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澳门教区是中国的第一个教区，成立于1576年，至今已有440余年的历史。澳门教区的建立与葡萄牙的保教权密切相关，在葡国政府保护下，天主教在澳门得到持续健康发展。19世纪40年代之前，澳门一直是天主教传教士进出中国大陆的重要门户。澳门教区是中国教会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在440余年的历史中，澳门教区始终是一个主教区，这与中国其他教区由监牧区、代牧区再发展为主教区是有明显区别的，1946年中国实行圣统制，澳门教区隶属于广州总教区。时至今日，澳门教区在中国教会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

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向海外扩张，天主教随之再次传入中国。澳门原属广东香山县，本是一个荒僻的小渔岛，因为葡人在此定居，天主教澳门教区应运而生，“天主圣名之城”澳门很快成为国际贸易港口和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其影响直至今日。本文以澳门教区成立发展为纲，兼论其在中国教会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求教于方家。

一、天主教初传澳门

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与15世纪的大航海密切相关，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积极探索通向东方的新航路，有学者认为：“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1] 罗马教会认为，葡、西两国的海外扩张有助于天主教向外传播，积极支持两国的海外殖民活动，由此罗马教会与葡、西两国之间出现一种特殊的政教关系——保教权（Patronage）。在探索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过程中，葡、西两国矛盾颇多，双方请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仲裁。1494年6月7日，两国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规定两国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并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00里格（约1100英里，大约位于西经46°37'）的南北经线为两国的势力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属葡萄牙，教宗授予两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享有保教权。有人也称这条经线为“教皇子午线”。1519-1521年，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船队经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进入太平洋，完成首次环球航行，由此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葡、西两国船队在没有违犯“教皇子午线”规定的前提下，分别向东、向西航行，但双方却在远东会面，原来划分的势力范围出现新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教宗再次出面进行调停，1529年.葡、西两国签订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规定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处再划一条线，线西和线东分别属于葡、西的势力范围。根据上述两个条约，中国位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

葡萄牙、西班牙与罗马教廷约定，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有如下权利和义务，此即构成葡、西“保教权”的主要内容：

1．在保教权涉及的地区范围之内建立大小教堂、修道院、传教站及其他宗教建筑设施；2．为殖民地的传教事业提供经费，包括维持、修建上述宗教建筑设施的经费，神职人员的薪俸及培养经费；3．从欧洲出发前往亚洲的传教士搭乘葡国船只，葡王并为传教士们提供一定的旅费；4．葡、西两国王室有权决定殖民地大主教、主教及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包括了解这些候选人的名单；5．参与掌管教会的税收；6．否决那些未经国王和议会批准的敕书，包括教廷发布、由教宗签准的敕书；7．由欧洲取道里斯本或马德里出发的传教士们，不仅要向天主和教宗宣誓效忠，还要向葡、西两国国王宣暂效忠。[2]

按照上述条约和保教权的规定，未经葡萄牙国王许可任何国籍的传教士均不得进入中国传教，甚至主教的任命也需经葡王同意，所有来中国传教的外籍传教士，接受教廷的委派后，都要先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再获得葡萄牙国王的同意，才能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前往远东。

据教内学者方豪考证，元朝灭亡之后，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到中国始于16世纪初，1514年，阿尔伐莱士（Jorge Alvarez）曾到屯门（香港）。1515-1516年，贝莱斯特莱罗（Rafael Perestrello）也曾来到中国沿海。[3] 但他们都未在中国传教。

1540年耶稣会成立，此后不久教宗保罗三世（Paul Ⅲ）接受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John Ⅲ）的请求，1540年3月14日委派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esco Xavier）作为教廷远东使节与新任果阿（Goa）总督同赴印度，1541年4月7日从里斯本出发，1542年5月6日到达果阿。[4]

1543年8月，方济各·沙勿略到日本鹿儿岛传教，进展并不顺利，“日本之不欲奉教者，每以中国未奉教为辞，盖以中国为上邦，贤智之人多，欲取法中国也。”[5] 而此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经商者多，传教者少。1546年1月，方济各·沙勿略在马六甲了解到往中国贩售胡椒的商人甚多，其中有人告诉他中国或尚有教徒保存新旧约。1549年5月31日，方济各·沙勿略自马六甲乘中国船只赴日本。在日本时曾记曰：“中国在日本对岸，多杰出渊博之士，重学术，以读书为荣。国中积学之士皆有高职，掌大权；日本则仰赖中国为其学术文化之策源地，迥异于此。”[6] 反对天主教的日本人不止一次向沙勿略发问，“若是你的宗教是唯一真教，何以中国对此一无所知？”沙勿略意识到，要使日本皈依，必须先把福音传入中国。1552年他在日记中写到，“中国是传播基督福音的一片有着广阔前景的地方。假如基督教义能在那里被接受，则日本的那些异教将会不攻自破。”[7]他认为，“在日本传教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到中国传教，因为它是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 [8]

1551年末，方济各·沙勿略决意来华，12月先到广东澳门外之上川岛，因无法进入中国，遂旋赴印度果阿，希望能随贡使入京，未果。1552年8月再次来到上川岛，联系到一位中国人，愿意以200葡元（Cruzado）为代价将他送到广州，但未能如愿， [9] 12月2日夜在上川岛去世，据称当时有一位叫安多尼的中国籍教友随侍在侧。1555年7月20日，葡萄牙传教士巴莱多（Melchior Nunez Barreto）到上川岛谒沙勿略墓，8月3日在浪白澳建草屋数间，这是一个简易的传教所。

