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人的国民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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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人的国民性格

发布时间: 2010/5/18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朴钟锦

关键词：韩国宗教

朴钟锦

韩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除佛教、基督教(指基督教新教,后同)、天主教、儒教、圆佛教、大倧教、天道教(原名东学)、统一教、萨满教等主要宗教外,还有大量的民族宗教、新兴宗教和其他宗教。据韩国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02年末韩国有各种宗教团体324个、寺刹及教堂等90740余所、宗教事务专职人员499200余人。【1】据韩国各宗教团体的资料统计,1999年韩国总人口为4686万人,而宗教信徒达76542839人,是总人口的1.63倍,表明有些公民同时信仰多种宗教。【2】

除了多元化之外,韩国宗教的特点还表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宗教能够和平共存。一般说来,不同的宗教拥有各自不同的信念体系,因此,不同的宗教之间极易产生各种矛盾和斗争,有的甚至导致长期的战争。这种情况至今还存在于南亚的克什米尔、斯里兰卡以及中东的黎巴嫩等国家和地区(据华盛顿防务情报研究所统计,目前世界上27场以民族和宗教为诱因的军事冲突中,多数发生在亚洲地区,其中重要的有印、巴在克什米尔的战争,斯里兰卡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与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的武装冲突,中亚和西亚一些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内部派别之间的斗争,等等)。【3】然而,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摩擦和矛盾虽然在韩国都曾经发生过甚至至今犹存,但均未发展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尽管摩擦和矛盾不断发生,但各宗教大体上仍能和平共存,特别是在现代韩国“, 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是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的团体”，“哪一种宗教也不能主导韩国文化”, 【4】谁也不居于主导地位,谁都无法左右所有人的宗教观和价值观。

韩国国土狭小,是个半岛小国,但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宗教云集于此? 为什么这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宗教能够和平共存?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韩国人的国民性格角度来探求,以期获得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对于我们在多元化的时代寻求多元共存的途径或许能有些参考价值。

“国民性格”是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也称“基本人格结构”。文化人类学家卡迪纳和林顿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类型,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人格形貌,那是他们享有共同的童年经验的结果。他们把文化分为两个部分:造成共同特征的初级制度和由基本人格类型造成的次级制度。环境导致了初级制度(包括生计方式、家庭形式和育儿方式) 的出现,初级制度造就了基本人格类型,基本人格类型又导致了次级制度(包括宗教、神话和民俗) 的产生。【5】也就是说,文化影响人格,反过来,文化又受到人格的制约。根据这一理论观点,韩国宗教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与韩国人的国民性格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一、宽容与调和的心态

韩国宗教之所以形成多元共存的格局,与韩国人所具有的宽容、调和的心态有关。韩国的宗教大多是外来宗教,如源自中国的儒教,诞生于印度后、经由中国传入韩国的佛教,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等等。这些外来宗教能在韩国生根、开花、结果,并在坚守各自信仰的同时保持和平相处的关系,不能不说是韩国人宽容、调和的心态为其提供了条件。试想,如果没有一种宽容、调和的开放心态,如何能接纳如此众多、各不相同的外来宗教? 又如何能保持异质宗教间的共存关系? 这种宽容与调和的心态是韩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而最能反映这种民族性格的是韩国土生土长的萨满教。正如韩国著名学者李圭泰所说,韩国人“对异质、异端的宽容,可以从主张所有神灵都是同格的多神教萨满教和喜欢给世间万物赋予其存在理由的多神教的思维方式中找到根源”。【6】

萨满教也叫巫教,是韩国最古老的土著宗教。在外来宗教传入韩国之前,古代韩国人的全部宗教活动就是萨满教的自然崇拜、祭天仪式、祖先崇拜、巫俗信仰等。他们相信世上万物都有灵魂,各类神灵都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统属关系,没有等级差别,也没有主宰一切的上帝,只要各类神灵各主其事、各行一方,宇宙秩序就能得到维持。由于萨满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系统,因此不像一神教那样具有排他性,相反,它对外来异质因素常抱以开放、吸收、包容、调和的态度,例如,高丽时代开经巫女的神堂里供奉的帝释和七星神就分别来自佛教和道教。【7】萨满教的这种开放性特点造就了韩国人的生活和形成于其中的韩国人的性格,反过来也可以说,韩国人的性格和生活需求创造、发展了韩国的巫教。

