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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谱系及其生成逻辑——以庆阳坝集市为中心的考察
发布时间: 2022/10/13日    【字体:
作者:谭萌
关键词:  民族走廊;乡村集市;民俗谱系;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走廊上的乡村集市既是物资交换和人群流动之地,也是多民族文化互动及地方性知识形成的特定场域,彰显出作为通道的民族走廊连接不同民族和文化板块的功能特性。位于武陵民族走廊上的众多乡村集市作为历史上中原出入西南地区的驿站,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构建了互嵌式经济文化网络。其中的民俗谱系是各民族成员基于生产生活需求对物资的功能性转化、文化的选择性采借和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发展,呈现出流动性与稳定性、多元性与共融性、民族性与地域性、中心性与边缘性、象征性与功能性并存等多元特征。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谱系不仅是各民族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记录,也是社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载体。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以来,我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范畴从村落拓展至具有连接不同民族和文化板块功能的廊道和流域。40多年来,学者从结构布局、文化交融、族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对民族走廊展开研究。民族走廊学说初成体系,成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建立中国学派的重要依托,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
 
集市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易形式和生活场域,是廊道流通的关键节点和族群互动的重要枢纽。关于乡村集市的研究除了基于历史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理论方法对文献资料的计量分析及区位探讨,也不乏多学科融合的质性研究,拓展了区域社会研究的路径。但是,目前有关我国集市的研究成果在地域、民族和视野等方面存在不均衡的现象。从地域和民族来看,有关华北集市、江南市镇、四川场集和云南集市的研究成果较多,对民族地区乡村集市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民族走廊上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更是鲜有关注;从研究视野来看,讨论集市结构、功能、集期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成果较多,对集市中民俗文化和族际关系的综合性探讨较少。
 
走廊和集市作为人群流动、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的空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然而,学界却很少将作为“点”的集市与作为“线”的民族走廊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抑制了两种范式阐释力的进一步提升。就仅有的与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相关的研究而言,其大多依据历史资料对市场体系与廊道上民族互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演绎推理,凸显了乡村集市的商贸价值。基于田野对廊道集市中族群互动实践的考察和归纳缺位,且廊道集市上丰富的民俗文化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致使廊道集市研究的整体性、文化性和生活感不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孤立的讨论少数民族地区的集市,不能深刻的表述这一具有时间性与地区性特征的文化空间体系”。把廊道集市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既有益于全面了解我国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关切。
 
笔者于2018年2月、5月至8月,2019年9月至12月,2020年6月相继对位于武陵民族走廊上的庆阳坝集市展开了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的文化事象形成了以集市为中心的民俗谱系,且其历史发展与市场贸易、走廊流通和族群互动密切相关,折射出地方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共生关系。因此,本文以庆阳坝集市为例,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切入,分析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内容、特征及其生成逻辑,理解族群关系、物资交换和文化变迁的交互作用,旨在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个案支撑和实践经验。
 
一、庆阳坝:武陵民族走廊上的乡村集市
 
武陵民族走廊作为历史上中原通往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其所在区域是西南少数民族接触中原文化的前沿。“武陵民族走廊”概念缘起于费孝通先生在西南乡镇发展调研中提出的“东西交流走廊”,后经李绍明、李星星和黄柏权等学者的完善,其区域范畴、历史变迁和民族结构日臻明晰,被认为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在古代,该区域就活动着三苗、巴人、百越等族群,现在涵盖湘鄂渝黔四省市,仍生活着汉、土家、苗、侗等30多个民族。武陵民族走廊由于频繁的人群流动和商贸流通形成了大量集市,如野三关、红岩寺、庆阳坝、盛家坝、百福司和龚滩等。这些集市在历史上不仅是商贸活动场所,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汇之地。在时代变迁中,部分集市因便利的现代交通条件发展成繁华市镇,部分因厚重的文化底蕴成为旅游目的地,还有的则荒废成残墙断垣,成为集体记忆中回不去的“乡愁”。
 
庆阳坝集市是武陵民族走廊上集市的典型代表之一,与走廊上其他乡村集市具有相似的人文生境,且在历经沧桑后赓续至今。庆阳坝集市的地理位置呈现出点、线、面层层递进的特征。从“点”来看,庆阳坝集市的交易场所位于庆阳坝村,现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椒园镇管辖,距宣恩县城约12公里,距恩施州州府所在地约38公里。从“线”来看,庆阳坝集市处于武陵民族走廊上,且正位于川湘鄂古道交汇处,连接两湖盆地和四川盆地的核心区域。从“面”来看,庆阳坝集市属于武陵山区,是武陵民族地区的多族群聚居地之一。整体来说,这一区域在历史上交通及社会发展较为滞后。清代《施南府志》载:“外蔽(壁)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阻,蛮獠(寮)错杂,自巴蜀而瞰荆楚者,恒以此为出奇之道。”庆阳坝作为山涧平坝,相对平缓的地势和较为丰富的水利资源吸引周边人群来此落业,并形成了以“刀耕火种”与平坝稻作相结合的生计方式。
 
