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刚

 

 

 

    学术界对尼日利亚宗教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一批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为了重建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歪曲了的非洲历史，担当起了阐释非洲传统宗教、改变人们对它不正确的看法和偏见的重任。六七十年代，学术界一方面对基督教在尼日利亚的传播与影响进行了研究，【1】另一方面，关于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传播、对尼日利亚北部国家构建的巨大贡献、19世纪的圣战及殖民统治时期迅速传播的情况，学者也有论著。【2】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宗教在尼日利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尼日利亚政治的影响。从宗教矛盾和冲突对国家民族建构的影响来看，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案例。

 

    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的历史要比基督教长一些。公元11世纪后半叶，伊斯兰教传播到涅姆-博尔努(Kanem-Borno)帝国，14～15世纪继而传播到了豪萨城邦(Hausa States)。起初，伊斯兰教只是宫廷和商界的宗教，通过穆斯林教师和商人和平地在尼日利亚北部传播。到17世纪，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北部许多城市已比较盛行。【3】18世纪后半叶，西非地区兴起了以纯洁伊斯兰教为主要内容的伊斯兰教圣战(jihad)，游牧民族富拉尼族在伊斯兰教圣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世纪初期，乌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利用伊斯兰教圣战创建了庞大的索科托(Sokoto)帝国，是当时西非地区最大的国家，伊斯兰教也已发展成为尼日利亚北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190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最终征服索科托帝国，阻断了这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但其随后实行的“间接统治”政策客观上为传播伊斯兰教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2O世纪，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得到迅猛发展。【4】尼日利亚独立后，北区总理贝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北区的扎里亚和尼日尔省超过1O余万的尼日利亚民众皈依伊斯兰教。同时，中部地带众多少数民族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引起北部穆斯林城镇的不安，穆斯林同基督徒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1966年，尼日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包括贝洛在内的多名政界人士遇害，北区的伊斯兰化政策也戛然而止。总的说来，尼日利亚政府的政策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还是比较有利的，巴班吉达军政权时期(1985～1993年)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再次得到迅速传播。

    尼日利亚基督教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中期。15世纪8O年代，葡萄牙传教士在尼日利亚的贝宁(Benin)和瓦里(Warri)等地传播基督教，但直到18世纪，欧洲传教士在尼日利亚的传教努力仍然收效甚微。19世纪上半叶，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和欧洲传教运动的复兴，非洲又成为传教士的理想之地，但他们在尼日利亚还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到了19世纪后半叶，由于传教士们采取了种种新策略，如利用本土牧师、直接与伊斯兰教展开竞争、投人更多的人力和财力、通过促进农业和商业在当地培育新的基督徒阶层等，尼日利亚基督教的情况出现了转机，数以百万的尼日利亚人皈依了基督教。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巴达格里(Badagri)、阿贝奥库塔(Abeokuta)、拉各斯(Lagos)、伊巴丹、奥约(Oyo)、尼日尔河三角洲，以及尼日利亚东南部伊格博人聚居区。【5】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基督教在尼日利亚得到迅速传播。尼日利亚本土传教士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突出，最明显的是出现了许多由尼日利亚人控制的独立教会，其共同之处是，都反对殖民主义、质疑对西医的依赖、反对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所表现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此，尼日利亚的本土基督教有反抗殖民主义的一面。英国殖民统治末期，基督教已成为尼日利亚东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西部和中部也是一种重要的宗教。【6】

    概括说来，尼日利亚的宗教问题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利用宗教问题达到的政治目的；其中，后两个方面对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影响最大，对教义解释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在尼日利亚主要表现在北部穆斯林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7】由于本文主要论述的是不同族体间的民族(宗教)问题，因此同一族体内部的教派纷争此处将不展开论述。尼日利亚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矛盾问题，常常是引发严重暴力冲突的导火索，其结果就是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国内政局动荡，严重地制约了国家民族建构进程。由于尼日利亚国家形成的特殊性，宗教矛盾和冲突常常被夸大、操纵甚至被鼓动，这在尼日利亚几乎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宗教被用做实行动员的一种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宗教资源获取政治权力，而政府如果在国家宗教多样性问题上厚此薄彼，甚至利用一种宗教压制另一种宗教以维护其统治，就容易进一步加深宗教裂痕和矛盾，不利于培育促进民族国家一体化所需要的宽容、理解、平等，以及和平共处等精神。

