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吾

 

    寺庙经济活动的问题是寺庙问题,也是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民信教的藏族聚居区,由于寺庙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寺庙经济活动的内容、形式、发展方向,对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经济生活,对藏传佛教自身的兴衰,以至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调查、研究藏传佛教寺庙的经济活动的状况,分析其发展的趋势,应当是当前研究藏传佛教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德格两县,是该州主要的藏族聚居县。据1980年全国人口普查,两县共有103,422人；藏族占本县总人口的比例,甘孜为94%，德格为96.11%。两县藏传佛教的大寺、母寺较多,各寺的经济活动在藏传佛教的寺庙中很有代表性。1987年6月,笔者参加四川藏传佛教历史和现状的调查,以甘孜大金寺为重点,兼及两县其他寺庙,着重了解了寺庙从事经济活动的情况,现将此次调查的情况并结合前人的调查,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民主改革前两县寺庙经济的情况

    1956-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甘孜、德格和四川藏区其他地区一样,仍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期,大部分地区虽然已实行封建领主制,但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奴隶制残余。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当时的藏传佛教寺庙,和本地土司、头人相互勾结,关系十分密切,三者一起,操纵了两县社会的经济命脉。寺庙以地租、高利贷、差税、经商、代牧牲畜、化缘、收取布施、吃绝业等多种方式剥削广大农奴。据1956年初统计,当时两县共有寺庙喇嘛寺和觉母寺79座,喇嘛、扎巴和觉母12,704人。各类僧尼占本县总人口的比例,德格高达24%,甘孜竟高达33%。大量的僧侣成为藏区社会的沉重负担,每个较大的寺庙,既是肃穆森严的宗教殿堂,又是特殊的经济实体；上层活佛、喇嘛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享有种种特权的僧侣,又是富裕显贵的农奴主、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如,甘孜县大金寺有公私土地871袋1斗,计2,613亩多；商业资本从未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在400万元以上；高利贷本金在50万元以上。甘孜寺有土地8,470亩,占甘孜县城关、麻书、孔莎三区总耕地的15.29%,每年收粮食110万斤；商业资本有300万元左右；高利贷本金有56,716万元（不完全统计）。德格八邦寺有土地2,154包,计6,132.2亩；有科巴（寺庙直接管辖的农奴）400户左右；尚有无确切数目的大量牲畜（马、牦牛、绵羊等）遍布四川石渠、青海玉树、西藏昌都等地,仅昌都只穷、辛科、仁达三个小牧场,就有寺庙公有牦牛645头,绵羊108只,出租奶牛497头,出租公牛645头；还有无准确统计的商业、高利贷资本。

    各寺经营土地、商业、高利贷的基本方式有：

    1.土地：

    （1）科巴的无偿劳役。如甘孜县大金寺,寺庙的公地由30多户科巴无偿耕种,科巴随叫随到。每户科巴每年至少要为寺庙无偿劳动150—180天,部分科巴甚至劳动全年。

    （2）农忙季节雇佣少数带强制性的零工,给工钱极少甚至不给,供给的伙食也极坏。如甘孜寺的部分土地的耕作即是这种情况。

    （3）用分庄地、自营地、不死地等方式经营.分庄地由科巴出种籽、耕牛、农具和劳动力,寺庙提取占粮食产量70%的地租；自营地即无偿劳役,粮食全部上交,每个服役的科巴每天只发2.5—4碗青棵；不死地为科巴世代耕作,不管收成好坏,每年上交40%的粮食。这三种方式为德格八邦寺所采取。

    2. 商业：

    （1）设专门的经商组织。如甘孜寺由管家负责,寺内扯里、阿巴两大派系各有管家2人,1人驻寺,其余的分驻拉萨、康定。

    （2）上层喇嘛私人经商。如大金寺喇嘛雇有人员帮忙跑腿。

    3. 高利贷：

    （1）利息以年或半年计算,一般有借二还三、借三还四、借四还五等几种,但实际情况决非如此,利息往往超过本金数倍。

    （2）由会首（群众中负责分发高利贷者）负责分发债款,或以房屋及贵重物件抵押。

    （3）只准还利不准还本的万年债、空头债等等。

    （4）经商不能脱手的货物,强迫摊给群众,然后转成高利贷。

 

