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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发布时间: 2022/5/20日    【字体:
作者:李先明 李莹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春秋祀孔旧典;孔子诞辰纪念;“建构认同”  
 
 
摘要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纾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弈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
 
春秋祀孔旧典,作为国家祭典及制度化儒学建制的组成部分,在汉代以来的国家政治、文化场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步入近代,特别是入民国后,伴随着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和孔子学说地位的急剧跌落,该旧典则日渐受到冷遇。迨至1928年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赫然将其明令废止,但颇具有戏剧性的是,同年底又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只演事迹、不事仪式”的孔子诞辰纪念,而到1934年6月7日,则又骤然将其升格为“国定纪念日”。在中国近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祀孔的历史上,1928—1934年国家祀孔典制的变动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它不仅是后人观察近世以来这一文化传统断裂与延续的重要视点,而且也为我们当下如何对待祭孔大典,或其表征的崇敬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象征性符码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鉴借和参照。但检视已有研究成果,尚存在诸多不足,举其要者有三:一是已有研究侧重于梳理1934年孔子诞辰纪念场域的相关情况,而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脉络中对其进行探讨的研究则并不多见;二是由于使用资料所限,加之相关文献过于杂乱,祀孔典制变革中的一些问题未有厘清,甚至出现一些史实性的错误;三是批评与否定的成分较多,客观理性的审视较少,由此难以总结出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有鉴于此,笔者拟运用台北“国史馆”、孔子博物馆珍藏的相关史料,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本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的原则,对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变革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着重缕析孔子祀典断裂、变容与再造的具象,以及时人的认知与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分析与评价。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春秋祀孔旧典废止:1928年初国家祀孔传统的断裂
 
春秋祀孔旧典,系由历朝历代帝王所推崇和主导的国家性礼仪活动,于每年仲春(阴历二月)、仲秋(阴历八月)的上旬丁日举行,即所谓“上丁祭孔”,亦称“丁祭”,是表达君主权力正当性、统合政治与学术以及社会民心的重要仪式性工具之一。所谓“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即是祀孔所承载之政治文化意涵的真实写照。从历史的纵深看,作为一项国家礼制,春秋祀孔旧典创制于西汉,展于魏晋,盛于隋唐,明清时期一度被奉为“国之大典”,迨至清末新政期间,春秋祀孔的礼仪还从“中祀”升格为等同于祭祀天地与宗庙的“大祀”。于此,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大祀”抑或“中祀”,祀孔之主祭甚至与祭人员参与祭祀时均需事先斋戒一日或三日,以表诚敬;祭祀地点一律选在孔庙;祭祀供品设太牢,俸三牲;整个仪式活动一般分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六个步骤,此间,主祭者要敬读事先拟好的祭文,祭文内容则大都是表达对孔子思想中等级制度和人伦秩序的体认与支持。
 
民国以降,在民主、共和的口号不容置喙和一切旧有的文化、制度均被赋予“原罪”的语境下,被视作“封建遗制”的春秋祀孔旧典一度陷于停废状态。不过,袁世凯很快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并最终上演了一场与时代潮流相悖的复辟闹剧。在此过程中,春秋祀孔旧典在争议声中得以重新规复,并一直相沿至整个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说,除却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的天坛祭孔之外,此一时期的国家祀孔典礼在仪式、规制,甚至所表达的意涵等各方面已与帝制时代有所不同。但由于传统儒学不断“祛魅”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不断激荡,这一被延续和改造的“传统”仍然不时遭到各方批评和非议:先是革命党人视祀孔典制规复为复辟帝制的先声而对其大张鞑伐,继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家祀孔仪式的“封建性质”进行深入批判,后是鲁迅等新派知识分子对春秋祀孔活动展开激烈抨击。
 
延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并突出自身的革命正统性,国民党先后在其治下的湖北、湖南、浙江等省份明令废止祀孔。其具体理由是:“孔学不合现代潮流”;“现兹革命时期,对于代表封建政治之孔子,已无尊崇之必要,春秋祭祀,应即停止”;“孔子学问虽未可全非,此制却不可不废,否则洪宪之变、复辟之乱或将重演于将来。而其影响于人群思想,则足以固塞民智,阻碍进化,流弊所至,不堪设想”。循此理路,至1928年2月份,由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则通令全国各学校废止春秋祀孔旧典,其令文进一步解释道:“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生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亟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为此令仰校长、厅长、局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勿违此令!”
 