    尼日利亚宗教暴力活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尼日利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1978年，扎里亚阿哈马杜·贝洛大学(Ahmadu Bello University)的穆斯林学生和基督徒学生发生冲突，致使6名学生身亡，军队出面才平息了事态。受此事件影响，70年代初开始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对话一度中断。80年代以后，尼日利亚宗教冲突的数量、强度、范围及对全国的影响都大为增多或增强，多数冲突都造成数百人死亡和大量财产损失。此外，操纵宗教问题，以及民族问题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比以前更为明显，特别是在争夺联邦一级权力的时候。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权的单一性，引起了人们对爆发宗教战争的担心。频繁爆发的宗教冲突对尼日利亚的统一和国家的世俗性都构成了极大威胁。80年代以后，尼日利亚穆斯林同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和角逐变得公开化、习以为常，成为尼日利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持久特征。

    由于自身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伊斯兰教自始就在尼日利亚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在许多穆斯林看来，尼日利亚的基督徒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文化、宗教和社会上联系密切，因此基督教是西方征服者和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而对尼日利亚的基督徒而言，他们最担心的是穆斯林在国家占统治地位，以及整个国家的伊斯兰化。穆斯林和基督徒这些针锋相对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

    尼日利亚独立之初，引发政局动荡的最主要因素是民族矛盾和冲突，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宗教矛盾的成分。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宗教冲突对国家民族建构的破坏性与民族冲突的破坏性已等量齐观，因为宗教常常被渴望权力的人当做通向权力和政权合法性的跳板。独立后不久，尼日利亚即陷人政变和动荡之中，并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内战。1966年爆发的战争是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陆最为血腥的内战之一。在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宗教矛盾比较突出的国家，这场内战在爆发后不久就被涂上了宗教色彩。在谋求独立的东区基督徒看来，这场战争就是北区大多数穆斯林同东区基督徒之间的一场战争，甚至当时的国家元首——来自中部地带甘加族基督徒的亚库布·戈翁将军也这样认为。【8】内战后，尼日利亚政权虽几经更迭，但穆斯林掌权的时间要比基督徒长。【9】在许多南方基督徒看来，北方穆斯林领导人有借助国家机器将全国“伊斯兰化” 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国家世俗化问题和伊斯兰教法庭问题日益凸显。

    在尼日利亚，穆斯林同基督徒就国家世俗性问题的辩论由来已久。虽然尼日利亚1979年宪法规定，尼日利亚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信奉政教合一的穆斯林认为，这是基督徒试图控制穆斯林的阴谋，几乎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一个延续。穆斯林还认为，政教分离会导致全社会道德颓废，只有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才能遏制道德沦丧。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反对基督徒的情绪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穆斯林领导人与什叶派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鼓动，其代表人物就是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最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已故的阿布巴卡尔-古米(Abubakar Mahmoud Gumi)和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伊卜拉希-扎卡扎基(Ibrahim al-Zakzaky)。古米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宣称：一旦你是穆斯林，你就不可能接受选择一位非穆斯林领导人；一旦非穆斯林被选为国家领导人，这个国家就应当分裂；国家应当将北方的伊斯兰教法庭扩展到尼日利亚南方各地；尼日利亚应当正式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每一位基督徒能够接受按照简单明了的伊斯兰教法实行的统治。【10】而对扎卡扎基而言，其主要目的就是反对宪法规定的尼日利亚是一个世俗国家的基本原则，推动尼日利亚建立伊斯兰教社会。上述言论不仅同尼日利亚宪法规定的国家存在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且不可避免地加深了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矛盾。