    除了地租、商业、高利贷等主要剥削方式,有的寺庙（如德格八邦寺）还有畜租,以“不死牛”（将牛租给贫苦牧民,不管生死,都要永世纳足畜租）等方式残酷剥削农牧民,各种名目繁多的乌拉差役（如寺庙经商驮运物资的长途乌拉、修庙、修佛塔的无偿劳役,砍柴、割草、背水、磨面等等杂役）,更是象一条条无情的绳索紧紧地缠绕在广大农牧民群众身上,使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在寺庙内部,一般喇嘛和扎巴,则要担负娃子（寺庙内从事公共劳役和服侍大活佛、大喇嘛的生活起居的奴隶）不能全部做完的寺内日常杂务,尤其是地位卑微的扎巴,实际上是伺候上层活佛、喇嘛的仆役。

    总之,这里略述以上历史情况,旨在说明,民主改革前两县（也是整个藏区）寺庙经济的性质,实际上是极少数上层僧侣操纵的一种特殊的农奴制经济形式,寺庙是以神权的外衣包裹着的农奴主经济实体,其阶级压迫、剥削的性质是一目了然的。

 

    二、新时期寺庙经济活动的形式和特点

    1956—1959年民主改革完成后,经甘孜州委批准,两县只保留了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寺庙6座（即甘孜甘孜寺、大金寺、白利寺、德格更庆寺、八邦寺、俄支寺）,各寺留下了少数驻寺僧侣,至“文革”前,各保留寺庙没有经济活动,驻寺活佛、喇嘛的生活依靠群众的布施和家庭的补贴。“文革”期间,所有寺庙均关闭、乃至拆毁,僧尼强迫还俗,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寺才陆续开放,恢复了宗教活动。迄至1986年底,两县共恢复、开放寺庙89座,有各类僧尼7,495人。近几年,中国佛教协会对广大僧众发出了建立“人间佛教”、“农禅并重”的号召,有条件的寺庙都逐步开展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自养活动,寺庙经济作为两县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经济实体,与民主改革前相比,性质有了根本的变化,活动的内容、形式也有了显著的差异。其主要差别是：

    1. 各寺基本无土地或只有少且土地,经营方式主要是自耕。
 

    民主改革前的藏传佛教寺庙,土地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历代封建王朝的赐封和土司、头人的赠与,有利用宗教特权的掠夺和吞并绝嗣户的积累,还有群众出于信仰的布施。现在,寺庙土地的来源极为有限了,多数寺庙没有土地,少数寺庙有土地,但数量也不多。如德格县57座寺庙、堂、点,1986年有土地的寺庙仅16个,一共才152亩。其中较多的是更庆寺24亩,俄支寺30亩,康多寺20亩,其它寺庙3、5、10亩不等。该县另外的31个寺庙、点、堂均无土地甘孜县一半以上的寺庙无土地,民改前占地2000多亩的大金寺,现在一分地也没有。两县有土地的寺庙的土地来源是①实行生产责任制时,留给寺庙的一点土地（这样的寺庙不多,因为两县实行责任制是1979年,当时大多数寺庙尚未批准开放）；②死绝户的遗产③迁移户的赠送④某些家庭捐赠的家中死者的一份承包地。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各地死绝户逐年减少甚至几乎没有；迁移户不多,土地捐赠寺庙者更少；某些家庭即使有成员去世,也不捐地。这些,是寺庙少地或无地的基本原因。

    但是,寺庙没有土地并不等于绝对不经营种植业。寺庙经济活动发展较快的甘孜大金寺,就是这方面的特例。从1984年起,大金寺以每年付850元的代价从该县仁各乡农科所承包150亩轮歇地（每年只能种一半,另一半轮歇）；1986年又以每亩交青稞50斤的条件包种康定军分区农场的1,500亩地；1987年因为人手不够,降至1,000亩。目前,有的寺庙提出,希望县、乡政府解决一点耕地,但鉴于土地早已承包到户,两县均未再给寺庙单独划地。看来,大部分寺庙由于缺乏耕地,要通过自耕来解决僧侣的口粮问题是不现实的。

