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松

 

 

    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在八十年代成功的民主化转型为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奠定了更为牢固的基石。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得这个长期笼罩在迷雾之中的“隐士之国”以自由、民主和丰裕的新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之中。本是亚洲边缘化小国的韩国以其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包容主要体现在恪守传统文化的同时，兼容并蓄吸收世界各种宗教和文明，并将其纳入韩国文化之中；开放主要体现在韩国从亚洲走向世界，开展全方位外交，韩国外交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洲。正是在这种包容与开放的韩国精神的培育与激励之下，伊斯兰教在韩国重现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全新发展，并且现已初具规模。而韩国的足迹也涉足中东，中东成为韩国外交的重点地区。不仅如此，韩国的伊斯兰教发展对其中东外交也在一些具体领域产生了不同影响。

 

    虽然伊斯兰教在新罗王国时代便开始传入韩国，但历经时代变迁以及大国因素的影响，伊斯兰教的影响在朝鲜王国时期便消失殆尽。伊斯兰教在当今韩国即大韩民国的重新传入并成为民间信仰的一支是源于一次突发事件，即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随着朝鲜扩大战事并占领韩国90%以上的领土，联合国授权组成联合国军反击朝鲜，除了韩国军队之外，土耳其还派出了数量仅次于美国的部队——“土耳其旅”，土耳其军队中除了战斗人员之外，还包括在军中服役的宗教人士，祖倍尔考茨(Zubercoch)和阿卜杜·拉赫曼兄弟搭建了一个半圆拱形活动房屋作为清真寺，并在此对韩国民众宣讲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能够被韩国民众所接受，正如李熙秀所言：“伊斯兰文明通常尊重他人之权利和自由并且对他人持一种积极态度”，“我们相信伊斯兰教的原则和基本思想在许多领域和韩国的价值体系相吻合”。伊斯兰教的价值只是原因之一，战争的创伤是导致韩国民众在接触土耳其军队阿訇之后皈依伊斯兰教的直接原因。正因如此，“许多韩国人带着对伊斯兰教的强烈兴趣聚集在土耳其伊玛目的周围”。而韩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对伊斯兰教在韩国顺利传播的制度保障，尽管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就职之时手按《圣经》宣誓，且韩国基督教的发展迅速，现已成为韩国第二大宗教，但这并不影响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的正常发展。《大韩民国宪法》第20条规定：“所有国民均可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没有国教会被承认，且教会与国家应分离”。正是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二战结束前，在中国东北皈依伊斯兰教的韩国穆斯林归国后与朝鲜战争期间受土耳其伊玛目影响的新穆斯林构成了现代韩国的第一代穆斯林。1955年，韩国首个伊斯兰教组织“韩国伊斯兰教协会”(K/S)成立，马胡姆·穆罕默德·乌玛尔·金振奎当选为首任会长。韩国伊斯兰教团体开始进行国际宗教交往，许多韩国穆斯林访问伊斯兰国家，许多穆斯林赴马来西亚穆斯林学院学习，马来西亚政府亦捐助韩国穆斯林33000美元以帮助在1963年建立一座清真寺，但因通货膨胀之故而未能建成。随着韩国穆斯林发展壮大及其组织功能的完善，他们在六十年代成立的“财团法人韩国伊斯兰教”(K/F)的基础上于1967年成立了“韩国穆斯林中央会”(KMF)并向韩国政府注册备案并获法人资格。该会是一种联合会组织，主要由“韩国穆斯林信道会”和“韩国伊斯兰文化研究所”(KIIC)组成，其中，“韩国穆斯林信道会”包括青年会、学生会、女性会和长年会(老人会)等。“韩国穆斯林中央会”对于伊斯兰教在韩国的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如翻译了韩文版《古兰经》、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派遣留学生赴伊斯兰国家学习、通过救助穷人实施慈善事业以及出版宣传刊物《韩国伊斯兰教会报》等。《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将其译成韩文对于韩国穆斯林意义重大，这一工作持续多年，直至2005年在坐落于沙特的“世界穆斯林青年协会”(WAMY)的帮助之下完成最后lO章的翻译并正式出版，首批印制1000本并计划尽快印制另外4000本，这些韩文《古兰经》将首先分发给韩国穆斯林以及研究人员。《韩国伊斯兰教会报》在中断多年之后于2005年8月15日复刊，其目标在于“向全世界广而告之韩国穆斯林群体的活动”，“尽最大努力获得关于伊斯兰教权利的最直接认识”。2008年4月，“韩国穆斯林中央会”与伊斯兰会议组织在汉城联合举办了为期3天的“首届亚洲穆斯林国际会议”，该会议旨在改善非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的处境。“韩国穆斯林中央会”与“世界穆斯林青年协会”的联系尤为紧密，曾多年相互参加对方组织的活动，最近一次“韩国穆斯林中央会”主办、“世界穆斯林青年协会”赞助的“伊斯兰教特别讲演会”于2009年8月8日至9日在汉城中央圣院会议厅举行，主题涉及伊斯兰艺术、教义问答、圣妻故事等几个方面。