萨满教的多神信仰和善于赋予世界万物以存在理由的思维方式,给韩国人的行为带来的普遍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使韩国人容易接受各种外来信仰,对那些已经具备成熟、洗练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基督教等,能以一种虔诚的心态全盘接受,并将其奉为经典,追求纯粹与正统,保持其原汁与原味。韩国教授尹以钦称之为“纯粹正统主义的文化接受观”。【8】这种努力的结果便是,韩国的儒教保留了比儒教的发源地中国更加纯粹和本色的形态；其佛教也比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更加纯粹和本色,现在凌晨3点就敲响法鼓礼佛的佛教寺刹恐怕只有在韩国才能见到；韩国的基督教教会在凌晨4点就举行祈祷会,这在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二是兼收并蓄,统合、调和各种性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神明、教义等。这鲜明地反映在韩国新兴的民族宗教中。韩国许多新兴的民族宗教在其祭坛上不仅供奉有儒教、佛教、道教的神明,还供奉有基督教神明。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在韩国各新兴民族宗教的教义中也有反映。大部分民族宗教不仅吸收了儒、佛、道三教的教理,也吸收了基督教的教理,它们认为只有吸纳、援用所有宗教的真理,囊括、包容所有宗教的好思想、好理念和好的道德价值观等,才能获得理想的思想、理念和道德体系,才能更接近宇宙的真理。例如,1860年崔济愚创立的民族宗教“东学”(即现在的天道教),就是将儒、佛、仙三教折衷调和而成的。新兴宗教“统一教”的名字则取自统合所有宗教神灵之义。

宽容、调和与统合的特点也反映在韩国的儒教、佛教、基督教等传统的古典宗教中。例如,儒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传入韩国,它虽然在朝鲜初期曾以其正统性和绝对性对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采取过抑制和排斥的态度,在朝鲜后期又对天主教采取过“卫正斥邪论”的严厉排斥态度,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儒教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应当说主要还是宽容和调和的,否则不可能有“三教合一”的说法。三国时代和高丽时代儒教与佛教、道教和平共处,即使在“斥佛扬儒”的朝鲜时代,王公贵族对家庭女性成员信仰佛教、巫教等都默认不管,许多儒学文人还与佛教僧侣交流沟通,为佛教寺刹塔碑作祭文。至于道教,其修炼法更是儒学者关注的对象,在诗文中反映老庄思想的学者随处可见。韩国在被日本占领时和解放后,特别是在近代化的进程加速以后,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试图把儒教从宗教范畴中分离出去、纳入东方哲学范畴的努力和倾向,致使儒教丧失了体系化的宗教组织,从而丧失了宗教性,其排他性的宗教观也随之弱化。近来,韩国儒教受其他宗教快速发展的刺激,其宗教性日益觉醒,为了避免与以近代西方文明为背景、最具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基督教发生矛盾、冲突,儒教正努力创造与之和平共处的氛围,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接受和包容态度。韩国儒教人士真庵李丙宪说:“儒教是贯通宗教与哲学、科学的统合体系,它不仅包含了宗教的超自然性和神秘性,也包含了哲学、科学的合理性和经验性,正因为它具有统合一切学科领域的包容性特点,所以它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未来型宗教。”【9】

韩国的佛教对其他宗教的态度比儒教更加宽容。佛教主张修炼成佛、普度众生,认为世上云云众生无论其信仰何种宗教,都是普度的对象,所以,佛教本身就具有宽容与包容的特性。朝鲜著名的佛教思想家修静在前人提出的“儒、佛、仙三教统合”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对比了儒教、佛教、道教,指出三教在追求“道”方面具有共同特点,提出了“三教会通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通过与其他宗教信仰体系特别是与韩国民间信仰的亲和,实现了韩国化。韩国的佛教寺刹里供奉着萨满教的山神即是明证。佛教的包容性还表现在它对作为韩国民族宗教之一的圆佛教的态度上。圆佛教在教理上与佛教根本不同,但佛教却能接受圆佛教作为自己的宗团,这极好地说明了佛教的宽容态度。【10】佛教与基督教一直存在着矛盾与摩擦,对此,佛教不是采取排斥、敌对的态度,而是有意无意地以日益增长的基督教团体为榜样和竞争对手,在许多方面都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例如,加强对俗家弟子的重视,通过大学、印刷品和广播媒体等进行宣传、布教,普及佛教仪式及词语,就如同基督教普及圣歌一样。【11】总之,韩国佛教极好地反映了韩国人宽容与调和的心态,这正是多元宗教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