大学院废止春秋祀孔旧典,不仅与辛亥鼎革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封建遗制”的思路相衔接,而且与国民党政权初建时构建革命正统性及以三民主义取代儒学旧道统的诉求相契合,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正当性不容置疑。只是未曾预料,训令一经公布,便立即遭到了国内外部分尊孔人士和地方军、政大员的抵制。
 
最先发声的是以绅、学两界为代表的尊孔祀孔派。在大学院发布通令后不久,即3月24日,四川省东川道儒家分会会长李克显连同会员共计六十四人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者乃一国最高学府”,无权干涉和取消“世人崇拜先圣之典仪”,“且所持废止理由,亦不充足……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干。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云悖谬”,为此希望作为“国家主权最高机关的”政府不要“容任”大学院“放肆无忌缚束人民之崇圣思想”。4月13日,中华总商会表示对废祀之举殊为不解,致电询问南京国民政府:“报载大学院通令各县废止祀孔,似与信仰自由冲突,敝会董事等极端反对,确否?恳详电复”。5月15日,湖南湘乡人氏王之平则直接呈文致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极言孙中山对孔子学说的重视,批评蔡元培“总理所重视者,阁下反欲毁弃之”,“阁下若非存心违背总理之主义,欲作李斯第二,尽毁弃中国固有之文明,则不妨以总理之德育、智育、体育并重之主张为教育方针而收回废止祀孔之成命,使天下后世莫不敬仰,曰勇于改过之君子也”。5月30日,教育界人士陈朝爵亦著文表示:“今者孔祀之废有关国本之存亡,而国本之存亡即在人心之向背,国府为尊重民众、收拾人心计,不当废孔祀,妇人孺子皆能知之”。
 
除了旧绅、学两界中的部分尊孔人士发声抵制外,从是年5月份起,四川、湖南等地方上的部分军、政大员,甚至海外尊孔派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5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21师蓝文彬、饶国华等人致电国民政府:孔子为本党“先知先觉”,是“造其端而立其极者也”,孙中山也早有恢复旧道德之先见,“无时不尊称孔子,取法示人”,大学院莫非是“丧尽人心”,抑或“别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故拟请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取消大学院之“乱令”,以维祀典。7月9日,海外尊孔派爪哇泗水文庙董事李双辉等呈文给大学院,批评其“擅令废止祀孔,既与民众公意相违,尤与共和法理未和”,“理应俟国会成立,代表全国人会议决定之”,“大学院为文化机关,大学院长为全国文人之领袖,目孔庙祭祀为迷信而废止,司僧道寺院祈祷为非迷信而赞成之,是真放饭流饮,而患无齿决也”。
 
不难看出,无论是旧绅、学界,还是地方上的军、政大员,其反对孔祀废止的理由不外乎有两点:一是对孔子的“尊王忠君”思想进行辩解,认为孔子学说博大精深,不仅有益于救治人心,甚至关乎“民族存亡”;二是片面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孔子思想的连接继承关系,以证明后者与“本党主义”并非“大相悖谬”。仅从逻辑理路上分析,反对方偷换概念,将祀孔等同于尊孔,并进而将孔子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勾连,以论证规复孔子祀典之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说辞颇为牵强。但吊诡的是,面对方方面面的质疑,大学院迟迟未予回应,直到收悉前述海外尊孔派爪哇泗水文庙董事李双辉言辞犀利的呈文后,才予以“详释”,算是一并反驳了此前所有反对者的诘难。且看大学院的“详释”:
 
孔学与祀孔,本各为一问题,自有其相当历史,其学说除关于尊王忠君及与现代思潮相刺谬者外,民众尽可自由研求,本院并未禁止。至祀孔则系帝王遗制,从前军阀,别有用心,遂亦沿用不废,现在律以世界思潮及本党主义,当然不容该项祀典之仍存,与今日之不举行关岳祀典,同一意义。
 
