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圣教杂志》的史学价值暨徐宗泽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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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4/8/23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刘志庆

关键词：圣教杂志史学价值徐宗泽

[提要] 民国年间，中国天主教刊物由少及多，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有天主教刊物120余种。《圣教杂志》是天主教刊物中的佼佼者，办刊历史长，学术影响大，是中国天主教的重要期刊之一。据统计，该刊1912-1938年连续出版320期，发表了大量教会史文章，是研究中国教会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该刊“教中新闻”栏也有许多教会史资料，弥足珍贵，但因缺乏详细而专业的整理，加之无法检索，致使许多资料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圣教杂志》是一份民国年间天主教报刊中影响较大的刊物，创刊于民国元年，持续办刊27年，因受抗战争影响而停刊。该刊主编徐宗泽是天主教南京代牧区（后为上海教区）的中国籍司铎，青年时期留学海外，获博士学位，一生以办刊、著书为务，著述颇丰，其担任《圣教杂志》主编后，使该刊更加贴近现代社会，影响日趋扩大。目前国内外学界、教界对《圣教杂志》及其主编徐宗泽的研究较少，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编辑整理《圣教杂志》全文目录、重要篇目数据库，有感而发，草成拙文，敬请专家指正。

一、《圣教杂志》的历史沿革

《圣教杂志》的前身是1879年创刊的《益闻录》，1907年更名《益闻格致汇报》，当年又更名《时事科学汇报》，1908年再度更名《汇报》，1910年停刊。［1］

《汇报》的停刊令上海许多神长教友深感惋惜，许多人期望再办一种新期刊，“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之《汇报》，一旦停刊，实在可惜；又吾国当时天主教定期刊物，竟绝无仅有，不可不期望日后有一报纸，以联络教中之同志也。” ［2］1911年，潘秋麓、张渔珊神父开始筹备创办新刊物，并于当年印制样刊一册，分送各界，获得本教区长上同意，同时也得到全国许多神长支持，福建南境代牧区主教黎诚辉（Isidore Clemente Gutiérrez）［3］欣然命笔为《圣教杂志》题词，奖勉有加；山西南境代区成玉堂神父给予大力支持。［4］1912年1月1日《圣教杂志》正式创刊。其历任主编为：潘秋麓、张渔珊神父（1912-1921年）；孔明道、张百禄、杨维时神父（1922-1923年）；杨维时、徐宗泽神父（1923-1924年）；徐宗泽神父（1924-1938年）。［5］

第一任主编潘谷声（1867-1921），字秋麓，圣名若翰保弟斯大，江苏青浦县人，1867年9月25日出生于上海董家渡，1879年秋在徐汇公学读书，1884年6月22日进入修道院，1888年7月7日加入耶稣会，1898年晋铎，1899年在江苏宿迁传教，1902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益闻录》副主编，1904年辞去校长职，担任《益闻录》馆政，1906年再次担任徐汇公学校长。1908年担任震旦大学副校长，兼任哲学教授。1911年重回徐家汇，主管《圣心报》，兼任献堂会修女神师。1912年创办《圣教杂志》，同时仍主编《圣心报》。1921年12月31日去世，时年54岁。［6］

副主编张璜（1872-1929），字渔珊，又字渔人，圣名玛弟亚，1872年3月5日生于江苏南通西八灶，幼年在徐汇公学肄业，1893年9月1日进入徐家汇初学院读书，后加入耶稣会。1904年晋铎，1905年到嘉定传教，1909年任《圣心报》《汇报》副主编，兼管藏书楼，1912年与潘秋麓司铎一起创办《圣教杂志》，1921年调无锡传教。1929年4月30日在徐汇去世，时年57岁。［7］

1．定位：《圣教杂志》继承《益闻录》《益闻格致汇报》《时事科学汇报》《汇报》，为中国天主教之机关报。［8］

2．宗旨：本刊旨在护卫圣教道理，故讨论教理、教道为多；讨论之法，不祇在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之研究更为本社所注意；因此有许多论文，恐少华丽之语，新奇之想，然所言必切实、必稳妥、必负责，雅不欲炫异于人也。［9］

3．职责：本刊旨在为同志服务，以尽荣主救灵之心，故论文务必为人有益，圣教之道理纯正之哲学、公普之科学，本志无不研究及之；至于教史、益闻，足以增进知识者，更为注意焉。［10］

