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罗繁忙的市中心附近，人造岛的尽头，有个方方正正毫不起眼的建筑。在它厚重的石墙上，有个拱形的矮墙，在这周围，有一个小型宫殿，一个祭奠享誉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勒苏姆的博物馆，以及我们所熟知的尼罗河。
如果你走进建筑内部，会发现它是架在一口深井上的，井壁由石头砌成，井口的面积约 40平方英尺，深人地下。石阶则沿着井壁顺势而下。你还能看到一根大理石柱子从暗处升起，直穿中心。石柱上的刻度沿着柱面的八个角等距排列。沿着石室的低墙，有三条地下通道伸向尼罗河。
这座中东最拥挤的城市所带来的喧闹，会在石室内部化作一片寂静。整个石井被混凝士包裹着，地下通道也被严密封佳了。如果重新疏通通道，尼罗河的水就会涌过来，将石室淹没，水位会不断上升，直到与外面的河流平齐。大理石柱子上的刻度用于文量河水水位。5 000 4来，数十个这样的建筑，为埃及的社会管理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建筑叫作 “尼罗河文量仪”(用阿拉伯语来说就是"miqyas”)，其建造日的是让埃及的统治者能及时了解尼罗河每年泛洪的情况。尼罗河称得上是全球最有规律的河流之一：每年夏天，干旱少雨，热气腾勝，尼罗河却能在好几周内神奇地充盈起来，漫过河岸，缓慢地淹没士地，之后再缓缓地退去对居住在现今撒哈拉沙漠一带的古代人来说，河水的升降是无法捉摸、令人敬仰的年度盛事，带有超自然的神圣色彩。他们虽然不能洞悉河水每年准时泛滥的原理，但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尼罗河洪水对早期埃及人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洪水是维系整个文明的关键，使人们能在沙漠中种植粮食，饲养牲畜。因而，对埃及统治者而言，掌握涨水的确切日期与达到洪峰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河水的水位在丈量仪上爬升随后趋于稳定，再缓慢下降，他们严密地监视这一过程，以确定当年尼罗河最大的用水供给量。了解了水势，官方就会发布公告，传布公告的人随即在街上大声呼号，奴隶们赶忙推开土石坝，让尼罗河的水漫溢干裂的农田。在刺眼的阳光下，河水肆意地在河谷间流淌，泛滥好几个星期，随后消退。一旦涨水，农民便顺势在肥洪的士地上播种。这此河谷旁低洼处的土地和形似耳垂、向地中海延展的三角洲，像深色的腰带一样裹住了沙漠，很快变得郁郁葱葱。田里的庄稼得到了充分灌溉，来年的生计就有了着落。
在夏季播种之前，埃及的统治者们就已经通过水势推断出了庄稼的收成，他们知道来年是丰收还是歉收。尼罗河丈量仪所划定的洪峰高度与周围被淹没的土地面积和播种的范围直接相关。由此，他们预测出了农民能收获多少粮食，便随之划定了当年的税收水平。
尼罗河丈量仪仍鑫立在开罗的劳代岛上，始建于 861年，是埃及最晚出现的丈量仪之一。早期的文量仪通常建在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河道上，有几千年的历史。目前已经发现的丈量仪有四种类型：简单的石柱，通人水里的、由阶梯组成的墙或是通道，被环形墙包围的、能连通河水的井（通常由阶梯环绕，阶梯沿着边向下延伸），或是井和柱子的结合体，类似开罗的那个丈量仪。柱子上用于丈量长度的刻痕叫作“腕尺”与一个人的前臂长度相当。著有《博物志》 的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曾使用丈量仪数据预估普通埃及人的食物储备，他所参考的丈量仪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上如今已被损毁的城市孟菲斯。这种预测方法，有可能是如今公共卫生定量测量的最早操作。他曾写到，如果水位升至十二腕尺，就意味着会有人死于饥荒。如果水位升至十三腕尺，还是会有人挨饿。如果水位升至十四腕尺，就可以开心起来了。如果水位升至十五腕尺，二切就会平安无事。要是水位升至十六腕尺，那简直是天大的惊喜了！
田数千年以来，埃及人（甚至是后来的人侵者）都在用丈量仪追踪每年尼罗河洪水的情况。由于这些数据至关重要，因而每年的水位值和其他重要记录，包括农业产量、税收收人等一起被刻在了一块重要的石碑上，即“王室编年记”。七块残存的编年记石碑，如今被收藏在开罗、伦敦和巴勒莫的博物馆中。数十年来，它们的重要价值一直被人们忽视，因为上面的文空一直没有得到翻译，而且这几块石碑是偶然从几个古董商那里收来的。据说其中一块在被发现时，还充当着门槛。最大、保存得最好的那块石碑，一直到 1895 年才被发现。当时是一位到访意大利巴勒莫地区的法国人在一个博物馆的院子角落注意到了它，它显然已经在屋外久经风霜了。
这块石碑就是如今被人所知的 “巴勒莫石碑”。与其他的考古发现相比，它和其他六块残片对阐释古埃及历史的帮助更大。石碑铸造的年代是在法老统洽的第五王朝，即公元前 25世纪。这块石碑上记载了尼罗河每年洪水顶峰的水位，最早能追湖到第一王朝，约公元前 3100 年左右。因而，尼罗河泛滥的历史成了人类历史上记载最久远的科学数据记录。研究者们用这此记录来解释古埃及的一切现象，从自然气候的变迁到社会起义的偶然爆发。
