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平

 

 

　　　　

    现代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大多是按照西方文化精神的进路进行发展。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同时，人类生活却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生态环境的恶化、工业心理疾病的产生、信用危机的出现与道德的严重失范，以及人文精神的缺失等等。因而1988年74位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会议结束时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积淀着几千年人类智慧的儒家传统，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智慧光芒。而本文就旨在通过对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及其使命的反思，积极发掘儒家伦理中有助于现代市场经济健康运转的质素，进而希望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一、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

 

   （一）文化因素对经济的作用

 

    文化传统往往是一个地区或国家发展的精神魂魄，它可以通过价值取向、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非文化因素，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由本身之内产生何种发展路向。诚如新心学代表人物贺麟先生所认为的：“一切经济与金钱，其背后均有道德的观念和意识的作用在支配它。”[2]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发生起源做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资本主义之所以最早产生于西欧，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根源，就在于只有新教伦理为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驱动。马涛博士认为，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其首先阐发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种‘文化力’的配合和启动的思想。”[3]这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依凭于经济因素，诸如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同样对其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笔者以为合理的文化因素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合理的文化因素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提供精神驱动和促进作用。这一点正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作用所持有的观点。同样，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相继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后进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除却经济、体制、制度等经济因素外，这些国家与地区在文化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共同隶属于“儒家文化圈”。正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儒家传统诸如“以人为本”、“家族集体意识”、“藏富于民”等思想在精神动因上起了促进作用,才形成了独特的“亚洲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合理的文化因素可以通过影响价值观达到优化群体经济行为的作用。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与地区的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而价值观对人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所以说合理的文化因素培育出的价值观可以优化群体经济行为。比如：受极端自私自利价值观导向的人群的经济行为肯定表现出自私自利的倾向；而受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的人群则会表现出高尚的集体主义倾向。

 

    第三、合理的文化因素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有维护市场正常运作的功用。文化传统可以塑造一个国家与地区独特的“伦理精神”，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认为，在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以外还存在着第三种调节方式，即，靠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可以称为“习惯与道义调节”。[4]所以当市场失灵与政府调节不力的情形下，文化的此种功用就要发挥重要功用了。如果由文化传统化育出的“伦理精神”使人们具有高度的人格自律性的话，那么即使在无政府的情况下，市场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二）“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的提出及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

 

    1、“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的提出

    自80年代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东方巨龙”，而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包括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在内的现代化经验，标志着东亚现代化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确立，形成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5]而对于促进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文化因素，广大国内外学者都笼统得称之为“儒家传统”、“儒家伦理”、“儒教思想”等等。比如：[日]宫崎勇《日本经济发展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李嘉友《中日两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兼论儒家伦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韩]申泰焕《儒教思想与经济发展》，以及一些学人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儒家资本主义”[6]“儒教的资本主义”[7]等等。对于这种笼统的提法，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对其准确性提出质疑与驳难。但笔者以为，这种提法与“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相比，却存在一个相对不准确性。

    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在《新加的坡挑战》一书中说，儒家文化至少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面孔，一副是作为伦理生活方式的面孔。或者又可分为政治化的儒家与伦理化的儒家。[8]杜维明先生还曾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不无悲情得说道，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两股潮流：一股是伦理化的儒家，一股是政治的儒家。前者企图以道德理想转化现实政治，只是“这种努力影响不大，而且常是失败的，但精神源远流长,从未断绝，并且一直成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生命力的表现。”只是后者却“成了封建时代思想文化的主流”。[10]这就是说，儒学传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儒家；一类是占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儒家。而问题的核心是能够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服务与帮助，或者说能够促进“工业东亚”形成的非经济因素是什么。当然，“儒家传统”或“儒教思想”之类的笼统回答在这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除非构成这个非经济的文化因素，是伦理化的儒家与政治化的儒家共同作用的结果，否则这种笼统的提法难免有大而不当之嫌，有悖学术的准确性。

