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出发，经由云南通向古印度的蜀身毒道，随着张骞通西域逐渐得到中原王朝的关注。关于其大体走向、开通的动机、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等，以往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1]而随着汉人的进入，一些人群留下了杂糅夷汉文化特点的考古遗存，水城墓地即是其中之一。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文化因素构成，观察汉人在向云南地区拓殖中对当地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西南夷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当地的人群交往情况。

一　水城墓地汉代墓葬的发现概述

水城墓地位于乌蒙山主峰地段西侧云南省会泽县县城西北部，北距滇东北重镇昭通直线距离约100公里，南距昆明约200公里（图1）。1990年，文物部门在这里清理了两座汉代墓葬，2003年和2004年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汉代和明清时期墓葬以及其他遗迹等，2014年公布了这批材料，其中汉代墓葬23座。两次发掘的墓葬中除第一次发掘发现疑似火葬罐外，其余均为土坑墓。[2]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带斜坡墓道，大多数墓葬有二层台。人骨多已朽毁，从部分残存的情况看多为直肢葬，还有极少数屈肢葬和猎头、殉人的习俗。少数墓葬发现棺椁和墓上建筑的遗迹，墓地周围还发现数个灰坑、沟槽等遗迹。

随葬品方面，陶器体现出夷汉交融的特点。发现不少西南夷系统的无耳、单耳、双耳罐等，并且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组合关系。流行在器底装饰叶脉纹，尤以第一期为甚，第一期几乎每一座墓都发现器底装饰叶脉纹的陶器，部分墓葬甚至每一件单耳罐、侈口罐等都有这种纹饰。汉系陶器为四川及滇东黔西地区汉墓中常见之物。金属器除零星几件铜釜、铃外，几乎全为汉式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铜容器中有不少铜洗、甑、釜等，尤其在第三期的M7中发现铜铁容器近10件，这些是自东汉早期兴起的所谓“朱提堂狼造”铜器的器类。目前有纪年铭文的这类器物中，年代最早的是1965年昭通发现的洗，铭文“建初元年（公元76年）堂狼造”，但赫章可乐M8发现“元始四年（公元4年）”造“同劳澡盘”，[3]滇东北地区的“堂狼造”铜器亦可能在这一时期兴起。在发现这些铜容器的水城墓地，又在灰坑中发现铜器石范，或许正反映了这一过程。

关于其年代，2014年发掘报告将墓地分为三期，年代分别在汉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元帝至**时期和新莽至东汉早期。[4]1990年发掘的两座墓的发掘者称年代在东汉中晚期。[5]会泽为西汉时期设置的堂狼县治所，但《后汉书》并无堂狼县的记载，学界普遍认为东汉时期其被并入朱提（昭通），政治地位下降，[6]至今也未在会泽一带发现东汉中晚期常见的砖室墓和崖墓等。另一方面，从器物来看，这两座墓出土的铜洗、釜等与21世纪初发掘的第二、三期相似，其中一件铜簋不见于21世纪发掘的墓葬，但与曲靖八塔台东汉初期M69所出者相似，[7]两墓也未见东汉中晚期常见的陶俑等，因而整个水城汉代墓地的主体年代应该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

总之，水城墓地是滇东北地区一个连续发展的汉代墓地，与一般意义上的汉墓不同，无论丧葬习俗还是随葬品都体现出夷汉交融的特点。

二　当地文化因素分组及溯源

发掘者将墓地随葬品的文化因素分为三组，A组为地方文化器物，B组为汉文化器物，C组为汉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具有地域特点的器物。[8]

但是C组的陶盆、甑、壶、豆以及铜釜、洗等常见于巴蜀地区，[9]实际是巴蜀地区的汉文化因素。M7的一件立耳铜釜（B型）最早出现在楚雄万家坝，滇东黔西地区发现不少，实际是当地文化器物。受汉文化和当地文化共同影响的器物不多，主要有M5、M25发现的四角装饰叶脉纹的陶井，M17发现的一件器底装饰叶脉纹的Bb型陶缸。2件带双钮的铜铃与车马器成套共出，但又不见于中原地区，应视为受汉文化影响出现的当地器物。M8、M20用当地深腹罐改制的陶甑同样如此，这些器物实际上均为汉文化相关器物。

