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玉玲

 

　　

      不可否认,“资本”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明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为之制定方向的。资本不仅创造出物质文明,还创造出了人的交往方式与社会关系,全球化就是资本自身运行的外在结果表现。我们否认资本的积极作用显然是片面与不公正的,然而随着资本的疯狂扩张与各种变异,它与科学联姻、与宗教结盟、激发人性中的贪欲,制定出为它所适应的制度,并进而成为文化与人类灵魂的主宰,渗透到生活的一切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探讨了“物化”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与物化紧密相关的“资本”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说,物化只是资本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毋庸质疑,在现时代“资本”已经从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资本不仅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而且几乎一切都可以兑换成资本,“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西美尔语)资本的影响早就远远突破了经济领域的限制与一切禁忌并跃升为生活中的准则,甚至与宗教具有了同质性。这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阐释这一问题。

 

      一、世俗宗教的形成:资本与理性的联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释了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方式具有的两个根本特征,一是它所进行的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另一是它的全部目的服从于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来到世间”目的就是“增殖”,然而,虽然“增殖”是资本的使命,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

 

 　  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只有借助于劳动才能“自行增殖”,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他进一步明确说明,“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而且这种劳动是迫于谋生的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异化劳动,资本由于其自身的使命使然,它力图突破一切可能的界限加剧了异化劳动的程度,为此,马克思说:“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者的纯粹身体的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童工、延长工作时间、体罚等才会在资本主义早期出现,所以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才会表现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实际上,资本只是按照其本性运行,它的吸血鬼一样的本性不过是人的欲望的表现,欲望的扩张是资本累积的根本内驱力,而资本的累积又使人的欲望不断激发与增长。说到底,资本与欲望是同一件事情。

 

　　区别于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相分离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资本在累积过程中的不断壮大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已经从近代时期主要依靠劳动力、手工机械、畜力等获取剩余价值转而与理性联姻,运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新式资本,逐渐突破了单纯的经济范围、地区性限制,而成为渗透到现代社会所有领域的世界权力,并依照自己的意向,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历史和实践早已经证明,“全球化”就是资本扩张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结果。他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显然,在现代世界中,资本是一切的“普照光”,而且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转化为生产力,资本构成中的知识要素越来越重,劳动力要素却越来越轻。可以说,在本质上,现代史就是资本与科技理性合流创造的历史。

 

　　那么,资本为何衷情于科技理性呢?原因主要在于资本的本性与科技理性在特点与目标上的志同道合。我们说,资本的存在方式就是不断地增殖,而只有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根植于资本之本性的那种增殖过程才具有现实性和稳定性。在科技理性(或说实证理性)的思维方式中,自然、人等一切存有者,都是可计算的、可量化、可合理化与形式化的,其他的存在比如神学、古典形而上学等因其不可计算而遭到拒斥或被彻底同化。资本与科技理性的这种共同性,使它们彼此吸引并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具体说来,科技理性可以转化为资本增殖所需要汲取的无穷生产力,进而强化资本自身的统治并成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而资本积极扶助科技理性的发展并使其产业化、规模化,甚至运用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力量加强与扩大科技理性的作用与影响,其目的是更快捷有效地使自然界、人自身等一切有形与无形的东西都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实际上,科技理性虽然借助资本的扶助突飞猛进地发展,但它不过是资本实现自身统治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更多地侧重于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而没有直击其根本——资本。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彻底与深刻。

 

　　区别于资本主义初期原始资本积累时的血腥特征,与科技理性相结合的新型资本虽然更为强大,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是更为温情。首先,在劳动上表现为人们的自动顺应,这与马克思所谈到的迫于谋生压力而不得不强制进行的异化劳动有所不同；当然在这里劳动也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人们对于资本、对于商品的自愿追逐与臣服。其次,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型资本,在意识形态方面似乎淡化了政治上的冲突与阶级对抗(比如战争与剥削更多体现在不流血的经济领域,而不同于战场上硝烟弥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此称为“控制的新形式”,而不是以暴力为特征的“统治”。再者,资本与科技联姻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知识成为了经济的主要支柱。知识分子以“知识”人股,这种知识不仅单指科学知识,甚至也包括人文科学,因为在今天一切均“产业化”了,产、学、研一体化是人们追捧的时尚。作为一种最新的资本形式,知识阶层是资本利润的直接收益者,成为新型的资本家。这将导致人文精神失落的加剧,因为其独立存 在的空间已经丧失,它所发出的声音已经是没有根基的旷野呼告(舍斯托夫语)。显然,资本与科技理性形成的新型资本已经成为了一种“世俗宗教”,带着无坚不摧的力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资本的宗教性质