    下面是甘孜县各寺经营种植业的情况。1986年,该县有23座寺庙开展了自养活动,占全县开放寺庙35座的65.7%。其中,有10座寺庙经营种植业,其土地播种面积及粮食（青棵、豌豆）产量如后：

    从土地经营方式看,目前两县各寺多为本寺僧人自耕,因为土地不多,不存在本寺僧人忙不过来而需要雇请群众的问题,但农忙季节,两县仍有寺庙雇请群众帮助耕、管、收、打、藏,付给帮忙者少量报酬。如,大金寺1986年在寺附近承包康定军分区农场700亩地,同时又承包军分区在甘孜县松阿乡的700亩地,因为寺庙的收割机发生故障,为赶季节而雇请群众帮工。寺庙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给帮工的群众每人发钱2元,有个别群众出于信仰未收。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逐步普及,两县寺庙耕作土地的方式有了改进,有条件的地方均已使用拖拉机耕地,收割机收割,脱粒机脱粒。甘孜大金寺前几年花2,300元购置一台旧收割机,另用4匹马与本县仁各乡汗金额生产队换一台旧收割机,用两台旧收割机组装成一台好收割机。1983年,以每年300元的价格租用寺附近的郎支队的一台5马力的50型拖拉机,1985年以2,000多元的价格买下。目前,该寺有13个僧人（3个喇嘛、10个扎巴）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在从事宗教活动之余,学会了修理、使用拖拉机、收割机。

    两县经营种植业的寺庙收获的粮食,除了将一部分按约交给土地所有者以外,其余粮食收入全归寺庙,供寺内僧人食用及从事佛事活动之需。收入较丰的寺庙还兼做一些善事。如大金寺,从1985年起,以每年500斤粮食的标准补助寺附近的五保户益西泽仁和回国定居藏胞罗杰登珠.并定下制度,寺内每死一个喇嘛要开追悼会,发给死者家属青棵100斤,小麦100斤,糌粑20斤,清油1斤,茶叶5斤。这在寺庙自养活动开展之前是绝不可能的。

    2. 部分寺庙有一些牲畜,经营方式灵活多样。

    目前两县只有部分寺庙有牲畜,数量多少不等。据德格县宗教局统计,1987年6月,该县共有27个寺庙有牲畜,总数为2,200头。其中,牲畜最多的本尼寺,有318头；次为竹庆寺、然姑寺,各200头；少者如巴觉寺6头,柯洛寺10头,错通寺20头。甘孜县1986年只有8座寺庙有一点牧业收入。寺庙牲畜的主要来源有四：①信教群众的布施；②寺庙从布施中以物换取、自筹资金购买；③个别有名望的在外宗教界人士回国探访时收取布施后的转赠；④从银行贷款购买。由于寺庙无草场,所以放牧牲畜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主要有五种形式：①僧人自牧。如甘孜大金寺有牲畜118头,由寺内4个扎巴负责放牧。1986年因为有20多头奶牛产奶,藏族习惯挤奶为妇女事,才花350元的工资雇请一妇女挤奶4－5月。②交给本寺僧人的家庭代牧,仔畜归代牧者,畜产品（主要是酥油）凭放牧者自觉上缴。如德格门扎寺、柯洛寺、岔岔寺就采取这种方式,全产奶牛,有的1头交10斤酥油,有的交20斤,有的交30斤,一般平均在20斤左右。母畜死后,把头,角交寺庙冲销就算完事。③请人代牧,小畜归代牧者,交多少畜产品由寺庙统一规定（全产奶牛一般是每年交20斤酥油）,母畜死后由代收者以同等质的母畜补偿。④寺庙与一家或几家牧民签订经营合同,合同期一般为1年,也有3年的。合同期间,经营者须保证寺庙大型宗教活动所需的畜产品；期满后所有牲畜（包括仔畜）转交给其他户经营。⑤组成专门的畜群组,雇请专人放牧,寺庙给放牧者每天付工钱,并负责伙食,畜产品全部交给寺庙。如德格竹庆寺以每天1元5角的报酬,请一牧民放养本寺的牲畜。