这样，随葬品的文化因素构成实际主要是地方文化因素和汉文化相关因素两组，A组地方文化因素可以进一步细分，以陶器为主，占所有出土陶器的约三分之一强。

Aa组：包括双耳陶罐、单耳平底陶罐等（图2，1—5），共22件，11座墓出土，分别为M1、M7、M8、M9、M10、M11、M12、M13、M18、M23、M25，大部分为第一期墓葬。本组是地方文化因素的主体，源头来自金沙江中上游，可找到不少相似者，发掘者已经指出不少。此处需要补充的是，不仅包括同时代的，也包括这些地区更早时期的，例如肩部带小耳的双耳罐，即发掘者划分的Be、Cb型。这些器物在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巧家小东门墓地中发现不少，[10]也见于南华孙家屯夏商时期墓葬（图2，6—7）。[11]

Ab组：包括侈口陶罐、乳丁罐、A型壶等（图2，8—10），40件，出土墓葬包括M3、M8、M9、M10、M11、M12、M13、M14、M16、M17、M18、M19、M20、M23、M24、M25等，以第一、二期墓葬为主。本组器物在水城墓地中出土不少，周边地区发现少量相似者，例如部分侈口罐、壶与威宁银子坛墓地2004年发掘的D型罐相似（图2，11—12），但后者在数百座墓葬中仅发现2件，[12]应该是来自水城墓地。此外，近年在东川玉碑地遗址发现不少相似的乳丁侈口罐（图2，13），[13]说明两地在一定时期内联系密切。

Ac组：包括颈耳陶罐1件，立耳铜釜1件（图2，14—15），2座墓出土，分别为M7、M8。本组的颈耳罐与玉碑地遗址大量出土的Aa型罐有一定相似之处（图2，16），也有可能是在曲靖八塔台墓地陶罐的基础上加装双耳而成（图2，17），立耳铜釜也多见于这些地区（图2，18）。

上述分组中，Aa组应该代表其早期文化，Ab组应该是地方化之后的产物，Ac组为受云南其他地区零星影响的产物。

由上可见，该墓地的当地文化因素中，与金沙江中上游不只是同一时期密切相关，与更早的商周时期也有紧密联系，与滇东黔西地区同时代的其他遗存类型联系并不多。滇东黔西战国秦汉时期诸遗存的陶器构成差异较大，不过总的一个特点是双耳陶器不发达。其中昭通盆地在传承当地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带耳罐、镂孔高圈足豆、深腹瓶等颇具特色的陶器群。黔西北赫章可乐发现的当地陶器很少，发掘者按照器物特点分为汉人移民的甲类墓和世居人群的乙类墓，乙类墓中陶器以折腹单耳罐、釜、杯等为代表。曲靖盆地则是以大量釜形鼎、罐形鼎等三足陶器为主。水城所见陶器与这些地区更早时期的遗存也未见明显联系，昭通盆地自商周时期的鸡公山文化，至战国秦汉时期文化发展序列较为完善。鸡公山文化主要是瓦菱纹和戳刺纹，少量器物在肩腹部有乳丁纹。器类有细颈瓶、折沿罐、双耳带流盆、高领罐、单耳带流钵等，自晚期阶段开始出现一些双耳的杯形口或蒜形口罐，陶器整体显得瘦高，有不少带流器。[14]虽然鸡公山文化时期也流行带耳罐，但两地同类器物造型相去甚远，看不出彼此有源流关系。

综合水城墓地与周边地区横向和纵向上的文化关系，笔者更倾向于墓地遗存主体来源于金沙江中上游，文化性质应该是以巧家小东门墓地为代表的当地文化的晚期阶段。关于其族属，发掘者认为这些墓葬的墓主人应该是与金沙江中上游有联系的夜郎部族人群。[15]如果我们承认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属于夜郎或者与夜郎密切相关的话，即便会泽一带在汉代属于夜郎地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水城墓地的人群属于夜郎或“其旁小邑”，只能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一定的文化交往，但不能过高估计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甚至将其判断为同一民族集团。至于有研究者将其指向文献记载中的“朱提夷”，[16]除非发现明确的文字信息，否则很难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资料层面来确定。

三　汉文化因素传播的路线与背景

云贵地区汉式器物主要来自巴蜀地区，此外还有零星来自岭南等其他地区。会泽水城墓地中出土的汉式器物同样如此，1990年发掘墓葬中出土一件铜碗，与个旧黑蚂井、曲靖八塔台等墓地中所见相似，具有岭南地区铜器的特点，[17]其余均应该是来自巴蜀或经由巴蜀地区传播而来，例如铜器中的鍪、甑、壶、豆形灯和陶器中的壶、井、瓮、釜、卷沿罐、盆、灶等，均可追溯至巴蜀地区，对此吴小平先生有过详细讨论。[18]