    杜维明先生认为，伦理化的儒家“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11]“毫无疑问，‘圣王’是中国儒学的最高理想，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既不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利后，用政治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12]换句话说，政治化的儒家精神不仅违背儒学真义，而且还对其进行歪曲，以达到“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目的。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化的儒家精神，是一种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封建遗毒’。”[13]而伦理化的儒家精神却代表了儒学的真精神。杜唯明先生在《新加坡的挑战》一书中还说，政治化的儒家精神的思想实质是国家权利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压制个人创造性，对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予以否定，才能释放出一个国家的活力；而伦理化儒家精神，作为一种伦理生活方式，实质上是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福利、注重教育、个人进步和工作伦理等。[14]由此可知，政治化的儒家精神，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能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转，破坏其正常秩序。毫无疑问，对于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要坚决予以批评与抛弃。显然，能够为工业东亚等国家地区提供积极文化因素，并促进其经济迅速发展的，是而且也只能是伦理化的儒家精神。

    如前所述，既然儒家传统包括政治化的儒家精神与伦理化儒家精神，而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积极驱动的文化因素的，却只有伦理化的儒家精神。所以笼统得将这种文化因素概括为“儒家伦理”、“儒教思想”是不够准确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也应准确表达为“伦理化儒家资本主义”。

    2、“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

    从整体上看，儒家传统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发展，它的没落与衰亡是历史的必然。但笔者以为，走向衰亡的儒家传统主要是指占封建思想文化主流的政治化的儒家精神，而伦理化的儒家精神，却会以其独特的东方智慧光芒，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大放异彩，这也就是7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共同呼吁人们回头孔夫子吸取智慧的原因所在。

    笔者以为，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不死的原因，在于其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很多契合与互补的质素。虽然两者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冲突，但这些冲突大部分都可以经过现代性的转化为市场经济服务。事实上，伦理化的儒家精神毕竟是产生在自然经济的宗法等级社会中，无论其怎样超脱，也难免有着深深的时代印痕。因此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化也是一种必然，比如：“对东亚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儒家伦理，已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伦理，而是东亚地区人民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理性反思和创造性转化的变异了的儒家伦理。”[15]正是鉴于这种创造性转化后的普遍适用性，笔者以为，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主要不在冲突，而在于创造性的转化后的契合与互补。这种契合和互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学说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积极的入世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16]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清初大儒顾亭林则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十三）其实这都是在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与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的自私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面上看两者似乎是格格不入、水火难融，但事实上，两者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却存在着一个相互制衡的互补局面，从这一点来看，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不无启示意义。

    第二、“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的智慧核心。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卷十七）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观的进展》中说：“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17]这就是说，“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一种彼此依赖又相即不离的微妙关系，即人与自然是不能够分离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不能随意独立出去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在这一点上，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仍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大放异彩。因为西方文化本着“人类中心说”将“天人两分”，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最终导致“目前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等所谓‘人与自然’或‘天与人’的问题”[18]出现。如此看来，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顽疾，伦理化的儒家却为其开出了药方，这也是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不死的一个原因。

    第三、“仁”的管理理念。“仁”的思想构成了孔子思想体系的主干。同样，“仁”也是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不难看出，所谓“仁”的管理理念，实际就是“人本”的理念，即以人为本，把经济的终极目的看作为人服务的理念。在这一点上正好契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即“认为人不是被动的，被操作的机器，人的工作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企业管理者应通过他途来诱导员工发挥主动精神和积极性，成为‘自我实现的人’。”[19]这一理念与传统的“X理念”——“把人视作物件一样，实施严格独裁式管理，以金钱激励和肉体惩罚为主要手段，来驱使工人劳动”[20]——相比，更具有人性化，因而也更符合历史的趋势与时代的潮流。而在中国，“要建设21世纪企业文化，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把人放在企业管理的核心地位。”[21]在“以人为本”四个字上下工夫，努力吸收伦理化儒家精神中的合理成份，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