4．简章：《圣教杂志》1912年创刊号上刊登该刊简章（见下引文），此后27年间除版面、定价有变化外，其他方面一以贯之。

一、本报定名《圣教杂志》，专登教中信道、学说、事实，凡不■教界者，概不采入。

二、每月一期，与《圣心报》同时出版，每期暂定十六张，俟销数较旺再为扩充。

三、本报每年十二期，暂定大洋二角，邮费由中国邮局寄者，外加一角二分，由外国邮局寄者，加二角四分，如兼订《圣心报》者邮费暂免。［11］

5．栏目：《圣教杂志》1912年创刊号上罗列了刊主要栏目（见下引文），20世纪30年代以后有一些增加，后文有详述。

一、谕旨。凡教皇上谕及罗玛各圣部文牍择要译登。

二、论说。本馆记者自著，俱系教友、社会有关系之文。

三、近事。凡各教中大事及新闻等俱入此类。

四、辨道。凡近人谬说，与信道及哲学背驰者，俱根据大道尽力驳斥，以挽狂澜。

五、考据。凡属于圣教掌故，如《圣经》、圣道、礼节、经文等，俱溯源穷委，以饷同志。

六、答问。凡问道及疑难之端，为之解惑析疑。

七、杂著。凡中西名人演说、传记、文牍等，与教务有关者，或译或编列入此门。

八、介绍。凡有教中圣书、新刊之本，为之批评，以贡献于阅者。［12］

6．版式：本刊第1-6期为小版本，每期16页，每年出12期。出版仅半年，即扩充为32页。1912年第6期发布《圣教杂志第二次扩充预告》云：“议定自阳历明年正月起，每期加增八张，连前足成四十张，……图画仍照前定，月印一张。”［13］从1913年第1期，每期40页，在封面之后增加插图一张。［14］1913年12月，又发布扩版预告，“议定自民国三年阳历正月起，每期添印八张，连前共四十八张。” ［15］从1914年第1期起，每期48页，刊内有插图，这一版式直到1930年第12期没有大的变动。

7．销量：据统计，1912年《圣教杂志》实销数为2200份，此后一直维持在三千份左右，订数最低的是1920年的2047份，最高的是1931年的4001份。参见下图：［16］

《圣教杂志》在教内影响较大，本笃会会士陆征祥曾评价说：“近读《圣教杂志》，各期内材料颇关重要，如议论、译件、通信、新闻，中外大事表等，何论青年教友、司铎，均应手执一册而阅之，而转展送阅，以广流传，而通声气。”［17］也有读者评价：“《圣教杂志》自清末迄今，廿五年中，孜孜兢兢，不遣余力地，以宣传真道发扬学术为己任，对于中华圣教先贤的文化遣产，尤更关心，竭力保存，尽量提倡；中华今日圣教能得丰满的收获，虽不可完全归功于它，但真道布传得这样地迅速，学术普及得这样地广远，有赖于它宣传鼓吹提倡的帮助的确不少，这是无可异议的。所以我说圣教杂志的宣传发扬精神，非但如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惟以真道科学贡献到中国来，而且是‘普遍全国，深入民间’。” ［18］

抗日战争爆发后，物价飞涨，邮路受阻，《圣教杂志》的发行受到极大影响。1938年1月，该刊发布启示：“本志自本期起，因战事关系，纸料飞涨，减少八页，日后战事平息，再行恢复原有页数。”［19］8月，又发布《圣教杂志暂停启事》曰：“今因战事延长，自本期出版后，暂行停刊，战事终止即能复刊。本社同人对于阅报及投稿诸君深表诚恳之感忱外，尚望多加扶勉，俾得早日复出，是为至盼。”［20］

二、《圣教杂志》的史学价值

从史学研究角度而言，《圣教杂志》为后世研究中国教会史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由于该刊纸本存世量小，虽有电子版但却没有比较专业详细的目录索引，查找史料较为困难，致使学人难以利用。笔者从以下四方面略谈该刊的史学价值，以启迪同仁增加一些使用该资料的兴趣。

1．教会史资料

27年间，《圣教杂志》在“正刊”栏共发表中国教会史论文100余篇，为系统研究中国天主教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重要文章篇目有：全国各教区简史（11期连载）、天主教传入中国至今之一瞥（3期连载）、中国教务纪略、清末天主教之传入中国、雍乾嘉道时之天主教、中国天主教——自利玛窦逝世至明末、中国天主教史——自清入关至康熙朝、中国圣教史——自雅片战争至今日、近十年来天主教在我国之状况、二十四年份中国教务一览表、近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2期连载）、江苏省传教史略、江西天主教传教史（2期连载）、山西革命后南境教务情形、云南教务、广东天主教史、广东革命后廉州教务情形、南京教区史略、河南北境传教史、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中华公教进行会之演进史、广西省区修道院之历史、罗明坚传略、利公玛窦小传、郭公居静小传、潘国光传、龙华民传、南怀仁传略、孙元化传略、方望德司铎小传……