    在朴正熙总统的支持下，韩国最大的清真寺汉城“中央圣院”于1976年5月21日正式开放，中央圣院得到了沙特等伊斯兰国家的资助。此后数十年，韩国在京畿道、全罗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济州道建立了10座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即坡州圣院、富平圣院、安山圣院、安阳圣院、光州圣院、抱川伊斯兰中心、全州圣院、大丘乌斯曼圣院、釜山圣院和济州支会等。伴随着韩国穆斯林组织以及清真寺建立过程的是韩国穆斯林完成宗教“五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朝觐”功课，韩国穆斯林最早于1960年第一次赴伊斯兰圣地麦加完成朝觐，历史上人数最多的由130人组成的朝觐代表团于1978年完成朝觐。《阿拉伯新闻》1991年一篇报道就认为，伊斯兰教是韩国“发展最快的宗教”，韩国穆斯林领袖阿卜杜·拉希姆·沈和侯赛因·柳昌植利用朝觐的机会积极介绍韩国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两位领袖还在世界伊斯兰教舞台表现出韩国穆斯林的笃信与谦和，他们说：“我们很高兴受穆斯林世界联盟的邀请而出现在此。这里设施极佳，而且沙特政府在两圣城仆人法赫德国王的领导之下为真主的客人提供了至臻的服务”。2002年，韩国民政部批准成立由韩国穆斯林组织以及大学中东及伊斯兰问题研究学者联合组成的“韩国中东协会”(KOMEA)，旨在研究伊斯兰教与韩国文化以及促进与伊斯兰世界之交流。在建立多座清真寺并实现朝觐之后，韩国历史上第一座伊斯兰教经学院于2009年3月开学，既招收穆斯林也招收非穆斯林学生，其中的伊斯兰课程将用阿拉伯语教授，其余课程用英语教授，经学院内设有一座清真寺供穆斯林学生礼拜使用，因沙特驻韩国大使代表沙特政府向“韩国穆斯林中央会”捐赠建设资金50万美元之故，该经学院被命名为“苏尔坦·本·阿卜杜·阿齐兹王子经学院”，中央会秘书长金焕尹并且指出：“我们的目标之一便是不只向儿童而且也是整个公众传递关于伊斯兰教的正确且无偏见的信息。当然，此学院将充当此使命”。

    截至2002年，韩国约有本土穆斯林45000人，常住外籍穆斯林劳工10万余人。《韩国伊斯兰教会报》详细记录了2006年在韩国皈依伊斯兰教的80位人士的姓名、经名、性别、年龄和国籍，其中，男性37名，女性43名；韩国人71名，非韩国人9名，其中包括美国人3名，俄罗斯人、越南人、加拿大人、巴基斯坦人、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各1名。当年韩国新穆斯林中皈依年龄最大的为6l岁，最小的为12岁。截至2007年年底，韩国穆斯林人数仍为14万人左右。从1955年至今的50余年中，韩国伊斯兰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组织从民间自发团体向注册法人过渡，清真寺也经历了从临时清真寺向固定的多座清真寺发展，伊斯兰教育也实现了从派出留学生到建立本土经学院的历程，并在翻译出版韩文《古兰经》、完成朝觐功课以及召开国际伊斯兰会议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韩国的伊斯兰教发展首次排除了大国的主导而直接与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接触，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伊斯兰教在韩国仍然影响力十分有限，“总体来看，尽管有穆斯林传教士的努力，伊斯兰教在韩国不是那么有相关性。它被视为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现象，尽管韩国穆斯林人数总量远比韩国天主教徒人数总量大得多”。

