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列宁在《怎么办？》（1902）等作品中借用了很多福音书中耶稣说的格言和比喻。比如，他用《马太福音》第13章中“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重新思考共产党（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结构，特别用来说明需要分辨力、有活力的公开讨论及辩证地看待非法与合法组织关系。此外，列宁还创造了大量比喻，这些比喻有的来自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和文学，有的来自对手的作品，但大多数是他自己创作的。从列宁的比喻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创意和新意的释经者（或翻译者），擅于从新的诠释视角借用和改编《圣经》文本，还能在自己的写作中借用福音书的比喻文体。因为福音书的比喻大多与农业相关，列宁的借用或可表明他特别关注农业经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列宁的作品中，福音书的比喻故事是革命组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此同时，列宁的使用与重释让福音书比喻故事变得更为激进。
“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马太福音》13:35（中文和合本修订版）
把“列宁”和“基督教福音书”放在一起岂不怪哉？对一个平素对宗教、基督教神学和圣经不屑一顾的人来说，这显得尤为奇怪。然而，仔细阅读列宁的名著《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1902）[1]可以发现，福音书其实是这本著作一个延续不断的脉络。具体地说，列宁喜欢耶稣说的一些格言及比喻。列宁运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关组织的比喻是《马太福音》第13章24-30节中的“杂草（又译稗子）的比喻”（Parable of Weeds among the Wheat）[2]。他用这个比喻来重新思考共产党（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结构，特别在涉及需要分辨力、有活力的公开讨论及辩证地看待非法与合法组织关系等方面之时。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会剖析这个比喻在列宁著作中的中心地位。为了强调和突出自己的观点，列宁在《怎么办？》中多次引用了“杂草的比喻”。但是，此类探索仅仅是本文论述的第一步。列宁引用福音书中的小麦与杂草比喻，并不是偶尔为之的行为。他还援引了《圣经》中的其他比喻，而且特别喜欢那些与农业有关的、强调种子、生长及收割的比喻。不仅如此，列宁还自创了大量比喻，有些取材于俄国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有些取材于对手的作品，但是大部分都是列宁的原创。列宁不仅看起来像一位有创意和新意的释经者（或翻译者），擅于从新的诠释视角运用和改编《圣经》文本，还在整个写作中运用了比喻文体。
杂草与小麦
首先让我们看看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24-30节中的“杂草的比喻”：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撒好种在田里，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杂草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杂草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杂草呢？主人回答他们：“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拔掉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拔杂草，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让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说，先把杂草拔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把麦子收在我的仓里。”[3]