庆阳坝集市的主要功能和属性随时代而变迁。据民间传说及碑刻谱牒资料,庆阳坝集市中零散的物资交换起于明代初年,以调节当地多民族家庭的生存物资余缺为主要目的。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随着大量外来人员来此落籍,庆阳坝作为走廊驿站的功能逐渐显现。同时,随着“川盐济楚”政令的实施和盐花古道的逐渐繁盛,庆阳坝作为古道驿站和乡村集市的角色相互融合,商贸功能特别突出。这一时期,不仅川湘的食盐、棉花和桐油流通经过此地,古道上的行人和骡马在此停靠,本地的茶、漆、麻、药材和皮毛等生产生活物资也一同在此汇集并大量外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初期,庆阳坝集市一直是地方商贸、文化和行政中心。近30年来,庆阳坝集市作为当地交通中心和行政中心的功能逐渐“退场”。但是,与其他淡出历史舞台的乡村集市相比,庆阳坝集市现在仍保留以凉亭街为核心的交易场所、每逢二五八赶集的习惯和九佬十八匠等传统手工行业,并享有“土家商贸活化石”的美誉。
 
庆阳坝集市的兴衰是地理位置、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一,庆阳坝四面环山的地形特征和生态状况形成了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和递增的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促使村民寻求农耕之外的生计方式——商品交易。其二,作为中国腹地的商贸古道,其为庆阳坝带来以盐、棉、茶和桐油为主要商品的物资和人员汇集,为多元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庆阳坝与周边村落主要农产品的丰歉不一则使区域内的物资交换成为可能。其三,“改土归流”维系并推动了庆阳坝集市的发展和繁荣。庆阳坝历史上属施南土司的管辖范围,施南土司的治所曾设置在距庆阳坝仅4公里的水田坝。一方面,施南土司“改土归流”较为平和的过程为庆阳坝一带的社会稳定与集市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改土归流”带来的人口涌入和开放政策推动了集市的进一步兴盛。而庆阳坝集市当前功能特征的嬗变则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交通设施变迁、民众生活诉求多样化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因素相关。
 
与单一民族聚居地的乡村集市相比,廊道集市的市场体系和空间结构区别于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对中国乡村集市的经典论述,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元的特征。从市场体系上来看,以庆阳坝集市为基层市场,既形成了以椒园集镇为中间市场、宣恩城区珠山集镇和恩施市为中心市场的层级系统;也形成了以走廊为通道的全国性联动市场结构。而且,民族走廊上的集市因盐和棉等国家管控物资的流通而较早被纳入国家经济贸易网络中,受到国家的统一管理。从空间结构上来看,庆阳坝集市的市场区域跨越了行政村落的界线,核心交易圈涉及宣恩县椒园镇、恩施市盛家坝乡和芭蕉乡等乡镇的10余个村落,市场的覆盖半径约为5公里,覆盖面积可达约81平方公里。同时,其市场区域还沿走廊和古道呈线性延伸的趋势,在相对封闭的市场圈内开辟了内外联通的窗口,形成圆环式与直线式串联的市场空间结构。这种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开放的市场边界与集市所在地的族群关系无不相关。庆阳坝集市及周边区域虽然交错杂居的民族较多,但各民族在语言和情感交流上障碍较小,且文化差异不足以抵挡人群互动。因此,即使这些村落的行政区划不同,但各民族成员依然能够共享同一个市场。
 
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经济贸易的繁华与族群的流通和聚居相生相伴。庆阳坝集市市场区域内不仅包括世居民族土家族,还包括汉族、苗族和侗族等民族成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经历了行商—坐商—本地居民的身份转换后,成为庆阳坝集市交易和社区生活的主体。于是,庆阳坝集市以及周边民众的日常生活在集市和廊道流通所构建的时空和社会网络中展开,并由此塑造了当地民俗谱系的自然人文生境。
 