　

 　  随着新型资本权力的不断扩张和对人性的侵蚀,资本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或者更直接地说“金钱是世界的世俗之神”(汉斯·萨克斯语)。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宗教的诉求应是最神圣、最为慰藉人的心灵的情感,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万能存在,同时,这种形而上的诉求也是人之本性的要求。但是,在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里,资本占据了宗教的位置,成为了新的上帝。

 

　　实际上,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以“拜物教”说明了资本的宗教性质,他以递进的方式对三种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进行了论述,只不过尽管资本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都起源于商品拜物教,但资本拜物教却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真理和归宿。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或者其他的东西,都以越来越普遍和深入的方式转化为资本。对此,马克思把资本称为“普照光”,它的色彩与特点决定了一切存在的特点,他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光,它掩盖了一切其它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这个层面上,西美尔进一步很精辟地诠释了货币与宗教的相似之处,他说:“一方面货币在存在的诸序列中是一个跟其他因素平起平坐的要素,或者甚至在其中排名第一个,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支撑和渗透每个单独因素的连接力量,它超出各种因素之上。同样,宗教也是这样一种生活力量,宗教与其他的生活兴趣并驾齐驱,又时常同它们截然对立。宗教是一种这样的要素,它既构成生活的总体,另一方面它自身又表现着完整的存在的统一体和根基；宗教一方面是生活有机体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又与该有机体对立,因为宗教是在其颠峰状态的自满自足和内在性中表现生活有机体。”我们认为,资本的宗教性质主要体现为资本的可通约性或者说万能性、资本已经成为最高目的本身及其资本可以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这几方面。

 

　　首先,资本的宗教性质表现为货币的可通约性,甚至可以说金钱是万能的、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它把所有不可计算的价值化为可计算的量。毋庸置疑,货币是资本的前身与根基,在今天,货币反而成为了它所交换的事物的本质,至于事物本身的特点反而被忽略与遗忘了,事物之间的差别通常通过价格多少来表示。“在货币交换中,它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炯异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相互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也就是说,货币具有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这种特性决定了货币的万能。换言之,货币把不同性质与特点、及其相互矛盾的东西都变成可以交换的对象。货币可以使丑陋变为美好、恐怖变为和平,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等。在一定意义上,货币具有支配与决定一切的特权,因此,它被当作万能之物,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成为新的世俗之神。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货币的这个特点,他说:“金钱贬低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

 

　　其次,资本的宗教性质还表现为资本取代上帝从手段与工具上升为最高目的本身。从货币的产生与发展史上看,货币的产生显然是作为交换的中介而出现,也就是说,货币是人所使用的工具与手段,是人的需要使然,人可以使用也应该有力量改变或者废除它。但是,当货币以资本的形式出现时,货币不再是交换的中介物,货币的累积本身变成了最终目的,这时资本拜物教就形成了。与此同时,资本已经完全脱离人的控制,反而成为左右人的力量。这样,生产的目的就由“人”而转为“物”本身。由于资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货币几乎对所有事物具有的通约性,所以成为追求的目标,人们将货币作为自己存在的起点和终点,手段被提升到目的本身,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西美尔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分析了手段成为目的的原因,他认为随着现代物质文明日趋成熟,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完成一个目标需要愈来愈复杂的手段,这导致人们过分关注手段的应用而遗忘了要实现的目标。“这当然是手段剧增在感觉上带来的结果,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金钱。”那些在分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社会成员,同样也倾向于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人被物化为追求利润的机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以资本为中轴的社会中,“金钱”比“人”和“上帝”更可靠,人们怀疑人,但是相信金钱的全能,因为人不过是用来交换的商品,而金钱却能带来一切。换言之,曾经给人带来确定性与情感慰藉的是宗教,但是今天金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拥有越多资产安全感和荣誉感就越强烈,因此人们越要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总之,资本作为终极目的,引起了现代社会全方面的倒置,物质和精神、金钱与宗教、工具与目的等等,同时这种倒置的现象已经深化到人的存在与心灵当中,最终导致人的精神中最神秘与内在的领域彻底被资本占领。

