科学提供的资源，有助于更充分而深入地了解圣经文本及其背后的群体。
保罗书信尤其《哥林多书信》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吸收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果，因而提出多种新观点。通过社会科学提供的方法，我们可以对早期基督徒居住的日常世界获得更深入的认识，更有把握地将其神学思想置于比较具体的社会背景中。例如，早期基督徒的教导模式如何塑造了教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如何在教会中分配和使用权益？思考这些问题，有利于对女权等极富争议的命题展开研究和诠释。
然而，这些研究途径并非没有问题，特别是尝试将某些现代理论和思想轻易地用于古代，或把现代与古代的社会情况进行随意比较之际。关于这一点，贾杰（E. Judge）就曾批判霍姆伯格（B. Holmberg）的著作《保罗与权力：保罗书信中反映的初期教会权力结构》道：“《新约圣经》的研究与现代社会学勉强地混合在一起，好像社会理论不需要核查就能完全转换对象或跨越百年。
结果基本和古老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新约》所隶属的世界及社会生活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直到艰苦的研究工作能更好地完成为止，随意运用那些在其他文化中已被确定的社会模式，就方法论而言，只能称作社会学谬论’。”关键的 问题应该是：如何批判性地运用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成果？本文尝试介绍保罗书信研究的不同方法和途径，并予以总结。
一、宗教历史学派及其影响
宗教历史学派是一个19世纪的德国学派，它第一次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把宗教描述为人类文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现象，从原始多神教发展到“道德伦理性一神论”。这个学派促成了对圣经及教会历史的批判性学术研究在德国及其他国家的蓬勃发展。
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学术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要求基督教证实其历史性及合理性，而神学家难免深受其影响。其中两位重要的德国学者，即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值得特别一提，他们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研究宗教与历史的关系。施莱尔马赫被视为近代神学界的哥臼尼，因为其思想极富革命性，堪称一个分水岭。
其神学深受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特别主张宗教的本质在于人类的感性经验。他同时也指出宗教所具备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的理论引导学者对圣经持更开放的批评态度。黑格尔的思想使19世纪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达致巅峰，他的辩证法将历史区分为“正、反、合”三个阶段的连续过程。他也将历史与神学和哲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超越性的上帝、自然与历史、无限与有限最终达到辩证的合一。
以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神学家们正视宗教的历史性问题，认定宗教及其真理均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他们关于基督教历史性的理论影响了19乃至20世纪的神学界。启蒙运动以前，神学被尊为“众科学之皇后”，哲学则被当成“神学的牌女”。但自18世纪末期起这种现象开始转变，历史成为逐渐盛行的学科。它一方面以实证方式探索人类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也采纳一种历史主义世界观，坚持所有学科都必须从历史出发。
这种方法深刻影响了神学和圣经批判，其代表学者为施特劳斯（D.F. Strauss）和利奇尔（A. Ritschl）。施特劳斯是德国杜宾根大学教授，他的《关于耶稣生平的批判性论述》认为福音书是神话而非历史，其立场主要针对当时有关基督教起源史的两派观点：超自然主义者坚持福音书不但是历史，而且是超自然的历史；理性主义者则强调福音书是纯粹的自然历史。施特劳斯采用历史方法审视《新约圣经》中的耶稣，指出耶稣及其耶路撒冷使徒的生平和教训与保罗截然不同。
利奇尔是19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德国神学家之一，被视为古典自由派神学的奠基人。其理论受到施莱尔马赫影响，强调宗教体验和情感的重要性，并主张从历史角度分析基督教。他指出历史与信仰在解释学上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倡导用严格的历史批判方法研究“历史上的耶稣”。
当“宗教历史学派”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置于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宗教学领域之际，可以说已经剥夺了这两种宗教千百年来享受的“独特”（unique）地位。宗教历史学者既然运用历史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他们又如何处理基督教与历史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呢？