二、民族走廊上
乡村集市民俗谱系的内容
 
作为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廊道集市积淀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模式性、集体性和传承性的事象,渗入集市的物资交换和文化交流中,并因彼此间的互动与关联搭建起地方民俗谱系。庆阳坝集市的民俗谱系内嵌于人们衣食住行、精神信仰和娱乐休闲等各个方面,并通过当地人的着装喜好、饮食习惯、建筑民俗、岁时节庆、信仰实践和休闲娱乐等方式表现出来。
 
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中人们的服饰除自家制作外,也依赖于市场供给,其着装习惯受思想观念、仪礼风俗和生产技艺影响较大。改土归流前,武陵山区的苗族妇女普遍头戴银饰,土家族男女普遍身着镶嵌花边的“五彩服”;改土归流后,人们普遍身着满襟衣,对服饰样式特殊性的要求降低,更加注重服装材质在不同场合中的功能和意义,并形成了以棉和麻为主要原料的纺织工艺和服饰民俗。庆阳坝一带使用布料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武陵蛮的麻布。其因夏季吸汗解热、冬季耐寒、延展性强且不易发霉等特征受到当地人的青睐,成为当地蛮族或土司向朝廷敬奉的主要贡品,所以又被称为“溪峒布”或“賨布”。随着棉花自古道的传入,庆阳坝产生了一批专门以纺织为业的劳作群体,棉织品工艺的提升和人们对其舒适质地的喜爱提升了棉布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棉和麻也因此作为集市上主要流通的服饰原料,嵌入地方人生仪礼的习俗惯制中。庆阳坝及其周边地区的家庭在女儿出嫁时,具有血缘关系的至亲要赠送女方棉质被盖和麻布帐子;而在丧葬仪式中,逝者的直系亲属则被要求身穿白色麻衣、头戴麻布头披,且逝者的寿衣也用麻布制成。即使现在庆阳坝民众能够获得和使用的衣物面料和纺织材料逐渐增多,但棉麻制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功能至今仍在庆阳坝及周边地区流传。
 
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饮食习俗是对地方自然生境、生计方式和物质资源的再现,也是人们智慧的结晶。庆阳坝一带的民众喜食咸、辣,形成了以腌、熏、泡、晒、烘为主的烹饪方式和相应的特色食俗。盐在庆阳坝人的饮食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不仅是调味的佐料,也是解决食物季节性匮乏的手段。当地流传着“一天不吃盐,吃饭不香甜;三天不吃盐,全身软绵绵”和“盐多不坏鲊”等俗语。庆阳坝民众利用盐的防腐功能对肉类和蔬菜进行加工,使之能够长时间保存,且用传统技艺制作的腊肉、鲊辣子、咸菜和豆豉等食品至今仍颇受人们喜爱。
 
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建筑民俗大多凝结于交易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物质形态上,并通过空间实践得以呈现,是“空间化的社会生活”。凉亭街是庆阳坝集市的交易场所和人们的家居空间,始建于清乾隆初年,背靠福寿山、面临两叉河。其建筑多以木材和砖瓦为材料、以半干栏式为式样、以榫卯结构为主要技艺。街道两侧是家用住房,临河一侧为临水吊,临山一侧呈悬山式屋顶;街道顶部由从两侧住房延伸出的巨大檐口覆盖。凉亭街上的房屋一般呈三层,底层悬空,用以喂养牲畜,临街层集商用和家用空间于一体,第三层是卧室等私密空间;内部家居空间保留正屋、火塘和厢房等。凉亭街一端为关庙,于清光绪年间由百余人捐助善款而建成。关庙前的戏楼于民国十三年(1924)建成,是一个四合天井的双层扦子楼,一正两厢房,前方为戏台,后侧从台阶可直通河坝。凉亭街的另一端则经凉亭桥与外界相联。其集桥、亭、廊于一体,榫卯嵌合、横穿竖插,两侧有高约1米的栏杆和宽约50厘米的长凳,顶部有两层宝塔式楼阁,飞檐重叠,用黑灰色瓦片铺设而成,且有风雨檐出翘。现存老宅的雕窗和梁柱设计体现出过去人们在建房时的细腻心思。
 