显然,大学院的回应与其先前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训令一脉相承,除再次强调孔祀与现代思潮乃至世界思潮及本党主义相悖之外,还有意识地将孔学与祀孔区分开来,以表明其反对祀孔但并不反对尊孔的立场。从此前国民党所标榜的“现代思想自由”“反封建”反对“封建遗制”等话语系统来看,大学院的解释可谓合情合理,尊孔派将祀孔等同于尊孔并借此极力反对大学院的观点瞬间失去了落脚点。同时,这样的表态也意味着大学院仍然坚持己见,不会对尊孔派的诉求做出些许让步。
 
抑或正是大学院的回应与坚守,令一些尊孔崇儒的地方军、政要员认识到,仅靠“舆论”压力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大学院的态度,更不可能裨益于孔子祀典的规复,故转而诉诸行政手段,即通过向“国府”会议提交议案的方式表达其诉求。与此同时,他们也深谙春秋祀孔旧典委系“封建遗制”,确与彼时革命性与现代性话语不相符合,故其所提议案也作出调整,即不再硬性要求保留春秋祀孔旧典,而是对之进行改订和变通。7月底,湖南军界要人吴剑学即向南京中央第五次执监大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改定祀孔典礼,以便发明孔子大同学说,振兴人伦礼教,以符党义而防共党。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清乡督办公署会办何键二人以“孔道兴废,实系民族存亡”为由呈请南京国民政府改订孔子祀典,在他们看来,“中国以道德信义为治,崇孔道而隆孔祀,垂数千年。总理在时,至为服膺敬重,固常见诸言论刊在遗书者也。国人信仰总理,即当以总理之心为心。对于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何容忽视”!同时,鲁、何二人为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孔子祀典,还特意电请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政治分会总司令的李宗仁,希望他能够出面“主持”,“以塞乱源,而甦国脉”。揆诸后发史实,李宗仁亦予以积极回应:“所陈回〔恢〕复祀典及整顿教育各节,均为救急时务,中央果欲挽回世道人心,定必乐为探纳也。”同时李宗仁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明定孔子诞辰纪念节,其仪式举行,仿总理纪念周”的议案,其理由是:“今天下大定,群谋建设,偃武修文,此实其时,孔子万代师表,故欲明定纪念节,以见尊敬,西国之于耶稣,正一例也”。
 
至1928年8月份前后,大学院废止春秋祀孔旧典所引发的矛盾与张力,使得孔子祀典存废问题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涉及新、旧文化权力秩序转移乃至中央与地方的文化统合之争的“国府”会议议题。由是,孔子祀典究竟何去何从,南京国民政府便不能不作出反应和表态了。对初建政局的国民党当权者来说,其真正关心的或许并非要不要终止孔子祀典,而是这一举措本身的象征性表达能否获得社会各界,特别是地方军、政势力的认同,能否有利于巩固其新治统。由此而论,大学院赫然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做法显然已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初衷和现实政治诉求渐趋渐远。
 
二、“以孔子诞日定为纪念日”:1928年底国家祀孔传统的变容
 
前有绅、学两界的不断抗议,后有来自湖南、四川等地方军、政势力要求恢复或改订孔子祀典的吁求,顿使国家祀孔传统存废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于此,国民党当权者意识到断然废止孔祀绝非良策,而毁撤前令则未免“使蔡氏过于难堪”,更与其此前自我标榜的革命正统性的话语叙述不相符合。为纾解困境,南京国民政府最终采纳鲁涤平等人的建议,确立了兼顾新、旧政治文化势力之不同诉求乃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性孔子诞辰纪念,以作折中。
 
1928年8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将鲁涤平等明请孔子祀典一案谕交内政部、大学院查照审核。9月26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及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呈复明定孔子祀典一案,“拟请以孔子诞日为孔子纪念日,规定纪念仪式,通行全国各学校一体遵照”,声称“以春秋丁祀如迎神送神、奠帛献爵等仪式均涉陈腐,前经明令废止,未便再予恢复,现为表示崇敬先哲起见,拟采用通行纪念仪式,似较妥善”,其纪念仪式规定如下:(1)奏乐开会;(2)向国旗、党旗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3)报告孔子事略;(4)讲演孔子学说;(5)唱纪念孔子歌(乐歌另拟);(6)奏乐散会。
 