二、鲍尔和杜宾根学派
在保罗书信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早期人物是德国新约学者鲍尔（F. C. Baur）及其创建的杜宾根学派。鲍尔于1831年发表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采纳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视犹太教与基督教为“正”，保罗的外邦基督教为“反”，二者的最后融会为“合”；“合”的事实体现在《使徒行传》的记叙及《以弗所书》的教导中。
鲍尔以《哥林多前书》1:11-12作为其整个论点的依据和框架，认为早期教会的冲突主要发生于以保罗为首的外邦基督徒与以矶法（彼得）为首的犹太基督徒之间。前者强调福音的普世性，不受律法的约束；后者则注重原始使徒的权威，以律法为中心。在鲍尔看来，保罗书信中福音与律法的对立明确显示出这个冲突的张力。保罗以因信称义为其神学的中心，来抵御犹太基督徒的攻击。鲍尔进一步假设，保罗与彼得二人之间的严重冲突不但主导了整个《新约圣经》的形成，而且塑造了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上述冲突直至2世纪末基督教会共同抵抗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时才得以化解。
鲍尔的上述假设其实存在着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鲍尔于1845年发表了名著《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的生平与事工、书信与教义》，在学术界引起惊天动地的影响。1他在书中阐述了保罗领导的外邦基督徒与彼得领导的犹太基督徒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对立，并以保罗与彼得之间的冲突及保罗因信称义的教义作为衡量保罗书信的标准，以致监狱书信被视为保罗学派的晚期作品，约写于公元120至140年之间，主要是针对诺斯底派而写。
《帕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死后写成的，约作于公元70至75年之间。教牧书信被归结为2世纪晚期的文献，因其内容主要是针对诺斯底主义及马吉安主义（Marcionism）。只有《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被接受为真正的保罗书信。此外，鲍尔及其杜宾根学派的追随者们都倾向于认为，体现保罗神学的书卷有《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体现彼得神学的书卷有《雅各书》、《马太福音》和《启示录》，富于调解和安抚神学意图的书卷有《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及《马可福音》，倾向于普世大公观念的书卷包括《彼得后书》、《犹大书》和《约翰福音》。
多数学者批评和弃绝鲍尔及其杜宾根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只接纳保罗的四卷书信，并以保罗与彼得之间的冲突为衡量其他《新约圣经》卷籍的尺度；其次，他们采用历史怀疑论及哲学理性主义，排除历史中的超自然事件，对历史上的耶稣持完全怀疑态度。尽管如此，鲍尔的理论在后来的保罗及早期基督教研究中仍占有一席地位，直至20世纪70年代桑德斯的《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一书问世，其观点才被瓦解。
三、保罗书信的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普遍使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包括多种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解读保罗书信，以便纠正某些或许偏激的神学释经结论，那些结论是在特定社会处境下形成的。
据埃利奥特（J. Elliott）理解，圣经的社会科学批判是通过使用透视、理论、模型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来分析文本及其社会处境和文化层面的释经工作阶段。作为历史批判释经法的一部分，社会科学方法审查圣经文本那富有意义的语言结构，日的在于沟通作者及其读者。4圣经研究，包括文学考察、文本分析和批判，无疑是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工具。凡有历史感或社会科学观的学者都必须考虑文本的文学特征，慎重审视历史证据是如何从文本中得出的，因为那些文本为了教导和说服，通常都含有论战和争议的原动力。
新约学者在理解新约世界与当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方面也做出极大贡献。如马利纳（B. Malina）和内瑞（J. Neyrey）注重对地中海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在保罗的背景中探索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模式。例如，他们将保罗的文化处境理解为集体主义或以团体为导向的文化，认为荣誉和耻辱的观念在那种处境中占有主导地位；保罗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心态等都隶属于古代地中海的背景。6马利纳和内瑞对保罗时代文化的描绘或许太过简单，因为他们假设现代
与古代地中海社会的相似之处太多。但其研究提醒我们：保罗不属于现代人中的任何一位，他是在一种相当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中生活和思想的。