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岁时节庆是人们生产生活节律的再现,兼融多个民族和区域的节令和习俗。重要的节庆活动一般与集市的开市日相契合,且节庆对集市贸易的影响较大。从节日的性质和主题来看,庆阳坝有农事节日、文化娱乐节日、历史纪念性节日、宗教祭祀性节日和生活社交性节日,等等。从节令的时间刻度来看,庆阳坝的民众既与中国大多数民族一样共享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九月初九和腊月二十四等节气,也注重三月三、社日、六月六和中元节等节令。其中,春节、元宵、社日和中元节受到更多重视,在与饮食、祖先祭拜、家庭团聚和祈福禳灾仪式的结合中形成了相应的节俗。春节作为农历一年的开始,是家庭和村落中最隆重的节日,也是集市上最繁忙的时期,俗称“过年”。年俗时间一般从腊月十五延续至正月十五,主要活动包括打糍粑、浇蜡、杀年猪、吃“刨汤”和守岁等。正月十五作为“过年”的最后一天,是庆阳坝年俗的高潮,又称“上元节”。除了吃汤圆、玩龙灯外,庆阳坝一带还流传在路边或祖先坟前点烛的习俗,意为“年过完了,给祖先的灵魂照亮,让他们知道回去的路”。为使人们尽情地享受春节团圆和休闲,庆阳坝及其周边集市一般自农历腊月二十八开始闭市,直至元宵前后才开启新一轮的商贸交易周期。社日即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庆阳坝及其周边地区的民众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活动称为“过社”,主要包括祭祀土地神、邀请亲戚朋友共食“社饭”和“拦社”扫墓等习俗内容。所谓“拦社”,即在坟头插“宝盖”、挂彩色吊子,奉上贡品,并与逝者圆食。庆阳坝有“孝家三年不过社”的说法,即若逝者去世时间未满3年,其家人需在社日之前扫墓,否则“新坟不拦社,引得鬼相骂”。中元节,又称“月半”,既是土家族重要的纪念性节日,也是庆阳坝家庭团圆的重要节气,有“年小月半大”和“月半胜清明”的说法。
 
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信仰民俗是基于人们对自然、社会以及自我的认知而产生的神灵崇拜观念及仪式实践,嵌入日常生活和村社秩序中。庆阳坝民众以万物有灵为基本观念、以信仰实践为表达方式,形成了以追求“灵应”为导向的信仰体系。庆阳坝民间信仰实践以在灵关庙进行的辟邪祈福活动为主,因庙宇中供奉的神像多是观音菩萨雕塑和关公像,所以人们将相关活动统称为“拜菩萨”。人们通常因祈福生育、健康和平安而拜奉菩萨,因财富需求而拜奉关公,并将公共仪式托付给以道士为核心的神职人员,由他们主持求雨仪式和人生仪礼。同时,“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当地催生了以正月十五“点路烛”为代表的对火的崇拜和以火塘神圣性为代表的对火的禁忌。庆阳坝民众相信“善恶有报,天道轮回”,并以此解释社会事件、释怀历史伤痛,反省并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不同类型的信仰观念影响着庆阳坝民众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并在民众行为规范、村落团结与建设中各司其职、和谐共处。
 
民族走廊上的乡村集市融交易空间、生活空间和娱乐空间于一体,其娱乐民俗既有生发于地方生产生活的休闲方式,也包括外来的戏剧游艺。庆阳坝集市在歌唱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南剧为核心的戏曲民俗,成为人们缓解生活压力和娱乐身心的重要手段。与武陵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一样,歌唱几乎伴随了庆阳坝人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庆阳坝民众在田间劳作时喜唱山歌,在嫁女时唱“陪十姊妹歌”,在追悼逝者时唱“夜歌”。节岁仪式上,庆阳坝人以花锣鼓、舞龙舞狮和南剧等形式欢庆娱乐。其中,南剧颇受当地人喜爱。其全名为施南剧,又称“人大戏”或“高台戏”,是一种广泛流传于施南府所在地区的民间戏曲。一般认为,南剧发端于清代乾隆年间,前身是容美土司家族戏曲,经土王田舜年等田氏土司几代人对外来戏曲的收集、借鉴和发展,融合楚调、秦腔和川梆子等多种声腔,产生了“多种声腔同台演出”的场景。庆阳坝的南剧班子在地方上远近闻名,成为庆阳坝民俗活动的一块招牌。民国年间,庆阳坝关庙戏楼落成,多个南戏戏班来到庆阳坝唱“踩台戏”,演出《岳飞全传》等传统剧目,成为庆阳坝集体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片段。
 
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谱系是在区域性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形成的彼此关联的文化网络。对于庆阳坝集市来说,其民俗较少通过文字形式记载、传播或传承,且缺乏标志性统领式意象。但是,各种民俗事象都与集市实践有所关联,并以此为媒介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内容。
 