1553年葡萄牙租占澳门后，澳门——果阿——里斯本成为一条重要航线，传教士得以随商船到澳门传教，该地也成为中国教会的重要基地。澳门原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属地。据教内学者记载，澳门“前为海盗巢穴，葡兵驱散海盗，据为己有。中国官商方苦海盗为患，见葡人所为，颇心许之，虽无明文割于葡人，实则让于葡人居住。”[10] “1557年，葡人即据是岛，殖民了；我国政府自以为怀柔的宽大政策，默许葡人居住，年出租金五百两，视为进贡的一种。到了1848年，葡人不肯出租金了；1887年我国竟割于葡人。” [11]

方豪神父认为，“澳门教会的真正开创人为公撒莱士（Gregorio Conzalez），谓嘉靖三十二年（1553）或次年即已与教友七人居于内地。”[12]

1562年，方济各·贝勒兹（Franosols Perez）、巴达尔·撒加高（Balthasar Zagago）、狄野高·贝勒拉（Diego Pereire）、代宰牢（Emmannel Teiteira）、平托（F. Andre Pinto）等神父得到广东政府批准，相继来到澳门传教，在今圣安多尼堂（俗称花王庙）附近用稻草建筑一间小教堂——天主之母堂，这是澳门的第一座教堂。

外籍传教士选择进入澳门，其本意是以澳门为跳板到中国内地传教，但一直未能如愿。但是天主教却在澳门留下深深印记。据统计，1565年，澳门已有教友5000人，同年耶稣会在澳门设立会院、开办学院。

1567年，教宗庇护五世（Pinos Ⅴ）同意耶稣会总会长的提议，任命贾耐劳（D. Malchior Nunes Carneiro Leitão, S.J.）统管中国和日本教务，1568年5月贾耐劳到澳门任职。1569年建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辣匝禄麻疯院（Hospital de Lazaro）、拉法医院（Hospital de Rafael），后又将辣匝禄麻疯院改建为望德堂（Igreja de Lazaro）。

1576年澳门教区成立后，教务发展迅速，到1640年，教友发展到40000人，[13] 到1746年，先后建成圣保禄堂（Igreja de Sao Paulo） 、[14]圣望德堂（Iyreja de Sao Lazaro）、圣老愣佐堂（Igreja de Sao Loureneo）、圣方济各堂（Igreja de Sao Francisco）、圣奥斯定堂（Igreja de Sao Agsatinho）、圣多明我堂（Igreja de Sao Antonio）、圣嘉勒修院教堂（Canventoe Igreja de Santa Clara）等。澳门成为-远东天主教大本营。上述教堂中，最为著名的非圣保禄堂莫属，凡澳门的耶稣会士，皆被称为三巴寺僧，方颛恺《咏澳门诗》中有“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之句。[15] 可见圣保禄教堂教士与信徒之多。

早年方济各·贝勒兹等人曾进入内地传教，但因不懂中国语言而难于打开局面，鉴于这种窘境及教训，耶稣会总会决定派主张用中国语言到中国传教的罗明坚（Michel Ruggiere）前来澳门和内地传教。1578年7月29日，罗明坚抵澳门，请一个中国画师教他学习中文，同时，卡内罗主教教他学习中国礼仪，史载，“罗神父的汉语启蒙老师是一位中国书画家，用毛笔教他学习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据他们看来是希奇古怪的方块字和五声发音，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16] 罗明坚经过两年又两个月的汉语学习，掌握12000个汉语单词和中国的主要礼节，1582年到肇庆传教，从而揭开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序幕。到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已开教之地有肇庆府、韶州府、南昌府、南京、北京、上海、杭州七处。

耶稣会总会长吸收方济各·贝勒兹和罗明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规定凡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一律先在澳门集中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礼仪。为此，范礼安向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建议在澳门创办一间大学，专门培训到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

1594年12月1日，果阿耶稣会长鲁德拉斯（Antonius de Luadros）委托贝勒兹、代宰拉、平托3位神父，将原来只有小学规格的澳门圣保禄学院（Ccollgio de San paulo）扩大升格为大学，按传教要求设置中文、拉丁文、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物理、音乐、修辞等课程。其中中文课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课，学时最多且人人要学。招生对像是欧洲的耶稣会士及中、日的修生。1600年，“在这里规模宏大的圣保禄学院居住的耶鲜会士，竟有六十、八十或八十以上之名额。”[17] 曾先后在学院任教的耶稣会士有3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教数学的艾儒略（Julius Aleni）、毕方济（Francisus Sambias）、邬若望（Joamnes Uscmon）；教哲学的孟儒望（Joannes Monteiio）、安文思（Gabriel de Mayalhaens）；教神学的王丰肃（Alphonsuo Vagnoni）、李若望（Joamnes Pereira）、阳玛诺（Emmanul Diaz Juior）等。曾在学院学习毕业的会士有200多人，其有年代、姓名可考者122人左右，占1583-1770年间入华传教的467名会士的26%左右。可见圣保绿学院已成为耶稣会士入华传教的训练基地。

在澳门经过圣保禄学院培训的耶稣会士进入内地后，传教活动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12个省区迅速展开，信教人数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585年的20人增加到1615年的5000人，1636年增加到38200人，1644年增加到15万人。