1 早期基督教社会背景考察
新约学者对早期基督教社会背景的兴趣可追溯到贾杰的著作，以《第1世纪基督教团体的社会模式》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约学者对社会背景的兴趣再度复兴，例如泰森（G. Theissen）和米克斯（W. Meeks）的研究为深入了解哥林多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等级观念及其冲突的性质提供了丰富资料，他们赞成贾杰的见解。1其学术立场现在被称为“新共识”，主张保罗的会众由跨阶层的社会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一些地位较高的人士。
圣经学者在研究早期基督教的社会背景时，《哥林多前书》1：26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经文，一如维尔纳（W. Wuellner）所论：“在整本《新约全书》中，对于研究早期教会的起源而言，没有任何其他文句比《哥林多前书》1：26更具影响力地塑造了流行的见解和释经的判断。”3梅杰特（J. Meggitt）也认为，最引人注日的是，新与旧的共识在这里发现了其各自重建基督教起源的基石。
20世纪初戴斯曼（A. Deissmann）认为，早期基督教，包括保罗的会众，均来自社会较低阶层，5这个观点被称为“旧共识”。与此相反，贾杰则认为，基督教是当地庇护人或赞上者对其社会依赖者或隶属者提供赞上的一个运动。6 周健文（John Chow）强化了贾杰的观点，认为通过保护或赞上所建立的关系是第1世纪哥林多社会的重要运作方式之一。克拉克（A. Clarke）相信，哥林多会众中一些成员来自社会的统治阶级。巴克莱（J. Barclay）也认为，哥林多教会有少数基督徒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温特（B. Winter）也据此提出建议，称1：26所指的是哥林多统治阶级，并且演讲家和辩士。
在哥林多书信研究中，“新”与“旧”立场之间的辩论仍在进行。梅杰特继承了戴斯曼的观点，认为保罗的会众应属于罗马帝国中的穷人和非精英阶层。据他评估，罗马人口的99%维持于只求生存的物质水平上。11傅瑞生（S. Frisen）也提出类似于梅杰特的见解，但有些细微区别。他在结论中尝试显示保罗会众的绝大部分处于生存的边缘，但至少有几人拥有过剩的资源。有关保罗会众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问题，相信学术界将继续辩论下去。
2 保罗与政治神学
既然保罗及其会众所处的社会背景与1世纪的罗马帝国息息相关，了解罗马帝国的政治体系、法律制度、宗教及社会风俗将有上于理解保罗书信和早期基
督徒的社会处境。学者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注意应当追溯到20世纪初的德国新约学者戴斯曼。他特别强调罗马帝国背景对于新约研究的重要性，相信早期基督徒每天所面对的处境构成了基督教信息形成的特定背景。《新约圣经》是一部罗马帝国时代的书籍，基督徒在崇拜中向基督诵念的词汇和术语也会熟练地运用于对罗马皇帝的崇拜中。
由此出现了皇帝崇拜与基督崇拜的并行论战。1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们在这方面的兴趣逐渐减弱，直至80年代，对罗马帝国与新约研究关系的兴趣才开始复苏。皇帝崇拜涉及种类繁多的实践和习俗，包括把皇帝崇奉为祈祷、奉献和礼拜的对象。古代历史学家开始强调这种现象在保罗时代的重要性，以便促使研究者对保罗和早期基督徒予以重新审议。
保罗的政治立场通常被视为相当保守和循规蹈矩，因为他主张基督徒有义务顺服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政治制度。《罗马书》13：1-7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文，保罗在此公开劝勉所有基督徒顺服罗马执政当局，不但鼓励他们顺服政府，还把帝国的权柄正面论述为上帝的公义工具。学者对该章的诠释有所不同，一些人认为，这段经文与《彼得前书》2：13-17非常相似，两位作者可能采用了同一个传统，都源自希腊化的犹太教。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所要处理的是基督徒的自由与责任问题，这是当时教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诸如婚姻、家庭、丈夫与妻子、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和职责。
保罗警告基督徒切勿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他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指责哥林多信徒在世俗法庭上彼此控诉。另有一种假设，把《罗马书》第13章置于当时罗马帝国的特殊政治背景下。罗马皇帝革老丢（Claudius）于公元4154年当政期间，曾下令驱逐罗马城的犹太人，罗马史学家苏多纽斯（Suetonius）在其著作《革老丢传》（Vita Claudii）中描述了这个事件：“他[皇帝革老丢]将犹太人驱逐出罗马，因为他们常受基里斯督（Chrestus）的教唆而引起骚动。”
根据苏多纽斯的描述，在持续动荡之后，革老丢对罗马的犹太人实施了驱逐令。与苏多纽斯同时代的塔西陀（Tacitus）也证实，在2世纪初受过罗马教育的人们非常熟悉这些情况。塔西陀述及罗马尼禄（Nero）皇帝统治期间（公元5468年）民众曾抗议重税。4保罗可能是在这种背景下警告基督徒不可参与任何被视为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包括抗税，并以命令语气要求他们顺服罗马政府。多数学者都认同圣经文本的上下文对于诠释学的重要性，《罗马书》也不例外，保罗在其12：1-2劝勉基督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蒙神悦纳；用意也是勉励基督徒要以其在地上的身份和职责，在生活中荣神益人。因此纳粮和上税既表示顺服地上的权柄，也是恪尽公民职责的行为。基督徒当以国家利益为重，顺服执政当局。