 

    韩国因朝鲜战争的情谊与土耳其1957年的建交开启了其中东外交的大门，其间历经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韩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直至2002年与阿富汗的复交，目前韩国已与除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外的所有中东国家建交，并且于2005年在巴勒斯坦设立了办事处。韩国总统李明博2008年2月25日在其名为《我们可共同开启迈向先进化之路》的就职演说指出：“大韩民国的地图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将携此地图并将其扩大以至其能延伸到世界”。他还提及韩国外交的3个任务：1　“为确保我们经济引擎的运转平稳，我们将努力获取安全且稳定的资源和能源供应”；2　“我们的外交将为促进和保护普世价值作出贡献”，“韩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及加大政府发展援助(ODA)”；3　“通过强调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我们将努力促使韩国与国际社会更开放和更容易地交流”。李明博实际上总结了韩国外交的几大领域，即能源为主的经济外交、国际贡献外交及文化外交，而韩国数十年来在中东的利益、合作与交流的发展在此3个方面均有着良好的体现，中东自然也在李明博所言的“世界”之中。

    首先，韩国对中东的经济外交。韩国的中东经济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能源外交”与“建设外交”。“能源外交”主要源于韩国对于中东油气资源的需求。韩国是一个新兴工业国家，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石油的需求日益明显，而韩国自身并不出产石油，因而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地区成为了韩国的首选，石油成为韩国因明显经济和安全利益而改善对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韩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在石油资源的需求上更是不可忽视。韩国对中东石油的获得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在中东国家开采石油，另一种是直接进口。韩国于1979年成立了“韩国石油公社”(KNOC)，该公社迄今已在中东地区的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签署协议投资开采石油，2007年在利比亚的产量是12万5千桶/日，而伊拉克和也门的油井数目和产量将会更大。在中东等地区投资石油产业也促进了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2008年上半年韩国石油产品出口额居出口产品的首位达183.48亿美元，“炼油行业从以内需为主的产业脱胎换骨成为最大的出口产业”。韩国虽然致力于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但中东的地位难以超越，因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等因素，2006年上半年中东取代日本而成为韩国第一大进口对象，进口额为307.6亿美元。2006年5月，卢武铉总统访问亚洲三国，其中就包括韩国第二大原油进口国的阿联酋。2007年3月，卢武铉总统访问海湾产油国沙特、科威特和卡塔尔以重点开展“资源外交”，对沙特和科威特的访问距韩国总统上次访问时隔27年，对卡塔尔的访问尚属首次。李明博总统也于2008年3月呼吁加大对中东非洲的“资源外交”，在其主导之下，韩国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签署石油合作协议。而“建设外交”则是指韩国自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对中东的承包工程。韩国海外建设市场是拉动其经济增长重要力量，韩国对中东的工程承包商包括现代工程、GS工程和建筑公司和斗山重工等。韩国每年在中东的工程项目合同金额占该年工程项目合同总额的65%-70%，2005年在中东的工程合同金额达64.45亿美元，向中东的设备出口达84亿美元，主管部门建设交通部多次派出官员访问中东协调建设市场的投资开放，并在驻沙特、科威特等使馆设有建设交通参赞官，这在外交上是不多见的。2006年1至11月，韩国在中东承包工程额为82.58亿美元，占全世界的61.41%，其中前三名是沙特、科威特和阿曼，工程数量分别为21件、4件和2件，金额分别为33.22亿美元、18.89亿美元和11.84亿美元。“资源外交”与“建设外交”只是韩国经济外交中的2个主导部分，韩国政府支持与中东国家在多领域进行经济往来，2009年7月8至9日，韩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在汉城进行了第3轮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磋商，涉及商品、服务和投资等多个领域。