与此同时，澳门天主教会也得到长足发展，鉴于中国教友人数大增，耶稣会士范礼安于1578年专门为中国教友建立一座教堂，中国人称之为唐人庙、进教寺，附属于三巴寺，由三巴寺教士负责管理，用华语讲道，专门吸收华人入教。每年“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18] 由此可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和香山等县实际上由澳门教区直接管理。华人受洗入教后，不但在澳门积极参予传教活动，还常常陪同西洋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充当向导和翻译，如广东新会人钟鸣仁、钟鸣礼兄弟同其父一起在澳门入教后，曾伴随罗明坚、利玛窦、王丰肃、郭居静传教于广东、江西、江苏和浙江等地，又居住北京传教六七年之久。

当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中国内地遭到挫折时，澳门教区又成为传教士的庇护所。

1616年，明朝颁布禁教令，南京查封教堂，驱逐教士出境，耶稣会土从各地回到澳门，重新谋划传教策略。不久，许多教土改名换姓，乔装打扮，再次潜入内地传教。后来禁令稍缓，天主教又发展起来。

清朝初年，天主教在澳门的发展引起一些官绅的强烈不满。杨光先著《不得已》曰:“布邪党于……，共三十堂，香山澳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若非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何故布党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19] 其致许青屿书更曰:“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识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20] 在教外教内多种因素影响下，1720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内地教士被驱赶，返回澳门静观形势变化，待机而动。康熙以后，雍正也实行禁教政策，采纳浙闽总督满宝于1723年的奏议：“西洋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渐被煸感，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天主教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伤”[21] 这样一来，明确规定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限制在澳门之内。乾隆之世，禁令更加严厉，清政府三令五申，规定澳门的传教士只允许在外国人中进行宗教活动，不许向澳门的中国居民传教。

二、澳门教区的历史沿革

1510年11月，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重要港口城市果阿，并把它作为葡萄牙在远东的重要据点。1534年11月3日，罗马教廷成立果阿教区，辖区包括从好望角到中国的广大区域。1558年2月4日，果阿从里斯本教省分出，升格为总主教区，下设柯钦教区、马六甲教区，辖区包括非洲东部、印度、马六甲、摩鹿加群岛、中国和日本，果阿总主教区拥有对整个东方的保教权。马六甲教区管辖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教务。

1576年1月23日，教宗额我略十三世（Gregorius ⅩⅢ）颁布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谕令，批准成立澳门教区，隶属于果阿总主教区，[22] 以圣母玛利亚教堂为主教座堂，贾耐劳被任命为澳门教区第一任主教，辖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与这些国家毗连的岛屿。澳门教区成为明末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个教区。1588年2月19日，日本教区从澳门教区分设。

葡萄牙一直视澳门为本国在远东的重要据点，而葡王有其国家尊严及世俗利益，立场与教廷常有差异。[23] 按照保教权的约定，教廷设立新的教区、任命主教需要与葡萄牙协商确定，双方矛盾重重，葡萄牙对主教任命多有干涉。为避开葡萄牙对主教任命权的控制，1622年教廷成立传信部，1659年传信部创立宗座代牧制。

何为代牧制？教会学者解释，“代牧制在教律上不是主教区，代牧亦非正式教区主教，而只代替教宗牧放羊群及执行职权而已。故此，教廷不需要照会葡王，而葡王亦无充分理由干涉教廷。”“代牧通常是名衔主教，领受主教圣秩，由教宗亲自任命，其职权与正式主教同；但各代牧区及各代牧主教之间无必然之从属关系。”[24] 代牧所领主教衔一般是在古代亚洲、非洲曾经设立但今已不存的教区主教，上任前需要举行祝圣礼，可谓是“虚衔实职”，代牧实际上享有教区正权主教的权力。传信部创设代牧制的目的是要避开葡萄牙对主教任命的干涉，自主选圣主教。由此可以看出，代牧制是一种不完善的教区管理制度。[25]

1659年9月9日，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Ⅶ）颁布Super Cathedram谕令，成立远东3个宗座代牧区，即东京（安南）代牧区、交趾代牧区 [26]、南京代牧区。南京代牧区是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个宗座代牧区，管辖江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蒙古和高丽等地教务。1680年11月，传信部谕令设立福建代牧区，管理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9省。[27] 上述两代牧区管理的区域原来都是澳门教区的辖区，这实际上是教廷削弱葡萄牙势力的一种手段。

葡萄牙不甘心保教权被削弱，1689年11月26日，葡王请求教宗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将澳门教区主教管辖范围扩展至中国南部各省，并拟设置北京、南京两个教区管辖中国其他各省，上述3个教区一律由葡萄牙保护。由于当时亚历山大八世希望葡萄牙派遣舰队援助威尼斯公国，只能接受这一条件。1690年4月10日，亚历山大八世下诏从澳门教区分设南京教区、北京教区，自此中国有了3个教区，均隶属于果阿总主教区，葡萄牙享有保教权。任命葡萄牙籍传教士嘉主教（D. João de Casal）为澳门教区主教，把两广及其附近岛屿划归澳门教区。葡王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想把中国的宗座代牧都升格为正式教区主教，从而取消宗座代牧制，并以澳门、南京、北京三主教分治中国教会。[28]