汉代连接巴蜀与云南地区的道路主要是所谓的西南丝绸之路。[19]具体来说，与水城墓地所见汉文化因素关系最密切的是自宜宾进入滇东黔西的“南夷道”，有相当一部分汉式器物是经由南夷道而来。滇东北在绥江、水富等地都发现西汉早期汉系墓葬，随葬品体现出来的文化面貌与巴蜀地区同时代的墓葬相似，说明西汉早期巴蜀地区的人群已经分布在与云贵相邻的地区。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汉武帝开西南夷进一步向云贵地区拓殖，南夷道的汉式墓葬出现在滇东北黔西北地区。赫章可乐最早的汉式墓葬即出现在西汉中晚期，前述水城墓地中与巴蜀地区相似的汉式器物不少也见于南夷道沿线的赫章可乐、威宁银子坛等墓地中。

除南夷道外，西夷道也是沟通云南与四川地区的重要路线，大致从成都出发经过川西南地区进入云南，被称为“西夷道”。水城墓地中发现的不少陶缸不见于南夷道沿线，但与西昌礼州汉墓中的陶瓮相似。另外，川西南地区汉墓中发现的部分器物明显来自云贵地区。例如礼州汉墓中M3出土立耳铜釜、铜刁斗等，[20]立耳铜釜内底铸造鱼纹的风格与李家山M86所出完全一致，整体造型也与会泽水城两汉之际的M7所出相似；[21]出土的铜刁斗与赫章可乐甲类墓、个旧黑马井等地出土的相似，是在云贵铜釜的基础上制作。[22]汉源桃坪西汉晚期墓M1中也有发现。[23]西昌礼州M3还出土装饰草叶纹的陶灶，在模型器上装饰草叶纹的做法也见于会泽水城M5的陶井上[24]（图3）。这些较多的相似文化因素不太可能由其他线路迂回又再次传播至川西南地区，而是直接由云贵地区传入。

西夷道无疑也是在汉武帝开西南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司马贞《索隐》言“徼，塞也。以木栅水为蛮夷界”，[25]明确指出司马相如在西夷地区的活动已经将汉的势力延伸至邻近牂柯的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载“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住堂狼县”，[26]会无即今会理一带，堂狼即今会泽和巧家一带。方国瑜先生早年即据此推测越嶲与滇池、洱海的交通，最早由会无向东到堂琅，向西到青蛉。[27]汉人进入后也有可能认识并利用这些通道沟通川西南与滇东北。建武十八年（42）蛮夷叛乱，叛乱者包括“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怜）［伶］、昆明诸种”，主要分布在益州郡大部分以及邻近的越嶲郡部分地区。不过刘尚率领的军队并未经过益州郡东部一带，而是“路由越嶲”，在解决越嶲郡夷人太守长贵后自金沙江中游一带“度泸水，入益州界”，尤其是军队构成中包括滇东北地区的“朱提夷”。[28]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行军路线应该不会临时决定，走的可能就是传统的民间通道。可能这条道路过于险阻，因此始终是一条民间通道，并未成为主要的交流通道，《水经注》载：“（朱提）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曲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陡者若将阶天……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29]从目前发现的汉式墓来看，出现的时代也晚于南夷道沿线，川西南地区的安宁河流域还未见西汉早中期的汉式墓葬。这一地区带有当地特点的大石墓出土的汉式器物极为少见，只有零星的铜带钩、钱币等。[30]自西汉晚期开始，汉系墓葬才出现在安宁河流域的西昌一带。[31]前述川西南汉墓中与滇东北地区的文化联系也均不早于西汉晚期。这条道路应该只是西南丝绸之路主干道外的一条支线道路，与蓝勇先生所论之“沐川源道”相似。[32]