三、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
民俗谱系的特征
 
廊道集市中的民俗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既享有俗文化的一般特征,如多样性与共享性、象征性与模式性、伦理性与日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又因文化空间的特殊性,具有与众不同、自成一体的民俗特征。
 
(一) 流动性与稳定性
 
流动是族群接触的前提和集市形成的基础,流动性则是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根本特征。集市民俗谱系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俗在空间上的流传,二是民俗在时间上的流变。从空间的角度来看,集市中频繁的人员和物资流动使其边界较传统村落更为开放,不仅外来文化可以更便利地进入本地,本土文化也更易流传至其他区域,从而增强了集市中民俗谱系的包容度。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民俗在流动过程中会因民众需求的不同而产生变异。集市民俗谱系开放而包容的特质使其民俗内容和形态具备因时因地进行调适的能力,并因此满足不同民族生产生活的需求。
 
然而,廊道集市中民俗的流传和流变并不意味着民俗谱系失去了其应有的秩序与规律。相反,廊道集市的民俗谱系作为历史上各民族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层累的结果,在共时传播和历时传承上都呈现出稳定性的特征。从共时传播来看,集市中民俗的流传与集市中物资和人群的流动规律相呼应,在交易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圈。从历时传承来看,廊道集市所依托的农耕生计方式以及民族关系使其民俗谱系的稳定成为可能。因此,流动性与稳定性伴随集市民俗传播与传承的始终,是民俗谱系延续至今的活力所在。
 
(二)多元性与共融性
 
作为多民族商贸交易和生产生活的场域,廊道集市中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文化碰撞调和、交织重奏,形成了多元性与共融性兼备的民俗谱系。
 
民俗类型和形态在彼此协调中将民俗谱系的多元性提升至共融性的层面,表现为对内的整体性和对外的联结性。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民俗事象彼此嵌入、相互影响,共同服务于廊道集市中人们的日常生活。集市中的饮食民俗与岁时节庆相互融合,形成了节庆食俗;服饰民俗与人生仪礼相互融合,丰富了服饰的文化内涵;民间文艺与信仰仪式相互融合,增强了仪式活动的功能;建筑技艺与家庭伦理相互融合,形塑了家居空间的秩序。另一方面,多元形态是集市中同一客观实体的不同面向,在集市贸易活动的主导下,拓展了集市民俗谱系的覆盖面,并强化了其与生活的交互关系。庆阳坝多种建筑形态和风格在凉亭街上杂糅并存,使之不仅是集市交易和民众家居的场地,也扮演着公共空间的角色,为民众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提供场所,在构建社区关系和集市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廊道集市的民俗谱系由于包含了不同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基因,所以其生成和变迁并未脱离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民族性与区域性
 
民俗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民俗谱系的流动性和多元性没有完全消解当地民俗与其他地方民俗的差异性,而是在保持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既维系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多样性状态,又形成了“大”“小”传统互动的文化秩序。
 
民族性是指廊道集市的民俗谱系依然保留当地主要世居民族的特征,区域性则指这些民俗通常与周边地区的民俗文化相融相通,但与自然环境和人文语境差异较大地区的民俗谱系则趋同性较弱。庆阳坝的节庆民俗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一方面,庆阳坝民众与我国大多数民族和地区的人们一样,在相关活动中使用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时间标尺节令,保留了中国人原初的时间体验形式和时间直觉形式。另一方面,庆阳坝的具体节日习俗却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地区。例如,庆阳坝的端午节习俗与荆楚地区的习俗相似,但不同于江南市镇,具有较强的区域性;而有关“月半”节令与土家族英雄关系的传说则显示出当地节俗的民族性。同时,民族性和区域性交互作用,使廊道上各集市的民俗谱系在享有相似性的同时,又未被裁除“历史殊性”。以同样是集市民俗事象之一的“女儿会”为例,其广泛流传于恩施土家族聚居地,但却并非庆阳坝节日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当地人也较少讲述与女儿会相关的故事。这与庆阳坝既是乡村集市,又是古道驿站的地理特征相关,其更为开放的人文环境使得人们通过某一具体的节庆活动来达到交友约会目的的愿望并不强烈。
 