1695年3月18日，葡萄牙将中国各省悉归澳门、南京、北京三主教管辖，[29] 并制定三主教区的界线如下：北京教区管辖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辽东、蒙古及高丽；南京教区管理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广、云南及贵州；澳门教区管辖广东、广西及海南。[30] 这是葡萄牙对教廷划分教区、任命主教等权威的公开挑战。教宗闻讯深感震惊，传信部紧急颁发部令，对三教区辖域作出明确规定：北京教区辖直隶、山东及辽东，南京教区辖江南、河南两省，澳门教区辖广东、广西和海南。除三教区所辖6省及辽东之外，其余各省均实行代牧制。1696年8月9日，传信部在中国正式设立9个代牧区，即福建、浙江、江西、四川、云南、湖广、贵州、山西、陕西。[31] 从表面上看代牧区的设立是主教区与代牧区之争，实质上是教廷削弱葡萄牙保教权的重要举措。从此，澳门教区的辖区相对明确了，即广东、广西和海南，相比早期的澳门教区辖域大幅缩水。

教廷为了摆脱葡萄牙等殖民国家对传教事务的影响，继续削弱3个主教区。1841年4月22日，教廷宣布从澳门教区分设香港监牧区。[32] 1848年5月，将广东、广西教务由澳门教区划出，成立两广及海南代牧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葡萄牙不服从教廷的安排，仍继续坚持对香港实施保教权，而对两广、海南教务也拒不移交。1856年3月29日，教廷宣布撤销南京教区，建立江南代牧区。同年5月30日，又将北京教区拆分为直隶北境、直隶东南境、直隶西南境3个代牧区。在废止南京、北京教区的同时，教廷又采取措施进一步消弱澳门教区。1857年2月21日，教廷和葡萄牙缔结政教公约，其中第四条规定广西省不再属于澳门教区，第五条规定香港亦不再归澳门主教管理，第六条规定“澳门主教的治教权和葡国在中国的保教权从今以后，只包括下项数区：澳门、广东和附近岛屿，广西和香港除外”。公约的第一号附加声明，对第六条附加声明，谓澳门主教对于广东和海南岛等待一年后实行治理，而且实行治理时，葡国要加派相当数目的传教士。[33] 该公约把葡萄牙在中国的保教权缩小到仅广东和海南岛。事实上，因葡萄牙不能派遣急需的传教士，此后，广东、海南仍属1848年成立的两广及海南代牧区，并没有再归属澳门教区。1858年4月，葡萄牙正式将两广及海南教务移交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一系列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葡萄牙、西班牙与教廷之间形成的保教权宣布基本终结。[34] 1874年香港监牧区升格为代牧区，教廷随之任命香港代牧主教，从此香港也彻底摆脱葡萄牙的保护。此后，澳门教区的辖域仅剩澳门、肇庆府、香山县3部分。

澳门教区虽然和葡萄牙有密切关系，但从来都是中国教会一分子。

1．五大传教区时期（1879-1923年）：1879年6月25日，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颁布诏令，分中国为五大传教区：“第一区域，即直隶北境、东南境、东境，辽东（满洲），蒙古；第二区域，即山东、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第三区域，即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域，即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域，即广东、广西、香港、福建。”[35] 根据《圣教杂志》1923的统计，澳门教区隶属第五大传教区。[36] 在这一时期的某一时间段，澳门教区除中国辖区之外，还曾管理马六甲、新加坡。1847年澳门省政府辅政司还为两地传教士支付薪水，“两名驻马六甲的神父（Padres Missionarios em Malaca）：法兰西斯科·戈梅斯神父（Padre Francisco Gomes），144两，曼努埃尔·若泽·戈梅斯神父（Padre Manoel Jozé Gomes），96两，合共240两；新加坡教区长上（Superior da Missão de Singapore）：法兰西斯科·达·席尔瓦·平托·伊·马亚神父（Padre Francisco da Silva Pinto e Maia），180两。” [37]

2．十七大传教区时期（1924-1945年）：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徐家汇依纳爵大堂主持召开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大会的目标在于遵从《夫至大》牧函精神，尽快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正常而自立的本地教会。[38] 会议通过《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决议案及法令》，决定将中国教会的五大传教区调整为十七大传教区，所有的宗座代牧区、监牧区均以主教座堂所在城市的名字命名，1924年12月3日，传信部发文同意教区更名提案。广东为第十六大区，该区包括7个传教区，即澳门教区，香港代牧区、广州代牧区、汕头代牧区、韶州代牧区、北海代牧区，江门监牧区。[39]

3．圣统制时期（1946- ）：1946年2月18日，青岛代牧区主教田耕莘晋升为第一位华人枢机亦即东亚第一位枢机，3月14日，他上书教廷请求建立中国圣统制，4月11日，教宗比约十二世（Pius XII）颁布《我们每天》谕令，批准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第十七教省称广东教省，总主教座堂区为广州，隶属教区有香港、嘉应、澳门、北海、龙州、汕头。”[40] 澳门教区名列第17教省，隶属于广州总主教区，是中国教会大家庭中的一员。

1949年以后，澳门教区的实际管辖范围仅局限于澳门本埠，现有6个堂区，3个准堂区，教育机构31间，社会福利服务机构23间。此外，还有社会传播、出版事业及牧灵服务等多所机构。教区内现有神父81人、修士29人、修女199人，教友约3万人。[41]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澳门教区和香港教区的管理模式比较相似，近年来更是积极发挥着桥梁教会的作用。