在这个比喻中（在其他福音书中没有此比喻），耶稣将神秘的“天国”与田野收割小麦联系起来：“好种子”（kalonsperma）是一个绝妙的术语。然而，虽然已经播撒了好种子，敌人在夜色中也撒下别的种子。尽管没有明说这些是坏种子（那样的话希腊词是kakonsperma），这些是稗子或杂草（zizania）。关键的部分是：这个地主的奴仆们在听了主人有关杂草来源的话后建议把杂草拔出来。但主人说，不要那么着急，让杂草和小麦一块儿长吧，在收割的时候再分开收集，先收杂草后收小麦。杂草可以留着烧火，而小麦会收入粮仓。这个比喻的诸多其他特点指出了可以进一步考察的路径，比如出现了奴隶（douloi）这个比较棘手的短语。这表明天国的主人拥有奴隶，被奴隶们称为“主人”（Lord，kurie），主人告诉了奴隶们等到收割的时候再动手的确切原因。是因为杂草和麦子的幼苗看起来比较相像，难以区分，在幼苗期去拔除杂草可能会把小麦也拔了？还是因为有些看起来像杂草的后来会变成小麦？或者其实杂草会有助于小麦的成长？注释者们对比喻中这些著名的空白已经做过各种推测。但是，本文将主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杂草和小麦之间的区别；第二，杂草的来源（主人的敌人，autou o echros）；第三，比喻的背景和上下文；第四，《马太福音》13章36-43节中对此比喻的解释。
笔者在此将重点关注后两点。杂草的比喻出现在好几个与农业有关的比喻中。在它之前的比喻是撒种的比喻：将种子撒在四种土地上（路旁、石头地、荆棘和会结果实的好土壤）。那个比喻提到了结出的果实有一百倍、六十倍和三十倍（列宁会不断重复地使用这些词语）。在撒种的比喻后面有一个后来添加的解释，将四种土地解释为听了天国之道后的不同反应。在杂草的比喻之后和杂草比喻解释之前还插入了一个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接着，在解释杂草比喻之后还出现了几个简短的比喻——藏宝和寻珠的比喻以及撒网的比喻。每一个比喻都揭示了天国的不同方面——它出人意料、富有挑战、会有负面结果和惊人产量。但是，让我们聚焦于这几个与农业有关的比喻：除了有关芥菜种的简短比喻外，两个最重要的比喻是撒种比喻和杂草比喻（根据长度和其后附加解释来判断）。它们是完完全全与农业生长的差异有关的比喻，而且两个都被列宁引用了。
尽管批评家们一致同意《马太福音》中的比喻解释（13:36-43）是添加进去的，这个解释已经成为《圣经》传统的一部分。在《圣经》中，比喻是站在末日启示的立场来说的：主人即“人子”（耶稣比较奇特的自我指称），敌人即恶魔（diabolos），奴隶就是世界末日时来收割的天使，将杂草放到火炉里烧掉（ten kaminontoupuros），将小麦交给“天国之父”。总体来说，列宁对这个解释中的天启语调并不感兴趣，除了一个很关键的说法：“好种（to kalonsperma）就是天国之子；杂草（ta zizania）就是恶者之子”（太13:38）。用通俗的话来说，敌人播撒的杂草或稗子就是自己的对手，而小麦指自己人，是自己战斗中的盟友。对列宁来说，几年后敌人的数目会增加，包括《怎么办？》中的祖巴托夫之流（Zubatovs）、民粹派（Narodniks）、讲坛社会主义派（Katheder-Socialists，又译教授马克思主义派）、乌托邦社会主义派（Utopian Socialists）、伯恩斯坦主义派（Bernsteinians），以及后来的孟什维克（Mensheviks）、最后通牒派（Ultimatumists）、奥泽洛夫之流（Otzovists）或召回派（Otzovists/Recallists）、造神派（God-Builders）、取消派（Liquidators）、调和派（Conciliators，在托洛茨基领导之下）及众多放在“机会主义”（opportunism）标签之下的对手。列宁将这种“机会主义者”定义为：“牺牲无产阶级永久的长远的利益来获得无产阶级表面的一时的利益”。[4]
列宁的解释
现在让我们看看列宁是如何解释这个比喻的：
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杂草和小麦。关于杂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5]说：先生们！努力干吧，努力干吧！既然你们想设置圈套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挑衅的手段也好，还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极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但终究是前进了一大步），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杂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杂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6]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杂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7]
很明显，列宁的解释与《圣经》比喻在精神上相当接近，却又有着自己的转折（twists）。先看相似点：关键的问题是辨别（discernment），将小麦与杂草分开，前者作为对手以反面立场出现，后者是自己同一战壕的。此外，杂草必须要锄掉或拔掉，这样谁是小麦一边的就很清楚了。最后的任务落在“收割者”身上，他们为了小麦的缘故要清除杂草。
