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郊祀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是王朝政权以天帝为主神的祭祀典礼，在国家祭礼体系中位居最尊，是昭示“君权神授”的重要仪式。安南立政之后，其形成“内帝外臣”的礼制格局，即在接受宋元明清当朝册封的同时，亦在国内建称帝号，礼仪制度也奉行帝王之礼。越南古代的郊祀礼制草创于李朝，胡朝郊祀亦有记载；后黎朝前期郊祀已初具形制，其礼制架构基于传统，具体制度兼具自身创制及借鉴明朝；中期以后，黎皇失权郑主执政，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动对郊祀礼制的实施和变革具有决定性影响

越南中圻以北的红河流域，自秦始皇平岭南设三郡为始，便作为秦汉至隋唐帝国整体的一部分，与中原地区形成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唐末战乱为转折，原唐安南都护辖地分离势力逐渐滋长，先有吴权驱逐南汉割据交州，后有丁部领平定十二使君建立了大瞿越国（968－980），此后更有前黎（980－1009）、李（1010－1225）、陈（1225－1400）、胡（1400－1407）、后黎（1428－1789）及西山阮（1778－1802）等朝代迭兴，至阮朝（1802－1949）建立前，越南已有近千年的发展历史。

从前黎朝开始，历代安南政权在军事上不断向南攻伐占城（占婆）拓展疆土，迄至阮朝建立，已囊括今越南全疆之地；在政治上，在对内称帝的同时，又接受同时期宋元明清王朝册封的王爵，形成一种“内帝外臣”的政治体制；在文化上，汉文化容涵地域文化所形成的制度文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从李、陈朝后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后黎朝建立前，佛教、道教与地方巫教不仅在社会各阶层信仰广泛，也深入地渗透到国家典礼之中。后黎朝建立后，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其重视国家典制的建设，在祭礼方面也初步形成了以郊、庙、社稷为核心，涵盖了天神、地祇和人鬼等神灵奉祀种类的国家宗教体系。

一、后黎朝郊祀礼的创设

后黎朝郊祀礼创于何时？这是一个值得依据文献稍加缕析的问题。《大越史记全书》于“光顺二年1461）十月”条内，记述了黎圣宗君臣会议郊礼的一个情景：

帝谕都御史台吴士连，汧仁寿曰：“我新服厥政，惟新厥德，乃循我圣祖、神宗之旧典而春首谒郊也。尔谓祖宗设郊亦不足述，尔谓我国是古诸藩，是尔从死之道、无君之心。且厉德侯篡时，士连不为激扬风宪乎？宠遇隆矣！仁寿不为赞画惟幄乎？位任极矣！今厉德侯为我失国，尔不能以禄死，反去事吾。纵我不言，尔心不愧死乎？真卖国奸臣也。”

从中不难看出，黎圣宗君臣对郊祀礼的认识并不一致，黎圣宗讲春首谒郊之礼为“圣祖、神宗之旧典”当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二者是黎氏得国后追尊的远祖，生前皆为无名草民，真伪尚不可知，怎能创制皇帝才能主祭的国家典礼？后黎朝追尊神宗之不可信，还可从后黎朝后期的皇帝黎维祺庙号“神宗”得其反证，岂有后世子孙与先祖同庙号的？由此亦足可得证其为伪。所以当深谙国史的大臣吴士连等据实提出“祖宗设郊，亦不足述”的不同意见时，黎圣宗便恼羞成怒，不仅揭斥吴士连等为臣不忠，甚至詈骂其为卖国奸臣。

《大越史记全书》有英宗洪福元年（1572）、显宗景兴三十六年（1775）和三十七年（1776）正月举行郊祀礼的记载，可证《历朝宪章类志》“其后三百余年遵用而不改”的论断不是虚辞。

二、后黎朝郊祀礼设施

关于后黎朝的郊祀礼设施，《越史通鉴纲目》本注引《黎朝会典》说：“黎初郊祀筑坛于京城之南，正中坛长十五尺、高五寸，合祀天地；左右坛各长十六尺、高三寸，分祀星辰、岳渎。四围植木，前开三门。”《历朝宪章类志》也载：“先是，郊祀礼，每年筑正中奉天地位培基，长十五尺、高五寸；左右奉诸星宿列位培基，各长十六尺、高三寸；四匝植木，前开三门。”从这可以看出，两者的记述基本是一致的，表明黎朝郊祀场域是一个外有围墙、正面三门的封闭空间，内设三坛，正中主坛奉祀天、地，左右配坛分祀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岳渎，配坛因奉祀的神祇较多，坛基比主坛还大一尺，而主坛居中且比配坛高二寸，坛上所奉天地神位的空间也较配神更为宽阔，这都有利于烘托出天地神的尊显地位。