在20 世纪7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芭芭拉·贝尔最早将洪水的低水位和早期埃及的第一黑暗时期联系起来。在黑暗时期，原本长期稳定的文明陷人了混乱状态，使得埃及第六王朝和古王国走向崩裂的结局。埃及历史上最压抑的几个年代，都和这个时期有关。当时埃及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了，起义、谋杀、抢劫、盗墓层出不穷，农民吓得不敢出来种田。
在古埃及的漫长历史中，这样崩坏的时期是很罕见的。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埃及的统治者严格限制获取丈量仪数据的途径。丈量仪通常建在受统治者控制的神庙内部或是其附近，只有像祭司这样的神职人员或是其他高层官员才能获准进入检查。以洪水测量系统为中心的农业规划，是埃及法老帝国得以延续3 000 多年、只经历了三个黑暗时期的原因之一。整个埃及帝国的历史，起始于统一的埃及帝国的出现（即第一王朝，约公元前 3100 年)，终结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占领，以及公元前 30 年罗马帝国的吞并。
富有魅力的、埃及最后的独立统治者克娄巴特拉七世，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埃及艳后”，在吞下毒物奄奄一息之时，是否曾回想过尼罗河丈量仪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得而知，但丈量仪的确是法老遗产中长期存留的一部分。埃及成了罗马帝国的附属国，罗马三分之一的谷物供应都仰赖尼罗河河谷。开罗的丈量仪一直到 1887 年还在运转，已经累计运作了1000年之久。天然的洪水灌溉式农业则一直延续到 1970年，当时阿斯旺水坝的建成终结了尼罗河较低河谷每年的洪水泛滥。埃及因而把天然的洪水灌溉替换成了稳定可控的灌溉模式，更多地依靠风力产能。
数千年来，尼罗河每年良性的淇水泛滥维系了埃及人民的生计，也巩固了帝王的统治。倘若洪水未曾出现，那么此地所孕育的最稳定、辉煌的人类文明之一，也将荡然无存。
两河流域
埃及法老统治的王朝都异常持久，但它们并非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河流社会。在公元前4000年，也就是在建造第一个埃及金字塔的1000多年前，一个由苏美尔人创立的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低海拔地区建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这座城市位于如今伊拉克巴格达的南部，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拥有干燥却肥沃的土地。这个文明的源头能追溯至更为久远的时期，可能是公元前7000至6000年间。当时小规模的农户已经开始在伊拉克北部试行溪流灌溉了。他们所发明的技术，是把水从自然流淌的水道中引出来，灌到农田里，如此一来就为人类最长久的地理发明—城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美索不达米亚”一词，意即“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情况与埃及完全不同。在夏季，尼罗河渐渐轻柔地漫过地表，它在每年8月泛滥，和农业用水高峰期刚好重合。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则不同，它们在每年3月至5月泛滥，远远早于当地农作物的最佳种植期。为了灌溉庄稼，必须要把河水存储在节制坝之后，再引到面积更小、更狭窄的耕种区域里。或者是在每年的后期，当水位较低时，从主要河道中抽出河水，浸润田地。两河流域的洪水来势汹汹，难以预测，破坏力强。尼罗河通常是安静地流入单一的、稳定的河道，而幼发拉底河则会不加约束地分裂成不断变换的分支，有时会突然放弃某个河道而开辟新的流向。这样突然的改道使多年来修建河堤和灌溉水渠的辛勤努力毁于一旦。
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只能顺应着河流的回转半径，挖出新的储水区，清理那些被沉积物阻塞的部分。即使没有河水改道，两河流域也极易遭受破坏性洪水的侵袭，每过一段时间，洪水就会将农民的辛苦劳作全部毁掉，在农田埋上毫无用处的沙子。洪水、改道和日常沉积物所带来的长期破坏，使得当地需要不断改变精心维护的耕地和灌溉设施的布局，时而修建，时而废弃。
尽管有种种问题，灌溉肥沃的平原还是能获得可观的收成。农民们一般种得多吃得少，把盈余的粮食放到市场上进行销售。随着人口增长，最早在公元前5200年左右，已经有像埃利都、乌鲁克这样的城镇兴起，出现在不断变换的河岸上。对于塑造城镇的经济和政治推力，我们还未有定论，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没有这些灌溉设施所保障的粮食盈余，这些定居点是无法发展起来的。