    第二，韩国对中东的国际贡献外交。韩国对于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积极配合，分别派出部队协助美军并承担一定的战斗任务。由于阿富汗战争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和塔利班政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属性及其对基地组织的庇护，因而韩国出兵阿富汗国际争议不大。但由于美英主导的伊拉克战争遭受了巨大的争议，因而韩国出兵伊拉克在中东遭受了较大争议和批评，驻伊韩军数量仅次于美英军队。韩国因人质事件而在2007年12月从阿富汗全部撤军。随着伊拉克局势的逐渐稳定，韩军在伊驻军4年之后也最终于2008年12月19日撤走最后一批部队。与驻军成为韩国民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遇袭的重要诱因相比，韩国在维护世界和中东的和平与安全上试图以更加积极而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2007年1月，联合国正式受理韩国向黎巴嫩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请求并予以通过。2007年6月21日，韩国赴黎巴嫩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光州正式成立。7月5日，约60名先遣维和部队官兵抵达黎巴嫩，7月19日，其余300多名维和部队官兵奔赴黎巴嫩。韩国的主要工作是：“保卫和巡防距以色列北部边界30公里的南黎巴嫩提尔地区，监管武器走私以及真主党武装的敌视行动”。韩国在建国之初接受了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这为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韩国自1977年开始了“官方发展援助”(ODA)，并于1991年成立“韩国国际协力会”(KOICA)作为具体的实施机构。韩国官方发展援助在新世纪也惠及遭受战争创伤的伊拉克与阿富汗。韩国对伊拉克援助计划中，2005年接受伊拉克石油部100名官员参加了共计5个课程的培训计划以确保该国的石油工业，通过“卡拉马医院改造项目”和“伊拉克中央就业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帮助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提供水车、垃圾清扫车等以帮助解决饮水问题以及污水处理问题，不仅如此，韩国还通过2003～2006年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提供3500台个人电脑以帮助伊拉克奠定未来的IT产业基础，从2003～2007年，韩国共培训伊拉克中央和地方政府约2400名官员。韩国向阿富汗也派出了诸多类似于伊拉克的培训人员和项目，其中，医疗服务尤为突出。韩国于2009年5月宣布，2010年将为4万阿富汗人提供医疗服务，平均每天150～200人。

    第三，韩国对中东的文化外交。长期生活在中华文明圈的韩国在积极接受现代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保留了大量独具特色的传统韩国文明因素。随着韩国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多元化节奏的加快，韩国的国际交往不仅仅只限于普通的经贸和政治往来，文化不仅也形成了产业，而且也是重要的对外交流工具，韩国文化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韩流”。韩国文化观光体育部设有相关部门负责在全世界包括中东地区推广韩国文化，其文化艺术局国际文化科是主要的行政主管机构。韩国与中东在文化上的契合点来自于韩国历史上曾是一穷二白的殖民地国家，这与中东许多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经验，其文化外交不会让他国产生文化霸权的感觉。韩国外交通商部李顺天(音译)大使就指出：“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哲学和生活的一部分”，“文化是一种介绍我国给他国的重要工具”，“我们首要且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携我们的传统文化并进一步发展它以在海外广泛推介”，“政府应为私人演出剧团提供支持”，“也支持韩国流行音乐、电视剧和电影在其他国家的推介”。

    韩国电视剧所形成的“韩流”大举登陆中东，2004年底，《冬季恋歌》在埃及播出；《海神》则在2005年lO月落户土耳其并在其1000个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排名32位；《冬季恋歌》和《海神》还顺利进军约旦、突尼斯和伊拉克等国；《大长今》顺利在伊朗播出……正如韩国MBC电视台节目次长郑海容所言： “由于中东地区语言和文化一体性强，‘韩流’有可能迅速传播。而且中东还可以成为‘韩流’进入欧洲的桥梁。韩国的中东文化外交促进了中东民众对于韩国的了解并提升了韩国的国家形象。2009年3月，李明博总统提出了“新亚洲构想”，将“四强外交”拓展至包括中东在内的全亚洲，合作领域也扩展至涵盖文化的全方位领域，这对于韩国的中东文化外交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伊斯兰教在现代韩国的正式扎根与韩国中东外交的正式开启都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且都与土耳其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渊源与相互之间的促进关系更加值得关注。随着韩国与中东之间交往的日益增多，韩国面对伊斯兰教以及中东问题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韩国伊斯兰教对韩国中东外交的参与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首先，韩国伊斯兰教团体对中东“经济外交”和“国际贡献外交”的参与，即对韩国在中东的劳务输出工人、技术人员和驻中东韩国军队中穆斯林进行培训并积极对中东以及伊斯兰国家进行援助。