    区域性宗教冲突虽主要发生在尼日利亚北部和西南部州的一些城镇，但由于尼日利亚宗教与民族分布的高度相关性，最初在北方发生的宗教冲突也容易蔓延到尼日利亚南部地区。【11】此外，因这些冲突涉及的主要是基层穆斯林和基督徒，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对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同样是非常不利的，从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比全国性宗教问题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尼日利亚各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能够实现真正的理解与宽容而不是怀疑与仇恨的话，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恐怕不会太容易，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可能就不会太艰难。

 

    尼日利亚独立后，北方穆斯林长期掌握国家政权。广大穆斯林，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希望建立索科托帝国那样的伊斯兰国家。政府厚此薄彼的做法进一步助长了穆斯林的这种愿望，同时也加重了广大基督徒的担心。我们不妨从几位穆斯林当政者的做法及其后果来观察分析。富拉尼族穆斯林沙加里上台后，选择尼日利亚南部的一位基督徒亚历山大·埃克维沃埃姆(Alexander Ekweueme)当副总统【12】；同时，沙加里政府向穆斯林和基督徒各拨款1000万奈拉在首都阿布贾建立清真寺与大教堂；邀请教皇访问尼日利亚。【13】1982年2月，教皇访问了尼日利亚；同年4月，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也访问了尼日利亚。极力在两种宗教间搞平衡的沙加里在1983年大选中蝉联总统职位。但在北方穆斯林看来，沙加里并没有推进伊斯兰事业，反而偏袒基督徒；而基督徒则因沙加里试图设立伊斯兰事务部对他颇有微词，认为政府偏袒穆斯林。在基督徒的压力下，沙加里只好放弃设立伊斯兰事务部的想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尼日利亚宗教矛盾迅速激化，卡诺州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丧生者数以千计。穆斯林军官布哈里借机推翻沙加里政权上台执政。布哈里执政期问(1984年1月至1985年8月)，军政权接管了几所按照基督教命名的学校，并对基督徒要求建立教堂的申请迟迟不予答复；与此同时，大量清真寺却得以建立。【14】为了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外汇储备，布哈里军政权不得不大量削减了对穆斯林朝圣的资助，这招致了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布哈里反对朝圣。不久，布哈里又开始实行沙加里政府曾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废除复活节后星期一作为公共假期。在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下，这一政策也被废止。布哈里执政时期，既没有推行他所许诺的各项改革，也没能满足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一些诉求，政府不久就陷入危机。结果，另一位穆斯林巴班吉达将军取而代之。

 

    在巴班吉达执政期问，尼日利亚设立了一个名为“沙里亚委员会” 的机构，它事实上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就伊斯兰教法问题争论的一个论坛。巴班吉达还设立了“长者委员会” (Elders Committee)，试图解决关于伊斯兰教法纷争的问题，但成效甚微。在巴班吉达执政时期，还有一件事引起了不小震动。1970年以来，尼日利亚就是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OIC)的观察员。【15】

 