三、澳门教区与中国其他教区的不同及其历史影响

澳门教区从成立至今已经走过440余年的历史，教区辖域由大变小，先后孕育出一百多个中国教区。澳门教区在长时期内曾是葡萄牙保教权的直管区域，其发展历程有独特之处，对中国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1．澳门教区从成立至今一直享有主教区地位。16世纪澳门教区成立之初，教廷将中国教务委托给澳门主教，把对传教士的管理委托给耶稣会士和本地的葡萄牙人。由于葡萄牙王国人口较少，不可能不断派出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于是，教廷逐渐同意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和罗马传修部的修道院等前往中国各地传教，这实际上对葡萄牙保教权构成冲击，特别是17世纪后期，随着教廷传信部的成立，宗座代牧制在中国实行，进一步削弱了葡萄牙的保教权，为了安抚葡萄牙国王，教宗亚历山大八世同意葡萄牙国王彼得二世可以任命澳门、南京、北京3位主教，并确定其各自的管辖范围。[42] 也就是说，在传信部设立宗座代牧区以后，并没有取消葡萄牙保教权庇护之下的主教区，于是，中国教会出现宗座代牧区和主教区两种教会体制，前者听命于传信部，后者由葡王庇护，澳门教区是其中最强大和最重要的主教区，它所拥有的保教权直至18世纪一直没有根本动摇，正如博克塞（Charles R. Boxer）指出的那样：“葡萄牙在非洲和亚洲的地位，由于它的海上霸权被荷兰和英国打破以后才大大衰落下去。因此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教宗没有能够设法削弱和减杀葡萄牙人对于保教权的诉求。”[43] 1696年，教廷宣布在中国成立9个代牧区，同时保留澳门、北京、南京三个主教区，中国从此进入代牧区与主教区并存时期。1856年，教廷将葡萄牙保护下的北京教区拆分为3个代牧区，将南京教区更名为江南代牧区，至此中国全境除澳门一地外全部成为宗座代牧区、宗座监牧区，葡萄牙的保教权无形之中被瓦解。在此后五大传教区、十七大传教区时期，澳门虽然分列其中，但一直是唯一的主教区，1946年教廷宣布在中国实行圣统制，澳门教区是其中一员。所以说澳门教区是中国教会体制的一个特例，从它成立之日起440多年中一直是圣统制教区，这与中国其它的149个教区、监牧区是不同的。

2．澳门教区从成立之日起即得到葡萄牙的资助保护。葡萄牙对澳门教区的保护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葡萄牙为来远东的传教士提供条件。16世纪以后，来远东传教的欧洲不同国籍的天主教传教士，无一不是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远航至印度果阿，在经历长短不同的休整之后，再度航行到澳门，然后进入中国内地或到日本传教。澳门开埠不久，天主教传教土就在当地落户并协助葡萄牙商人和士兵在此定居。二是葡萄牙为澳门教区提供必需物品。1575年葡萄牙国王请求罗马教宗将澳门升格为教区，得到教宗同意，葡萄牙国王为主教座堂提供装饰、衣饰、书籍、金银器具以及其他用具，这些都是举行盛大的圣事的必需品，同时承诺负责维修教会建筑物。三是澳门议事会大力资助澳门教区的宗教和慈善事业。1623年，有位议事会秘书在一份报告中称，澳门议事会倾全力资助耶稣会学院（圣保禄学院）和在澳门的各修会的传教士以及仁慈堂和医院，这些钱都来自于由议事会发起的公私捐款，以及议事会经由人民同意而开征的税收，不像别的城市是由王室支出。至于主教的圣俸，名义上由国王支付，实际上都是由市政厅供养，澳门市政厅和果阿以及别的殖民地城市的市政厅一样，还出钱出力组织抬着基督圣像的宗教游行，在这方面的花费是十分巨大的。四是大力支持仁慈堂。1569年贾耐劳主教建立仁慈堂机构是澳门最重要的市政慈善机构，它设有一个附属医院，向所有种族的人开放。1617年，仁慈堂修改管理章程，由葡王约翰四世于1649年加以批准，并将仁慈堂置于葡王直接保护之下。据博克塞研究，仁慈堂的资金主要由议事会提供，议事会的官员们以投票方式决定从进口税中扣除多少钱用于慈善的目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于船舶抵押契约的供款而产生的利息，还有一部分则来自于富人捐赠。1757年至1774年，仁慈堂每年都公开举行向穷人派钱活动，同时，也要隆重举行天主教宗教仪式，民事当局以及宗教团体都派人参加。[44]

3．澳门教区的神职人员享有优厚的待遇。保教权中有葡萄牙要承担神职人员薪俸及培养经费条款。从现有资料看，葡萄牙较好地履行了这一义务。据1847年4月12日颁布的第10号澳门总督训令记载，澳门的公共开支预算分4个系列，即民政系列、教会系列、军事系列、特别系列，教会系列即指澳门的天主教会，位列第二，其主要涉及的人员及薪俸标准为：遣使会的马主教（Jerónimo José da Mata）2000两、教堂司库兼主教代表100两、议事司铎每人200两（合计400两）、兼职司铎100两、大堂区、风顺堂区、花王堂区3个堂区的教区长各150两、圣若瑟修院包括发给院长的补助金和学院及青洲的年度维修费600两、两名多明我会隐退修士每人144两（共288两）、驻马六甲的神父3人共240两、驻新加坡的长上180两，以上共计4358两。[45] 当年澳门公共开支预算总额为58221两，教会系列占7.49%，考虑到澳门教会规模较小，这笔预算是相当可观的。另一则资料显示，1832年，澳门教会机构花费葡萄牙国王金库的款额为8273两。1833年，果阿总主教决定，在任署理主教薪金500两，同时，作为代理主教，另加200两。主席的薪金是280两，另外四名高级神职人员每年各有薪金240两。除此以外还有6名助祭、2名副助祭、6名特派神父，每名助祭薪金200两、副助祭100两，特派神父和襄礼神父的收入由教土机构专款支付。3名副职神父，即主教座堂的助祭，风顺堂的副主教和花王堂的副主教，每人每年120两，再加上他们参加一些活动，通常有些额外收入。而同一时期葡萄牙保教权庇护下的南京主教薪金仅有100两。[46] 从这类史料中不难看出葡萄牙重点扶持的是澳门教会，这是北京教区、南京教区无法比拟的。笔者揣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教廷将北京、南京改为代牧区时，仍然保留澳门的主教区地位。