(四)中心性与边缘性
 
中心与边缘作为一对地缘政治学概念,是理解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空间结构和社会关联的切入口,也是观察集市中民俗聚合与辐散过程的重要视角。无论是从地理空间还是文化网络上来看,中心与边缘都是相对的,且可以互相转化。因此,廊道集市民俗谱系便在多重边缘位置的基础上塑造出中心性,在吸纳周边多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呈现出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中心性和边缘性兼具的特征在庆阳坝集市的民间信仰体系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一方面,山高水深的自然环境阻碍了外来宗教文化成体系地进入,延伸的道路却带来了宗教文化因子“菩萨”和“道士”;另一方面,相对于单一民族文化的边缘性和开放性又致使土家族传统的梯玛信仰或图腾崇拜未能在当地生根。同时,有关庆阳坝集市上道士或庙宇“灵应”的传说流传至周边地区,并聚集周边民众前来开展信仰实践活动。庆阳坝集市上的灵关庙不仅是当地人举行信仰活动的场地,也由于“菩萨的灵应”吸引周边盛家坝、芭蕉、土黄坪、水田坝和老寨溪等村落的人前来奉拜,甚至还出现了其他地方的人把神像偷走并加以供奉的情况。每逢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前往灵关庙烧香拜佛的人比常日里更多。于是,处于民族走廊上的集市民俗便在中心与边缘的置换中向内聚集、向外传播,使其民俗谱系内部具备较强的方向性。
 
(五)象征性与功能性
 
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事象既承载各民族的身份表征、精神追求,也服务于多民族的共同生活,集象征性与功能性于一体。
 
就其象征性而言,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内容及形态是各民族文化符号的集合,映射出各民族在集市交往互动中对自身文化的自知自觉。正如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的,“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换言之,在乡村集市这样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多民族互嵌社区中,不同族群的人在相互接触中必然认识到彼此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性融入符号中,以此表达情感、观念和诉求。就其功能性而言,各类象征符号的集合和生成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密切关联,具有反哺生活的意义。例如,庆阳坝集市中的家居结构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土家族民居有较大差距,但仍保留了土家族、苗族和侗族等共有的房舍象征——火塘;且在堂屋中供奉神像,在此商议要事、祭祖奉神,从而使家居空间的文化意义和生产意义相互融合,符合集市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地区的家庭伦理。而节庆仪式作为各类象征符号集中表现的公共时空,在多民族共居的集市中具有现实意义。其既是社区集体狂欢的一种方式,让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在此得到放松;也巩固了社区关系、加强了地方凝聚力,从而促使廊道集市中民俗外在形态与内在价值的有机衔接。
 
总的来说,庆阳坝集市中的民俗谱系在类型和形态上呈现出多元性与整体性兼具的特征,且保留了较强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并形成了聚合性与辐散性的传承和传播趋势。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观来看,廊道集市中的民俗谱系以流动性和稳定性的合唱复调为本质,以象征性和功能性并置为价值立场,构筑起中心性和边缘性共生互动的特色。其中,流动性与边缘性给予了廊道集市民俗谱系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可能,而稳定性与中心性则为集市民俗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支撑,也为形成和谐有序的文化系统奠定了基础。
 
四、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
民俗谱系的生成逻辑
 
作为经验与知识的结晶,民俗是社会的产物,其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被创造、保留和传承,是对社会的整体呈现,且变动不居。对民俗谱系生成逻辑的考察不在于追根溯源式地挖掘其各种文化因子的来源,而是考察其内部要素如何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形成并彼此发生关系。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民俗谱系的生成以当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为背景,以民众基于经济交换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基本结构,是各民族成员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进行的文化选择和创造。
 
(一)民族交往: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生成条件
 
民族交往伴随民族发展始终,是族群流动和族际接触的必然过程。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生成内嵌于民族交往的进程,其内容和关联的产生依托于民族交往所形成的生活形态、民族关系和历史文化语境,以多民族互动中的人群、物资和文化为主体和客体基础。
 
其一,族群迁徙与交往使单一集市与其他地区连接,促使特定场域内的民俗谱系突破地理空间的阻碍,与外界发生关联,吸纳更加多元的文化进入当地。作为“点”的乡村集市因族群流动和交往与作为“线”的廊道相联,且与作为“面”的更广泛区域发生关系,成为中华民族“板块与走廊”格局中的一部分。由于文化发展与文化生境的改变密切相关,所以当“线”或“面”上其他区域的文化汇聚于“点”时,必然在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中发展出新的民俗形态。
 
其二,因族群迁徙与交往形成的区域性民族关系既影响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贸易的运行规则,也奠定了集市民俗流动及其谱系生成的历史前提。历史上鄂西南地区频繁的族群迁徙和包容性较强的文化系统推动了庆阳坝集市中的族际互动,形成了多民族和睦共处的族际关系。明清时期,奉旨移民、求生移民和经商移民的推动下,湖广地区的民众以递进的方式向四川盆地迁移,在武陵地区形成了“无江西不成街”的景象。处于武陵山腹地的庆阳坝也参与到这一国家叙事中,一方面,中国东南地区的人们迁入这一地区;另一方面,递进式的人口迁移使大量湖南和江西等地的汉民族成为当地历史移民中的主要部分,并在之后的地方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几乎同一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进一步打开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大门。过去“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禁令被打破,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观念冲突和文化阻隔得以化解。
 