《圣教杂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教会史资料，例如，《划分南京教区诏书》：

宗座以素具爱护中华高贵国家之挚情，故自始即筹划在中国首都建立固定传教区域，付诸本籍神职界管理，俾在其同胞中之传教事业，得有更丰盛之收获，而基多教会之普遍性，亦从而有新颖之佐证。……朕每忆及此区，辄欲完成以上所云之事业。……以宗座全权，将极广袤之南京代牧区，划分为二，其一包括江宁、高淳、江浦、句容、溧水、六合、丹徒、金坛、溧阳、丹阳、扬中、武进、宜兴、江阴、无锡等十五县，命名为南京代牧区，即以此区，委托本籍神职班管理，其主教座堂，宜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其余各县，则另成一新代牧区，名为上海区，仍交由耶稣会士管理；凡全球各教区神长，按照通例或合法习惯所应享之权利殊恩异典，该两教区皆得享受，而其他各教区神长所应负之职务，朕亦同样加诸该两教区。……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朕即位之十二年发自罗玛圣伯多禄大殿［21］

该谕令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教区之一、民国政府所在地——南京代牧区成为国籍教区是在1933年12月13日，管辖15县，主教座堂定在民国首都南京。同时上海代牧区也成立于这个时间，其管辖区域是除上述15县之外的原南京代牧区其它各县。

“教中新闻”是《圣教杂志》传统栏目，特别是徐宗泽任主编后，精心组织该栏内容，扩大容量，刊发大量教会史资料，因这些资料大多由各教区提供，经过教区主教批准，所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1931年第1期至1938年第8期，“教中新闻”刊登中国教会史及相关史料多达600余条，长的达十数页，短则数行，涉及新教区成立、新主教任命、主教去世、神父晋铎、晋铎银庆金庆纪念、教区沿革、教堂建设、修院建设、修会发展、境外朝圣、驻华宗座代表活动、教务统计等教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信息涵盖全国绝大部分教区，这些资料近世以来尚无人系统整理，学者只有零星使用。本文随机开列若干资料条目：国籍五位圣方济各会修士觐见教宗、罗玛祝圣中华三位新主教电播喜音、刚总主教讲演公进会与传教区、蔡总主教视察各地经过、宗座驻华代表蔡总主教莅洛阳祝圣巴代牧主教志盛、于斌主教在南京就职盛典、山东兖州祝圣舒主教、山东周村主教在美祝圣、献县第一任国籍主教、沂州主教区新主教发表、建宁自治教区新区长发表、江西余江教区徐大司牧逝世、河南滑县追悼孟司铎略志、国籍教区又新定多处、云南昭通华籍新区教务一瞥、山西洪洞新教区、江苏南通狼山圣母堂之原始、通远坊圣心修道院新堂落成的盛况、甘肃兰州代牧区主教座堂奠基纪念、芜湖泾县天主堂落成志盛、方济各圣院会在陕西安康传教概略、巴黎外方传教会之活动现状、汉口市两湖总修院主教会议之经过、吉林教区大修院一瞥、中华公教罗玛朝圣团抵香港欢迎热烈一斑、河南滑县天主堂空前未有之集团领洗、甘肃巩昌传教之志略、1933年之传教事业、去年全国教务成绩、中华全国各教区教务统计、1935年度全国公教教育统计、山东周村教区近况、全国公教进行会统计、唐江教区之传教方针、中国朝圣团留罗玛半月记……使用这些资料需要具备中国传教区沿革知识，如果不按教区查阅，这些只是碎片化的资料，史料价值将无法充分体现出来。

1931-1938年另有以“掌故”“补白”形式刊登资料90多条：利玛窦始在北京建住屋、利玛窦的贡品、南京的第一教友、李之藻的著述、许母徐太夫人、最初的国籍耶稣会修士、死在中国内地的第一西士麦安东、嘉定会议、祭巾的来源、肇庆圣堂始末、韶州圣堂始末、南京圣堂的结果、嘉定开始传教建堂、宁波及嘉定开教、南昌开教、山西开教之高一志、陕西山西开教、山东开教、湖北开教、上海开教、上海老天主堂的来历、淮安开教、广西圣教之传入、海南开教、明末中国传教区演进简史、1640年之教务情形、明末各省之教友数。

2．地方志资料

研究《圣教杂志》、评价徐宗泽司铎必须提及徐家汇藏书楼收集的地方志。1909年，张渔珊任《圣心报》《汇报》副主编，兼藏书楼主任，任职13年间，“收买各直省府厅州县志书甚多，现在书楼中有不少善本书及四部丛书，都是公购置的。”［22］由此可知，徐家汇藏书楼的地方志收集肇始于20世纪初，最初可能只是张渔珊神父个人的收藏爱好。1923年，徐宗泽接任藏书楼主任，对张渔珊司铎收集的地方进行统计整理，并继续收集，日积月累，到1931年已有一千余部。