应该说,相较春秋祀孔旧典,该纪念仪式变化较大:一是,取消主祭人员先行斋戒及与祭人员事先准备等众多繁琐环节,孔子祀典的神圣性色彩大为淡化;二是,祭祀或纪念对象由孔子塑像、四配十二先哲及其他儒家先贤先儒转变为国旗、党旗及孔子遗像,且孔子遗像排在第三位;三是,祀典程序大大简化,“迎神送神、奠帛献爵”的“陈腐步骤”被报告、演讲等西式纪念方式所取代,且传统的祭孔乐舞亦退出舞台,代之以唱纪念孔子歌。总而言之,整个纪念仪式呈现出较强的“现代性”意味。抑或正因如此,为避免保守派文化阵营的反弹,10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根据“国府”会议第98次常会的决定做出批示,称“所拟以孔子诞日定为纪念日,事属可行”,但同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即由该部院通行知照可也”。嗣后,大学院与内政部正式颁行这一命令:由全国各学校一体遵照,于孔子诞日停课二小时,讲演孔子事迹,以示不忘。
 
“以孔子诞日定为纪念日”且“无庸规定仪式”的训令公布后,大部分新派文化势力对此并无异议,但一些较为保守的文化人士却始终不愿接受此项制度安排。如湖南湘乡周屏、安徽绩溪奉祀生章尚志均致呈多次表态尊孔的蒋介石,请求按旧制崇祀孔子,且其理由仍不外乎以孔子学说附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亦有部分力主尊孔祀孔的孔教会人士认识到,春秋祀孔旧典作为“封建遗制”,与国民党所标榜的“党治体制”和“平等之义”的制度定位和价值承诺不相契合,自是难以规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孔子诞辰纪念能够保持基本的优隆,故而呈文致内政部:“丁祭既停,崇仰骤替”,“明令未便骤更,圣学仍希普及,惟有明令全国各学校员生于孔圣诞日均宜整队,诣所在县孔庙谒圣,行庆祝典礼,特隆纪念”。此外,尚需特别指出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最为关切的部分地方军、政势力在当时虽然没有提出相左的意见,但从后来何键、张学良等人继续沿用旧制进行祭孔的活动来看,他们并不完全认可和接受这一变通权宜的举措,只是在当时没有发声而已。
 
南京国民政府折合双方矛盾而厘定的孔子诞辰纪念并没有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同,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春秋祀孔旧典涉及祭祀仪程、祭祀对象、祭祀空间等诸多方面,十分繁琐,断然将其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亦难免使得二者在过渡衔接过程中产生种种矛盾,诸如:历法改革之际孔子诞辰纪念日期应用何历?从祀诸先贤是否附祀?孔庙神位是存是废?等等。其中,孔子诞辰纪念日期应用何历而引发的争议,最为引人注目。
 
1929年4月份,福建浦城孔教支会会长詹程亮致呈国民政府,称“孔子祀典,虽经废除,孔子诞辰,仍应纪念,查本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二千四百八十年大纪念。兹值改革时期,新旧历应如何遵从,请明白规定”。而此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自上而下通令各地推行阳历运动之际,是以,5月30日内政部针对詹氏呈文作出批示:“查此案本部以事关历数,曾据情函请教育部推算,函定在卷,兹准覆称,以孔子诞生纪念日经行政院第八次会议定为阳历八月二十七日等因,合行录案批示,仰即知照,此批。”但内政部的这一批示,显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人士的认可。一位署名谭少冯的人士即公开指出:“今党国定祝孔以阳历八月二十七日行之,阳历与阴历相去几隔一月,倘用阳历则失其真,若用阴历,则阴历为党国所废,然而欲存其真,究有何法?曰:可用阴阳历合璧推算之法,推算孔子降生之日,是年当为阳历何日,即以是日为诞日,如是则不失其真,而于废用阴历之法令亦无抵触,不地废一次推算之劳,而可免将圣诞强改之诮”。更有一些地方上的尊孔祀孔派拒不遵行内政部的通令,坚持在阴历8月27日庆祝孔子诞日。对此,内政部训令指出:“孔子圣诞纪念日,业经国府颁令改用阳历八月二十七日。兹查怡保孔教会竟仍沿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实属故违政令”,须“严加禁止”。但时至1930年代之后,仍有部分尊孔人士对在阳历8月27日举办孔子诞辰纪念持有异议,如湖南桂东县教育局局长郭寅宾即呈文给教育部,内云:“按现今国历所定月份”,“较以夏历则相差甚远”,“况纪念孔子,为学校重典,其月日正当暑假期间,学校人员,纷纷散退,与会者必无多人亦不足以昭郑重”,是以要求改订纪念日期。而四川成都县政府则奉“驻区事务署”谕令转饬教育局、公安局、文庙董事会于阴历8月27日举办孔子诞辰纪念。但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作妥协,坚持践行新历。即便是到了1934年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国定纪念日”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邵元冲还在公开讲演中特别强调实行新历一事,这或可从侧面反映出“孔子诞辰纪念日期应用何历”的问题直到此时仍然存在争议。
 