 

      三、物化的人:资本与人性的同一

　

 　  资本宗教化导致“资本化人格”的全面形成,是资本与人性的彻底同一。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一种“无止境和无限制的欲望”,他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不仅是资本家,社会上每个阶层的成员都身处物化之中,成为商品与机器的奴隶而又不自知。随着资本化人格的普及及其对于资本崇拜感的加深,“资本”在人类精神与文化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也更加明显。

 

　　首先,资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货币是物化的现实载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物化的人”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今天的时代,物化已经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因此他们提出要进行心理机制批判。在对物化的根源探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集中在对于技术理性的剖析上,而忽略了对加深物化的现实载体——货币的分析。实际上,货币的出现是社会关系走向物化的原因,而资本的形成又是物化的社会关系直接的结果,两者互相促进,完成了对社会的统治。如果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对物化与技术理性的关系上展开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西美尔则在物化与货币的关系上进行了冷静的描述。他说:“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大小的不同。”也就是说,货币很客观地把所有的不可计算的与可计算的价值都转化为可量化的、无任何差别与特性的量,事物都处于同一个平面上,显然这里也包括人的尊严、价值等。一切都以“金钱价值”为评价标准,这样那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存在则被人们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予以遗忘或者抛弃。这样,人的世界完全被量化为可计算的物的世界,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失落。资本同化与吞噬了人性,形成资本化的人格。

 

　　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的平面化、量化与机械重复等特性就是其必然结果。文化中所代表的精神维度丧失,形成以“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与文化,即把消费和积累作为人生唯一至上的追求目标。文化深度的丧失必然导致其贫瘠化,而当文化无法震撼人的心灵时,只能刺激与震撼人的感官,于是享乐主义、消费文化盛行。表面看来,人更忙碌与更快乐了,但是实际上,人的生命感觉却日益萎缩。因为,思想使人高贵而伟大(帕斯卡尔语),形而上品质的消退带来了人的另一个层面——精神世界的丧失,这是无论多么丰富的物质生活也无法取代的。再者,资本成为世俗的宗教,根本无法像传统宗教那样带给人以神圣的宗教体验和虔诚的宗教情感。因为金钱本身终究不过是承载千差万别事物的工具,而且是最世俗与功利的工具,而它自身却空洞无物。同时,金钱又是最容易流动、最短暂、最变化的工具(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货币称做人尽可夫的娼妇),人把情感寄托在它那里,带来的必然是焦虑、不安、空虚、渴望永没有消除的感觉。这样,人们总是渴求占有再占有,永远得不到满足,人的欲望促使他成为金钱的奴隶,不停歇奔跑。因此,“现代人品尝到十足的现代情绪的恶果:满心期望占有某件东西得到满足,一瞬间马上又有了超出这件东西的欲望,生命的内核和意义总是从人们手中滑落”。

 

　　无论我们赞成还是反对,在当今社会,资本都势不可挡地向每一个角落推进。因为意识到其不可阻挡,所以,在西美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人文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论中浮现着一种形而上的悲情,究竟人类最终去向何方?依靠哲学家们在书斋中发出的呼唤显然过于苍白与悲凉。实际上,马克思早就非常明确地预知了资本的结局,即毁灭资本的必然将是资本自身。这是因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实际上,时间和实践都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最好的证明,资本本身作为实现资本的普遍性的历史力量,它最终不仅消解自身,而且也将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种种迹象表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目前或许是资本最好的归宿。

 

 

              （本文转载自：《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