(二)民族交流: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生成动力
 
民族交流将民族交往拓展至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情感等多个层面,与之相伴的物资流通和文化流动在满足多民族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日渐稳定,促进物资共享和文化互动,是廊道集市中民俗谱系生成的动力来源。同时,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内容又是民族交流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其交流过程多通过饮食、建筑、歌唱、仪礼和信仰等生活细节呈现出来。
 
经济交流作为民族交流最基本的形式,以物资的流通和交换为手段,是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历史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盐花大道等跨越地域和民族的贸易通道为人群流动指明了方向,古道在为沿线集市带来丰富物资的同时,也推动沿线族群的交流和互动。而集市作为人群和货物的集散点,通常也是多元文化因子和生活习惯相遇、涵化与协商的场域,民俗的生成、传播与变迁成为这一流动过程的伴生物。
 
民俗谱系的形成通常基于一定的物质条件。集市上流通的商品在提升当地人获取特定生产生活资料便利性的同时,萌发了以其为核心的生活习惯和民俗类型。作为民族走廊上的节点,庆阳坝集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盐、茶、棉和竹编等为核心的集贸交易商品,这些商品因其功能性被融入到当地的民俗谱系中。其中,食盐和棉花是从外地输入的商品,作为民众饮食和服饰的重要原料,形成了相应的饮食民俗和服饰民俗;茶叶和竹编是从庆阳坝输出的产品,作为地方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推动人们在多民族交流中提升加工和制作技巧,既在当地形成了相应的传统技艺,也因对其产品的应用形成了特定的地方生活仪礼。
 
民俗谱系的生成还依赖于文化的接触与涵化,族群接触作为民族交流的重要形式,在廊道集市文化的涵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古道流通给庆阳坝带来了来自多地域、多民族的移民群体和商贸队伍,集市贸易则在庆阳坝与周边地区形成了以坐商、行商、顾客和居民为主体的互动群体。不同族群在庆阳坝集市相遇,其所裹挟的生活传统和文化惯习也在此交汇,并经人们的改造成为地方性知识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是以文化自觉为基础的文化选择和调适,其结果是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的互嵌。
 
民族交流与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意味着流通的物质资料和外来的文化因子必须通过人们的生活实践才能成为地方性知识的组成部分。集市作为多民族开展经济交流的场域,其民俗必须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这不仅是文化涵化的逻辑所在,也是集市中民俗谱系各部分“美美与共”的保障,进而形成了以促进贸易为主导的民俗节奏、内容和观念。无论是庆阳坝凉亭街上前铺后居的家居结构、上遮下通的街道形制,还是庆阳坝重要节庆仪式多分布在开市日上的节气规律,都反映出集市民俗适应经济交流时空结构的特征。
 
族群接触在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生成中的重要性还表现为族群接触时间的长短和程度的深浅影响着集市民俗的形态。虽然武陵民族走廊上有多个世居民族,但由于庆阳坝集市上的族群接触主要发生在土家族、侗族、苗族和汉族之间,因此庆阳坝集市的民俗谱系多表现出这些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同时,历史上武陵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频繁交往,使之较河西走廊或苗疆走廊上集市的民俗谱系呈现出更多的汉文化元素,进一步凸显了武陵民族走廊作为西南与中原文化接触前沿的功能特征,并使当地的民俗谱系可被更多民族和地区的民众广泛接纳。
 
(三)民族交融: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生成的社会结构
 
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中产生的共存共荣共赢趋势,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既搭建了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生成的现实结构,也划定了廊道集市民俗传播的方向与边界。廊道集市的民俗谱系既反映民族交融的状态,也反作用于民族交融。
 