随着这些年轻城镇的扩张，农业生产强度和精细度有所提升，灌溉所用的储水系统愈加复杂，供水规划也趋于集中管理。城市里的神职人员和官僚开始左右决策，向庄稼收税，以供养统治阶层。其他的技术发明——例如由牛驱动的“刮地犁”和减少了犁地转弯次数的狭长耕地，均加快了小麦和大麦的生产速度。埃利都、乌鲁克和其他沿着两河流域水道而建的定居点，逐渐变成了区域权力中心和令人敬仰的庞大城邦。市场交易勃兴，河道成为运送船只的重要交通方式。到了公元前4000年，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席卷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地区，当时有多达80%的苏美尔人住在城市。人口多达10万的乌鲁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
在公元前2000年后，河流改道，离乌鲁克城远去。没了水源，原本聚居的人口也逐渐消散。如今，通过卫星绘图，我们能看到数十个废弃的苏美尔城市和考古地点的所在地，旁边是已经难以辨识的、干涸了的古代河道。乌鲁克城的一半，已经被掩埋在风沙之下。它那充满鬼魅色彩的废墟，也标志着一系列早期帝国，如阿卡得王国、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伊拉克王国，曾经在这块历史色彩浓郁的区域历经千年，兴衰交织。
两河流域的方舟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相伴相生的河道，为当地人提供了食物、供水和贸易通道，使苏美尔人的城邦兴盛了起来。正是这些城市的出现，催生了有组织的政府、商贸、宗教和一些世界最早的文学著作。
这些作品，包括那12个刻着楔形文字的系列石碑，是从今日的伊拉克摩苏尔地区附近，也就是古代亚述王国重镇尼尼微的遗址中被发掘出来的。其中一块石碑记载了一位古代空想家收到神的旨意，要建造一艘巨船。这艘船必须要足够大，能装得下所有动物的代表。后来，一朵黑云从海平面腾空，带来了一场灾难性的洪水。整个世界被淹了整整六天七夜，万物皆被损毁，唯独留下了这艘大船。当洪水散去，空想家和乘船的人发现他们正处于山顶上，毫发无损，可以重新在世间自由聚居。
这场洪水的故事，听上去像是《圣经·创世记》里对挪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描述，但这个故事出现在记录《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石碑上，比《旧约》早了1000多年。记录《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石碑一共有12块，讲述了乌鲁克传奇君主吉尔伽美什的故事。这些石碑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石碑上记载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而且它们很有可能是从更古老的版本改编、重拓而来的。
通过其他的考古证据，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的确有一位乌鲁克城邦的领主名叫吉尔伽美什，在公元前2800年至2500年间的某个时段统治该地区。他所统治的城市在《旧约·创世记》中曾被提及，叫作“以力”。《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圣经》挪亚方舟故事之间的相似之处，表明两个文本的缘起均与古代伊拉克有关。基于苏美尔石碑的历史（以及它们所借用的更早期的文本），大洪水故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好几千年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新石器时期，约8000年至12000年前。
虽然没有任何地理学的证据表明，当时或在其他时间曾发生过全球大洪水，仍有众多值得信赖的研究显示，一场在当地真实发生过的灾难可能为人们创作大洪水的故事提供了灵感。一个热门推测称，不断上升的全球海平面迫使海水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水口涌入黑海。另一个推测则认为水是从古代两河流域河谷低洼的末端涌出，如今这里成了波斯湾海底的一部分。
约21000年前，在最后一个冰期（即末次冰盛期），全球海平面的平均高度比现在低125米。如今从迪拜延伸到科威特城的波斯湾，当时是一个宽阔的河谷，旁边分布着数个淡水湖。今日的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高度军事化的海上通道，当时是一个平坦、宽阔且肥沃的河谷。
在约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间，全球海平面骤升，由于地势平缓，这个古代的河谷被完全淹没了。海水上升的起因是大陆冰面的融化，以及海水变暖后的热膨胀效应。上升的海水将海岸线向内陆推进了1000多千米，淹没了河谷，也形成了如今的波斯湾。由于河谷的走势极为平缓，海水平均每年前移100米，有的年份甚至前移了1000米。
这里的居民世代居住在波斯湾泥泞的海床上。对他们来说，这场无法抵挡的洪水淹没了好几代人的家园，自然是难以忽视且极度痛苦的。先辈口头上（后来是书面上）对因洪水被迫迁徙的叙述，可能在后代中流传了下来，成了《吉尔伽美什史诗》《旧约》挪亚方舟以及其他古代大洪水神话故事的源头。
辩才天女的秘密