    从总的情况看,由于缺乏草场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两县寺庙的畜牧业的收入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从甘孜县1986年经营畜牧业的座寺庙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这8座寺庙的收入情况见下表：

    上述情况说明,两县寺庙经营畜牧业的现状不佳,今后的发展前景也不会远大。这一状况是各地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必然现象。各寺目前多少放养一点牧畜,主要用于僧人自食及寺庙佛事活动（点酥油灯）的需要,这对减轻群众的负担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3. 以经商为重点,带动运输业和其它第三产业发展。

    由于藏区地广人稀,生产资料和日用生活用品买难卖难的问题历来是农牧民生产生活中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这使商业的发展成为藏区经济发展的紧迫需要。经商不需要土地和草场,只需要人才和资金,这恰恰使寺庙能扬长避短。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的不少寺庙就有经商的传统。典型者如甘孜大金寺,解放前以经营英印货物为主,其商业网点遍布康定、玉树、昌都、拉萨、重庆、上海等地甚至远至国外；该县甘孜寺经商的路线也远至印度加尔各答。近年寺庙开放后,各寺多以经商为寺庙经济发展的重点,如甘孜,35座开放寺庙,有27座有发展程度不同的经商活动；德格57座开放寺庙、点、堂,有27座从事了小规模的经商活动。但由于各寺的地理条件、人才素质、经营业务、信息来源等差别很大,寺庙经商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少寺庙盈利不多甚至亏本。如德格,1985年从事经商的14座寺庙,当年1至7月盈利仅58,000元；至1987年,全县只有更沙寺一个寺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经营副食品和日用百货,其余多数寺庙仍处于发展停滞甚至中断的状态。下页表中反映的是甘孜县各寺开放后至年底的几年中从事经商活动的收入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各寺经商发展的差异。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素以经商活动闻名于川、藏、青、甘、滇数省区的甘孜大金寺。大金寺现有喇嘛、扎巴418人,驻寺僧人83人,专事经商者11人。1983年起,该寺开始开展以寺养寺活动,通过各方筹集资金2,200余元,办起了第一所百货经销店,几年来,经商活动不断发展,目前,在寺本部和甘孜县城、康定县城及西藏昌都设有4个商店,经营副食品和日用百货。4个商店中,以甘孜县城的最大,由4个扎巴经营,有流动资金35,000元；其次,是大金寺店,由3个扎巴管理,有流动资金15,000元；昌都店和康定店各有2个扎巴管理,各有流动资金12,000元和8,000元。该寺注意培养年富力强,有一定经商知识和处世经验的扎巴,所有经商人员的年龄均在30至50岁之间。他们自带口粮,工资按商店盈利的10%分配,年工资高者可达700至800元,低者200至300元,商店并供给茶叶、食盐,寺里补助少量酥油。另外,按照服务态度的好坏和与同事是否团结,单独发放奖金。每年年初、半年、年底开三次会、总结工作,评选先进,每年评5、6人,每人发奖金80元。因为经商,这11人基本未参加宗教活动。

    据了解,大金寺经商是比较守法的。该寺自定了“3个不准”：1. 不准经营文物；2. 不准经营金、银；
3. 不准经营枪支弹药。基本上是做到的。商店服务态度好,营业时间长,国营百货公司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大金寺各店是随时服务,群众半夜敲门也可买到东西。同时他们严格执行政府的物价政策,不坑骗群众,所以在群众中有一定信誉,在与国营、集体所有制的商业的竞争中,能够处于不败之地。近几年,该寺商业收入每年可达33,000元,上缴国家税收7,000至8,000元。由于经商积累了资金,该寺的其他活动也比较活跃。寺庙根据甘孜地处川藏线要冲,过往车辆、行人频繁的特点,积极兴办了服务业和运输业。