4．天主教在澳门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澳门的政府机构从出现之时，天主教会就参与其中，当然这也是葡萄牙与教廷约定的保教权内容。据记载，澳门“在1560年的时候，有一名地方长官（Capitão de Terra），一名执掌治安权力的大法官（Ouvidor）以及一名主教，在这个统治集团的指挥之下，有几名士兵协助维持秩序与和平。”[47] 澳门政府的真正的统治核心是议事会（即市政厅）。在其成立之初，1583年，首任主教贾耐劳对议事会的组成提出自己的建议。1585年，萨主教（Dom Leonardo de sá）[48] 召集澳门的主要市民组成议事会，选举议员、法官、王家法官和其他官员，议事会还确定了这个城市的名字——“中国的天主圣名之城”（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此后，议事会每3年选举一次，王室大法官召集居民排成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49] 澳门主教也有当选议事会主席的权利。另外，“澳门主教和各修会的权力范围不但包括精神领域，而且包括世俗领域。事实上，教会拥有大量的物业和财产，是居民的领导者。一些葡葡牙法律豁免传教用品的进口税，有利于教会财富的积累，主教（教区）、各修会和世俗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活动范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教会的权力经常超越宗教范围，干预市政管理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城市条例规定主教可以任议事会主席，教会干预世俗事务是合法的……”[50] 澳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这种权利在中国其他地区是见不到的。

5．澳门教区的天主教徒最初主要是葡萄牙人，后来扩及到本地人。16-18世纪，来到澳门的葡萄牙人大都信奉天主教。1555年11月，最早来到澳门的耶稣会士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在澳门附近的浪白澳见到近300名葡萄牙人，他们居住在茅屋里并有自已的教堂，到1563年，澳门居民已有5000人之众，基本都是基督徒，其中有900名左右的葡萄牙人，另有1000名左右的奴隶，还有3000人为中国居民，还有少数外籍商人，神父们每八天或十五天，施行各种圣事一次。[49] 关于在澳门的中国人信天主教一事，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曰：“惟澳门一处，唐夷杂处，除夷人自行建寺奉教不议外，其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但其中亦有数等，或变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变服，或娶鬼女而长子孙，或藉资本而营贸易，或为工匠，或为兵役。”“其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者，缘澳门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为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建于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阔大，系蕃僧倡首，而唐人醵金以建者。” [52]有现代学者统计，从1777至1784年的七年间，仅在澳门大堂一个区就有18起葡裔与华裔结婚登记的情况。[53] 华人信教的另一个途径是葡萄牙人与当地华人通婚，与葡萄牙人结婚的本地妇女，大多均皈依天主教。“在1563年（嘉靖四十六年），澳门至少有8位耶稣会士，人民增至5000上下，内中有900葡萄牙人以及许多本地的教民。……居住在澳门的外商，因为葡国妇女的缺乏，又不满意于马六甲和印度来的妇女，于是便与日本特别是与中国的妇女结婚。他们很羡慕中国妇女的优点。”[54] 方豪曾指出:“昔者，天主教教规，教中人必须与同教人联姻，否则，即为无效。其因特殊情理，得主教之宽免，而与非基督教人或基督教别派人相嫁娶者，视为例外，教会但为之证明，而不举行祝福仪式。欧人来华之初，商人多于教士。教士有绝色之戒，商人则往往有就地成家者，然因教规关系，此种结合，多限有教内，而初来西洋商人，亦以籍隶西、葡等天主教国者为多。况以同教关系，结识较易，故天主教与我国欧亚种之产生，因缘颇深。”[55] 禁教期间，中国官府禁止在澳门的中国居民信奉天主教。1744年澳门同知印光任向省府报告：“澳门民夷杂处，致有奸民潜入其教，并违犯禁令之人窜匿潜藏。宜设法查禁，听海防衙门出示晓渝，凡贸易民人悉在澳门墙外空地搭蓬市卖，毋许私入澳内，并不许携带妻室入澳。责令县丞编立保甲，细加查察。其从前入夷教民人，并窜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报回籍。”[56] 省府根据印光任的报告，明令禁止澳门教堂吸引中国居民入教。1746年，根据澳门同知张汝霖奏报，广东政府决定查封澳门唐人庙，“将进教寺饬令地方官督令该夷目严加封锢看守，不许擅开。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内地民人复踵前辙者，立即严拿治罪。”1749年，香山县拟定澳门治安条例刻石颁布。其中第十二条规定:“禁设教从教，澳夷原属教门，多习于天主教，但不许招授华人勾引入教，至为人心风俗之害，该夷保甲，务须逐户查禁，毋许华人擅入天主教，按季取结，缴送。倘敢故违设教从教，与保甲夷目一并究处，分别驱逐出澳。”[57] 19世纪中期之后，华人及其他外籍人在澳门入教已无任何限制。