《圣教杂志》1931年第3期刊登《请诸君热心代收志书》启示：“迳启者，敝处收集各省府厅州县志书，已历有年，惟所缺尚多。今开列所缺书名如下，请阅报诸君，代为搜集。如蒙觅得，请将书名及价值先开单见示，以便查照，而免重复。不胜感激之至。”［23］并开列徐家汇藏书楼所缺的府州厅县志书清单，笔者统计共缺志书223种，各省具体如下：盛京53种、吉林39种、直隶25种、江苏9种、安徽25种、山东8种、山西16种、河南8种、陕西16种、甘肃24种。这是笔者查阅到在《圣教杂志》上公开征集全国地方志的第一则广告。

在《圣教杂志》1931年第4期上，又发布有《收买志书通启》：“迳启者，敝处收集各省府厅州县志书，已得千数百部，惟所缺尚多。对于东三省、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省，尤属寥寥无几，各省诸位司铎及先生，如蒙代搜，不胜感激。若得此种志书，请将书名、卷数、册数、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书价，开单见示，书无新旧，但与敝处所藏不相重复者，即当通函商购。”［24］这则广告成为其后历年各期发布收买志书广告的模板，直至1938年停刊，几乎每期都刊登该广告，及时向读者报告收集到的志书数量，刊出相关省所缺志书清单。

1931年第3期、第4期的两则广告，标志着徐家汇藏书楼收集志书工作由个人收藏行为转变成为圣教杂志社的一份工作职责。

徐宗泽充分发挥神长教友遍布全国各地的优势，呼吁各教区神父帮助收集地方志，他说，“全国传教士有三千数百位，分布于各省各县各地，就是穷乡僻巷，也有传教士的踪迹；所以要采访搜集，不是难事。”［25］在其大力推动下，收集志书工作成效显著，据统计，1931年4月徐家汇藏书楼收藏志书还没有确切数字，只是笼统说千数百部，1932年开始有准确统计。透过各期《圣教杂志》上的《收买志书通启》可以梳理出如下一组数字：1932年2月1700部，1933年2月1800部，1933年8月2000部，1935年7月2200部，1936年10月2300部，1937年5月2400部，1937年8月2500部，此后可能是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该项工作没有进展，到1938年7月仍然是2500多部。［26］

方豪曾评价说，“我国收藏方志，日后虽以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等处为多，但在清末民初时，徐家汇藏书楼居首位。”1957年《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地方志目录初稿》（油印本）统计有2732种。［27］1936年5月6日，徐宗泽曾向上海《大公报》记者介绍，徐家汇藏书楼的志书有2400多种，其中包括各省县及乡土方志，居全国图书馆第三位。［28］

3．专刊资料

《圣教杂志》先后出版过6种专刊。凡专刊必是同一或同类事件的资料汇编，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

一是“中华全国主教公会议专号”，《圣教杂志》1924年第7期，共70页，为纪念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第一次主教公会议而编印。其序言曰：“维民国十有三年五月十五日，宗座钦使刚总主教，向衔教皇命，召集中华全国主教开公会议于上海，梯山航海，群萃一堂，实开中国传教以来未有之盛举，……刚钦使暨全国主教司铎，擘画经营，虚心讨论，必与中国教务有绝大之良果，……”［29］该专刊主要内容有：1、公文：教宗庇护第十一颁赐驻华宗座代表刚总主教敕书、刚钦使以宗座名义召集公会议通知书、刚钦使致教皇公电；2、社论：宗座钦使刚总主教与中国公会议、中国之公会议；3、组织：公会议之组织、列席公会议之主教监牧司铎姓氏表、委员会名单、职员之任务与姓氏表；4、纪事：欢迎刚钦使到汇盛况、中国公会议开幕盛礼、徐汇公学校友会欢迎刚钦使及主教司铎、刚钦使驾临震旦大学、追悼已亡主教追思大礼弥撒、苦修院汪院长之教皇谈、上海教友欢迎刚钦使、中国公会议闭幕盛礼；5、训辞：刚钦使公会议开幕大礼日之训辞、众主教追悼在华已亡主教日赵主教演讲、刚钦使公会议闭幕大礼日之训辞。

二是“教育专刊”，《圣教杂志》1926年第6期，共110页。其发刊辞曰：“今之留心教务者，莫不知教育之紧要；顾知其紧要，而不急起力行，知与不知，犹百步之与五十步耳。夫提倡教育，兴办学校，培植教中之人才，是在实力家；以言论鼓吹，唤醒当局之注意，实行其所当为者，报章亦肩其一部分之责任：此本社教育专刊之所由来也。”［30］该专刊主要内容有：1、教育之原则：何谓教育、教育之原理、家庭与教育、国家与教育、圣教会与教育、圣教会教育之紧要、历史上之圣教学校概观、历史上之圣教教育精神；2、几个教育问题：推广教中学校、编辑教科书问题、师资问题、织教育机关问题、学校注册问题、新旧学制之去取问题；3、几个学校问题：国语问题、外国语问题、宗教科问题、训育问题；4、现代教育趋势之评议。