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子祀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旨在折冲因断然废止孔祀而触发的新、旧政治文化势力乃至中央与地方文化统合的矛盾,但这一权宜妥协之计,并未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各方的紧张关系。不宁惟是,由于“国府”会议先前“无庸规定仪式”的决定,加之1929年之后,南京国民党当局忙于政争和内战,无暇顾及孔子诞辰纪念一类的文化活动,故此,“以孔子诞日定为纪念日”的规制出台后,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实际上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混乱样态。
 
一是采取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孔子诞辰纪念仪式。如1929年8月27日,浙江省嘉定县举行的祀孔活动即属于此类,其纪念仪程为:“上午十时,教育局召开各机关职员行纪念式,由陈县长主席首先向总理遗像行礼,读遗嘱,次向孔子遗像行礼,主席报告依法召集纪念集情形,周孝侯演说孔子之道,陆麟勋报告开放孔庙经过”。与之相近,是年河北省青县举行的祀孔仪程为:“全体肃立,奏乐,唱赞美孔子歌,向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致开会词,报告孔子事略,亦奏乐,闭会”。
 
二是沿用旧制举办的祀孔活动。如1930年辽宁沈阳市开展的祀孔活动即完全按照春秋祀孔旧制举行。据记载,在春丁之日的祭孔活动中,张学良亲自担任正殿献官,献爵致祭。至秋丁之日,其再次举行祀孔,“晨子寅举行,礼仪极为隆重”。再如,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虽然没有像张学良那样公然恢复春秋祀孔旧典,但在举办孔子诞辰纪念的活动中,却也日趋走向复古,后来甚至一度沿用古乐等古礼进行祀孔。与官方相比,旧、绅学界沿用春秋祀孔旧制进行民间祭孔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兹仅举一例,如1930年代春丁祭孔之际,苏州地方人士及旧学界70余人即齐集府学,举行典礼,其具体仪程为:“先祭崇圣祠,由单镇致祭,旋即在大成殿致祭孔子暨四配十二哲,及两庑先儒,由叶增涛致祭,仪式为奠帛、献爵、读祝文、行四拜礼,香烛俎豆与鼓钟乐器等陈设整齐,仪式极庄严隆重,至十时许始散。”
 
三是采用传统仪式与现代仪式相杂糅的纪念方式。如国民革命军第29军开展的祀孔活动即属于此类。1932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29军“以孔子道德言行,实足范围人群,师表万世,际兹学说纷纭,人心陷溺,尤宜尊崇孔子,始足以挽救末世,恢复我民族固有之精神”为由,出台祀孔暂行办法。至孔子诞辰纪念当天,纪念典礼遵照暂定办法执行,情形颇为隆重。其仪式程序为:(甲)各与祀人员就位,全体肃立。(乙)奏乐,军乐队奏国乐,奏风琴,全体学生合唱国歌;(丙)献花香牲爵,主席出班恭诣孔子位前肃立,献香,献花,献牲,献爵。(丁)全体行三鞠躬礼。(戊)读祝词唱歌,主席出班恭诣孔子位前肃立,读祝文,奏风琴,全体学生合唱祝圣诞纪念歌。(己)分献,行分献礼。(庚)请主席讲演,由蒋参谋长亲读军长讲演词。不难看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开展的祀孔活动一方面承袭了祀孔旧制的部分内容,如献牲爵、行分献礼等;但另一方面亦包含了大量的现代性元素,如行三鞠躬礼、唱国歌、唱圣诞纪念歌、讲演等。
 