    1985年12月，伊斯兰教会议组织照例邀请尼日利亚参加将于1986年1月在摩洛哥召开的会议。尼日利亚外交部照例要求其驻摩洛哥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但是，在外交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巴班吉达成立了一个由几位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组成的小团体赴摩洛哥北部城市非斯出席会议。【16】他们的目的不是以观察员身份与会，而是要求伊斯兰会议组织接纳尼日利亚为正式会员国。该组织自然喜出望外，甚至省略了所有手续，立即给予尼日利亚完全会员国资格。【17】 这件事进行得十分隐蔽，就连尼日利亚总参谋长事先也毫不知情。【18】秘密入会的事件在尼日利亚政府官员中引起了混乱，巴班吉达军政权二号人物埃比·乌基维(Ebie Ukiwe)公开宣布自己对此事不知情，几周后他就被解职。尼日利亚基督徒认为，乌基维被解职与他发表的声明有直接关系。【19】他们谴责政府无权让尼日利亚加入任何宗教组织。穆斯林则认为，巴班吉达政府的这一秘密行动是在向基督徒让步太多之后终于回到了穆斯林事业上来的一次行动；穆斯林还看到了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带来的经济利益。巴班吉达也意识到这一突然举动给两派带来的震动，便于1986年2月设立由基督徒和穆斯林各12人组成的研究小组，专门研究该事件的深层影响，以及进一步探询政府该如何更好地处理宗教事务。但该组织建立伊始就按照宗教界限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20】此后，由于国内压力不断增加，巴班吉达政府又于1987年1月设立宗教事务咨询理事会，专门探讨不同宗教问理解和对话的方式。阿巴查执政时期，尼日利亚又加入了发展中八国集团，在基督徒之问又引发了对国家世俗性的担忧。【21】可见，在国家民族建构过程中，拥有各种资源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政府应当倡导各种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和平共处、宗教宽容和理解，而不是为了自己所属宗教的利益有意支持一种宗教，人为制造宗教矛盾和冲突，更不应当将宗教问题政治化，利用宗教问题达到政治目的。

 

   
    自1999年北方12个州开始实施伊斯兰教法以来，尼13利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之问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并多次发生大规模宗教冲突。尼13利亚宗教、民族在地域分布上高度关联的这一特点，使任何一起宗教冲突都有可能从北部穆斯林聚居区迅速蔓延到南部基督徒占主导的地区，反之亦然。此外，在尼日利亚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愈演愈烈。尼日利亚为数不多的几次总统选举中，最初的投票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民族-宗教的分野，即穆斯林、基督徒大体支持属于自己宗教信仰的候选人。当然，这种按照宗教信仰投票的模式逐渐在淡化。但在2006年尼日利亚人口普查前夕，围绕调查表要不要标明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这一问题，尼日利亚社会各界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2】尼日利亚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充分表明了民族、宗教问题在尼日利亚的重要性、敏感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如果处理稍有不当，它们对国家的稳定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23】

 

    虽然尼日利亚政府在宗教和解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但宗教矛盾，尤其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问的矛盾与冲突远未结束，任何比较敏感的事件如果处理稍有不当，都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因此，宗教问题对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的不利影响将是长期的。当然，尼日利亚穆斯林和基督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与民间宗教团体在预防宗教冲突、倡导宗教理解、宽容与和谐、构建和谐宗教关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应该警惕的是，尼日利亚国内外宗教极端势力对尼日利亚宗教问题的发生和激化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问的矛盾与冲突让这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在统一民族建构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关于国家世俗性的辩论和伊斯兰教法庭的纷争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停息。没有和谐的宗教关系，就不会有和谐的民族关系，也就不会有统一的国族意识和文化。在化解宗教矛盾的过程中，掌握各种资源的国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国家领导人应从整个国家和民族(虽然这个民族尚未完全形成)的利益为重，而不应当扶植一种宗教，压制另一种宗教，利用宗教问题谋求政治利益。宗教问题在尼日利亚政治化的局面不会在短时期内改变，但影响程度在逐步减轻。在关注宗教问题时，应特别关注宗教极端势力的动向，因为许多起突发宗教事件都是因他们推波助澜才酿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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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See J．F．Ade Ajayi，Christian Mission in Nigeria，1841-1891，London：Longman，1965；E．A．Ayandele，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1842-1914，London：Longman，1966；F. K. Ekechi，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Rivalry in Igboland，1857-1914，London：Frank Cass，1971：J．D．Y．Peel，Aladura：A Religious Movement Among the Yorub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2】See J．N．Paden，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al Kan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M．Last，The Sokoto Caliphate，London：Longman，1967；R A．Adeleye，Power and Diplomacy in Northern Nigeria，1804-1906，London：Longman，1971；G．O．Gbadamosi，The Growth of Islam Among the Yoruba，1841-1908，London：Longman，1978．