郊祀的场所一般都是位于京城的近郊，但是亦有例外。后黎朝时期，郊祀礼的举行地点也有变通。如《历朝宪章类志》载：“世宗光兴元年（1578），立南郊于万赖垒门外。按是时莫僭未平，天子驻跸万赖，建行在所，故立于此。”万赖位于清化界内，莫登庸篡立后，占据了东都升龙，西都清化便一度成为后黎朝皇帝驻跸之地，因此，为了不失典礼，便暂时于所在地方临时造坛拜祭。

郑氏平莫克复升龙后，黎皇还都，并在此举行郊祀礼。据《历朝宪章类志》记载，到玄宗景治元年（1663）九月时，对郊祀设施又进行了增修：“至是，始命营殿，中为昭事殿，堂四角栏用石为之基，庭内外并砌石，栋梁榱桷一应朱漆鎏。左右两庑，左前为更服所，前三重门，规模制度灿然一新。”关于此次南郊设施的营修，除了《历朝宪章类志》外，还有多部后黎至阮朝的官私文献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如《见闻小录》卷二“体例上”载：

李、陈二朝，郊庙礼文无考。今本朝所用之礼，大略仿《大明会典》。本朝诸祀坛宇，洪德中制定。南郊坛：昭事殿三间二厦，东西杂室二连各一间二厦，东西庑二连各七间；昭事殿门三间，更服殿、斋宫各一间二厦，厨房三间，间斋一间，祭器库三间；次一中门三间，左、右、中门各一间，祭器库三间；次一中门三间；次二门外各三间；四围缭墙。

《大越史记本纪续编》于景治元年九月条述修南郊殿事曰：

修南郊昭事殿。先是，南郊已有殿宇，而制度犹尚狭小。至是，王命增加营作。其正殿堂四角柱用石为之基，庭内外并砌以石，栋梁榱桷一皆朱漆湘金，规模制度焕尔鼎新。王复命词臣胡士扬等撰勒石以纪其事。

《越史通鉴纲目》“景治二年”（清康熙三年）十二月条载：

南郊昭事殿成。南郊殿宇制度狭小，遣官重加营造，至是成。复命词臣胡士扬等撰碑文以记其事。谨按黎贵惇《见闻录》：“洪德定制，南郊坛郊祀殿三间二厦，有东西庑各七间及更衣殿、斋宫、厨房，开三重门，四周缭墙。”范琥《随笔录》：“我国郊坛始于李氏，黎朝中兴再加修葺。”今按《李英宗纪》：“帝御大罗城南门，观筑圜丘坛。”则郊坛自李朝始，而殿宇则始于洪德也。注：昭事殿在升龙都城南寿昌县盛安村，今遗址尚存。

范庭琥《雨中随笔》也说：

我国郊坛始于李氏，先朝中兴再加修葺。正中昭事殿，基约高一丈，石栏、石陛雕刻工巧，内砌石台，合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次左右丞相堂、左右两庑奉大明、夜明之神及周天星宿、际地神衹，历代帝王分列从祀。第一门外，皇上更服，大次在其左。出第二门，折而东南，经王上权御次。至第三门外，对构七楹，则节制府扈从之所也。李、陈郊祀礼制今不可考，先朝于春旦三日内蠲吉郊天，中兴以后政归王府，内殿徒拥虚器，惟春首谒郊与会试御讲武殿略备卤簿威仪，都人传为盛事。

除了史书上的记载外，传世碑刻亦有留证，如《扩修南郊昭事殿碑记》载：

郊以昭事殿名者何？以其事上帝也。明乎郊之礼，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惟我大越之肇造，奄兹万里之提封，立鼎营城，克明于建国辨方位，致谨乎敬天，以南隅生育之乡，创南郊昭事之殿。岁之首旦之元，于此乎迎之祀之、个礼行之、历世守之。然经营未见（骏）［竣］其工，舟艧未见致其巧，未足以大报乎天也。求其肇建自古所无之制作，兴起自古所无之事功，必有待于圣王施为气象大过人者。肆今，大元帅掌国政尚师太父德功仁威明圣西王天锡聪明、家传忠厚、缵承王业、保乂皇图、翊扶当今，皇上大统纂承、丕休克绍，专委元帅典国政、定南王事机，裁决治具，恢张恒虑。夫王者上承天地，下抚兆民，惟敬天则盛治可以常保、太平可以常守。故惟时惟机，未始不在乎天。递年春正元辰，亲扶迎驾，总率臣僚，肃诣殿庭，载行大礼敬之。敬之犹以是为未定也，于是涣起宸断，龟蠲吉旦，鸠集众工，栋梁选老练之才，绳墨引长生之尺，折卸旧时陈迹，经营新用功夫，以景治元年（1663，康熙二年，黎玄宗）癸卯秋三面堂构，二年甲辰岁杪而告成。殆见：砖砌其基、石擎其柱。神夸：�沤橇�头见堂下，只只辉厉；廉隅鳌足奠维中，两两奂尔。鼎新制度，依然复旧乾坤。是殿也，非惟昭钦敬于当时，抑亦欲永传于来世。乃镌功勒成，以诏后人使知王上之为心，钦存于中，恭见于外。其功厚、其德茂，有是功德，宜其有是福寿。天之福天禄申重天之寿，天年长健干禄百福，子孙千亿万世，惟帝惟王之业永其天命也欤？谨记。以皇朝永治万万年之四冬十月癸未谷旦，特进金紫荣禄大夫参从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强す�琼瑠完厚胡士扬奉润、特进辅国上将军该官署卫事桥郡公天本、安钜武公振奉督作，光进慎禄大夫东阁校书春泽男福禄、南阮阮进朝奉拟，光进慎禄大夫该合侍内书写兵部郎中香寿男嘉林停轮黎公正奉写。