总而言之,1928年底“以孔子诞日定为纪念日”的厘定,是南京国民政府因应时局与折中调和的产物。诚然,这一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新、旧各派政治文化势力,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在孔祀停废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但从当时矛盾各方趋于和缓的反应来看,这一应对之策亦不无可圈可点之处。不过,时易势移,随着1930年代之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国民党形塑“党国”统治权威暨加强文化统制的需要,“无庸规定仪式”的纪念方式以及全国各地祀孔活动中新旧杂糅的混乱状态,显然已经愈来愈不合时宜了。
 
三、孔子诞辰定为“国定纪念日”: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的再造
 
一般而言,“但凡民族或国家危难之时,传统即充当重要资源,为现实政治提供滋养”。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1930年代,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标识的孔子符号即被赋予和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1934年6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3次常会上,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四委员提议:以每年阳历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当经议决通过,定为“国定纪念日,交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并交宣传委员会拟定办法”。7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常务会议修正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每年的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是日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宣传讲述孔子生平事略、孔子学说、国父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其纪念秩序为:全体肃立,奏乐,唱党歌,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主席报告纪念孔子之意义,演讲,唱孔子纪念歌,奏乐,礼成。
 
不难发现,与1928年底大学院曾经提出的“通用仪式”相比,重新跻身国家纪念典礼行列的孔子诞辰纪念已与前者有着显著不同:一者,纪念活动范围扩大,除由各级学校举办外,还扩展到全国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团体等分别集会纪念;二者,后者除讲述孔子事迹和学说以志景仰外,又加上了前者所没有的“讲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唱党歌”“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等环节,突出了国民党当权者作为孔子、孙中山正统继承者的身份标识。三者,党旗与国旗的摆放次序也发生了变化,先前是国旗置于党旗前面,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凸显了“党高于国”“党在国上”的政治文化理念。概而言之,该项纪念办法的党化色彩远远甚于活动本身应有的文化色彩,其彻头彻尾地借搭孔子诞辰纪念之台而形塑和加强“党国”统治权威的政治意图,从中清晰可见。于此,尚需说明的是,前述孔子祀典的变动大都由大学院或由教育部、内政部议决报备和实施,而是次孔子诞辰纪念日纳入国家祀典行列,则径由最高当权者提出和决定,故其接下来相关工作的推展颇为顺利。
 
8月8日,教育部训令各直辖机关抄发纪念办法及纪念会秩序单。8月17日,内政部亦检送纪念办法和秩序单至各市政府通饬遵照。在积极筹备期间,孔子纪念歌一议稍有波折,彼时有人提议,“《礼记》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至‘是谓大同’一段,最合人类社会理想,其伟大之含义,实为三民主义之基础,且与党歌‘以进大同’句相呼应”,故应定之。但“中央为慎重”起见,迟至10月18日才确定颁行。此外,孔子遗像摆放位置也在此间做出调整,8月1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4次常会决议,“孔子遗像应置于总理遗像前之案桌上”。8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5次常会议决:先师孔子诞辰纪念与总理纪念周,由“中央与国府合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扩大纪念”;由国民政府派大员至曲阜致祭,国民政府委员为主祭,五院各一员,内政、教育两部各一员,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民政、教育两厅长,曲阜县长,孔氏奉祀官等为陪祭。
 
经过周密的商讨与准备,8月27日,孔子诞辰纪念典礼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其中,以曲阜和南京两地之纪念活动最为隆重。是日,曲阜到场之纪念人员有5 000余人,而南京的纪念典礼中出席者亦有2 000余人。时人评论说,“其热烈之况,为十数年所未有”。纪念典礼均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之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进行,军乐、党旗、党歌、孙中山遗像、政府官员演讲等党国标识充斥其中,体现出浓厚的党化色彩与政治表演意味。其中,“政府官员演讲”尤为凸显了这一特征,其演讲要点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讲述孔子学说时,突出“忠恕之道”“礼义廉耻”“仁爱”“克己复礼”等德性要素,以配合蒋介石所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如天津市政府主席于学忠在纪念孔子诞辰时的演讲中提出,当前社会所犯的毛病是不能“克己”,而“近来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实行礼义廉耻,真是对症发药”。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也谈到中国有穷、私、弱、愚、乱这几种病,应以孔子学说中的“克己复礼”为解决之道,而“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但以旧道德为之准,力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正是与此相辅相成的。
 
