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文化”这个字眼，时下里讲论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文学界、大众传媒和出版界了。当我听到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讲到“我们这些做文化的人……” 的时候，大有一种醍醐灌顶那样的清醒。

 

    原来文化是可以这样被做出来的。

 

    伴随着社会的演进，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做文化的人，比如做杂志、做媒体、做出版、做节目、做主持等等。很有创意的、市民百姓喜闻乐见、市场效益十分可观的“俗文化”，大多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一个“火”字，能够表达做文化的大有市场。

 

    纯文学、纯文化在遭受了现代社会商业经济的有力冲击之后，不得不更多的关心“文化”是如何做出来的，关心文学、文化的生产和营销。特别是自从1980年代中下期以来，文化似乎就成为了一个大箩筐，做文化就有点等同于“做箩筐”。一个大箩筐做好之后，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填，然后再加入一些味精佐料，贴上一些标签符号，文化就被做出来了。

 

    现代消费市场，很有魅力。

 

    经济建设之中，人们孜孜以求的是市场的建构。这样一种追求，打破了“天下国家”格局。进而在“两个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人们一方面要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则又要抵制市场魅力的无孔不入。天下观念已经被商业市场消解了，但是国家力量却依然处处在场，于是有国家和市场两相情愿所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时候，做文化就等同于做市场、甚至等同于做国家了。文化似乎又可以回到那种能够包打天下的时代了。

 

    难怪现在的人很忙太累。什么都要做，能不累嘛。可是，人们在形形色色的忙累之后，却能够在这种市场之中，把进入这种市场的所有东西，都视为一种消费对象，进而也可能把国家、文化也当作是一种现代人的消费手段。

 

    不过，很容易被忽视的是，现代市场也很有欺骗性。人们往往会以为，一谈市场，什么问题就能够水到渠成，自然解决。以为只要有了市场，什么都可以做出来。文化可以做，教育可以做，学术可以做……。那么，与这种现象紧密联系的，一个新问题就被逼了出来：这就是——宗教也可以做出来吗？文化市场可以做，宗教市场也能做出来吗？

 

    很明显的现象是，做宗教可不像做文化那样，容易做好。宗教里面有一个个人精神选择的过程，其间也许还有一个非理性的过程。对于中国人的信仰来说，一个宗教及其信仰的选择，往往是很多复杂元素的整合结果。特别是对那种喜欢独往独来的中国人的精神习惯而言，做宗教似乎比做文化还难以奏效。

 

    文化产品、文化消费这样的方法和字眼，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接纳。所以，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关系，似乎很容易建立起来，很容易建构一种供需关系之间的互动模式。没有人喜欢的，就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效益。比如易中天的品三国、艺术骨董的拍卖、超女的诞生、节假日的娱乐经济。它们已经在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者之间，实现了良好的互动。

 

    诚然，这不等于说，大众文化层面建构起来的文化市场，能够等同于精英文化层面的精神关怀。精英文化层面的产品提供及其精神消费，也许没有那样直接的供需关系，也许，精神产品的供方已经为消费者备有了许多上等品，却不一定适合众多文化需求者的口味，从而构成不了所谓的文化市场，只能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当代文化的雅俗之争，大多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所以，人们批评最多的，就是它们的消费形式，所谓市场化、商业化、庸俗化云云。

 

    “做宗教”也可以这样吗？

 

    似乎可以，却又不太可能。国家、文化，甚至天下，都是可以在中国人的习惯之中被予以消费的，但宗教后面那个关怀人的终极，却是不可以被消费的东西。它也许可以被实行象征性的交换，但一定不可能被消费，视为一种消费手段。

 

    这种象征交换，可以建构为一种市场结构，但不一定就等同于消费手段。交换之后，还有一种东西、一种惯习的存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权力、精神、信仰、宗教、组织……之间都有各种形式的交换，等价或不等价的交换。

 

    文化消费的形式比较简单。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意识形态的可能，最多是一个雅俗之争，或者在核心价值观念的层面，还保留着一个先进与落后之别。

 

    宗教也具有它的消费形式。然而，“做宗教”，要比做文化的过程复杂。做宗教不能祛魅，甚至是要在这个过程把宗教的消费再予神化。其间的吊诡，很不容易讲清楚。民间信仰和制度宗教的差别，大抵就是这样建构出来的。