    其实，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市场经济之间还有好多契合与互补之处，限于篇幅，笔者仅举以上三个方面，但足以说明，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主要不在冲突，而在于创造性的契合与互补。

 

    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太多的契合与互补，所以它不仅不会随着儒学传统的整体没落而衰亡，反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大放异彩。因而这就决定了伦理化的儒家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承担起自己独特的使命。

 

    (一)构建现代市场经济“全面人”的使命

 

    1、 儒家的义利观及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是‘道德中心论’，‘道德中心论’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论观。”[22]因此伦理化的儒家在义利观的价值取向上强调“重义轻利”。孔子曾把义利对立起来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子也将义利对立起来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荀子同样主张先义后利他说：“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董仲舒则说：“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到了宋代，义利对立的程度更是走向了极端。程灏说：“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事惟义与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朱子大全集·与延平李先生书》）国学大师张岱年说：“儒家重义轻利，其所谓利，主要是指私利而言。”[23]“古代儒家所谓义，有时指社会整体利益。[24]”虽然作为孔子本人来说，他并不否定私利，他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是作为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主体，其崇尚仁义、鄙薄私利的主体价值取向却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伦理化的儒家精神将义利完全对立起来，彻底否定个人私利。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追求个人财富的合法合理化，而且还利用一系列竞争机制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的渠道去谋取私利。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反复阐述了这一点,甚至还为其披上了上帝的神圣外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也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所以，伦理化的儒家传统将义利对立起来讲，彻底否定个人私利。这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格格不入的。所以必须对伦理化的儒家否定私利的一面，予以否定与抛弃。

 

    2、“极端片面经济人”的提出。

 

    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直被认为能够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却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负面效应，比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等。吴忠先生将这些负面效应及其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功利主义膨胀导致追逐名利、放纵自我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生。

 

    第二、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盲目性与自发性的缺点，诱使各种不道德的现象的产生。

 

    第三、交换原则的泛化导致社会丑恶现象的产生。

 

    第四、观念的世俗化引致对人文精神的反叛和道德理想的缺失。[25]

 

    通过以上四点不难看出，其实这些原因的背后仍然隐藏着一个更为本源性的因由，或者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26]简而言之，所谓经济人就是以最小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收益。显然，就是在这种没有节制的片面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使经济人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进而出现了上述的一系列丑恶的社会现象。事实上，这种经济人并不符合亚当·斯密的初衷，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里曾说：“人们既不必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为自己利益而牺牲他人的利益。”[27]但是现实生活中“人并非是完全都自律的圣徒，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28]因此总会有一部分人对亚当·斯密的后半句话视而不见，去违法乱纪，去损人利己。笔者以为，这种“有利无义”、“惟利是图”的人并不符合亚当·斯密所认为的经济人的标准，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人，所以应当将其准确定义为“极端片面的经济人”。

 

    3、“全面人”的提出。

 

    如果说“惟利是图”的经济人是“极端片面的经济人”，“真正的经济人”不是“非道德的人”，那么由伦理化的儒家精神塑造出来的，只重道义且彻底否定私利的道德人，就应该定义为“完全道德人”。但是无论是“极端片面的经济人”还是“完全道德人”，“都是一种‘单面人’。这两种‘单面人’尽管各自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两者的缺失显而易见。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单面人’必然被历史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新人，应该是一种‘全面人’。”[29]

 