基督教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可谓是最具排他性的了。与韩国的儒教、佛教等宗教不同,基督教对政治、社会问题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而在与其他宗教建立“文化论的调和”关系方面,则表现出很大的不足。在韩国,基督教的规模和社会、政治影响力巨大,但是它至今仍未摆脱外来宗教的形象,距离韩国化还十分遥远。韩国盖洛普(Gallup)舆论调查研究所做的调查《韩国人的价值观(1990)》显示,在主张“真正的宗教只有一个”的人中,信佛教的占14%,信天主教的占23%,信基督教的占45%。【12】这说明基督教具有最强的排他性。

基督教的排他性主要表现在拒绝韩国人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上,这不仅是天主教最初传入韩国时受儒教严厉排斥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后来直到今日基督教受韩国人指责、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随着天主教实行简化礼仪、韩国语弥撒、教会韩国化等措施,天主教与儒教的矛盾不仅得以化解,而且两者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共同探讨彼此共性的地步了。而基督教与其他宗教至今仍存在摩擦、矛盾,这是影响韩国多宗教社会和平共处秩序的隐患,但基督教的一些团体已经开始准许教徒祭祀父母和先人,只是将“祭祀”用语改成了“礼拜”用语。可见,在开放与包容的大环境下,基督教也渐渐形成了开放、宽容的文化观。

总之,在韩国的多宗教社会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虽然各宗教间时有摩擦,但它们彼此间的态度普遍表现出开放、宽容与调和的特点。

正是由于韩国人宽容与调和的心态,形成了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同时,为各宗教之间求同存异、和平共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非先验的现世主义思维特点

如前所述,韩国人具有宽容与调和的特性,而这种宽容与调和是以非先验的现世主义思维方式为基础的。所谓非先验的现世主义思维方式,根据韩国教授尹以钦的界定,是指不以先验的信念体系为依据进行演绎性的解释,而是以现实生活中获得的集体经验、知识为依据进行归纳性的判断的思维方式。【13】韩国人以这种非先验的现世主义思维方式,接受外来宗教思想,传承固有文化,调和各种宗教思想,从而“打造”出一个多元宗教和平共存的社会。

韩国人非先验的现世主义思维方式有两大特点:

其一,非先验性。由于历史上受到自然条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的限制,在韩国固有文化里,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完备的宗教思想体系。韩国最古老的宗教是萨满教,而萨满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民俗。它既没有宗教组织和特定的创始人,又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礼仪,更没有寺庙和成文的经典,它不具备先验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且它相信万物有灵论,主张各神灵平等共存。受此影响,在韩国人的固有思维模式中,没有既定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没有惟一的、排他的、惟我独尊的神明统制,因而不习惯以某种先验的、固定的、一元的思想体系来约束自己的思维与行为,而是喜欢在现实的世界里根据生活赋予的经验和智慧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高丽忠烈王11年(1285年)一然所著《三国遗事》中记载的《处容的故事》略见一斑。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49代宪康大王，“自京师至于海内”,下令为东海龙王建造佛寺,东海龙王甚喜，“乃率七子现于驾前,赞德献舞奏乐。其一子随驾入京,辅佐王政,名曰处容。王以美女妻之,欲留其意,又赐级干职。其妻甚美,疫神钦慕之,变为人,夜至其家,窃与之宿。处容自外至其家,见寝有二人,乃唱歌作舞而退。歌曰:‘东京明期月良/ 夜入伊游行如可/ 入良沙寝矣见昆/ 脚乌伊四是良罗/ 二兮隐吾下叱古/ 二兮隐谁支下焉古/ 本矣吾下是如马于隐/ 夺叱良乙何如为理古’, 【14】时神现形,跪于前曰:吾羡公之妻,今犯之矣。公不见怒,感而美之。誓今已后,见画公之形容,不入其门矣。因此,国人门帖处容之形,以辟邪进庆……”