现在我们来看看列宁创造性地运用杂草比喻之处。列宁所关心的不是《圣经》注释的细节，并不企图去确定《圣经》比喻游移变化且最终无法追索的原初“含义”或“意图”（这是一个已经消耗了一代又一代《圣经》学者巨大精力的任务）。不，列宁感兴趣的是直接运用。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列宁的布道关怀（homiletic concern）。它建立在这种理念之上：比喻所针对的是我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与当下处境直接相关。因此，解释比喻的目的是要展示文本如何能针对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根据这一观点，在列宁解释比喻的背景中，合法与非法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关键问题。工人运动与工联（trade unions）是否应该严格地合法而且公开活动，并在现存的框架内运作以便能取得微利？抑或共产主义运动也应该建立一个非法核心，一个秘密网络去捣毁框架本身？与我们常见的、对列宁的解读相反，列宁在此提出合法与非法两种形式都不可缺少，事实上，他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8]他不是那个为了取悦一小群革命知识分子领袖而绕开工联合法工作及工人组织的人；相反，非法组织会与合法组织密切合作，传播社会主义信息、组织罢工（经济和政治罢工）、培训激进和“有目的的工人”（purposive workers），确保合法组织有相当数量的地下党员参与其中。合法组织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开展广泛运动的机构，因为这是一个在非法运动之外的鼓动机会。这是考茨基（Kautsy）在《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中首先提出的阶级“合并”理论（merger hypothesis）。《爱尔福特纲领》是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者都认同的纲领。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非法与合法组织形式的合并。这些都是小麦。
那么谁是杂草？在《怎么办？》这个文本中，杂草是那些坚持只要合法组织的人。在此我们找到了祖巴托夫（Zubatov）和在“警察社会主义”名称之下的合法工联，以及瓦西里耶夫（Vasilyev）、神父、教授奥泽罗夫(Ozerov)和支持这些运动的沃尔姆斯们（Wormses）。他们不仅企图“侦查”（spy out）出非法组织中的“过激分子”（fiery ones），还要利用这些组织“把奸细派到非法组织中来”[9]。在工人们看穿祖巴托夫组织企图将革命力量引向别处的计划之后，祖巴托夫之流很快会无处藏身。但是，《怎么办？》中提到的一些别的杂草还会出现。这些杂草包括“经济派”，他们认为工人应该将自己限制在纯粹的经济利益之上（更多工资、较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将政治鼓动当做徒劳无益之举放在一边。在备受指责的《信条》（Credo/Profession de foi，这个题目很诱人）中，经济派提出，唯一现实的收获只能在沙皇独裁的现存体制内获得。到列宁写《怎么办？》之时，经济派已是一个空架子，广泛被社会主义者鄙视。
然而，列宁试图将“经济派”这个标签贴到两个彼此竞争的报纸和报纸编辑身上。这两份报纸是《工人事业报》（RabocheyeDyelo，The Workers’ Cause）和《工人思想报》（RabochayaMysl，Workers’ Thought）。两份报纸都是海外社会民主联盟（Union of Social-Democrats Abroad）主办的报纸，前者不定期出版，1899-1902年一共出了12期（在日内瓦印刷但在俄国发行），后者在1897-1902年间一共出了16期（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平心而论，《工人思想报》可以被批评为“经济主义者”，但是列宁却不遗余力地把标签也贴在《工人事业报》上。正如拉尔斯•利赫指出的，这份报纸的编辑与列宁参加的组织立场非常接近，而列宁在《火星报》（The Sparks）上表达了这个立场。然而，被流放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温室内，这一斗争变成了刚刚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内争取意识形态和组织优势的关键性斗争。因此，列宁试图通过将其放到“经济派”的标签下来贬低《工人事业报》这棵杂草。列宁拔除杂草的努力非常成功，不仅仅因为《怎么办？》，还因为《火星报》（The Sparks）在1900-1903年间出版了五十多期，直到编辑部在1903年第52期被孟什维克分子控制（在普列汉诺夫的领导下）。《火星报》按期出版且发行面很广（通过著名的装了假底的行李箱），此外这份报纸成功的秘诀也要归功于这个事实：它看起来是以一种声音在说话，在单篇文章中不署作者姓名，编辑们一起在社会主义者中构成了强大的知性和组织炮火。除了列宁，编辑部中还有普列汉诺夫（Plekhanov，俄国共产主义之父）、马尔托夫（Martov）、波特列索夫（Potresov）、阿克塞罗德（P. B. Axelrod）和查苏利奇（Zasulich）。