三是“教务统计”专刊暨“当今教宗晋铎五旬金庆纪念专号”，《圣教杂志》1929年第7期，共81页。本刊卷首语总结编印该专号的4层意义：“一，使全国教友洞知各区教务情形，发生辅助神长传教之心；二，使按表比较各区传教事业，而兴奋发则效之心；三，使详见教士等，一年中如何热心荣主，而生观感之心；四使为父母者，有动于中培植儿女圣召之心。”［31］主要篇目有：全国主教暨监牧、全国主教暨监牧之履历、全国之司铎及修士、全国传教司铎及修士表、修道院概论、全国修院修士表、中国教士暨信友表、教务成绩绪论、致命血教友种、教务成绩表、公教教育、学校学生表、论推广慈善事业、慈善事业表、他项慈善公益事业、全国教务总表。其资料来源为马德赉司铎编纂、在土山湾印制的Missions, Sérninaires, Eeoles eatholiques en Chine，该书资料由全国各教区长上批准提供，故可信度较高。

四是“徐上海特刊”，《圣教杂志》1933年第11期，共101页，为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而编印，主要文章篇目有：惠主教赞徐文定公语、陆征祥为徐文定公列品事上安国孙主教书、奉教阁老的传略、奉教阁老与圣教、奉教阁老与家庭（附徐上海轶事）、奉教阁老与民族、奉教阁老之政治经济、徐光启与利玛窦、奉教阁老与科学、徐阁老的旧宅——九间楼、现代中国文化之前驱徐光启、利玛窦以学问为传教之法、徐文定公的《农政全书》、奉教阁老的著作、阁老奉教著作的存轶、徐文定公轶事、徐文定公的子和孙男孙女、徐文定公遗迹——第宅、园林、坟墓、宗祠、阁老坊。

五是“五五周年纪念专刊”，1936年第12期，共88页，为纪念《圣教杂志》面世25周年、《益闻报》创办55周年而编印。重要的文章有徐宗泽著《二十五周年之圣教杂志》，全面回顾总结《圣教杂志》25年的办刊历史，追溯到55年前的《益闻录》；《二十五年圣教杂志分类索引》为后人使用《圣教杂志》提供了方便；《汇报、圣教杂志历年实销数》留下珍贵的营销记录。此外，还有李问渔、潘秋麓、张渔珊传记，主教、教友等读者的感言和祝贺等文章。

六是“吴渔山晋铎纪念专刊”，《圣教杂志》1937年第8期，共64页，为纪念吴渔山晋铎250周年而编印。主要文章有：首先表扬吴渔山神父的是李问渔神父，故李问渔的《吴渔山先生行状》列为首篇；其次是《墨井道人晋铎二百五十年之纪念》，研究他的生平、晋铎地、晋铎时的情形；《吴渔山之皈依天主教》讨论了其进教动机、受洗时间、从何人手受洗、当时常熟的传教情形等；《关于吴渔山司铎之几个小问题》是研究其是否为言子后裔、为何吴渔山神父号墨井道人、安葬地——上海圣墓堂的历史；《访墨井记》是一篇实地调查文章，记述言氏后裔对吴渔山的回忆；李问渔神父曾辑《墨井集》，收集吴渔山的诗文甚多，其遗漏的《墨井道人三余集》在本专刊发表；《话墨井诗》是一篇文学作品；吴渔山加入耶稣会后，曾在澳门居住六、七年之久，故有《墨井道人修道地——澳门》一文。［32］

4．通谕及中外大事表

“通谕”类资料主要是教宗通谕、教宗重要演讲词、公函以及少量驻华宗座代表文告。据统计，这类资料主要有：新教皇本笃十五劝告和平之谕（1914年12期）、教皇谕葡京主教（庇护第十世）（1914年3期）、教皇本笃十五宣布普世之谕（1915年3期）、教皇本笃十五于欧战第四年之初劝告交战国元首筹备释怨媾和之谕（1917年12期）、圣职部咨照普世主教注意非公教团体若干反对信德新运动之公函（1921年4期）、教皇庇护第十一钦定圣母及圣女若翰纳达尔格为法国主保恩谕（1922年7期）、准定小德肋撒列品圣迹时教皇庇护第十一之演说词（1923年10期）、教宗庇护第十一建立驻华钦使谕（1923年2期）、教皇庇护十一即位后宣布志愿诏（1923年6期）、教皇庇护第十一去岁十二月初旬御前会议之演说词（1923年9期）、庇护第十一扩充传教事通牒（1928年10-12期连载）、教宗良第十三劳工通牒译稿（1928年2-9期连载）、教宗本笃十五世扩充传教事务之通牒补录（1929年2-4期连载）、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致中国各区代权主教及其属下司铎公函补录（1929年5期）、当今教宗庇护第十一讲避静的益处要紧推广的通牒（Mens Nostra）（1930年5-6期连载）、当今教宗庇护第十一论婚姻通牒（1931年5-6期连载）、教宗庇护十一世“真实之光”Lux Yeritatis之通牒提要（1932年4期）、教皇庇护十一世论公教司铎通牒撮要（1937年1期）……