 

    比较而言，做文化，其中有雅俗之争、先进落后之别；做宗教则有正邪之界分。一旦落入所谓的旁门左道，人们自然就无法受用、消费。在此语境里，我们不妨这样来考量这个问题：文化是如何生产的？宗教又是如何生产的？

 

    要把文化做得雅致，主要的努力，就是如何把文化做得好玩、生成刺激、抓住眼球、受人消费、能够效益……。可是，这些努力，放在做宗教的过程之中，好像就不能直接照搬套用。

 

    因为，宗教的惯习大不一样。中国人的信仰选择是，和尚不怪，香客不拜。做圣人、道德楷模，这是儒教的要求；做仙成道，是道教；做先知，得灵恩，是基督宗教；做觉悟，生净土，是佛教。这些宗教信仰，怎样才能做得出来呢？不具备这些条件、不具备这些克力斯玛，宗教市场是难以做得出来的。

 

    这可能就是宗教与文化间根本的差异。

 

    如果说，上帝作为全球化宗教托拉斯的总老板，他会如何来经营这样一个宗教公司？这是一种市场结构的问题，而非一个市场化的要求。它不等同于市场经济，并非要把宗教作为一种商品来经营。如果一定要把宗教作为商品来经营的话，这就是时下人们常常批评的宗教庸俗化和商品化的倾向了。

 

    它的基本问题是：圣灵如何在市场结构里来做工。以文化消费而去管制的文化市场和去管制的宗教市场，说明和要求的，仅仅是一个市场结构而已。于是，在做文化和做宗教的时候，就呈现了市场化、市场结构和市场论的层次区分。

 

    市场化，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经营文化产品和宗教服务，几乎要完全依据市场经济的供需要求来制作。没有市场的供需关系，就没有做文化和做宗教的可能。

 

    市场结构，则是依照市场运作的规则，自由配置和处理文化资源和神圣资源，让它们自行组合，自行调整。它可以作为一个概念工具，解读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而非等同于市场化。

 

    至于市场论，则是文化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对于这种种文化、宗教现象的把握和梳理，研究其中的规律和特征，研究它们在现代社会之中的地位和功能及其表达形式。

 

    为此，既不能迷念市场，亦不要误解市场。而那种表达数量、规模、空间大小、信徒多少的市场，不是做文化和做宗教的核心，当然也不是世俗化的基本问题。中国宗教的存在形式，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两分二元结构，而是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彼此镶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结构般的宗教空间如何建构，进而把神圣与世俗的你我关系予以有效的分离和梳理？在这样一种市场结构之中，人们如何实现宗教、信仰的自主表达，以及神圣资源的自由配置。

 

    二十多年以来，中国人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否也会“做”出一个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或宗教市场，让中国人可以尽情的消费文化、消费宗教？尚未可知也。

 

    现代文化具有消费形式，那么，现代宗教也应当具有它的消费形式。它在自己的终极关怀基础上，为现代社会所提供的宗教礼仪服务。

 

    然而，做文化、做宗教的问题，本质上面还是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如何反省自己做人的价值？这是在做人。因此，“做文化”也罢，“做宗教”也好，如何才能做人？

 

    人在市场之中，怎么做呢？！

 

    做文化的和做宗教的，大概会在这里遭遇到一起，汇总到了做人的层次上面。国家、文化、宗教……，都可以被消费了事。可是，人的意义本身，人的终极信仰，却不能也不可能以市场消费来了事。

 

    这就要求，做文化和做宗教的人，既要善于建构市场，同时还要敢于舍弃市场。正如国家不是万能的那样，市场当然也不是万能的。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复杂，难分难解，只能说明中国人天生就是这样的忙累。不亦乐乎！

 

    惟有在国家与市场之外，才有真正的做人的天下，直至一人头上一方天，头上三尺有神明。

 

    这个“天下”，超越了做文化和做宗教的差别，象征着宗教社会学孜孜以求的中国宗教的“社会性”、中国信仰得以表达的社会团体形式。

 

    它是中国世俗化语境中的市场结构，同时亦是文化中的文化、宗教中的信仰，更是社会中的社会。

 

 

            （本文转载自：“学术中国”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