因此，《怎么办？》中的杂草可能是祖巴托夫的工联、经济派和有着自己报纸的敌对组织，而小麦是那些围绕在《火星报》周围的人。但是让我们再回到合法/非法问题上，因为它不会从社会主义运动中消失。1905年俄国革命，沙皇做出重要让步并允许通过选举成立有限议会杜马（Duma，1905和1917年革命之间一共有五任杜马），在这之后合法/非法关系更成为一个紧要迫切的问题。现在拥有合法地位者变成了“取消主义”（liquidationism），即认为既然有了一些民主代表和被承认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一些左翼组织如社会主义革命派和农民党），就不再需要非法组织了，因为一个纯粹合法的组织能够取得更多成就。在这些年中，甚至在1917年后（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列宁和其他人掀起了反对“取消主义”的艰苦斗争，直到布尔什维克们在1917年末夺取了政权。
但是，这个合法与非法组织的辩证关系与《圣经》比喻真的毫不相关吗？如果我们看看《马太福音》13章中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就会发现其中一个不断重复的含义：比喻是说给核心团队的门徒们听的，这些人被告知了比喻的深层含义，而那些圈外人是看不见、听不见也无法理解这些深层含义的（太13:10-17）。然后耶稣摘引了《诗篇》78篇第2节（先知之言）：“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太13:35）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比喻的含义并无确定答案，即便是对门徒来说也有些不明确。连核心团队的成员都需要动脑筋才能理解，否则也就变成了局外人和公开（因此合法）组织。在此我们发现内与外、合法与非法（列宁的说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似乎也抓住了比喻的这个意蕴，或者说，他挪用了这个比喻的背景，让《圣经》比喻与他所处的环境关联起来了。
从这个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出发，让我们聚焦列宁解释杂草比喻的另外一个层面。请特别注意下面这句：“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10]我们不再有种子可以成长的土地，但是现在有一个种花的瓦盆。瓦盆就是现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约束。人必须给植物浇水，可以根据瓦盆的大小来控制植物的成长，或将瓦盆移动到另外一处。瓦盆的收益当然会很少。这就是一个纯粹合法的组织能够收获的。相反，一个非法组织希望能砸碎瓦盆，开发在整块土地上播种小麦的可能性。在此，人还会发现杂草，但是一旦杂草被清除了，小麦的收成会非常非常高。列宁一次又一次运用“三十倍、六十倍和一百倍收成”的说法，而这个说法来自“撒种的比喻”。[11]
下面我们说说列宁的解释中有两点与福音书比喻不同之处：第一，要在不同的时刻清除杂草。列宁的《怎么办？》中提出，无需等到最后收割的时候再清除杂草，因为人们要么首先拔掉杂草，“为小麦清出土地”，要么“砍掉今天的杂草”，以便能“收割明天的小麦”。[12]第二，杂草可能事实上是帮助小麦成长的。在这部著作的中间部分，列宁催促合法的工联继续他们的工作。为什么呢？从需要合并非法组织与合法组织这个精神来看，列宁认为杂草的成长可以在事实上有助于小麦的成长，其隐含的意思是有些杂草有可能会变成小麦。而《圣经》比喻的精神是，人要等着最后的收割时节来清晰地分辨哪些是杂草哪些是小麦。
“杂草比喻”的重要性在于表达了列宁在《怎么办？》中论述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点从一个事实中可以看出：列宁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不断摘引《怎么办？》中的这一段来表述自己的核心观点。比如，1905年他写道：
正是1月9日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这本书所陈述的任务的全部重要性：“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杂草”（即消除祖巴托夫主义今天的腐蚀作用），“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即以革命精神来领导靠合法化前进了一步的运动）。而新《火星报》的伊万努什卡们却借口麦子丰收来贬低革命割禾手的坚强组织的意义！他们像崩得分子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工人的主动性”这个词。[13]
还有：
首先必须重新说明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合法形式的态度的真相。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该书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不仅必须揭露祖巴托夫学说，而且要揭露一切谈论“阶级合作”问题的动听的自由主义言词（《解放》杂志在请求社会民主党合作时，完全承认第一个任务，而对第二个任务则默不作声）。该书继续说，“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结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绝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我们在合法会议上揭露祖巴托夫派和自由派时，是把杂草和小麦分开的。“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14]
