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ino la luna. 11 ottobre 1962: come papa Giovanni XXIII aprì il concilio (Milano, Utet, 2022)一书为阿尔贝托·梅洛尼（Alberto Melloni）所著。通过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当天的两篇讲话，这本书再现了梵二大公会议的盛大开幕式。第一篇讲话于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发表，题为《慈母教会欢欣喜乐 Gaudet Mater Ecclesia》，面向的是大公会议成员以及来自其他教会的观察员；另一篇被载入史册的《月下演说》发表于晚上，面向的是参加圣伯多禄广场烛光游行的信友。虽然是两篇不同的演说–第一篇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拉丁文稿，第二篇则是非正式的即兴演讲–但两者同时都明确了召开大公会议的原因。梅洛尼的这一文本展示了许多围绕这两个划时代演说的一系列从未公布的插曲和信息。

1大公会议的公告

1959年1月25日，也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当选不到三个月时，在城外保禄大殿举行为 “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结束之际，教宗在大殿的更衣所里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即将召开罗马教区会议和普世天主教大公会议。在场的枢机主教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无法想象一个“过渡性的教宗”会召开大公会议。许多人认为，根据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所颁布的宪章《永远司祭》（Pastor Aeternus）和当时的解释，大公会议不再有必要，因为教宗以其首席地位在教会内有确定一切事情的 “权力和恩宠”。枢机主教们也知道，该届大公会议已被无限期中止，一些人希望它能以一系列的谴责来结束（请注意，1949年，奥塔维尼枢机主教Cardinale Ottaviani将共产党人予以绝罚，并在1959年重申，这几乎是未来结论的一个预兆）。

若望二十三世并没有忽视这些，而是让人们知道什么应该成为新的历史事件的条件。当罗马教廷准备一份大纲–提交给主教们批准–旨在确认对罗马的忠诚时，教宗将其搁置一边，以便使聚集在大公会议上的主教们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并共同行使“他们对普世教会的管辖权”（第15页）。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新的、独特的事实，尽管当时有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这少数人群包括：米拉尼神父don Milani和巴尔比亚纳的孩子们：参见第111页）。

大公会议不需要颁布教义，而应以最深刻的福音意义来解读“时代的征兆；这些征兆不是习俗的变化，[……]，而是那些来自历史的声音，告诉教会福音的哪些内容仍然是惰性的，并向她指出一个愿景，对他来说，这与合一的恩典有关”（第41页）。教宗龙嘉利（Roncalli）以 “访问罗马各个堂区和监狱”的方式履行“罗马主教”的职务，这也使得他对其他教会的邀请更加可信：这次大公会议是真正的“大公”，因为甚至那些处于“分离教会”的信徒也被邀请参加这个“恩典的盛宴”（第48页）。

2大公会议的准备工作

当罗马教廷着手准备一份由大公会议批准的大纲时，教宗若望并不掩饰他对大会的构想：它就像一个“新的五旬节”（第65页）；他关心大公会议的伟大圣传（大写的“T” [Tradizione 圣传]，康加[Congar]将其与小写的“t” [tradizione 传统]进行了对比），是福音震撼历史的强大声音。教宗还创建了新的促进基督教合一秘书处，并任命奥古斯丁-比伊枢机（Cardinale Augustin Bea）为主席。1961年12月，他宣布大公会议于1962年10月11日开幕（当时，在瞻礼单上，这一天是玛利亚的诞辰）。

与此同时，前七个议题出现了；尽管它们都得到了教宗的批准，却意外地在主教中激起了一些不满情绪。这些议题似乎是一个脱离实体、纯形式主义教会的产物，几乎是对“教会是完美社团” 的重新提出，是一个远离现实的世界的表达，对不断变化的时代没有任何智慧，根据那些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或者至少是为了自己的存在而验证的典型心态。

在大公会议开始的前一个月，即9月11日，电台的纲领性信息：“在天主恩宠的眷顾下，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第78页）。耶稣的教会，参照复活蜡烛的象征意义，是基督之光，是万民之光（Lumen gentium，这将是关于教会的教义宪章的序言）。大公会议必须是“更新与复活耶稣面容的相遇 [……]以实现人类的健康、欢乐和辉煌”（第81页）。对所有民族的提及引入了一个教会的形象，即希望并必须成为“所有人的教会，特别是穷人的教会”（第82页），这一说法在公众舆论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突出地位。