    主要项目有：

    1. 澡堂。设在甘孜县城内,由3个扎巴管理,口粮自带,一般情况下每月可收入400多元（每人淋浴一次收费6角）,顾客较少时每月也有200多元。每个职工每月平均收入40元。另外,在澡堂外设一代销店,经销啤酒、糖果等副食,职工可分盈利3%的报酬。

    2. 缝纫店。1987年有5台缝纫机,5个扎巴裁缝,主要缝制藏装、僧衣、唐卡,并帮助本寺代销副食.每月收入600至700元。扎巴自带口粮,寺庙发给燃料、茶叶、盐巴,并负担电费、自来水费,另外还补助一些粮食、酥油,发给奖金。每个扎巴每月工资有50元,加上各项补贴,收入在100元左右。

    3. 藏医院。目前有医师2人（分别为扎巴、喇嘛）,负责司药、记账、后勤的扎巴3人。药品从国营医药公司购一部分,另外上山采集原料自制一些。群众看病,交钱、粮、药均可。每月接待病人80人左右,主要来自本县5个乡,也有少数来自甘孜州白玉等县甚至青海等地。藏医院每月收入有500元左右,职工每人每月工资50元,每年春、夏、秋季各上山采药一次,时间一周,采药期间寺庙另发酥油、大米、挂面等。

    4. 运输业。有汽车4辆（解放牌货车2辆,都江牌货车1辆,工具车1辆）,1986年选派了3个扎巴到甘孜县农牧局学习驾驶,每人自带口粮,寺庙每月补助50元,经有关部门考试获得驾驶执照,1987年起开始驾车外出运木料、石头、副食品、粮食、药材等。每人每月工资80元,运输所获利润的10%作为奖金。另外,以每月工资200元,出车另有补助的条件雇请驾驶员一名。除了驾驶员工资、汽车维修费、油费和养路费,1986年4辆汽车共收入6,000多元。

    5. 水电提灌。1984年起,该寺承包甘孜县仁科乡打火沟水电站,签订了合同,在有关部门技术人员指导下,水电站运转正常。至1985年底,除去各项开支外,净得4,000元。1987年年底,寺庙花44,000元购进直径50厘米的不锈钢水管等设备,可以从当地格沙村抽地下水,灌溉仁科、卡公、格沙、勘西4个村,受益近500户,1200多亩地,并可解决寺庙用水的问题。

    随着各业的发展,大金寺经济活动的门路越来越多。1987年,该寺花85,000元在甘孜县城买下康定军分区的一楼一底房屋一幢,拟开办旅馆餐厅。还投资近80,000元在县城办一停车场和汽车修配厂,为过往日益增多的各类车辆服务。

    甘孜县绒坝岔区分属藏传佛教格鲁、萨迎、宁玛、噶举诸派的白格、格桑等个小寺,看见大金寺经商、搞第三产业有了门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想搞一些以寺养寺的经济活动,但上述各寺一无资金,二无经验。大金寺就牵头,于1985年4月,联合9寺筹集资金12,400元,在绒坝岔区公所租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屋,办起了一个经营日用百货、副食的“联合经营经销部”,当年底即盈利3,425元。1986年全年盈利9,200元.

    但是,从两县寺庙总的情况看,寺庙经商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较为缓慢的,多数寺庙限于地理条件,人力财力等原因,还没有起步或刚刚起步,象大金寺这样寺庙经济发展较快的寺,在整个甘孜州也是独一无二的。

 

    目前,对寺庙开展各种经济活动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在社会上和宗教界内部都有人持否定态度。在社会上有人认为,寺庙毕竟是宗教活动的场所,要从事经济活动,最多搞一点种花种菜、植树造林之类,不应使寺庙成为积极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经济实体。在宗教界内部则有人认为,僧人以过多精力、时间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势必影响正常的宗教生活。显然,这两种意见都失之偏颇。前一种意见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寺庙重新出现剥削,这一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担心剥削的出现,决不能以禁止寺庙从事经济活动为前提,那样,就成了“因噎废食”。相反,应该对寺庙经济的税收,分配、扩大再生产等各个环节加强管理。近几年由于多数寺庙刚恢复开放,有关方面在这方面的管理是相当宽松的,多抱一种扶持态度,一些寺庙也确有违章漏税、内部分配不合理等现象发生。要杜绝这类现象,主要应健全、完善各项制度,以保证寺庙在国家政策、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各种正当的经济活动。后一种意见是一种保守、陈旧的观念的反映,需要我们通过正面的宣传、教育和宗教界内的进步人士的说服,使持这种观点的人明白,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出家人是旧的宗教制度的畸型产物,僧人从事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和经济活动,是减轻群众负担,服务社会的大好事,也是新时期宗教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相协调的重要表现。