在《圣经》的杂草之外
关于《圣经》中的“杂草比喻”我们在此暂告一段落。列宁在其著作中还引用了其他《圣经》比喻，比如我已经提过的“撒种的比喻”。列宁引用这些比喻的地方颇多，如“好土地”、“新苗”、“深根”、“丰收”。[15]其他福音比喻和故事还有叙利腓尼基妇人[16]、《马太福音》7章13-14节中的宽门大路及窄门小路[17]、《路加福音》14章中的盛宴[18]、旧衣服上的补丁[19]、浪子回头[20]、《约翰福音》第10章的牧人和羊和一百只羊[21]的故事[22]。
列宁还摘引了无数福音书中的耶稣语录[23]，特别是耶稣论及犹大和法利赛人的言语[24]。本人还发现一长串列宁自己创造的比喻。这些比喻包括“链条与鲜花的比喻”（借自马克思）[25]、“狮子和猎物”[26]、“形而上哲学家”[27]、“苔藓”[28]、“火车头”[29]、“砖瓦匠”[30]、“脚手架”[31]、“井里吐痰”[32]、“铁匠”[33]、“交响乐队”[34]、“森林大火”[35]、“彩票”[36]、“门”[37]、“监狱”[38]、“破损的瓦盆”[39]、“墙”[40]、“布”[41]、“争夺堡垒的战斗”[42]、“大风”[43]、“泥土和雾”[44]、“风流韵事”[45]、“军队”[46]、“手推车”[47]等。
本人列出这个长长的单子不仅仅是留作参考，也不是要读者去仔细查考，而是表明，列宁在讲话中是多么频繁地在说比喻。换言之，他对杂草和小麦比喻的解释不是一个偶然行为。列宁很明显偏爱福音书比喻，也喜欢创造自己简朴和与农业有关的比喻。
结语
我们依然需要面对一些问题。首先，列宁为何要用比喻，特别是那些明显与农业有关的比喻？我认为，这表明他一直对与农耕有关的事情感兴趣，以及他对参与了这场革命的千百万农民的特别关注。从列宁在繁忙的政务中抽空写下的第一部著作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看出，他对农业经济及其与共产主义的密切关系非常感兴趣。此外，他似乎也同意布洛赫（Ernst Bloch）的观点：广大农民群众是革命的生力军，但是《圣经》构建了这些农民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圣经》中与农业有关的比喻能直接打动农民，因而，比喻这种劝说方式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故事无法相比的。列宁似乎已经感觉到，他迫切需要利用那些比喻并展示这些比喻中潜在的激进因素（radical potential），如果《圣经》比喻不合适，他就创作一些他自己的比喻。
第二，为何要与杂草战斗？列宁是否如西方过去所解读的那样，是一个力图摧毁所有不同政见的、狭隘的党派主义者（sectarian）？根本不是这样!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有一种党派主义与普世主义关怀之间的张力、渴望与对手划清界限与希望建立联合战线之间的张力。众所周知，列宁与那些他在文字中攻击的人每日紧密合作、并肩战斗。下面几个例子可以更清晰地说明这点：尽管他攻击托洛斯基，他和托洛斯基是早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后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两大支柱；曾是“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被列宁毫不留情地痛击过，在1917年被任命为教育与艺术部人民委员（commissar for Education and the Arts）。还有，列宁一次又一次提出，政党斗争能够增加一个政党的力量和活力。他总是乐于公开这些斗争并满腔热情地参与斗争。
第三个问题更深一些，因为这触及了“组织”这个永不消失的主题。列宁多次参与不同层次的组织——议会、结构、政治运动、战争（革命后）和“内战”后的经济重组。在《怎么办？》中组织是个中心问题，特别是在出现杂草和小麦比喻的第4章。其后在最后一章论述政党报纸角色的时候又涉及了组织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4章的关键问题是秘密的地下组织与公开合法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地下组织以秘密的模式活动，conspiracy，konspiratsiia，利赫称之为“不被逮捕的精湛技艺”[48]）。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大量地引用《圣经》比喻。这意味着：福音书故事变成了革命组织可以利用的资源。在福音书中，列宁找到了社会主义者与耶稣的门徒圈子都要面对的同样的问题。除此之外，革命组织也迫切需要传播“好消息”（考茨基会公开用“euangelion”一词，用来指“社会主义的好消息”）。简言之，福音书为革命军事活动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绝好的模板。