关于汉文化因素，也有学者在研究墓地出土器物时简要论及墓地为汉人的遗存，依据是M24中出土的“李立私印”印章。李姓也是《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大姓”，汉族移民来此可能是为了当地的矿产资源，东汉早期以前南中地区的教化程度和世居民族的汉化程度不会太高。[33]从墓圹大小和随葬品来判断，墓主人大多不是社会群体中的寻常百姓。在第一期的10座墓中，除了M14和M19墓坑较小，随葬品较少外，其余墓葬中的每一座墓都发现数量不等的当地文化因素陶器。M2、M3、M9、M17发现有大型动物肢骨随葬，M21甚至还发现了人殉和猎头习俗。当地文化因素从第一期到第三期呈递减的趋势，汉文化因素中途也没有断裂的痕迹，由少渐多，这些反映了世居人群汉化的过程，很难理解是汉人进入这一地区突然接受如此多的当地文化因素后又慢慢放弃，尤其是在内地不存在或不常见的猎头、人殉等习俗。

另一方面，从文献记载来看，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云贵高原西南夷的叛乱中没有提及犍为郡有叛乱者，汉武帝开西南夷后不久就在滇东北地区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统治。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益州、牂柯郡夷人叛乱，“发犍为、蜀郡奔命去破之”。[34]到了42年东汉光武帝时期益州郡夷人叛乱时，“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35]部分当地人甚至取得汉人信任成为平叛力量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反映汉化水平的器物如石板砚等在西汉中晚期出现在滇东北地区夷人群体上层社会的墓葬中是可以理解的，文献也记载过一些与汉人关系密切的西南夷对汉文化认知深厚，例如川西地区的冉駹夷，“其王侯颇知文书”。[36]因此，汉文化因素出现在此不能说明墓主人就是汉人。

四　从水城墓地看汉代西南丝绸之路文化变迁的多样性

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根据这些族群与巴蜀地区的方位将其分为西夷和南夷，但未具体划分，学界研究认为滇东黔西地区属于南夷地区。[37]《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开西南夷后设置犍为郡“县十二……南广……朱提、堂琅”，[38]一般认为犍为郡南部为夜郎民族系统分布区。滇东黔西曲靖盆地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宣威朱屯村、赫章可乐和昭鲁盆地昭通营盘、威宁中水等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都曾被学术界认为属于夜郎或是与夜郎有关，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系统总结。[39]这些遗存的文化面貌有一定差异，但联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在青铜器方面，常常发现滇式和晚期巴蜀文化的青铜矛、柳叶形剑、蛇头形茎剑、一字格剑、装饰举手人纹图案的铜戈、铜鼓、扣饰等。这种金属器的相似性，杨勇先生认为除了文化交流和传播因素之外，还与金属器的生产和流通有关。[40]

滇和夜郎地区文化上的相似性说明两个民族有着长期的文化交往和稳定的结构形态，当汉文化进入这些地区后，这些地区的文化体系并没有迅速走向崩溃，而是呈现出逐步解体的特点。汉人对这些世居人群的影响，从早期的铁器到最后的丧葬习俗，体现出从技术层面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层次性。至迟从两汉之际开始，才零星出现一些明显属于汉人的丧葬习俗，例如江川李家山M69[41]和曲靖八塔台M69都发现泡钉装饰棺椁的情况，八塔台M69有积炭防潮的习俗，[42]晋宁石寨山M23还发现具有汉式特点的案、盘、杯、奁组合，[43]这些是世居人群采用汉式丧葬习俗的体现。

与水城墓地相似的还有位于滇东南的个旧黑蚂井墓地，该墓地出土的金属器同样以汉式为主，陶器则当地与汉式两类均不少。关于这个墓地墓主人的身份和族属，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岭南汉族移民，[44]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是当地人群，有可能是高度汉化的“句町”。[45]笔者认为要将该墓地与“句町”直接对应需要慎重考量，但就墓主人身份而言，黑蚂井墓地应该与水城墓地一样，属于汉化的世居人群。

从当地文化的金属器来看，水城和黑蚂井墓地似乎没有处于当地青铜工业的生产和流通体系中，目前仅见的少量立耳釜明显属于西南夷文化体系中的铜器，但这类立耳釜实际流传很广，在巴蜀地区亦十分常见。因此，水城和黑蚂井墓地的人群与滇文化以及滇东黔西地区以使用具有自身特点青铜器的人们文化交往并不密切，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其文化变迁模式也未体现出类似滇文化从技术到意识形态的逐次变迁特点。