这些资料的原始文本为外文，发表时均由精通外文的神职翻译为中文，相对比较准确，可信度较高，是研究中国教会史特别是天主教本土化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外大事表”栏目，从《圣教杂志》创刊时即以有之，1925年徐宗泽任主编后，对该栏目进行改革，“易以稍有系统之时事记述，似更有趣味。”［33］每期之后均刊登“中外大事表”，各期时间首尾贯之，基本上每期保持2页，“凡事发生之日多以载于各报者为凭”，每期之后均有教区主教准字样。1931年第5期之前各期均由江南代牧区（南京代牧区）主教姚宗李（Prosper Paris）批准，1931年第6期至1933年第12期由南京代牧区主教惠济良（Auguste Haouisée）批准，1934年第1期后为上海代牧区主教惠济良批准。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教会发展的背景、时政有一定参考价值。

三、徐宗泽司铎的贡献

笔者认为，《圣教杂志》注重教会史、注重学术性，与其主编徐宗泽是有密切关系的。徐宗泽（1886-1947），字润农，洗名若瑟，耶稣会（S.J.）会士。1886年3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蟠龙镇。为徐光启第十二代孙。父名徐清望。1905年参加童子试，中邑庠生（秀才）。同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徐宗泽旋入徐汇公学。1907年入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1909年入耶稣会。1910-1911年，在英国坎特伯雷Cantuariae（Canterbury）学习修辞学一年，1911年在英国泽西岛（Insula Caesarea）学习哲学。1914年回上海在徐汇公学任教。1917-191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学习神学，1919年在英国海斯廷斯（Hastings）学习神学。1921年8月24日在英国海斯廷斯晋铎，同年获神学博士学位。1922-1923年在浦东南汇县传教，1923-1928年在徐家汇依纳爵公学教授中文。1923年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1923-1925年任《圣教杂志》副主编，1925年任主编。［34］

徐宗泽司铎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对神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都有涉猎。在《圣教杂志》上发表有关神学、哲学、教会史文章多篇，后来有些文章经修改补充结集成书，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出版20余种，主要有：1926年的《妇女问题》《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共产主义驳论》，1927年的《探原课本》，1928年的《哲学史纲》《社会问题》《社会主义鸟瞰》，1930年的《心理学概论》《圣宠论》《天主造物论·四末论》，1931年的《圣事论》《信望爱三德论》《妇女问题杂评》，1932年的《天主降生救赎论》，1934年的《徐文定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教育原理》，1938年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939年的《宗教研究概论》《天主教之战争观》《伦理答疑》，1940年的《高中教理课程答解》，1949年《明清间耶穌会士译著提要》等。

1947年6月20日，徐宗泽因斑疹伤寒去世，时年61岁。7月10日，上海天主教进行会等30多个团体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大礼追思弥微，政界、报界都派代表参加。7月20日，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在南京太平巷举行追悼，南京《益世报》出版悼念特刊。当代教内学者麦克雷博士评价说，“至今，徐宗泽是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大师’。”［35］笔者深以为然，也相信随着教内外学者对《圣教杂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位“大师”必将浮出水面，为世人所识。

徐宗泽主编《圣教杂志》期间，他的“两个坚持”铸造了该刊特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其一，坚持学术性。徐宗泽认为，“学术为传教之一种工具，明末清初传教士之来吾国开教，其成功之点，要以学术为先容，及得到士大夫之好感及信仰，开教之障碍，已排除多多矣；于是在积极方面，开始工作而事有易为者矣。”天主教早期在中国各地开教如此，而当今的传教亦无不如此。所以，他提出要“一面注重吾国公教先贤之文化事业，尽量阐扬，俾吾后人知所景仰而仿效；一方面亦提倡公教文化，使吾公教同志中多出人才，研究文化，帮助传教。”［36］在此思想指导下，《圣教杂志》发表的文章许多都具有研究性质，“辩护教理教道，提倡哲学神学、现代的思潮，近今的一切主义、学说，与夫圣教的文化、历史，凡足以增进吾人之学问者，无不讨论及之。”［37］20世纪30年代，有人对中华公教出版刊物进行过调查，其报告显示，《圣教杂志》在月刊中首推年龄最长，“于中华学术方面，宣道方面，都承认它占有极高的地位。” ［38］