    所谓“全面人”是指对“极端片面经济人”与“完全道德人”的扬弃与有机结合，即抛弃掉“极端片面经济人”的只重自私自利，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给他人、社会带来危害的一面和“完全道德人”彻底否定个人私利的一面，力图做到“义利合一”、“义利并重”即“见义思利”、“由义制利”、“因义成利”，也就是日本企业家之父涩泽荣一所提倡的“道德经济合一”或“义利两全”。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再澄清一下“真正经济人”与“全面人”的关系，一来避免产生误会；二来借以彰显“全面人”的特点。首先，“‘经济人的假定’先是假设人都是有理性的，这个理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都会对存在的经济制度给以主动的适应并接受制度的约束，而后人会在特定制度条件下做出于自身最为有利的选择，或是至少会追求特定条件规定下的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30]这就是说，亚当·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对经济制度的配合是积极且主动地，而且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觉得去合法经营，并对合法经营保持着高度的道德自律性。这就很容易给我们一种，“真正的经济人”等同于“全面人”的错觉。事实上，这只是“经济人”与“全面人”的共性，也就是做一个“道德经济合一”的“义利并重”的“全面人”的基本前提，前提当然不是全部。从上述“经济人”的含义，我们知道，“经济人”遵纪守法、不损害他人利益，这只能说是作为任何一个公民理论上都应尽的义务，根本谈不上伦理化儒家精神所推崇的“义”。著名学者[美]成中英说：“个人的功利是利，考虑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则是义；为了自己的功利牺牲他人或社会的利益是不义，为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功利则是仁义。”[31]而“经济人”的自私性是不可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而是不可能做到义的地步的。而真正做到“义利并重”、“义利合一”就应该像涩泽荣一那样，有“财富的‘正当支出’，着力于公共事业的建设。”[32]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精神。涩泽荣一说：“谋取财富的另一面，应常常思及社会的恩谊，无忘为社会尽到道德上的义务。”[33]这样的思想认识才真正体现了作为一个“全面人”的境界，即经济上的理性与道德上的风范的完美结合。当然这种时时不忘回馈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正是全面人与经济人的区别所在，亦是全面人之所以是全面人的根本特征。

    在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全面人”的同时，我们必须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无限度地回馈社会，那么就必然涉及一个究竟要回馈多少才算合适的问题，而且如果企业只是一味的付出，而没有丝毫利益回报的话，这种义举多半会半路夭折。所以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全面人”还是一个“经济人”，在义的范围内获得最大利润同样是他的职责。所以笔者认为，只有在义利之间找到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平衡点，建立起一个“义利互动”的机制，即“以义生利，以利生义”的良性循环机制，才能促使企业家们非但不把义举看作净成本的增加，反而会将其看作获取财富的一个渠道，这样就创造性地实现了企业与社会互惠互利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全面人”的构建。

    （二）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综合诚信机制”的使命

 

    如笔者前文所述，“伦理化的儒家精神”强调的是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这种伦理生活方式，实质上是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福利、注重教育、个人进步和工作伦理等。因而组成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的某些质素是超越阶级性而为今天所用的。而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促进其发展的文化动源，也往往是这些质素。比如诚信，“‘诚信’作为一项没有阶级性的基本道德规范，已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发展为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论人群、不论时间、不论情景的伦理理念，可谓横贯中西，纵通南北的普世伦理法则。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诚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34]而“前几年有些关于古代伦理思想的论著，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一概斥为反动思想，那是缺乏分析、不科学的态度。”[35]

 

    1、 儒家的诚信观及其特点

 

    伦理化的儒家精神是及其重视诚信的，《论语》一书直接提及“信”字就有35次之多，而且自孔子以降的历代大儒，无一例外地把诚信看得极其重要。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伦理化的儒家认为诚信是人最基本的道德，他不仅是人自立于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因素，“而且还是人生之道上的‘通行证’”[36]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人之所以立，信、智、勇也。”（《左传·成公十七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

 

    第二、伦理化的儒家精神认为诚信是为人处世、与人交际的基本原则。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由是观之，诚信还是赢得他人信赖的原因。

第三、伦理化的儒家精神认为诚信是一个人修身、行事、治学的基本道德规范。《中庸》中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义。”程灏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从事不以诚，则事败。”

 