综上所述，这些文献及碑铭都指出洪德时营建的南郊坛原有殿宇，只是制度狭小，指出中兴后再加修葺，扩大了原有规制。

三、郊祀活动的主祭

由于郊祀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后黎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郊祀，除了主持正常的郊祀活动，在特殊情况下，即使因陋就简，也不愿意因事废礼。如后黎朝曾一度因莫登庸篡窃而失国，黎臣阮淦与郑检等寻访拥戴黎皇室后裔，兴兵与莫氏对抗，阮淦死后，郑与莫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后来，黎虽复国，但自庄宗以后政由郑氏，即所谓“黎皇郑主”。不过，作为名义上的“一国之主”，黎皇仍享有郊祀主祭天地的特权。黎庄宗元和十四年（1546），太师郑检在清化绍华府瑞原县的万赖栅为黎皇设行在殿，是为临时都所。黎世宗光兴元年（1578），进而在万赖“垒门外立南郊坛”。

不过，黎皇的主祭权在郑氏的政治强势下是不断被侵削的。特别是在郑森掌政后，黎皇慑于其威，亦有不亲祭郊的事例，如《大越史记全书》载：景兴三十六年（1775）“春正月，帝以南征故，免南郊礼，命阮倇代行其礼”。次年又以“太后服未除，王代行郊礼”。这两件事在《越史通鉴纲目》的记载是：三十六年“春正月，令陪从阮倇摄行郊祀礼。递年郊祀帝亲行礼，至是，以郑森未还，乃命阮倇代摄”。三十七年“春正月，森摄行郊祀。帝以太后丧服未初，森代行郊祀礼。是日，文武拜贺于府堂，森赐钱三百缗”。

可见，在黎朝后期，像郊祀这样国家大祭没有郑主露面，黎皇也难以主祭行礼。景兴三十六年违礼，就是因郑森亲率大军南征阮主尚未归。按照古代礼制，郊祀礼有着不受丧事影响的礼制传统，如据《礼记·王制》载：“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续汉书·礼仪志上》也讲：“大丧，唯天郊越绋而斋，地以下皆百日后乃斋，如故事。”所以景兴三十七年（1776），黎皇托辞太后丧服未除，而让郑森代行郊礼，这显然是要把打败阮主的战捷让给郑森向天地神禀告。

《越史通鉴纲目》载：昭统元年（1787）“春正月，郊。故事郊祀驾出大兴门，钥由奉天府尹开闭。辰阮伯瓓为府尹，从驾后行。及帝还，移辰不得入。朝臣欲治其罪，帝特宥之”。这次郊祀活动结束从南郊坛回城时，掌管城门钥匙的奉天府尹跟在返城队伍的后面，昭统帝等候过了一个时辰还没有入门。在大祀过程中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情，这虽说不能唯心地将其看成是不祥的预兆，但也反映出在王朝将亡的动荡局势下，官员对于自身的职责也很难尽忠奉守了。这是后黎朝最后一次郊祀，年底昭统帝避西山军出逃，隔年寓清，标志着后黎朝的灭亡。

综上所述，按照惯例，郊天之礼为礼中最大，一般都为皇帝亲祭，祭祀权绝不可轻易让渡别人，也不会因其他异常的事情取消。不过从上述史料看，后黎朝后期的郊祀礼已很难规范举行了，首先是皇帝不亲祭，其借口有皇帝足疾、南征与服丧等多重原因；其次是大臣代祭，代祭的大臣除了近臣即为权臣，特别是在郑氏控制朝政的情况下，郑王往往代行原本属于黎皇的郊祀主祭权。