郝斯理（Horsley）及另一些学者则发表不同观点，认为保罗有意担负起一项政治任务。他们提出，保罗坚决反对当时的罗马帝国，企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去替代占主导地位的帝国社会。如其在《哥林多前书》第810章要求哥林多信徒避免食用那些祭拜过偶像的肉类，劝戒他们不要参与主流社会中的某些社会活动等。他们以家庭为核心的基础组织，在经济上成为独立的群体，结果与当时普遍的政治社会事态格格不入，且针锋相对。
上述学者对保罗社会政治观的看法显然有问题，令人怀疑是受了某些当代政治信念的影响，过多地把保罗塑造为一位坚决反对帝国的人物，以致严重误会了保罗的使命。不过，在把保罗政治化的同时，这些学者提醒人们重视保罗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大一统的罗马帝国保持深入认识，这一点也有其重要性。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曾被普遍尊奉为救世主，为世界带来和平及好消息的圣者，这种将政治统治者宗教化、神圣化的历史背景，应能为政治神学及其诠释带来新的意义。2保罗书信中有许多述及政治的经文被长期忽视，一些当代学者从某些层面揭露罗马帝国的政治神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保罗书信中相关内容的认识。
3. 保罗书信研究与女权主义
现代学术有关妇女在社会和教会中所占地位的争论，致使学者认真研究保罗在这方面的观点，涉及妇女对教会活动的参与、保罗对她们的态度，及其对妇女与婚姻、崇拜和领导权的关系的教导。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保罗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male chauvinist），应该对妇女在旧社会依赖于男性的地位负责。其他学者则为保罗辩护，甚至认为他热心关注妇女的社会解放及平等权益。
女权主义者采用社会批判的释经原理，反对传统以男性为主导或以父权角色为核心的解经方式，而主张建立妇女在社会上及教会中的地位，强调要全面认识妇女在圣经中扮演的角色。对早期基督教研究最具开创意义的女权主义学者之一是费奥伦莎（E.S. Fiorenza），她于1983年发表其代表作《记念她：以女 性神学重建的基督教起源》，诠释了妇女在早期教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
该书开头几章阐述和辩解了作者的女权主义释经观点，谓其日的是重建一部认同妇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确立两性平等、反对父权统治的早期基督教历史。女权主义学者从两个层次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和做法：一是圣经文本通常是由男人书写的，保罗即一范例；二是那些文本的释经传统多年来是由男性评论家和翻译家建立起来并传承下去的。
费奥伦莎采取一批女权主义学者的立场，认为《歌罗西书》、《以弗所书》和教牧书信是保罗死后才写成的，教牧书信的成书时间晚于《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从这些书信中能看出保罗教会内“不断增强的家长制”，以及男人如何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妇女则被边缘化。在她看来，这些后保罗书信显然试图排除妇女的侍奉权和领导权，将她们局限于家庭和教会的一个角落。
保罗书信的女权主义研究途径虽然被一些学者所接纳，却也受到不少批评。无论如何，这种研究不仅涉及复杂的历史问题，还涉及妇女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总体地位，及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
4 保罗书信与修辞批判学
不少新约学者倾向以修辞批判学来分析保罗书信的演说类型及其修辞演说的组成部分。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演说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其一，法庭性的，通常指法庭上的控诉与辩护，关乎过去的事物，论证是否公义；其二，审议性的（deliberative），通常用于政界，注重劝告、说服及劝阻，关乎将来的事物，辨析有何利弊；其三，褒贬性的（epideictic），针对价值观，给予它赞赏或批判，意在获得昕众的认同，关乎现在的事物。
在这三种演讲类型中，昕众和处境均能制约具体类型的使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意，是围绕着对社会事物的决策或决定展开的。希腊的城邦社会乃是透过演讲方式并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社会的事物。演讲家凭借灵活的修辞技巧和说服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借此与昕众形成互动，最终通过民主程序来做出决定。由此可见，希腊演讲家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何等举足轻重。演讲的成功不但取决于演讲家本身的道德品质、人格修养，以及修辞于段、演讲风格和合理的逻辑推论，而且取决于昕众的心理状态。