结构交融作为民族交融的本质,以民族互嵌式社区为空间基础,集市便是民族互嵌的空间基础之一。一方面,因集市形成的多民族互嵌社区不仅聚集了不同民族成员的共居,而且搭建了成员间唇齿相依的关系。集市交易是人们调适生产余缺的经济手段,将不同民族的成员融入到同一经济体系中,形成了相应的物资交易空间范畴,即市场圈。以物资交易为基础,周边族群流动的边界被划定,不仅形成了相应的通婚圈,建立起超越村落的人际关系,也决定了当地人可接触到的民俗的核心传播区域。市场圈内部各民族互助互济的社区关系使得以此为依托的文化圈内的各种民俗也相互影响、相互采借,从而塑造了集市民俗谱系的包容品质和稳定特性。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生活资料不可能在地理空间中均匀分布,所以集市作为多民族互嵌的中心,也构建了社区内文化互动的中心,形成了以集市为中心向四周辐散的民俗网络。虽然因族群接触导致的文化涵化现象遍及廊道上民族互嵌社区的角落,但集市中的文化却因集市的中心地效应形成了向中心汇聚的趋势,并因此建立起社区内的民俗秩序,使集市成为多元民俗交汇之处。同时,集市的中心地效应又具有向外的辐射扩散性,从而使得集市中生成的民俗能够流传至互嵌社区及更广的区域,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相互作用,生成新的文化圈层。
 
值得注意的是,交融不同于融合,强调未竞性和主体性,是各民族在文化自觉和自省基础上共性因素增多的过程。武陵民族走廊上的集市与大多数廊道集市一样,其民俗因古道流通还具有线性流动的趋势。由于当地人的生活嵌入到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交流的过程中,所以集市中的民俗谱系呈现出中原文化与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双向互动的特征,而非单方面的介入或融合。廊道集市中民俗的辐射扩散方向和线性流动方式使其民俗谱系不是封闭的范畴,而是一个包容性较强的结构网络,能够形成各民族相互欣赏、相互守望的民俗秩序,并最终为多民族互嵌社区的形成提供文化和情感支撑。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族际关系的不同层次,在分别为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生成提供历史条件、动力来源和社会结构的同时,三者本身的递进关系又增强了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生成机制的层次性和整体性。就层次性而言,集市民俗谱系的生成以族群互动为根本,以物资交换为依托,以文化交流为渠道,植根于多民族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也是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构筑起的立体动态系统。就整体性而言,跨越地缘、血缘和族际边界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将单个集市中的民众生活嵌入到多民族共享的生活场域中,集市中的民俗谱系也因此建立起与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相通的关联体系。廊道集市的民俗谱系是“礼失求诸野”的映射,也是“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与此同时,廊道集市民俗谱系的生成逻辑也进一步彰显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于多民族生活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民族交往属于生活实践的表层,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民族交流属于生活实践的中层,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呈现出来;民族交融则是生活实践的深层内涵,深藏于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以及民族认同中。三者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关联既是从共同生活、互嵌社区向精神家园递进发展的历程,也是民俗谱系从语境、事象到关系逐次建构的过程。
 
五、结论与思考
 
乡村集市作为植根于小农生产的经济方式和交易场所,既是人群交往和物资流通的空间与媒介,也是地方性民俗知识生成和传播的场域。民族走廊上的乡村集市因多民族的交往互动成为外来物资和文化进入本地的闸门以及民族文化流动和共融的中枢,其民俗谱系的生成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嵌入。人们的生活在族群交往、物资交换和文化交流的共生互动中展开,区域社会的结构关系因此构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此过程中不断生成。
 
一方面,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谱系再现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相互尊重、包容互鉴的特质。族群迁徙与互动奠定了多民族汇聚空间中民俗形成和变迁的历史语境,随之流动的物资因其功能性被当地人采纳;且流动的文化经涵化和采借,与地方文化相互作用,塑造了流动性与稳定性、多元性与共融性、民族性与区域性、中心性与边缘性和象征性与功能性兼备的民俗谱系。和谐的民族关系为集市市场区域和结构的完整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基于经济交易形成的文化圈层与社会网络能够彼此契合。
 
另一方面,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谱系又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提供实践支撑。首先,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中的民俗作为物质、文化和人群交流的产物,在和谐民族关系的历时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纳并享用其他区域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情感联系。其次,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民俗谱系包含丰富的民俗类型和多元的呈现方式,涵盖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多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交流交融的凝结。再次,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关系超越了过去的村落边界或民族边界,形成了基于生活实践的民俗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微观却基础的向心力所在,也是贴近日常生活的共同体认知。最后,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民俗结构的层层递进和相互关联促成了民族认同、社区认同和国家认同三元一体结构的搭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因此,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谱系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果,是各民族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记录,也是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见证;同时,其生成与传播又推动了各民族互近趋同、互学互鉴和互信互认的进程。挖掘并探究民族走廊上乡村集市的民俗谱系不仅有助于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治理。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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