所有这些都指向最后一个问题：列宁的解释和翻译反过来对福音书有何影响？在列宁的运用之中，那些故事和比喻变得比福音书中更为激进。[49]那些福音书中聚集在耶稣身边的男女看起来愈发激进，耶稣的教导变成了严厉的（stringent）经济和政治批评，福音书信息变成了可以“脱胎换骨”（metanoia）的革命信息，变成了可以转变经济与社会生活坐标的革命信息。也许，列宁的解释其实揭示了这些比喻内在包含的一个范畴？
（译者：张靖）
本辑学刊出版于2012年春季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1] 《怎么办？》通常被认为是一份纲领性声明。为了在俄国沙皇独裁统治下对党进行重新组织，列宁在该书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重新解释。在此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列宁清楚表明对“工人的担心”，因为他们不够革命。因此，党需要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核心和先锋力量，去推动和重新引领工人阶级。拉尔斯·利赫（Lars Lih）的成名作《重新发现的列宁：处境下的〈怎么办？〉》（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已经成功摧毁了这种“教科书”立场，表明列宁的这本书是专门针对一个特别的讨论。利赫认为列宁致力于推行考茨基有关合并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ian program），并认为列宁对工人激进主义非常有热情且信心百倍。参阅Lars 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 Historical Materialsim Book Series (Chicago: Haymarket, 2008 [2005]).
[2] 《圣经》中文和合本译作“稗子”，中文本《列宁全集》译作“莠草”，本文为方便统一，全部译为“杂草”。——译注
[3] 参阅《圣经》（中英文对照），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版。
[4] V. I. Lenin, “Who Is for Alliances with the Cadets,”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06 [1963], 54.) （中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247页。）关于后来形成这些诸多趋势的总结，请注意下面几点：“自从俄国发生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以来，也就是在将近十年之久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一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大家知道，正是由于这种意见分歧，在90年代后半期才产生了”经济主义”，结果使党分裂为机会主义派（工人事业派）和革命派（旧火星报派）。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与西欧的机会主义不同，有它自己的某些特点。俄国机会主义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党的知识分子翼的观点，或者可以说，反映出这个知识分子翼没有任何独立的观点，它既迷恋于伯恩斯坦主义的时髦字眼，又迷恋于纯粹的个人运动的直接结果和形式，这种迷恋使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叛变而投到自由主义方面，使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创造出有名的“策略-过程”论，这个理论使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得到“尾巴主义者”的绰号。他们一筹莫展地尾随在事变的后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一切场合缩小革命无产阶级的主动性旗号。这是怪事，但却是事实。没有人象工人事业派这样侈谈工人的主动性，也没有人象工人事业派这样以自己的说教来缩小、削弱和降低工人的主动性。英文参见Lenin, “Two Tactics,” vol. 8, 1905 [1962], 148. 中文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236页。另参有关论述民粹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文章：Lenin, “Petty-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Socialism,” vol. 8, 1905 [1963], 439.