    韩国经济外交中在中东的能源企业以及建筑工程有大量韩国工人劳务输出至中东，也包括对中东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工人的吸纳。自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韩国工人大量赴中东国家从事建筑行业，近年也包括油气开发工程行业。韩国工人在中东通过与当地的接触，许多人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伊斯兰教并皈依，这些在中东的韩国穆斯林工人或技术人员作为韩国公民的权益主要通过韩国使领馆来维护，而作为韩国穆斯林的权益主要依靠韩国穆斯林中央会在中东的分会来维护。韩国穆斯林中央会第一个分会于1978年在沙特吉达成立，一次就吸收了8000余名会员：在科威特也设有分会。随着韩国综合实力的增长，许多中东国家的劳工向韩国输出，目前韩国约10万名外籍穆斯林多来自中东国家。这些在韩外籍穆斯林的宗教权益主要由韩国穆斯林中央会以及各清真寺来维护，韩国清真寺也为他们提供了宗教活动的场所。据报道，每周五都会有约800名在韩国的外籍穆斯林外交官、商人、工人和学生聚集汉城中央圣院做礼拜，韩国清真寺为加深韩国与中东各阶层民众的交往做出了最为直接的贡献：不仅如此，韩国穆斯林组织和清真寺对于消除中东穆斯林对于韩国政府的误解也有着极大帮助，如一名乌兹别克穆斯林因韩国为亚洲民众开放的职业培训项目而来到韩国成为一名培训工人，但他却被派往一个养猪场学习养猪，历经2年的痛苦养猪生涯后该穆斯林到韩国的清真寺求助，清真寺一名负责人说：“该乌兹别克穆斯林哭泣并感到他因养猪而违反了教规”，“这个事故表明了韩国对于穆斯林的忽略”。除此之外，韩国清真寺还对外籍穆斯林工人开展免费的慈善医疗活动，如2006年6月23日在汉城中央圣院有60名外籍穆斯林工人接受了治疗。韩国伊斯兰教团体参与韩国国际贡献外交主要涵盖2个方面：为韩国中东驻军中的穆斯林进行培训，并积极筹款援助穆斯林国家。在韩国决定派军赴伊拉克协助美军之前，韩军考虑到中东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以及韩国军队几乎没有穆斯林的实际情况，延请韩国的清真寺为数批赴伊拉克的“橄榄部队”进行伊斯兰教的培训。2004年5月，37名即将奔赴伊拉克的韩国士兵在汉城中央圣院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是在接受伊斯兰教讲座时获得的感召，其中一名名为朴成旭的士兵说：“假如我们被派往伊拉克，我想同当地民众一起参加宗教庆典以便他们感受到兄弟般的爱，并让他们确信韩国军队不是一支占领军而是一支被部署用来提供人道主义支持的力量。”不仅如此，这37名韩国穆斯林士兵都认为：“我成为一个穆斯林原因在于我认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加人道主义与和平。而且假如你在宗教上与当地民众联系，我认为这对执行我们的和平重建使命会是一个巨大的帮助。”2005年2月16日至18日，韩国穆斯林中央会在汉城中央圣院为赴伊部队进行了伊斯兰教的讲座，其中部分士兵皈依伊斯兰教，并分别在2007年4月5日和2008年2月27日分别为6名和7名“橄榄部队”士兵进行了伊斯兰教讲座，旨在帮助韩国军队更好的了解和尊重伊斯兰教，并为韩国穆斯林士兵提供更多的宗教知识。韩国伊斯兰教团体还积极通过募款赈灾等方式以帮助穆斯林国家渡过难关，这也有助于中东国家加深对韩国的良好印象，如韩国穆斯林中央会募集善款615万6241韩元捐献给2004年的印尼和其他南亚国家的海啸遇难者，募款1万零373美元捐献给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受难者。等等。