处容看见妻子与他人同寝,既没有采取极端过激的行为,也没有用儒教、佛教、道教等先验的教义理论来谴责他们的不伦行为,而是用“唱歌作舞”这样的“调和”方法,以一种人格的力量,即调和情感与理性的一种自我控制的力量,化解了可能非常激烈的矛盾。这种思维特点在韩国民谣《阿里郎》、童谣《蟾蜍》、百济歌谣《井邑词》、高丽歌谣《噶西里》、现代韩国著名民谣体诗人金素月的《金达莱》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一点“三纲五常”的儒教道德主义色彩,也看不到佛教因果论的思想痕迹,更看不到强调自我个性的现代西方经验论的影响,它们反映的只是一个自然人的朴素的爱与离别,一个自然人对现实生活的经验与感受。换句话说,韩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不是用特定的先验的思想如儒教或佛教的教义来进行演绎式的分析与判断,而是根据生活经验来判断和解决问题。这种非先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十分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因为没有思想禁锢,没有来自传统文化的坚决抵制,各种外来文化很容易在韩国长驱直入并找到一席之地。众所周知,印度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深邃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因为拥有博大、精深的先验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体系,面对西方外来文化的挑战,印度人保持了一种文化优越感,沉溺于自己的宗教生活而拒绝、排斥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印度人相比,没有先验思想因而也不受其束缚的韩国人就像一部雷达,时刻追踪和关注世界的动向,随时把各种文化要素拿来为自己所用,就是在这种非先验的思维模式下,韩国接受了儒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许多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宗教。

韩国文化的传统是多神信仰,在韩国人的心中没有排他性的绝对神,因此,韩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倾向于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即认为不同的宗教都各有其不同的价值,就像不同的神灵各有其作用一样,不认为哪种宗教具有绝对的价值或哪种宗教必须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一种宗教对于韩国人来说永远都是相对的,因此,在韩国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种因信仰问题而引起的对异教徒的迫害(在李氏朝鲜时期儒教对天主教的迫害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 ,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宗教战争,今天也不存在诸如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地区那样的宗教冲突。相反,在韩国,没有谁会强迫谁一定要信什么教或不信什么教,大多数人都抱着“无论信什么教都行,只要你认为好就行”的态度,甚至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种宗教,而且不会在内心和行为方式上引起矛盾和混乱。韩国人在家庭、社会伦理道德方面可能是非常儒教化的,但在遇到挫折、面临不幸时,又是非常佛教化的,常用“因果报应”、“前世因缘”等佛教概念来解释并安慰自己。但是,没有一种宗教能一统天下,即使是历史悠久的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它们都按照韩国人固有的逻辑,各守其义,各归其位,平等共存。

其二,现实性与实用主义特点。韩国人是非常注重实际的民族,这可能与其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几经磨难的历史有关。韩国山川秀美,但山多耕地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敌入侵,为了生存,在与自然条件、饥饿和危险作斗争的过程中,韩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实际的民族性格,生活的重心在现世,如何解决温饱问题、如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使社会趋于和谐是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死后的宗教超越问题则不大关心。他们向神明祈祷通常是为了解决诸如配偶、求子、疾病等现实问题,他们倾向把宗教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补充手段,因此,韩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比较实用主义。例如,儒教传入韩国后深受韩国人欢迎,并很快成为韩国文化的传统,这与中、韩两民族有着类似的文化心理有关。儒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伦理道德体系,它教导人们如何适应现世而不是超越现世,这正好符合韩国人现世主义的文化心理。韩国民族宗教东学党于1860 年创立,1894 年便能率领众多信徒开展甲午东学革命运动,主要是因为其提出的打倒贪官污吏、改善贱民处境、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正好符合不堪忍受剥削的穷苦百姓求得拯救的现实愿望。同样,基督教传入韩国以后能很快赢得民众的信赖,成为韩国第二大宗教,也是因为它在日本占领韩国时期以及韩国解放后积极倡导、参与护国救民、争取民主、维护公民权益等社会运动,迎合了韩国人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机、振兴民族大业的现实需求。反过来说,韩国人信仰宗教更多的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这在当代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当中许多人信仰宗教是为了交朋友而非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还有很多人是为了满足对团体的强烈归属需要而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拥有宗教信仰就如同参加同乡会、校友会等各种名目繁多的聚会一样。