研究保罗书信的当代学者尝试为保罗的一些书信确定演说类型，例如，对于《加拉太书》学者就持有不同意见。贝慈（Betz）认为该书具有护教（apologetic）性质，属庭辩性演说，保罗借其为自己和福音辩护，以回应控告者的攻击。肯尼迪（Kennedy）主张它是审议性演说，保罗在书中勉励加拉太信徒持守福音，并劝阻他们不要重返犹太教。3汉森（Hansen）则提出，它是庭辩性和审议性演说的混合体。保罗在该书上半部偏重为自己辩护，在下半部则以劝告加拉太信徒为主。麦克（Mack）相信，《加拉太书》是多种演说类型的混合体。
依据肯尼边研究，以修辞批判学方法分析保罗书信应分为五个步骤：第一，确定修辞研究的范围。这可能涉及整封书信（如《加拉太书》），也可能只涉及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10-13章；《罗马书》9：6-18）。修辞演说的组 成部分须包括绪论、论证以及结论。第二，分析该书信或该经文之修辞演说的“生活处境”，同时确定它属于何种演说类型：庭辩性的？审议性的？抑或褒贬性的？第三，分析该书信或经文的结构及编排，以便找出论证的脉络。第四，研究该段经文的文体风格及模式，并说明它在前后文中的作用。最后，评估修辞辩论的效果及功用。这种修辞研究方法有上于理解保罗书信中的某些修辞模式、用语和风格的使用及其意义。
5.保罗新观
当代保罗书信研究的焦点之一是“保罗新观”，由桑德斯（E. Sanders）首倡，主要针对并批评信义宗（或路德宗，Lutheranism）有关保罗律法观及其对犹太教传统的解释。桑德斯的著作《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一个宗教模式的比较》2提出一个近乎全新的观点：保罗时代的巴勒斯坦犹太教是“恩约守法主义”，而非律法主义（legalism）。他的评论由英国杜伦大学的邓雅各加以发展和扩充。3新观点在保罗研究领域里带来一种既具革命性又富于争议性的突 破。这派学者对宗教改革以来的传统解释予以大胆挑战，认为它把犹太教误解成律法主义的宗教，并误以为保罗曾经把福音与律法对立起来。
由桑德斯发起的对早期犹太教及保罗律法观的重新构建，发展到邓雅各出版其《<罗马书>新释》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宗教改革以来人们对保罗律法观的传统解释。时至今天各类意见似乎有增无减，完全无法统一、整合或归纳。持保罗新观的学者们对保罗以及早期犹太教的理解不仅开辟了一个相当 新颖的研究阶段，而且也开拓了一个新的考察方向。
结论 保罗书信研究路径的多样性
新约研究依然存在的问题是：圣经学者过分强调神学和释经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发现和贡献。同样，社会历史学者只侧重社会背景方面的特征和理论，而把神学应扮演的重要角色置之度外。因此保持社会历史学考察与神学释经之间的平衡，不让一方支配另一方，依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单独的保罗文献难以提供足够的证据和资料去重建哥林多的历史背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是必不可少的。亚当斯（Adams）和奥雷尔（Horrell）为当代保罗书信研究做出较为全面的总结，认为重建早期基督教的任务仍将是多元化的。一些新约圣经研究者力图避免重建历史，而倡导在不做历史假设的前提下阅读保罗文本。其他学者则继续利用各种古代文献，以求重建古代哥林多的语境，更好地了解保罗和哥林多会众，使其书信仍然保持着对话的功能和意义。具体领域的研究范围将保持和拓展下去，从帝国祭礼（imperial cult）到家庭生活，从饮食习俗到流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
有一点似乎已经达成共识，那种共识推翻了以往认为保罗书信研究可以越来越简单或完全客观化的理论。那种共识还认同批判和理论思考的必要性，包括如何使用和解释古代文献，如何运用社会科学资源，以及如何塑造研究兴趣连同相应的意识形态。在一些学者那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保罗研究已经被相对边缘化或被视为无关紧要；也有人认为，这种方法不过是一时的潮流，毋须纳入保罗研究的主潮。但另一些学者则坚称，为了批判性地理解和认识保罗，这种新方法是重要且不可少的。部分学者甚至提出，要借上于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向读者证明，现实世界所呈现的问题比保罗书信中那些具体细腻的神学论辩更有意义。
无论如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探究圣经的新领域，不但没有显示出任何消亡的迹象，反而在不断增长和发展。而且，社会科学的、政治的和女权主义的观点，与其他最新发展的神学研讨及圣经诠释已经实现了新的整合。
对于一个成熟学者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倾昕和阅读中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和谦虚的心态，去理解各种观点并欣赏它们提出的问题，必要时甚至改变自己的见解，纵使其角度与自己的立场可能相去甚远。对年轻学者来说，最大的困难也许在于缺少富于深度的理解力和辨别力，因为所谓的“学术”理论，正如日常时尚一样，是此起彼落，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拥有信仰的年轻学者不但要始终持守信念，还应像圣安瑟伦St. Anselm）那样，让“信仰不断地寻求理解”（fidei quaerens intellectum）。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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