6．历史上有多个天主教修会进入澳门。虽然有保教权的限制，但不同国别的天主教修会也来到澳门，1565年耶稣会士已开始在澳门长住。以后，其他修会也来到澳门：1587年，方济各会在城边建立一所大会院，1587年多明我会来到澳门，1586年奥斯定会也来到澳门。澳门甚至出现修女院，尽管葡萄牙王室勉强同意在果阿建立由奥斯定会士管理的圣莫尼卡修女院，并于1607年决定不再建立任何别的修女院，但1633年从马尼拉来到澳门的一些西班牙方济各会第三会的修女们还是在澳门建立神贫克拉拉修女院（Convent of the Poor Clares），此举并没有得到葡萄牙王室的同意。澳门另有女修道院圣嘉辣堂（Monasterg of Clare），这是由一位西班牙中部城市托莱多（Toledo）的一名叫做阿森卡奥（Jeronyma de Ascencao）方济各会的修女建立的，中国文献称该修道院为“尼寺”和“尼姑庙”。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称:“尼寺在澳东北，扁钥严毖，女十岁以下许入寺，既入，终其身不复出，虽至亲不能入视。”[58] 据统计，从1578年至1740年，有463名耶稣会士从里斯本来到澳门；从1579年至1841年，有150名托钵僧侣从欧洲来到澳门。在1744年，有90名方济各会士和30名奥斯定会士经由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7．葡萄牙与教廷在保教权上的斗争影响到澳门教区主教的任命。在保教权下，印度、中国、日本传教区的主教任命都要经过葡王的同意，在地理大发现年代，这种做法是得到教宗首肯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廷出现不同声音，传信部认为这种制度是世俗国家对宗教事务的干预，要求收回主教任命权。1623年，教廷官员阿尔伯嘉底（Antoine Albergati，1566-1634）在一份报告中分析葡萄牙保教权有六大弊端：一是对当地人的歧视和虐待；二是葡萄牙神职人员在保教权庇护之下过着放荡的生活；三是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矛盾；四是修会之间的冲突；五是修会会土和教区司铎的不和；六是传教士在灵性和精神上服从国家和个人的权利。[59] 报告建议教廷应该直接向远东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在澳门，主教有权任命代理主教，有权任命他认为值得信任，能胜任某种圣职的教士填补空缺，但是他本人的晋升必须听命于宫廷，由葡萄牙国王批准。由此澳门教区出现一个奇怪现象，主教的职位经常出现空缺，其原因或者是因为葡萄牙国王没有推荐其臣民，或者是教宗拒绝批准。据统计，首任主教贾耐劳（Malchior Nunes Carneiro Leitão）1581年离任，直到1630年才任命华主教（Diogo Correia Valente），主教位空缺50年。1633年华主教去世，1690年才有嘉主教（João de Casal）上任，主教位空缺58年。1735年嘉主教去世，1804年查主教（Francisco de Nossa Senhora da Luz Chacim）上任，主教位空缺70年。1828查主教去世，1841柏主教（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上任，主教位空缺14年。1862年马主教（Jerónimo José da Mata）离任，1873苏主教（Manuel Bernardo de Sousa Enes）上任，主教位空缺12年。一般而言，一个教区暂时没有合适的主教人选，主教位空缺几年不足为奇，但象澳门教区这样空缺十几年、几十年（累计200余年）是不正常的，教廷与葡萄牙的保教权之争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8．澳门的城区建设围绕天主教堂展开。澳门的城区建设与天主教密切相关。汤开建认为，“澳门城市中最早出现的公共建筑就是教堂。……一般人都认为望德堂（圣拉匝禄堂）、风顺堂（圣老楞佐堂）及花王堂（圣安多尼堂）是澳门最古老的三座教堂。”[60] 教会建筑物在澳门初创年代发挥了主导作用，以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建立的教堂和修道院为中心，人们逐渐在其周围定居，而城市亦逐渐发展定型，使得澳门至今仍展示出宗教风采。据一位神父记载，1578年澳门有1万居民，还有“五座每天做弥撒的教堂”，即圣安东尼堂、主教座堂、圣母堂和劳楞佐教堂，以及在城墙外面的望德堂，在这些教堂前面都开辟了很大的广场，当地澳门人称为“前地”，从而在各教堂四周形成居住中心，即与教区教堂相适应的教区。这样，澳门城市的布局以主要街道两旁的宗教建筑为中心，并带有明显的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印记。澳门城市历史学家及建筑史专家卡拉多教授（Maria calado）指出：“贸易结构决定了初期城市组织形式，但后来天主教会也建立了权力体系，成为社会和城区的凝聚因素，为澳门得到国际上的认同与合法化作出了贡献。”[61] 文德泉神父（Fr. Manuel Teixeira）则指出澳门教会和教区的历史和这片领土上的民事的历史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天主教澳门教区堪称中国教会之长子，澳门教区的历史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个缩影。由于葡萄牙保教权的关系，400余年来澳门的圣统制一脉相承，并无中断。由于教区辖域所限，澳门教区的教友人数一直偏少，但教会长期保持稳定发展。自梵二会议之后, 教会内部着手改革，关注社会事务，注重扩大社会影响。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以来，澳门教区很好地发挥着桥梁作用，与中国教会及香港特区教会、台湾地区教会都保持着友好往来与交流，我们相信，澳门教区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澳门历史研究》第17期，2018年12月，第160-177页

