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峰 傅菊辉

　　

     一、宗教的资源属性

　　世界各大宗教,尤其是三大世界性宗教,经历了几千年,其空间传播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二战后至今,宗教信徒的人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当今世界的宗教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存在,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形态存在,且越发焕发生机。随着国际政治社会的发展,宗教的政治资源属性问题值得探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宗教是与一定的人类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的内容和形式随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原始宗教主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质是人对自然的畏惧心理。在原始社会中,自然宗教是原始人唯一的世界观资源。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发达的时期,宗教逐步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取得对世俗世界的统治,更是成为封建社会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此时宗教事实上已转变为一种调节人与人关系的人为宗教,其政治性进一步显现。宗教越来越具有政治性,原因之一在于宗教与政治的同构性。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恐惧”,人们进入政治社会和宗教崇拜有着某种相同的动机——“恐惧”。也就是说,在宗教上敬拜神灵与在政治上尊崇统治者有着某种类似之处。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政教分离运动的开展,宗教多以世俗政权中的一种国内政治资源形态存在。如《马太福音》中就有所谓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说法。国际政治体系形成发展后,国际社会从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宗教也及时适应这种国内事务“外溢”的趋势而积极“入世”,国内宗教国际化已成为普遍现象,宗教资源具有了国际政治资源的属性。所谓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在国际竞争中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贯彻战略目标所使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宗教资源具有国际政治资源属性,也是随着国际政治的世界性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产生的。尤其是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宗教作为其手段和资源,被频繁运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国际竞争中,为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服务。借助宗教达到特定目的、获取特殊利益,更是帝国主义列强惯用的伎俩。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偏重于国际政治资源的精神来源部分,但宗教与国家的结合,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开发和调动物质资源的重要手段。宗教从纯粹的意识形态领域过渡到上层建筑,进而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开发的政治资源,一步步升级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

　　当前的宗教资源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国际政治资源呢? 首先,宗教是一种“软硬兼有”的国际政治资源。作为“软硬兼有”的国际政治资源,宗教资源既包含软性因素,也包含硬性的因素。从宗教发挥作用的方式来看,它是一种典型的软性国际政治资源,间接作用性是它的主要特征。它是一种“应用软件”,只有同特定的“电脑”结合,才会产生一定的“运行”结果。同时,宗教资源也包含着硬性因素,如宗教自身的硬件设施、掌握的资源、依附的物质载体等等。其次,宗教是一种体系性的国际政治资源。在国际政治中,结构、体系、系统是一种重要资源。从资源的结构来看,宗教是典型的体系性国际政治资源。在这个体系中,宗教组织是架构,神职人员是支撑,信教群众是基础。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考察: (1)整体性。宗教具有系统的教义和在各国建立的严密组织机构; (2)层次性。除教内严格的层次体制,在教会外围还存在宗教利益集团、宗教国际组织和无数的信徒,它们呈同心圆状分布; (3)功能性。宗教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如社会认同功能、群体整合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心理消解功能、情操美育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等等; (4)联系性。除宗教信徒相互的联系外,宗教国际组织的建立、国际性会议的召开,都使其联系空前深化; (5)稳定性。宗教体系一旦形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结构的稳定性。再次,宗教是一种可转换的国际政治资源。宗教可以国内政治资源的形式存在,也可以国际政治资源的形式存在;可以开发主体身份出现,也可以开发客体身份出现;可以观念上层建筑存在,也可以体制上层建筑存在;可以作为国际政治资源,以不同的面貌在不同地区存在或转移,比如文化交流、宗教讨论、宗教渗透、宗教干涉等等;还可作为有利因素引入,也可能作破坏因素引入。这些转变的关键取决于开发主体的意图和能力。最后,宗教是一种长效的国际政治资源。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其基本依据是人类社会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土壤,而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不会在短时期消失,而将持续发生效力。一是在于宗教具有强大适应能力,善于借助新的东西,不断发展自身,争夺生存空间和“话语权”;二是宗教自身发展中存在历史宿怨,加之有些国家执行错误的宗教政策和外部势力的离间,使不同的宗教及派别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总之,宗教是一个矛盾复杂体,将长期对国际政治发生效力,使之变得更加复杂。

　　

    二、宗教资源的物质载体

　　宗教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政治是宗教资源的突出特点,否则其将难以生存和发展,在历史上许多宗教就曾因为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的发展而消失了,目前世界的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犹太教等之所以能持续至今,就是由于它们能不断地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正如人的精神活动不可能脱离肉体一样,宗教观念或宗教意识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实体而存在。

　　1.宗教与国家行为主体相结合。无论哪一种宗教,都离不开具体的人类社会活动的世俗历史背景,也摆脱不了世俗社会中现实的物质生活、人际关系、精神诉求等因素对其思维的影响。宗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或多或少地带有潜在的政治化倾向。政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权则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具有政治属性的宗教必然希望通过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来达到拓展生存空间的目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以下几种结合物: (1)神道设教,这是宗教意识同国家政治意识融合为一体的宗教政治; (2)政教合一,这是将宗教权力和国家权力结合一体的宗教政治; (3)神权统治,这是一种神权统治高于世俗君权的宗教政治; (4)国教,这是把宗教神权置于国家权力之下的宗教政治; (5)宗教军事,这是一种把宗教权力同国家军事力量结合为一体的宗教政治。宗教资源同国家行为主体的结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一方面,宗教资源借助国家权力机器扩大其影响力,获得了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主体通过运用宗教资源巩固其对内统治,增强对外号召力。