[5] 祖巴托夫是警察头子，他试图通过建立合法的、被警察控制的工联，让工人们不去参与社会民主党进行的革命行动。奥泽罗夫（I. Kh. Ozerov）以及沃尔姆斯（A. E. Worms）都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后成为祖巴托夫“警察社会主义”的代言人。
[6] 果戈理（Gogol）的短篇小说《旧式地主》（Old-World Landowners）中的一对夫妇。太太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只关心她的花园，对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任何事件都不在意。
[7] 英文请参见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vol. 5, 1902 [1961], 455-56； 中文参阅《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100-10页。】
[8]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vol. 5, 1902 [1961], 452-67.
[9] Ibid., 455.
[10] Ibid., 456.
[11]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 1902 [1961], 472, 485; “A 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 vol. 6, 1902 [1961], 248;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etter from ‘7 Ts. 6 F.’,” vol. 6, 1903 [1961], 311-312. 合法/非法斗争展示了其他一些关键的神学-政治问题，特别结合列宁最喜欢的术语“奇迹”来考虑，也因此展示了革命的本质、形式及绝对的自由以及民主等。这些均值得进一步研究。
[12]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 1902 [1961], 456.
[13] Lenin, “Two Tactics,” vol. 8, 1905[1962], 155-156. 中文译文参阅《列宁全集》第9卷， 第243-244页。
[14] Lenin, “New Tasks and New Forces,” vol. 8, 1905 [1962], 214-15. 中文译文参阅《列宁全集》第9卷，第282页。另参Lenin,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Twelve Years,” vol. 13, 1907 [1963], 102;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vol. 13, 1907 [1963], 122; “Two Letters,” vol. 15, 1908 [1963], 288.
[15]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1961], 458, 461-464, 472, 485, 487, 508; “A 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 1902 [1961], 248;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etter from ‘7 Ts. 6 F.’,” 1903 [1961], 312.
[16]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1961], 462
[17] Lenin, “The Agrarian Programme of Russian Social-Democracy,” vol. 6, 1902 [1961], 126-127; “What Our Liberal Bourgeois Want, and What What They Fear,” 1905 [1963], 241-42.
[18] Lenin, “Social-Democracy's Attitude Towards the Peasant Movement,” 1905 [1963], 237-38.
[19] Lenin, “No Falsehood! Our Strength Lies in Stating the Truth! Letter to the Editorial Board,” vol. 9, 1905 [1963], 297.
[20] Lenin, “When You Hear the Judgement of a Fool ….,” from the Notes of a Social-Democratic Publicist, vol. 11, 1907 [1962], 456
[21] Lenin, “Draft for a Speech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the Second State Duma,” vol. 12, 1907 [1962], 268.
[22] Lenin, “Old and New: Notes of a Newspaper Reader,” vol. 17, 1911 [1963], 303; A Career, vol. 18, 1912 [1964], 274.
[23] 列宁引用耶稣语录之处颇多，在此不再详细列举。
[24] 参阅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 199; vol. 4, 406; vol. 5, 237, etc。
[25]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1, 236; vol. 8, 318.
[26]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 313. 3.
[27]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 453.
[28]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 250-251.
[29]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278.
[30]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501-502, 505.
[31]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502-503, 508-509.
[32]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503.
[33]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508.
[34]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248; vol. 7, 177.
[35]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272-273.
[36]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393-394.
[37]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418-419.
[38]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515.
[39]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254.
[40]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41]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208.
[42]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370-371.
[43]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410-411.
[44]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455.
[45]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8, 240, 241, 242.
[46]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8, 311-312.
[47]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8, 414.
[48] Lars T. 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447.
[49] 巴丢（Badiou）将列宁比喻为使徒保罗，他的这个类比错了。巴丢提出，因为列宁本人发现耶稣语录对他的革命组织来说更有用，列宁与马克思的关系好比保罗与耶稣的关系。参阅Alain Badiou, Saint-Paul: la fondation de l'univers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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