当时，读者评判一本刊物常将其分为两种，即“硬性读物”、“软性读物”。前者大凡指学术性强、流行受限的刊物，后者指迎合大众口味的通俗读物。用今天的话讲，《圣教杂志》走的是学术刊物之路，在近代国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下，这也注定了该刊的订户会受到很大限制，既然看不懂干脆就不去订阅。在“软”“硬”之间是否改变，取决于刊物的宗旨和性质，徐宗泽及其同仁也深知这是困扰刊物发展的主要问题，但是为了坚持《圣教杂志》的办刊宗旨，保持其学术性，仍然坚持走“硬性”路线。他说，“本志上的言论，人们谓太多硬性；所以有许多人念了不易消化。这个批评，不能不加以辩护。本志不是一种消遣的刊物，也不是要迎合人们的心理，而以营业为目的读品。但是要以真理真道，给人们知识的粮食。我们知识的粮食是很要紧的。因为明悟的食品多滋养料，那末，人之明悟健全，而有正确的知识；反是，人的明悟必将伤害，而生出许多错误的知识。你想，软性刊物是明悟的好食品吗？且现代的青年，多成为女子化，软性的刊物也当负着一部分的责任。”［39］“人们都说《圣教杂志》上的论文，太多硬性，所以不受人们的欢迎。但是我们该当知道，硬性读物是培植人们的判断、推理，有极大的效验；人们读惯了这类的刊物，意志自然成了卓绝。至于软性读物，易使人们气靡志怠，青年染了这种毛病，将少果敢之气概了！” ［40］

其二，坚持刊物导向。《圣教杂志》刊发的许多文章都体现了爱教宗、爱国家的思想。

从拥护教宗而言，前已有述，《圣教杂志》先后刊登教宗通谕、训词多篇，翻译精准，篇幅巨大，及时刊发教宗最新训令，对中国教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如本笃第十五世、庇护第十一世之两传教通牒，可谓在中国传教史上划时代之重要公件，本志特公布刊登，用宣纶音。”1928年8月，教宗获悉中国南北统一，“特发通电，表示欣慰，并切望列强认可中华国民应有之希望与权利。”［41］这些文章体现出《圣教杂志》作为中国教会重要期刊的一种责任担当。

热爱祖国是教友的天职。《圣教杂志》认为，“政府者代表天主以管治人民者也，共统权受自天主，故有尊敬之必要。”“爱国为人民之本分犹子女之不能不爱家庭。凡生为中国之人该当爱中国，而教友之爱国更当超出一般民众，虽教友表示爱国之式不同，而爱国之精神则一致也。”“教友者有二重的责任，一是爱国，一是爱教；爱国不当与爱教之本分有抵触，一有抵触，即非真爱国，真爱教。蓋一教友不依据爱教之本分而言爱国者，非真爱国者也；一真爱教之教友，亦未有不爱国者也。”［42］《圣教杂志》还摘引上海教区惠济良主教的牧函，指出：“我们是公教教友，所以我们的爱国心，当超过任何国民；我们的公教正因为是天主的，所以对于天主分给我们各人的一部分世界——就是我们的国家——不能漠不关心的，国家是列祖列宗的遗产，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我们有义务效忠国家。”［43］爱国爱教是《圣教杂志》始终坚持的方针。

在刊发与爱国相关的文章时，《圣教杂志》的做法值得肯定。例如，日本侵略中国在东北扶持“满洲国”时，徐宗泽等人和绝大多数中国神职一样坚定地站在中国政府一边，阐明教会立场，谴责日本侵略。周浚良《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览会巡礼》有一段内容涉及“满洲国”问题，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国教会是不承认“满洲国”的。文曰：

在锦绣河山的中华民国地图上，一条虚点线把东三省和我们隔开了，另外写上“Manciuria”满洲，而参观指南上，更写明“中国与满洲里亚”“Cina e Manciuria”。其实没有写“满洲国”，而写“满洲里亚”已是他们的一番苦心了；外国的报纸，没有一份不写“满洲国”的，似乎事实上已承认它的存在。在中国报纸上，写“满洲国”加上一个括弧；那末，这儿的虚点线，并不比括弧认真，因为还有粗大的深色国界线，把东四省统统包括在内呢！［44］

面对日本的侵略，原民国高官后加入本笃会的陆征祥神父义愤填膺，写下批判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万字长文——《在天主教道理下评判“满洲国”》，全文29页，是笔者目前看到的该刊最长的文章。本文先回顾自1894年起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恶行，其后大篇幅摘录比利时梅西爱枢机在他的国家被占领时期所发表的言论和态度，并以教会道理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径，文末引用1928年8月1日教宗庇护十一世承认中国国民政府的“八一通电”内容，说教宗“完全信得过这样一个在人数上是全地球最大的国家，一个识得大体和光辉素著的古文明国，所有正当愿望和一切主权该完全予以承认。”［45］