　　2. 与NGOs相结合形成RNGOs。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NGOs)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它的蓬勃发展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加强,联系更加广泛,国家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近代以来,现实世俗世界中普遍实行政教分离,使宗教有必要依附于新的物质载体而继续干预政治、施加影响。宗教非政府组织(Religious NGOs,即RNGOs)或称为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 Faith-based NGOs,即FNGOs)以其强大的宗教信仰凝聚力和历史悠久的组织机构便应运而生,从此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基于宗教的国际性和非政府组织的跨国性,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机构设置往往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而是在某一国家设立总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这样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宗教观念或宗教意识的社会载体。

　　3. 与民族、种族及其政治运动相结合。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意识的内容之一。世界上没有无宗教的民族,也没有不具有民族性的宗教。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又特别强调宗教,他认为文明—宗教—种族是三位一体。一句话,民族宗教性和宗教民族性是并存的。民族斗争披上宗教外衣来掩饰其内在的利益冲突,借助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来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宗教则借助民族问题来体现其宗教教义和宗教利益。宗教还能同各种政治思想运动结合而发挥粘合作用,可以使运动具有宗教色彩,赋予运动更大的推动力,如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宗教与种族的结合主要体现在黑人神学中,属于解放神学的范畴。几个世纪以来,黑人受到西方列强的奴役,被当作商品买卖,遭受深重的苦难。当非洲黑人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就力求上帝还他们以平等、自由和公正。现在,黑人奴隶制虽然被取缔了,但真正的种族平等还没有实现,黑人神学的出现迎合了这种需求,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是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精神武器。

　　4. 与个人行为主体结合。人作为意识的天然物质承载体,在其实践过程中不可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宗教资源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体系,通过在思想上对个人行为主体的控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间接地对国际政治产生作用。个人是特殊的行为者,个人行为主体可以主动或被动地同宗教结合。内外政策是由少数政治精英制定的,宗教意识对他们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政策上,如美国清教徒的天赋使命观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也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精英及大众。个人行为主体也常利用宗教达到为决策提供合法依据和寻求信众支持的目的,如在美国大选中布什就利用宗教因素来扭转不利局面,通过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去争取信徒的投票,最终赢得了大选。宗教依附物质载体的特点: (1)间接控制性。宗教对物质载体通常使用间接控制的方式,注重从意识形态上控制具有重大决策权的机构和个人,这与它发挥作用的方式一致; (2)时代性。宗教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同新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很好地融合; (3)互利性。宗教和其依附的物质载体在实际操作上是互惠互利的,各有其需求,且能达到一致; (4)神圣性。宗教往往会使所依附的物质载体披上一层神圣的面纱。

　　

     三、宗教同其他国际政治资源的关系

　　国际政治资源是一个较复杂而庞大的发展系统,环境变化会促使其内部发生分化或生长出新型的国际政治资源。随着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普及,国际政治资源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有了飞跃。比如石油、国际组织、网络信息、世界性政党等等国际政治资源的出现,使传统的国际政治资源概念得到拓展。宗教资源同其他的国际政治资源一样,是国际政治资源体系中的组成元素,它们虽然相互独立,但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1. 新型国际政治资源为宗教资源发展提供契机。新型国际政治资源的出现,必然对宗教产生新的刺激。作为反应,宗教会调整自身以适应、利用、开发新型国际政治资源来获得生长的土壤和动力。以石油资源为例,石油和宗教都是国际政治资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都能独立地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然而石油是典型的硬性资源,它不可能体现自身的意志,而宗教的介入可以使石油这种硬性资源得到“软化”,获得某种生命力。如中东伊斯兰国家通过打“石油战”来增强抵御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以谋求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通过建立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如“欧佩克”,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石油为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进行制裁,引起了严重的石油危机,由此诱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再如,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资源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资源,为宗教文化的散播提供了理想的媒介,使宗教的传播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2. 宗教资源的介入使国际政治资源软性化趋势加强。当前的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国际政治运行中,军事行动等直接利用物质性力量进行对抗的高级政治形态逐步让位于以经济、文化等为基础进行争夺的低级政治形态,各国的竞争方式也主要体现在综合国力和文化等意识形态的争夺上。国际政治的这种趋势影响到国际政治资源的生存环境,有可能导致国际政治资源软性化趋势,而宗教资源的出现将使这种趋势加强。首先,宗教因素的介入使许多政治事件具有软性特征。从事件的“导火索”、过程、性质、解决方案等等,都有宗教资源发挥的无形作用。在实际物质利益矛盾淡化的假象下,宗教的出现掩盖了其真实实质。其次,宗教资源也催生了多种软性国际政治资源。宗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国际政治多极化日益发展,一大批与宗教有关的国际政治资源诞生了,如宗教运动、宗教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会议、宗教领袖等的出现,细化了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种类,增加了其数量。再次,宗教整合软性国际政治资源和硬性国际政治资源,使软性国际政治资源影响力增大,这在前有所论述。最后,宗教作为国际政治中的软性力量,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可以产生直接效用。国际新秩序不仅是大国之间物质力量的排列与组合,也是国际社会观念结构的解构与重建。宗教资源具有政治、法律所具有而哲学、艺术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所缺乏的特点,即宗教既是观念上层建筑,又是体制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宗教既可以作为思想体系去影响信众,又可以作为组织制度去统帅信众。具有这样一种特性的宗教资源,必然对国际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马克思曾说过:“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不要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映的是经济基础。在新世纪,“文明的冲突”仅仅是实际利益冲突的幌子。宗教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资源,既可以充当“润滑剂”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导火索”的角色。如何合理地开发利用宗教资源,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转载自：《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