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已经被人广泛研究，但它们在跨度上仍无法与南亚的古印度文明（哈拉巴文明）相匹敌。在约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印度河和克格尔—哈克拉河河谷以及它们的支流中兴起，横跨今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大片地区。一个探究印度北部古代定居点比拉纳的研究表明，克格尔—哈克拉河的定居点甚至可能建立于更早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古印度文明的出现时间就比最早的苏美尔城邦还要早近2000年。
古印度的村落、城镇和城市的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千米，它们从喜马拉雅山山脚延伸到了阿拉伯海海岸，超过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聚居面积的总和。在此生活的人们发明了文字、粮仓、砖砌水井和城市规划，建造了复杂的城市管道系统，包括使用流水的浴室、厕所、渡槽和封闭式下水道—这些现代化文明的典型特征的出现，比古代罗马的同类发明还要早大约2000年。
与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类似，生活在古印度的哈拉巴人也是依河而生的。他们在肥沃的洪水冲积平原与河流沉积物上种植并灌溉小麦、大麦、小米和红枣等农作物。盈余的粮食可以供给城市居民，当时的城市居民已经聚居在由烧制瓦砖堆砌的、经过精心规划的城市里了。在古印度文明中，目前被研究得最多的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这两地曾经是当时的大型都会，它们的遗迹在今日巴基斯坦境内被挖掘出土。在19世纪中期，这两个城市的遗迹曾被英国殖民者派来的铁路工程师掩埋，当时他们把古城瓦砾当作道砟来铺垫轨道路基了。这些遗迹的悠久历史和重要意义，直到1924年第一次考古研究开启，才逐渐为人所知。
令人唏嘘的是，由于不明原因，古印度文明和其高度先进的技术最终消失了。聚居在克格尔—哈克拉河河谷的人口，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最先开始骤然消散。在目前所知的15000个哈拉巴考古地点中，几乎三分之二都位于克格尔河及其支流的古老、干涸的遗迹上。关于文明的消失，一个主流的假说认为，当时的印度季风长时间处于弱势，导致河流干涸，土地干裂，无法再种植作物。如今，卫星图像可以在已经干涸的区域展示出当时消失的河道踪迹。克格尔河的遗迹看上去像一条飘忽不定、偶尔复淌的溪流，消失在塔尔沙漠的深处。它的消亡极有可能启发了人们对萨拉斯瓦蒂河神秘蒸发的解读。第一个与此相关的故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在最早的梵文宗教著作《梨俱吠陀》里，它成了如今印度重要的历史传奇。
大禹回归
让我们把视线再向东移。东边的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和黄河流域，那里有肥沃却时常被洪水侵袭的平原。早在公元前6000年，最初的水稻文明出现于长江沿岸的两个地点，在如今的上海和长沙附近。中国最早发现的稻田发掘于今日杭州附近的跨湖桥遗址，出现于公元前5700年左右。最早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依赖的是由淡水灌溉的食物，如野生大米、莲子、香蒲植物和鱼。
在北边的黄河河谷，有一大群种植粟米的农民创造了仰韶文化，该文化兴盛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中国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字书写就出现在这一区域，先是在骨头上，之后依次出现在铜器、木头、竹子和纸张上。根据这些记录，中国的文明肇始于黄河流域，由三皇五帝开启，以夏、商、周这三个朝代作为开端。中国的口述记录显示，出现最早的夏朝起源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70年之间，创立者是大禹。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据《史记》记载，一系列大洪水给生活在黄河河谷、以种植粟米为生的农民们带来了接连不断的灾害。大禹的父亲想用造坝建堤的方法堵住洪水，他努力了9年，以失败告终。但大禹成功了，他造沟挖渠，分流了洪水。在超过13年的时间内，大禹坚持不懈地疏通河道，与工人们一同劳作，终于控制了黄河，也赢得了民心。他借此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创立了夏朝，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其后继者由世袭制产生。