总之,因为没有特定的先验思想的束缚,没有来自文化传统的排斥,没有世上独一无二的绝对神明的统制,韩国人必然对外来宗教文化采取开放、包容的相对主义态度。在这种非先验的现世主义思维的指导下,各种宗教纷纷传入韩国,但无论哪种宗教在传入韩国以后都没能获得一统天下的地位,都没能统一所有韩国人的心灵,相反,它们保持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和功能,在与其他宗教平等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和平共存的互补关系。

三、超越宗教意识的民族认同意识

由于韩国人具有宽容、调和的文化心态和非先验的现世主义思维特点,外来文化得以在韩国传播、发展。宗教对于许多韩国人来说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但绝不是可以取代一切的绝对的宗教,任何一种宗教对于讲究实际的韩国人来说永远都是相对的,因此,不同的宗教为了生存与发展,只能在平等竞争的过程中求同存异,从而形成了和平共存的互补关系。

这里的“异”当然是指各种宗教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宗教仪式、不同的教义思想等,那么这里的“同”是什么呢? 韩国人“求同”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真理论”方面,韩国人具有求同的心理。比如前面已提到过,韩国的佛教思想家们提出了“儒、佛、仙三教统合”、“三教会通论”。根据1998 年韩国舆论调查所做的《韩国人的宗教与宗教意识(1998)》问卷调查,全体韩国国民中有80%的人认为“许多宗教的教义乍一听似乎不相同,但其实它们所说的道理都是相同或相似的”。【15】二是追求宗教以外的“同”。这个“同”是指民族认同意识。民族认同意识也叫民族意识,是指“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是“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16】这种民族认同意识是每一个韩国人都拥有的,不管他信仰什么宗教,属于哪个宗教团体,这种民族认同意识都不可取代,因为信仰不同宗教的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使用同一种语言和文字,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完整实体,因此对共同归属的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必然具有强烈的关切和维护之责任感。这种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意识在多宗教的社会中发挥着凝聚和协调作用,把分属于不同宗教的人结合成一体,是惟一能超越宗教藩篱统一所有韩国人心灵的东西,是不同宗教之间稳定、和谐关系的根本保障。

如前所述,韩国各种宗教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价值体系彼此相异,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立、矛盾、排斥和竞争的关系,这极易导致宗教冲突甚至战争。但是,韩国宗教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基本上都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特别是在国难当头、面临民族危机的时候,各宗教团体都会暂时把宗教矛盾搁在一边,为了民族的利益,跨越宗教的藩篱,共同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爱国民族运动。例如,抗日民族独立运动“三一运动”、为建立“独立纪念馆”进行的募捐运动、解放后为反对民族分裂进行的种种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环境保护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经济复苏运动、爱用国产品运动、为老弱病残困者开展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等,都是在民族意识的召唤下开展的跨宗教爱国运动。近年来,韩国政府亦把增强民族意识作为加强宗教管理、协调宗教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对有利于“国家社会之发展、国民之和合、统一基础之造成”等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宗教活动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给予援助,通过教育、科技、旅游、大众媒介等途径巩固和深化了国家对民族文化的整合以及公民的民族文化认同。另外,政府还组织了各宗教团体共同参加的“纪念‘三一’节全民族手拉手运动”、“宗教文化遗址对话巡礼”、“大韩民国宗教艺术节”等各种跨宗教运动。【17】这些跨宗教的爱国运动对韩国各种宗教的和平相处、团结合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总之,韩国的宗教多元共存既与韩国人固有的宽容、调和的心态有关,也与韩国人非先验的现世主义思维特点有关,而民族认同意识在各宗教和平共存的关系中起到了团结、协调和凝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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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韩国文化观光部:《2002年文化政策白皮书》,2003年,第287页。

【2】参见黄心川主编:《当代亚太地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3】同上,第26页。

【4】〔韩〕尹以钦:《对宗教多元主义的经验认识》,载《世界宗教资料》,1994年第3期。

【5】参见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3—174页。

【6】〔韩〕李圭泰:《韩国人的意识结构》(第2册) ,韩国新元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

【7】参见〔韩〕尹以钦《: 韩国人的宗教观》,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65页。

【8】同上,第158页。

【9】〔韩〕尹以钦:《韩国人的宗教观》,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