    第四、伦理化的儒家精神认为诚信不是绝对的，必须以义作为最高标准。孔子的弟子子有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道：“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可践矣。”[37]这就是说，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这种符合于义的信约诺言，才能去实践兑现。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孟子这句话同样是在表达“信应该服从于义，义是更高的原则。”[38]其实这一点是有着很深的现实意义的，因为诚信本身是中性的，它本身并没有丝毫的道德主体倾向。君子可以讲信用，小人同样可以讲信用，只不过小人可能是伙同去违法乱纪罢了。所以说诚信不是绝对的，关键看是否符合道义。正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虽然，诚信作为伦理化儒家精神内核的一部分，具有超越阶级性、时空性的普遍适用原则。但它毕竟是产生于封建宗法等级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因而具有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痕。当然，这也是它与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诚信的根本区别所在——德性诚信机制。首先，这种传统中的诚信的作用范围是熟人社会，作用对象是熟人，比如：父母、亲朋、师友、同僚等等。这一方面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即“以己为中心，通过血缘姻缘关系为纽带，逐步外推所形成的关系网。就好像把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9]而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传统诚信具有超功利的道义性，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伦常社会，特别注重人伦情谊。又 特别鄙弃功利在友情，亲情中的介入，而且一旦介入，这些情感便被认为不纯粹不高尚，也就是被败坏了。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传统信用就具有了超功利的属性。其次，诚信的发生与否，主要依据主观的经验与好恶，具体表现就是，我熟悉他，了解他，他不会骗我或者我是君子我不做骗人的事情等等。这就是说，这种诚信是建立在完全的人格自律的基础上，主要依凭良知，缺少外在的制约力量的人格信任机制，我们称之为“德性诚信机制”。[40]

 

    2、信用经济中诚信的功用

 

    （1）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现代经济可以称之为‘信用经济’。理由是债权与债务关系无处不在，相互交织，形成网络，覆盖着整个经济生活。”[41]而且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生活在由诚信所编织的大网中，时时都要与信用打交道。市场经济越发达，由信用编织的网也就越密越大，越无处不在。所以“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诚实守信，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42]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标志的金融业市场更是如此，特别是目前蓬勃发展的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已居于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中枢。

 

    第二、商业银行已经成为社会活动的信息中心。

 

    第三、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途径和基础。

 

    第四、商业银行已经成为社会资本运动的中心。[43]

    不难想象，如果市场经济没有信用，不仅会造成恶性欺诈，呆帐坏帐的大量出现，而且必然会导致本行业的衰亡，甚至一个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金融危机与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所以说：“市场经济必然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强化信用伦理。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规定。[44]

 

    （2）市场经济中诚信的功用

 

    第一、市场经济中诚信具有互利双赢的效果。作为参与市场经济的每一个主体来说，都想获得一个长期的利益，因而若有利可图，双方都会对这一长期的利润产生浓厚的兴趣，不会轻易背信弃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长期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就表明，市场交换主体的利益扩张需要诚信来维系，这既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又是它的一个产物。此外只要市场交换是长期经常和主动的，不是偶然为之的，那么，对交换双方来讲，诚实和守信便是维护双方利益的最好策略。”[45]事实上，只要交易是长期的，不是偶然为之的，交易双方将由静态博弈变成动态的长期重复博弈。参与者便会摄于长期重复博弈中打击报复的存在，所带来的长期损失，从而不得不采取诚实守信的策略，以双方的双赢互利代替彼此的互损。

 

    第二、市场经济中 诚信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功用。诚信可以有效减少市场交易成本。首先，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于是双方都不得不尽自己最大努力，投入大量时间，金钱来获取对方更多的信息，而且还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建立一套监察制度，来预防一方的背信弃义给自己所造成的损失。而这些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成本支出，是不会带来任何利润的。但如果能构建有效的诚信机制就会大大降低此类成本支出。其次，当合作伙伴中，有一方背信弃义，那么肯定有一方会蒙受巨大损失，这种合作关系也会随之瓦解。那么双方都面临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的问题，在寻找过程中又要有很大一部分盈利可能性为零的成本支出。同样倘若有诚信作为保障，这类成本支出也会大大降低。