这样的传统历史叙述在中国如今仍然被广泛接受，但和考古学证据的结论有所矛盾。20世纪20年代，一群怀疑记录的历史学家组成了“疑古派”，质疑关于大禹和夏朝的记述的真实性。他们指出，通常认为的夏朝的开始，即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70年左右，与值得注意的那些黄河遗物的扩散和发明都不相关。他们所认为的、更有关联的二里头文化曾创造出一系列陶器、青铜器和玉器，它出现得更晚一些，最早能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比通常所知的夏朝的开端大约晚两个世纪。
在疑古派提出质疑的100年后，绘制和追溯古代洪水遗迹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帮助解答这一疑问。2016年，由北京大学吴庆龙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公布了有关黄河上游破坏性大洪水的、有启发性的地理学证据。他们的研究表明，一场地震在积石峡上游引发了山体滑坡，上游的河水在青藏高原附近切断了一个极深的峡谷。这场山体滑坡以近800英尺高的碎石掩埋了峡谷，形成了阻截河水的天然大坝。一个巨大的湖泊开始填充大坝的后方，最终水位超过了大坝，将其冲垮了。湖水形成了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整个黄河河谷。用放射性碳测年法测算洪水遗迹，可以发现这场洪水发生于公元前1922年前后的28年间。
这一时间恰好和二里头文化的开端重合，这一文明的兴盛区域在积石峡下游1500英里处，在这里，黄河从原本的河道中跃起，开辟出了一个流向华北平原的新河段。随后流经新河床的河水经过多年才被完全控制，这一过程很可能与大禹和他父亲多年治水的传奇故事相对应。在河水改道附近的地点、临近的时间内，也恰好有关于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技术的发明集中出现。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印证了中华文明出现于黄河流域大洪水之后的说法，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遗落的”夏朝文明。
我们可能无从考证大禹到底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神话人物，这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或辩论。但这一古代神话，的确将成功的黄河治水、大规模劳动力组织、由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和朝代的起源清晰地结合在了一起。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从特大洪水中复苏，由此在中华大地上衍生出了持续了约4000年之久的朝代更迭。
上述四个伟大文明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文明都是沿着宽阔、平坦的河谷兴起的，这些地区拥有肥沃的沉积土壤，但鲜有雨水的浸润。在这些地区，很难发展出以雨水灌溉为主的农业，因而河水灌溉就成了这些社会发展和生存的重要条件。
河水的自然资本——提供灌溉水源和适宜耕种的、肥沃的河漫滩土壤——都是通过巧妙的人类发明而得到有效开发和管理的，这些发明包括尼罗河丈量仪、运河、河堤、大坝和提水的装置，如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尽管存在像洪水、河流改道和干旱这样无处不在的威胁，农业还是能成功地发展起来，也能实现粮食盈余——尤其是可以储存的谷物。而围绕着盈余的粮食展开的征税、贸易，又衍生出了新的职业、社会阶级和城市。
人们从每日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以后，就发展出了新的职业，包括抄写员、会计、神职人员、商人、政客和军人，等等。他们居住在集中的定居点，更便于互动往来，也能抵御伺机抢劫的团伙。随着居住区的发展，发明家发现了更多新的方式，以更有效地让河水为自己所用——河水能为城市提供水源、排污，也能协助当地和其他人口中心开展贸易往来。
社会形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它们对于农业产能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些伟大文明的生存前途及政治稳定，往往仰赖对灌溉系统的良好维护。
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黄河流域之所以能创造出早期的伟大文明，是因为成功地开发了河流的自然资本，同时也能充分适应洪水和改道的变化，或是能从破坏中自我修复。一旦满足这些条件，社会就能获得充分的粮食盈余、税收，产生等级制度。对河流的利用与控制，催生了拥有密集人口、复杂系统和严密等级的社会（可能是威权社会或其他形态的社会）。由此，由精英们所主导的、能容纳多样职业和多重阶级的城市，开启了属于它们的时代。
本文选编自《河流是部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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