教史天地

注释：

※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天主教修会在华传教史研究”（18BZJ032）成果之一。

[1]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2]  转引自顾卫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3]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7页。

[4]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3页。

[5]  萧若瑟：《圣教史纲》，载王美秀、任延黎主编：《东传福音》（第59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版，基8-264页。

[6]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页。

[7]Monumenta Xaverianna（《沙勿略行实》1899年版，转引自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第1页。

[8]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9页。

[9]  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第3页。

[10]  萧若瑟：《圣教史纲》，载王美秀、任延黎主编：《东传福音》（第59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基8-265页。

[11]  《圣教杂志》1934年第9期，第545页。

[12]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页。

[13]  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文化学会1989年出版，第38页。

[14]  该圣堂是耶稣会教堂，也称三巴寺，曾两次毁于火灾，1835年大火之后，仅保存现在称大三巴牌坊之遗迹。

[15]  张汝霖、印光任：《澳门纪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16]  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38年版，第 页。

[17]  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北京：智慧财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18]  张汝霖、印光任：《澳门纪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

 [19] 杨光先：《请诛邪教状》，载王美秀、任延黎主编：《东传福音》（第59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版，基9-536页。

 [20] 杨光先：《与许御侍书》，载王美秀、任延黎主编：《东传福音》（第59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版，基9-542页。

 [21] 《东华录》，第1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42页。

 [22] 《圣教杂志》1934年第9期，第545页。

 [23]  陈方中、吴俊德主编：《中梵外交关系六十年史料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中心，2002年，第3-4页。

 [24] 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第6页。

 [25] 代牧区与教区的区别之一是：教区之上设总主教区，各教区主教、总主教均听命于教廷，但总主教区所辖各教区主教需受总主教的节制。代牧区之上不设总主教区，各代牧主教均直接听命于教廷。

 [26] 东京即东京湾，指今天中国南海西北部的北部湾一带。安南即越南。交趾在今越南的北部。

 [27]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见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湾：光启出版社、征祥出版社、香港真理学会，1966年，第301页。

 [28]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见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湾：光启出版社、征祥出版社、香港真理学会，1966年，第303页。

 [29] G.Mensaert著、施森道译：《康熙间我国圣统制度之建立》，见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湾：光启出版社、征祥出版社、香港真理学会，1966年，第285页。

[30]  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31]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见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湾：光启出版社、征祥出版社、香港真理学会，1966年，第297-304页。

 [32] 香港是中国第一个监牧区。监牧区是传教区的一种，可以理解为尚未成熟的传教区，或者是成立代牧区、教区之前的准备阶段。监牧区的首长称监牧，通常由神父担任。

 [33]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72页。

 [34] 鸦片战争之后，法国等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其中有保教权内容，但这与此前葡萄牙、西班牙与教廷之间形成的保教协议是不同的，教廷与法国等国并没有签订保教权条约。

 [35] 《圣教杂志》1924年第13卷第7期，第15页。

 [36] 请参考《中华民国最近教务一览表》，载《圣教杂志》1924年第13卷第2期，第84页。

 [37] 张廷茂编译：《澳门历史文献辑译》（第一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5-76页。

 [38] 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页。

 [39] 徐宗泽：《中国圣教史——自鸦片战争至今日》，见《圣教杂志》1937年第26卷第9期，第568页。

 [40] 牛亦未译，见《圣心报》1947年总710期，第80-82页。龙州教区疑有误，应为韶州教区。

 [41] 天主教澳门教区网站：http://www.catholic.org.mo/page-77  [2018年7月21日]

 [42] 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43] 转引自顾卫民：《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309页。

 [44] 顾卫民：《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44-251页。

 [45] Boletim Official, Vol.Ⅱ, N.o 15, 17-04-1847, pp.58-60. 参见张廷茂编译：《澳门历史文献辑译》（第一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5-77页。

 [46] 顾卫民：《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69页。

 [47] 顾卫民：《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38-239页。

 [48] 萨主教（Dom Leonardo de sá）不是主教，应该是负责澳门教务的神父——笔者。

 [49] 徐萨斯（Montaltos de Jesus）著、黄鸿剑、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年，第27页。

 [50] 孔素丁（Tomas Taveira Consortium）、卡拉多（Maria Calado）、门德斯（Maria Clara Mendes）：《澳门从开埠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和城建方面的发展》，《文化杂志》1998年第36、37合期，第15页。

 [51]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9-111页。

 [52] 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80-82页。

 [53] 李长森：《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与十八世纪教区档案》，载《“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版。

 [54]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9-110页。

 [55] 方豪：《明清之际中西血统之混合》，《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73-279页。

 [56] 张汝霖、印光任：《澳门纪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57] 转引自黄鸿钊：《近代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2期。

 [58] 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5-27页。

 [59] 转引自顾卫民：《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306页。

 [60] 汤开建：《明代澳门史论稿》（上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52页。

[61] 孔素丁（Tomas Taveira Consortium）、卡拉多（Maria Calado）、门德斯（Maria Clara Mendes）：《澳门从开埠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和城建方面的发展》，《文化杂志》1998年第36、37合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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