    对于现阶段藏传佛教寺庙经济的性质,笔者的看法是,这是一种以寺庙为单位进行活动的私营经济。它和民主改革前藏传佛教寺庙经济剥削的性质是迥然有别的。对社会而言,寺庙经济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藏区,寺庙经商,从事运输业等第三产业,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活跃了城乡市场,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对职业宗教人员而言,从事经济活动是以寺养寺,减轻社会、群众的负担的积极措施,对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生产、生活技能,都有重要的意义。对缺乏商品生产观念和知识的群众,寺庙经济活动对促进观念更新、传播商业活动知识,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寺庙经济搞活了,对国家、群众和寺庙自身,都是大有好处的至于寺庙经济现存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两方面。从寺庙经济的发展看,目前总的看来是速度缓慢,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多数寺庙经济活动的门路不多寺庙是藏族人才荟萃之地,但由于藏区商品经济的极不发达和藏传佛教寺庙培养人才的单一（寺庙培养的人才多长于佛学、历史、文学、医学、美术、历算等）懂商贾之道者极少,目前各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才颇感缺乏。当然,因为有一定文化知识,一些僧侣学习经商等传统商业,现代商业管理知识活动要比没有文化的藏族群众快,但也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多数寺庙尚处于起步学习的阶段。

    从寺庙经济的内部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营管理混乱,多数寺庙还不善于做生意。两县寺庙经济发展的现状说明,寺庙经济是否活跃与本寺有无经商的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历史上,两县多数寺庙无经商的传统,现在学做生意,盈利很少甚至赔本是很正常的。究其原因,主要是：①信息不灵,不了解市场的需要,更无法预测市场需要发展的趋势；②管理不善,购货、销售、财务等方面制度均不健全；③计划不明确,不能根据本地需要发挥本寺所长把生产搞活,而是循规蹈矩,跟在别人的后面跑；④资金短缺,有时明知某种项目可以盈利,因为无法筹措足够的资金而放弃。

    寺庙经济的发展使藏传佛教客观上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即：经济越发展,职业僧尼与社会的接触越广泛,商品经济的效益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协作观念等等,必然对佛教洁身自好,与世无争、重义轻利等观念以巨大的冲击经济活动的增多、对宗教活动的时间、形式、对象等也会有显著影响。这将使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的精神面貌逐渐发生变化,使藏传佛教的世俗化的倾向逐渐加强。这一点,目前在藏传佛教界内部已引起注意并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应当使所有关心这一问题的各方面人士了解,宗教活动的内容、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变化,是一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不应大惊小怪。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相协调,宗教自身就必须有适应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的新形式。寺庙积极开展各种经济活动,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单靠布施、化缘甚至剥削群众为生的传统,僧尼逐步成为自食其力者,这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寺庙经济的发展只要遵循两条原则,就应给予扶持。这就是：1. 对外不搞宗教特权,以普通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商品经济活动,严格遵章守法,照章纳税；2. 对内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严禁任何直接的或变相的剥削。这两条,目前在两县（也是整个藏区）的寺庙经济活动中并未完全做到,而要使寺庙经济健康发展,这又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因为寺庙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使藏传佛教自身发生某些变化,明白了上述道理就会处之泰然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种社会观念必然受到那一时代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各种宗教也概莫能外。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条件对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将会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这是我们在预测藏传佛教未来变化的态势时应当有所估计的。

 

                       （本文转载自：《中国藏学》2010-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