四、后黎朝郊祀礼的制度渊源

历史上，包括现今中国两广、海南及越南北部在内的岭南地区，是瓯骆等古越人世居之地，秦以前的越人尚处于部族社会的状态。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郡县后，越地社会的历史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秦以后的一千年间，其长期作为地方社会参与华夏民族历史的演进过程。

因此，五代末期越南独立国家出现之初，礼仪制度建设相对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是滞后的。因此，越南古代的历史学家潘辉注认为：“为国之道莫大于礼，礼也者，所以别嫌明微、辨尊卑而章品物也。……我越文明肇国、涵浸华风，一代之兴各有一代之礼，质文损益、先后相参，其间度数之或殊，仪章之互异……丁、李以前仪章尚简，陈黎而后礼制渐繁，或昔略而今详，或前无而后有，莫非礼缘美起，文以时殊。”这足见越南古代祭祀礼仪制度的建设，的确是有着一个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历史过程。

在越南古代的自主政权中，丁与前黎国祚不长，且为武人建立，无意也无力于思想统治的建设。从李、陈两朝开始，儒教逐渐得到尊崇，特别是属明时期，明朝为了安定交趾局面，更是大力提倡儒教。明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安南主管黄福“榜示各府州县，设立文庙、社稷、风云、山川、无祀等神坛壝，时行祭礼”。黎利起兵反明，也以儒教为凝聚人心的手段：丁未（1427）春正月“遣杨太一修兴道大王祠，禁伐庙树。……令各处奉祀诸功臣庙”；二月“诏先朝陵庙为贼所废坏者复之，给奉事人有差”；三月“禁称巫蛊左道、假称邪神、摇动浮言、煽惑人心者”。

后黎朝国家建立后，其大力提倡儒学，因此，祭礼是以儒教为主，杂糅佛道及民间祠祭而成。甲寅绍平元年（1434）春正月“十五日，帝谒庙，是后命文官行礼。帝出较场，观大臣黎察等及文武内外百官吉天地神衹、名山大川，刑白马歃血盟誓；及差官致祭天下各处神衹”。这里所述，为黎太宗即位之初，后黎国家祭礼奉祀的情况。其君臣所拜谒的宗庙、天地神衹、名山大川等，涵盖了儒教祭礼的各个种类，足见相对于前面的丁、前黎、李、陈等诸朝，后黎朝的祭礼在完善程度上还是略胜一筹的。

《历朝宪章类志》载后黎朝春首谒郊的礼制渊源时道：“按古者郊礼有二，其一为迎气之祭，《周礼》‘冬至祀天于圜丘’是也；其一属祈谷之祭，《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是也。后世圜丘方泽之礼不复举行，唯于春首谒郊，合祀天地。明洪武间定为成典，黎初略用明制，以正月行事，其后三百余年遵用而不改云。”这指明了后黎朝初确定的“春首谒郊、合祀天地”的礼仪是取法明朝礼制。另据《历朝宪章类志》载：“按自汉以来，合祀天地唯立坛壝而已，盖屋之制则始于明洪武初。黎朝中兴至是，遂用其制。”可见前述玄宗景治元年九月营南郊昭事殿也是效法明初礼制的营作行为。

明朝洪武时期朱元璋营建的南郊殿名为大祀殿，后黎朝的南郊殿则为昭事殿。“昭事”之名，正如《碑记》所释：“郊以昭事殿名者何？以其事上帝也”。以“昭事”命名礼祀上帝的殿堂，其源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的《大明》篇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郑玄注《礼记·表记》所引如上《诗》句曰：“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怀，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于多福也。”因此，昭事上帝，就是祭祀上天。后黎朝的南郊殿在创始时是否随明制叫大祀殿？笔者从前引文献看不出来；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兴后重修的叫昭事殿。

无独有偶，清顺治十四年（1657）在北京宫内奉先殿东营建祭祀上帝的坛宇也叫昭事殿，比郑氏营建升龙南郊昭事殿的黎景治元年（1663）早了六年。因此，不知后黎朝的南郊昭事殿之名是直接取典于经籍，还是取法于清，相关渊源还有待方家进一步考证。

五、结语

从汉以后，儒教是中国传统宗教，也是越南及朝鲜半岛古代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主导思想，所以儒教祭礼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主流。从后黎朝郊祀礼的历史变化看，前期（1428—1527），国家统一、王权强大，祭礼完善且有实施的保障；恭帝以后，国家分裂、王权下移，祭礼也随之衰败。

祭祀作为国家的礼仪制度，不仅是国家政治的晴雨表，也是延续民族文化、促进民族间交往的文化桥梁。特别是在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中朝日越等国有共同和相近的文化渊源，加强区域合作、增进友好往来，其实在文化方面有很多可发掘的资源，在礼仪文化上就很容易能够找到沟通与交流的共同点。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迄至目前做的还很不够，相关进展非常值得加以期待。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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