    其次，韩国伊斯兰教团体对于消除民众对于伊斯兰教和中东国家的误解以及解救韩国在中东的人质的“营救外交”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随着韩国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其入世性逐渐加强，在推进韩国民主化上功不可没，在海外宣教上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韩国政府在对韩国基督教会海外宣教上态度模糊，即本着政教分离的原则不直接支持该项活动，但又默许了传教活动中身兼的传播韩国文化的任务。韩国派遣传教士的“这种做法将为韩国在西方基督徒世界赢得一个良好的印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韩国海外传教士已超过12000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韩国教会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传教活动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尤其是“9·11”以来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和美国主导的针对所谓“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行动，更是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思想对立，韩国传教士在一片混乱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更是遭遇被绑架的厄运。2004年5月，以在一间为美军服务的贸易公司担任阿拉伯语翻译身份进入伊拉克的“在阿拉伯的传教士”金鲜一被伊拉克武装组织绑架。在韩国政府针对中东国家的大使、政府和宗教界人士积极开展营救的同时，韩国穆斯林组织也通过宗教途径与伊拉克方面多方联系。在韩国政府营救失败导致人质被处死以及汉城中央圣院2004年6月23日接到20余个恐吓电话的情况下，韩国伊玛目苏莱曼·李行来(音译)指出：“我们穆斯林也被震惊并与其他人一样感到心碎。我担心此事件将会影响对伊斯兰教的整体理解。绑架并杀害金鲜一的组织是一个与伊斯兰教毫无关联的政治组织。他们并未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甚至与伊斯兰教相悖。伊斯兰本身就是和平。”不仅如此，韩国穆斯林中央会对金鲜一的家人进行了安慰，代表韩国穆斯林谴责了这种恐怖主义行径。与金鲜一事件中韩国穆斯林团体相对薄弱的营救行动相比，2007年营救20余名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绑架的韩国传教士和义工的行动则显得更加直接而且有效：2007年7月27日，韩国穆斯林中央会以及前来做礼拜各国在韩穆斯林对裴亨奎牧师的遇害表示哀悼并呼吁释放韩国人质。韩国人质家属于2007年8月4日拜访汉城中央圣院并请求帮助，李行来伊玛目透露：“我们清真寺的前教长以作为韩国特使率领的代表团的一员抵达阿富汗”，“他仍在那帮忙”。可见，韩国穆斯林组织已正式参加政府的“营救外交”代表团参与到官方的行动中来，韩国官方也与韩国穆斯林团体的营救活动相互配合，如韩国驻沙特大使在请求沙特政府帮忙时重点提及韩国也是14万穆斯林的家。除了直接参与官方的营救外交之外，韩国穆斯林组织还组团访问巴基斯坦，4名韩国穆斯林中央会的成员于8月23日设营于白沙瓦。该代表团拜访了许多宗教界领袖，包括极有影响力的“伊斯兰乌里玛协会”(JUI)的最高领导人毛拉萨米·哈克，他保证全力呼吁塔利班释放韩国人质；作为代表团成员的伊玛目李行来也表示了呼吁：“拉马丹斋月就要来临。我们要求塔利班立即释放人质并向全世界证明穆斯林不相信暴力。经过包括韩国穆斯林团体在内的各方的努力，韩国人质除2名被杀害之外，其余21名成功获释。韩国穆斯林中央会以及韩国清真寺教职人员在营救韩国人质方面起到了韩国政府起不到的作用，对于‘‘营救外交”是一个极好的参与和补充。

 

    现代韩国的伊斯兰教发展历程是始于7世纪伊斯兰教在全世界传播史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它与传统的伴随着帝国征服的传播方式完全不同，其发展源头主要为一种偶然契机下伴随着反思战争而来，并得到了世俗化政府宗教自由政策的有力保护。韩国穆斯林的构成与欧美有着很大不同，其主要构成是本土穆斯林以及在韩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劳工，几乎不存在外籍穆斯林移民问题。因此，伊斯兰教在韩国发展迅速，且作为传入韩国较晚的宗教，一开始便得到了世界各不同地区、各种类型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团体的帮助，没有教派之争，呈现出团结的气象。韩国在中东外交的拓展中涉及到对中东能源的进口与投资、人员的相互交流、参与中东维和行动以及许多涉及宗教关系的突发事件，除了政府履行外交职能之外，韩国伊斯兰教团体在世俗化与民主化的国家框架内以适当的身份参与，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弥补了韩国政府在中东外交尤其是涉及伊斯兰教问题上的职能欠缺之处。韩国伊斯兰教健康发展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这对于消除韩国民众乃至各国民众对于伊斯兰教的误解以及提升韩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大有帮助。

 

                           （本文转载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