【3】See Toyin Falola，Violence in Nigeria，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1998，PP．24-25．

【4】Ibid．，P.32

【5】Ibid．

【6】Ibid．，P.33．

【7】See Toyin Falola，“Islam against Islam ”in his Violence in Nigeria，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1998，PP．227-246；william F．S. Miles，“Religious Pluralisms in Northern Nigeria”，in Nehemia Levtzion ＆ Randall L. Pouwels，eds．，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0，PP.209-224．

【8】See Jude C．Aguwa，“Religious Conflict in Nigeria：Impact on Nation Building”，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2，1997，PP.335-351．

【9】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1960～1966年)的第一位总理巴勒瓦为豪萨族穆斯林；第二共和国(1979～1983年)通过选举上台的沙加里(Shehu Shagari)总统是讲豪萨语的富拉尼族穆斯林；1993年当选夭折了的第三共和国总统阿比奥拉是尼日利亚西南约鲁巴族穆斯林；尼日利亚8位军政权领导人中，有5位为穆斯林，分别为穆罕默德、布哈里、巴班吉达、阿巴查和阿布巴卡尔，其中后四位从1984～1999年连续统治尼日利亚。

【10】See Toyin Falola，op．cit，PP．117-129．

【11】据统计，尼日利亚发生宗教冲突的主要城镇包括北部的扎里亚、卡诺、卡杜纳、索科托、卡齐纳、包齐、迈杜古里(Maiduguri)、贡贝(Gomba)、乔斯和卡凡赞(Kafanehan)；西部的伊洛林(Ilorin)、伊巴丹(Ibadan)和拉各斯；东部的约拉(Yola)。

【12】See Harvey J．Sindima，Religious and Political Ethnics in Africa：A Moral Inquiry，Greenwood Press，1998，P．154．

【13】Ibid．

【14】See William F．S．Miles，“Religious Pluralisms in Northern Nigeria”，in Nehemia Levtzion＆Randall L．Pouwels，eds．，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0，P．218．

【15】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于1965年。1969年该组织首届伊斯兰国家国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尼日利亚应邀参加了会议，但只派遣了一个由阿布巴卡尔·古米率领的代表团。当时的戈翁政府告诉伊斯兰教会议组织，古米率领的代表团并不代表尼日利亚国家，而仅仅代表尼日利亚的穆斯林民众。尽管尼日利亚和其他地方许多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一直要求尼日利亚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但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尼日利亚政府一直拒绝加入，该问题也一直被排除在政府政策之外。

【16】该团体成员包括石油部长里尔瓦努·卢克曼(Rilwanu Lukman)、国家计划部常务秘书阿布巴卡尔·阿尔哈吉(Abubakar Alhaji)、央行行长阿 杜尔卡迪尔·阿赫迈德(Abdulkadir Ahmed)、伊斯兰教事务最高理事会秘书长易 拉欣·达苏基(Ibrahim Dasuki)，以及阿布巴卡尔·古米。Toyin Falola，0p．cit．，P．95．

【17】See ibid．，PP．94-95．

【18】See Salahudeen Yusuf，“Nigeria’s Membership in the OIC：Implications of the Print Media Coverage for Peace and National Unity”．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Vo1．19，No．2，1999，PP．235-247．

【19】See Toyin Falola，op．cit．，P．95．

【20】See William F．S．Miles，op．cit．，P．217．

【21】发展中八国集团，又称伊斯兰发展中八国集团，成立于1997年，总部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员国包括埃及、伊朗、尼日利亚、印度尼两亚、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伊斯兰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加强成员国在国际论坛中的磋商与合作，增进相互间在金融、旅游、能源、贸易、卫生和环境等领域的合作。

【22】See Chioma Anyagafu，“Old Worries，Fears，and Census 2006”，Vanguard，Lagos，March 4，2006．

【23】最终，尼日利亚2006年人口普查没有包括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的内容。

 

                              （本文转载自：《西亚非洲》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