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汉人进入之前较为偏僻，金属器冶铸能力极为有限，人们对金属冶炼技能的掌握并不及滇人等族群，在汉人进入后迅速被融入汉文化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墓地都位于矿产丰富的地区，也都在部分墓葬中发现和金属冶铸相关的构件。《汉书·地理志》对云贵地区的资源记载基本集中在云南中东部和贵州西部，也就是汉人实际经略过的地区，说明汉人进入这些地区后注意到了当地资源。伴随着汉人进入及其发达的金属冶炼技术的传入，世居族群迅速被纳入汉文化体系，相较于以滇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更容易接受汉文化，尤其是在技术层面，因而表现出本土属性的陶器仍然得以延续一段时间，而铜铁器则迅速呈现汉文化特点。

结　语

本文以云南会泽水城墓地发现的汉代墓葬为切入点，对墓地的本土文化因素进一步溯源，同时考察汉文化因素体现出来的交通格局，结合同类的个旧黑蚂井墓地的考古发现，论证了汉代云南地区汉文化变迁的多样性。本文认为，会泽水城汉代墓葬的墓主人与金沙江中上游地区更早时期的族群关系密切，甚至有可能是直接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或是其后裔。这些人群和个旧黑蚂井墓地的人群一样，本身并没有在滇文化主导的族群经济文化交往体系中，反映的也是一种与滇文化的世居人群不同的文化变迁模式。结合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资源分布来看，很可能与汉人对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导致社会经济环境迅速变迁有关。尤其是西汉晚期以后，汉文化传入云贵地区路线的复杂化，具有世居人群特点的汉式墓葬的出现，意味着这些地区最终成为汉代中国的西南边疆。

云贵高原具有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古代族群分布其间，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些地区“君长以什数”，从现代民族学的视角来说是一种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状态。随着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复杂化，其原有的族群分布和文化交往格局被打破，文化变迁模式也必然不会是千篇一律。以会泽水城和个旧黑蚂井墓地为代表的遗存融合本地和汉文化的特点，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值得继续关注和讨论。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 第十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注释

[1]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36页。

[2]曲靖地区文物管理所、会泽县文管所：《会泽水城村汉墓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1994年第39期，第16—18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

[3]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18页。

[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22页。

[5]曲靖地区文物管理所、会泽县文管所：《会泽水城村汉墓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1994年第39期，第16—18页。

[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中华书局，1984年，第800页。

[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8]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23—124页。

[9]陈云洪、颜劲松：《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第315—350页。

[10]昭通市文物管理所、巧家县文物管理所：《云南省巧家县小东门墓地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09年第6期，第3—10页。

[1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南华孙家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期，第16—24页。

[12]李飞：《贵州威宁银子坛墓地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6年，第11页。

[1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昆明市东川区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昆明东川区玉碑地遗址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4页。

[14]张合荣、罗二虎：《试论鸡公山文化》，《考古》2006年第8期，第57—66页；刘旭、孙华：《野石山遗址的初步分析》，《考古》2009年第8期，第67—78页。

[1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25—126页。

[16]张合荣：《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58页。

[17]吴小平：《云贵地区汉墓所出岭南风格器物研究》，《考古学报》2019年第1期，第47—62页。

[18]吴小平：《两汉时期云贵地区汉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103页。

[19]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55—56页。

[20]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发现的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第406页。

[2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第47页。

[22]吴小平：《两汉时期云贵地区汉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第177页。

[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桃坪遗址及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第5—31页。

[2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第39页。

[25]《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046—3047页。

[26]（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0页。

[27]方国瑜：《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郡县及经济文化》，《方国瑜文集》第1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

[28]《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6页。

[29]（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6，中华书局，2013年，第789页。

[3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18—123页。

[31]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发现的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第406页；夏学华、张正宁：《西昌市经九乡发现西汉李音墓》，《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第42—44页。

[32]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0—153页。

[33]赵德云：《汉晋时期西南夷石板砚及相关问题》，《考古》2017年第4期，第103—112页。

[34]《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43页。

[3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6页。

[36]《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8页。

[37]祁庆富：《南夷、西夷考辨》，《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40—48页。

[38]《汉书·地理志第八上》，第1599页。

[39]张合荣：《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滇东黔西先秦至两汉时期遗存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16页。

[40]杨勇：《试论可乐文化》，《考古》2010年第9期，第73—86页。

[4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4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4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第459页。

[44]杨勇：《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及相关问题》，《考古》2015年第10期，第100—110页；杨勇：《再论个旧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份》，《考古》2018年第4期，第91—99页。

[45]吴小平、李骥源：《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性质的探讨》，《考古》2016年第10期，第104—109页；吴小平：《个旧黑蚂井墓地“岭南移民说”质疑》，《南方民族考古》第19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57—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