二是讲述孔子事迹或孔子学说中的“尊王攘夷思想”,以佐证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合理性。如粤汉铁路湘鄂段管理局局长殷德洋指出,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与现在的“安内攘外”策略如出一辙,今后中国若欲求生于东亚大陆,“必以孔子攘夷复仇之大义互相砥砺”。国民党要人周佛海也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时“所主张的尊周室攘夷狄”的思想,“不但为现在所需要,并且是唯一对症的药方,中央巩固了,自然可以抵御外侮,二千余年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邵元冲、中国国民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等,均持有类似意见。
 
三是讲述孙中山三民主义与孔子学说的联结继承关系,将孔子大同学说与孙中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融合,为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提供传统文化根基,这一点几乎所有演讲都有涉及。如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演讲中说,“总理一生,每逢题字,必先是‘天下为公’,其念念不忘于此,而大同学说,实是三民主义之基础”。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上海孔诞纪念会的演讲中亦表示,“今日尊孔乃谋民族复兴,要明白孔子学说与总理学说的一贯关系,实行三民主义”。
 
综上可见,一众国民党要员的演讲,无一不是有选择性地援引有利于彼时国民党统治的文化要素进行阐发,用以直接证明国民党各项政治文化政策的正当性、合理性,从而强化国民党的统治权威。从政治统治技艺方面来说,在内忧外患日亟的政治环境中,南京国民政府希冀通过孔子诞辰“国家纪念日”的仪式表达和对孔子学说进行符合其政治诉求的阐发,以塑造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并进而实现广大民众对“党国”的有效政治认同,其用心可谓良苦。但从社会各界的反响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
 
首先看赞同者的声音。以孔教会、旧绅学界为代表的尊孔派基于对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情感,态度颇显积极。如孔教会代表陈朝爵径直上书教育部,对南京国民政府尊孔崇儒之举大加称颂,并进而请求恢复春秋丁祭旧典、衍圣公封号及小学至大学的读经课程等,言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梁漱溟则在孔子诞辰纪念演讲中大赞孔子学说,认为“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坠绪从新接续,慢慢再发扬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同时,部分国民党掌控的报刊媒体亦纷纷发表社论,表示赞同,不过,其言说内容与前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的演讲差别不大,无甚新意。
 
再看反对者的声音。大多数社会文化精英一仍其原有的立场,反对当权者对孔子儒学的工具性利用。如张申府在《尊孔救得了中国吗?》一文中指出:“在现在的时代,普通眼光中的孔子是已无灵的了,再想利用他,大概再也不会唬住了谁。但是历史上的孔子,究竟是不失其为‘大哉’的。不过,‘大哉’也就是他最适当的称誉。若以他为万能,为全对,当然便错。孔子只是中国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若以为教主而崇祀之,也只有害了他。”一位署名“飞”的文化人士亦坦言:“孔子是一个大哲学家,大政治家,不是神仙,也不是教主,我们应该以科学的眼光来研究孔子的学说,从而发扬光大之。如果曲解孔子的学说,把孔子当做神仙一样,虚伪礼拜起来,那是侮辱孔子,那不是纪念孔子的本意。”类似的话语叙述,可谓俯拾即是,兹仅能举例说明之。同时,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实权派人物也对南京国民政府借搭纪念孔子之台将三民主义儒学化的政治意图甚为不满。如胡汉民早在孔子诞辰纪念定为“国定纪念日”之前,就愤愤地说道:“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有其独特的地位,有其卓越的根据,既不能以之比附于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来比附他。……可是不幸的是,至今还在被人误解,被人利用,使三民主义几乎日渐丧失其本真的意义。”冯玉祥亦直言,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孔子并不是真尊孔,而是像民初袁世凯那样利用孔子,他认为如果孔子有知,绝不受他们得祭祀。此外,一些新闻媒体的评论,也表达了不予认同的观点。如《北平晨报》所载《由废孔到尊孔》一文就提到:“近政府又明令规定‘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及各种祭祀之礼,崇敬之隆,有过历朝盛典。……政府之时尊时废,皆属非理智的情感冲动。”
 