余论

从今天学界的视角看，《圣教杂志》在近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期刊，从教界而言，该刊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公教122种（有说150种）刊物之一，无论其办刊历史、学术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但仅从销量而言，《圣教杂志》与同时代的天津《益世报》3万份、北平《益世报》15000份相比，相差甚多，这自然也意味着其在全国的影响要打折扣。1936年5月在罗马举办“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览会”，亲临会场的周浚良参观到中国的主展室（第47室）时，发出惊叹，“最使我惊异的，不见《圣教杂志》，细细地来回找了两次，千真万确的没有！虽然我的眼光不甚高明，但是玻璃柜内的册子，如此简单地平铺着，竟是不能有错漏的可能性。……第六十室耶稣会，……在这里，我找到了《圣教杂志》，是1936年第一期。……中国陈列室为会场之主要部分，修会仅附属性质耳，舍本逐末，莫明其故！［46］由此，我们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圣教杂志》在当时对教会高层影响力是有限的。

教内学者曾批评公教刊物的一些弊端，其中谈到，“有几种杂志，编者人数太少，内容自难丰富。编者虽然有时会换上几个笔名，但看看文字笔法，就可以看出只有他一人在牵线；试想一人的精力有限，如此一月二月尚可安度，但一年二年之后，自然脑汁绞尽而刊物陷于停顿。即幸而不停顿，也难弄出好东西。”［47］虽然，作者没有点《圣教杂志》的名，但笔者以为是包括该刊的，该刊最高销数是4001份，自养的难度比较大，杂志社人手不足，主编徐宗泽在教会还有多个兼职。查阅该刊目录，徐宗泽至少使用了3种署名：徐宗泽、宗泽、泽，另外许多文章没有署名，也可视为出自主笔之手。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926年第6期的“教育专刊”、1933年第11期的“徐上海特刊”，其中绝大部分文章作者都是徐宗泽，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他个人的文章汇编。通览1925-1938年《圣教杂志》各期，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一现象，这的确是该刊的一个大问题。

当然，笔者无意过分批评才能出众、聪明勤奋的徐宗泽博士，客观条件限制了这位才子司铎的发挥。方豪曾在《我怀念徐润农神父》一文中说，“他（指徐宗泽）的著作环境实在太坏了！差不多外国教士，能著作的，都没有杂务；中国神父就不然：即以徐神父而言，他在最忙的时候，曾身兼六职，而且都是极碎的事务，叫他怎么能细心研究？可是杂志的篇幅不能不填满，书籍也真缺乏，不能不应急需，于是乎一切笔记、札记都编译成书。”［48］有方豪神父这个解释，我们还怎么能不理解徐宗泽神父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宗泽有两大愿望，“一为将藏书楼改为现代化图书馆，公诸社会；二为恢复《圣教杂志》，均未获得教会支持，徐神父修养甚高，迄无怨言。”［49］在抗战时期，同为上海教区主办的刊物之一——《圣心报》并没有停刊，而且一直坚持到1949年。但学术性较强的《圣教杂志》在1938年被教区高层要求停刊，抗战胜利后也没能复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由外籍耶稣会传教士任长上的上海教区对该刊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圣心报》《圣教杂志》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另外，1947年5月1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天主教出版会议，方豪神父向主办会议的比利时籍高乐康神父建议邀请徐宗泽神父出席，并向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黎提出同样建议，但最终徐宗泽并未获得邀请。［50］是因为徐宗泽神父的身体原因还是其他原因，笔者目前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圣教杂志》以及徐宗泽神父在教会的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郁郁寡欢的徐宗泽神父也正是在这一年6月20日去世，与此是否有关，笔者不敢妄自揣测。

《澳门理工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88-98页

教史天地

注释：

［1］《圣教杂志》，1925年第1期，第1页。

［2］徐宗泽：《二十五週年之圣教杂志》，上海：《圣教杂志》，1936年第12期，第706页。

［3］黎诚辉（Isidore Clemente Gutiérrez，1853-1915），1899年12月14日被任命为福建南境代牧，领衔Augila主教，1900年3月11日祝圣。1924年福建南境代牧区改称厦门代牧区。

［4］山西南境代牧区1924年更名潞安代牧区，1932年从潞安代牧区分设洪洞代牧区。成玉堂（1875～1942），原名成捷三，字玉堂，山西晋城大箕村人。1932年5月24日任洪洞监牧区监牧主教。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主办《益世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日军侵占洪洞后，将成玉堂主教逮捕下狱，受尽酷刑，1942年3月10日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