3《慈母教会欢欣喜乐》

最后，在1962年10月11日，教宗以隆重开幕讲话《慈母教会欢欣喜乐》开启大公会议。教宗以前20届大公会议的历史开始，这是对教会活力的光辉启示。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场合讲道，但教宗并没有忽略对教会共融 （communio ecclesiarum）的肯定，其权威性，即普世教会的表现，源自于主教团的共融（参见第88页）。然后是教会与世界的关系：现代性不应视为灾难的孵化器，而应视为“教会履行其使命的框架”（第89页）。以一种神秘但真实的方式，历史和时间可以成为 “精神财富，成为[……]公正修正和明智理解的新动力” 。因为对抗邪恶的不仅仅是教义或真理，还有 ‘教义和恩典’ （第93页）。接下来是对 “末日先知”的尖锐攻击，巧妙地以复数形式表达：“在我们日常的牧灵工作中，我们有时会被那些热心但缺乏[……]谨慎和明智的人的暗示所伤害。对于这些人来说，与过去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片废墟，一种普遍的堕落。仿佛以前的世界，即以前的大公会议期间，基督徒的价值观和生活得享着全面的胜利（第94页）。

这里是问题的核心：“牧灵职务”，对灵魂的照顾。大公会议没有必要专门处理教义问题：因为“必须充分地意识到，信仰宝库的实质是一回事，其涵盖的表述是另一回事”（第100页）。宣扬真理和福音的方式不能不符合其救赎的本质：教宗若望所期望的牧灵目的和“更新”就出现了。该论述并不掩饰牧者对其羊群分裂的痛苦，并从三个幅度触及合一的奥秘，即Sacramentum unitatis：天主教徒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各种非基督教宗教兄弟姐妹的合一（参见第103页）。

此结论特别贴近教宗的心：“然而，如今，基督的新娘更愿意以‘仁慈’而非‘严厉’为良药”（第128页）。

4大公会议的光与影

伴随着大公会议的开幕工作，有几个远非小事的插曲被提及。第一件事有关讲话的结语。在教廷向他提议的通谕草案De Paulo Apostolo上，若望二十三世在空白处注明：“在慈悲问题上，教宗不接受任何人的训导”（第105页）。

讲话的拉丁文版中提到了东正教，翻译似乎想借教宗之口表达：“基督的教会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制度性认同，这将是大公会议的一个关键主题”（第108页）。对此，教宗自然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参照希 5:7，更明确的说法是“天主教会享有因与基督的祈祷完全一致而带来的和平”（同上）。这里表露了教宗的初衷，意于再次提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的”大公会议的目的不只是一个关于 “更新”的议程，而是一个将冲突和希望结合起来的愿景。教宗若望已经注意到，世界上存在着人类关系的新秩序，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改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新的大公会议不会是–像以前的大公会议一样—关于谴责和绝罚的会议（不是因为教会不反对错误），而是要更好地揭示福音的真理。正如教宗在临终前所说：“福音并没有改变，而是我们对福音 ‘更好的理解’才开始”（第145页）。

有趣的是，若望二十三世希望他的发言从头至尾皆有其明确出处；因此他急于让未来的遗嘱执行人把教宗的档案保管在梵蒂冈之外，以便所有人都能进行研究（参见第129页）。

另一个未被注意和鲜为人知的事件是，9月23日，在通往大教堂地下室的楼梯上发现了两枚未爆炸的燃烧弹：这一事件给大公会议的筹备工作投下了令人不安的阴影。

与此同时，教宗的健康开始恶化；在大公会议开始前的几天，他被诊断出患有腺癌，这种疾病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亲族。

5《月下演说》

开幕式当晚的《月下演说》虽然是即兴发言，却正是对大公会议开幕讲话核心内容的一个例证,也是“牧灵关怀”鲜活力量的体现。若望二十三世在圣伯多禄广场看到“公教进行会 （Catholic Action）”领带，宣讲了那些至今使人难忘的话语：“今晚，大家抬头仰望: 就连月亮也匆匆赶来观看这一场面。我们结束了平和且重要的一天”。在回顾了世界之都（caput mundi）——罗马——受天主之召而传播真理与和平的职务之后，他劝告大家彼此相爱，“让我们抓住那有助于团结的，抛开那使我们陷入困境的。我们是兄弟。照耀于我们之上的光，也就是照亮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良知的基督之光”。最后，是对众人活生生的切实关爱：“当你回到家里，见到孩子们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爱抚，对他们说：’这是教宗的爱抚’”（第136页s）。这是对大公会议牧灵层面的预想，也刻画了教宗若望的人文形象。就此，梵二大公会议于10月11日得以召开，也同时揭开了现代教会的一个新篇章。

梅洛尼对这一主题的论述严谨而流畅，帮助我们重温了教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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