综上,且不论以孔教会、旧绅学界为代表的尊孔祀孔派的赞同与认知,偏离了国民党当权者将孔子诞辰升格为“国定纪念日”的政治性目的,走向了狭义的尊孔复古。仅从社会层面的反应来看,质疑与反对之声明显压倒了赞同者的声音,而且有理有据,并不牵强。在一定程度上,抑或正是因为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所达致的政治效度有限,1935年全国各地由官方举办的孔子诞辰纪念便开始从热潮中冷却,其规格、场面显然不如首届孔子诞辰纪念,纪念形式亦大大简化,甚至在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曲阜举行孔子诞辰纪念时,南京国民政府亦未再派人参加,改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出面。1936年孔子诞辰纪念与1935年相类似。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政治、社会环境恶化,孔子诞辰纪念更是时断时续,并且日趋形式化。从首届大张旗鼓地纪念演变到愈来愈简的形式化纪念,前后反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入“国定纪念日”的孔子诞辰纪念,因其政治效果不佳而愈来愈不为人重视的事实。
 
四、余论:国家祀孔传统变革的政治文化意蕴
 
民国伊始,在封建帝制崩溃和制度化儒家解体的语境下,以构建孔子的神圣性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解释的春秋祀孔旧典何去何从、是存是废,一度引起争议,后因袁世凯政府明定尊孔祀孔政策方得以平息。1927年,以“革命”正统和“三民主义”话语相标榜的南京国民政府肇建前后,该祀典之命运归宿,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1928年2月,在国民革命的余波中,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和突出自身的革命正统性,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由于祀孔与尊孔问题密切相关,川、湘等地旧绅、学界中的尊孔派起而抵制,继之,以何键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派亦呈请明定孔子祀典。同年底,为纾解困境,“国府”会议将孔子祀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祀孔典礼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混乱状态。时至1934年,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之际,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
 
如今看来,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弈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国民党曾经是一个宣称“革命”的政党,“国民革命”可以说是其拥有的最具号召力暨北伐得以成功的最为重要的话语资源,且这种革命话语的惯性一直持续到1928年前后,彼时大学院将被视为“封建遗制”的春秋祀孔旧典赫然废止,便是革命话语权力依旧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表征。然而,随着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的统治形势渐趋稳固,其政治文化政策日趋走向保守,1934年孔子诞辰被升格为“国定纪念日”,便是崇尚保守主义思想的话语权力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表征。此间,先前由政治革命和文化革新激发起的“孔学不合现代潮流”反对“封建遗制”“现代思想自由”等类似话语逐渐被消解和湮没,取而代之的是借阐发孔子之微言大义而形塑和加强“党国”统治权威及其正当性的话语叙事。当然,这个保守性的特质已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有学者称之为“新传统主义”,表现在其政治文化理念上,即是儒化三民主义,进而为国民党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传统文化的根基;表现在祀孔典制仪式上,即是在重新接续国家祀孔传统,将孔子诞辰纪念纳入国家祀典行列并进行展演的同时,对传统与现代进行调适,进而作出符合国民党自身统治诉求的利己性诠释。
 
此外,是次变革也彰显了彼时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由前文可知,在国家祀孔传统由废止到重新建构的进程中,官方文本因时而制,在仪式安排和官方解释或演讲中有选择地截取、援引有利于国民党统治的文化要素进行阐发,借以证明南京国民政府各项政治文化政策演替的正当性、合理性。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时代转型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因利乘便,藉孔子祀典变革所表征的文化符码来建构有效的政治、社会认同,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的成本,其出发点毋庸置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祀典本身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其内蕴的民族文化精神之于社会统合具有不容辩解的积极作用,是为政治认同形成的有效锁钥,甚至对于新意识形态的确立与表达具有特殊的辅助作用;但另一方面,其与封建帝制胶着在一起,充斥着浓厚的专制主义元素,与现代社会相抵触,甚至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以,在国家祀孔传统变革进程中便势所必然地出现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现象:当废止祀孔旧典时,崇尚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势力就会强调孔子祀典作为民族文化标识的正面意义,起而抵制;当接续或重构国家祀孔传统时,革新者又会不满,以其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话语言说进行反制。凡此足以表明,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如欲借用孔子祀典变革的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必须充分考虑这一文化资本抑或文化资源的两歧性特征,有效化解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二元张力,惟其如此,方有望取得应有的效果,否则就可能事与愿违,甚至会适得其反。1930年代前后国家祀孔传统变革之政治效果不佳,其原因或在于此吧。
 
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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