 

    第三、市场经济中诚信具有促进经济正常运转的作用。市场经济运行具有内在的独特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交换依据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46]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都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如何才能让这一基本原则得到维护呢？其实最好的选择莫过于诚信。因为“诚信”是一项的基本的职业准则，它能对交易的契约的履行，起到润滑推动的作用，呆维茨基和邦克认为：“信用是一帖润滑剂，它能使组织具有平稳和谐的功用。”[47]

 

    3、传统市场经济诚信的特点及信用危机的原因

 

    （1） 信用经济中诚信的特点——契约诚信机制

 

    首先，从作用对象上来看，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作用于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也可以说作用的范围是整个经济社会。最主要的是其作用媒介是商品，而这就是决定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的特点。其次“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是以商品为基础，以司法为保证，以市民社会中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自由选择为前提的，所体现的是公民罚之间的一种契约精神，是对契约，规则，法律为信誉保证”[48]我们把这种机制称作规则诚信机制或契约诚信机制。

 

    （2）通过我国信用危机产生的原因来看契约诚信机制的缺失。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既然诚信对于市场经济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道德失范、信用危机的现象还是屡屡发生呢？笔者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客观上体制不完备，存在着大量监管不力和监管漏洞。我国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虽然市场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是由于发展时间短，起步晚，体制还不完备，在监管与教育方面都有缺失，这客观上都给了某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其次、主观上，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氛围浓重，在片面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机会主义“能捞一把是一把”的现象普遍存在，因而出现了一有空子便钻的恶性局面。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各种思想的渗透，特别是拜金主义等腐朽观念的侵袭，使得许多人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而背信弃义、铤而走险。

 

    由此可见，契约诚信机制的缺失在于，它主要的制约是外在的的他律而非自律，也就是这种契约诚信的践履缺乏内在的体悟与觉醒，即使在外在法律制度极其完善的情况下，违约的心理动机依然存在。所以，一旦外在他律出现漏洞，经济人的本性就会暴露无疑。

 

    4、综合诚信机制的构建

 

    如果说由伦理化的儒家精神化育出的德性诚信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无法独立推行的根由，在于所谓的君子协议仅凭道德的人格的自律，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在具体操作上具有显然的非可行性。那么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契约诚信机制，却因只有外在制约没有内在人格觉悟，致使‘信用危机’的出现。显然这两种信用机制都是片面的，不够科学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学要的是“综合诚信机制”的构建，即德性诚信机制与契约诚信机制的融合与重构。也就是说，一方面要进行良好的教育与宣传，特别是要进行“伦理化的儒家思想”中诚信观的德行教化培养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内在觉悟，从而使其具有高度的内在人格自律性，自觉遵纪守法、践履承诺，以保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要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完备的进程，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用档案。这样以来，体制和法规的完备使投机者投机的概率大大降低，一旦出现恶意违法行为，必然遭到法律的严惩。而信用档案的建立，又可以杜绝投机者“打一枪换一点”继续去行骗投机的渠道。不久，由于市场选择，那些不守信用的经济人将会被市场所淘汰。而综合诚信机制的信用供给局面将要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机制的完备势在必行，只有真正把德性机制与契约法规机制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诚信机制”。

 

    (三)打造现代儒商的使命

 

    1、现代儒商的界定

    儒商分为传统儒商与现代儒商。通常情况下，传统儒商指的是中国封建时代自然经济中所产生的儒商，现代儒商指的是近代以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化育下所产生的儒商。但现代儒商一词该如何界定，学术界尚无定论。概括起来，笔者以为大致有以下观点：

    第一、儒与商的表层结合，突出“儒”的“文化人”含义。菲律宾林健民先生说：“‘儒商’这两个字，顾名思义，就是学者或读书人，从事商业活动之称谓。换言之，一个有书生本质的人，接受现实生活的需要，变为亦商亦文了。”[49]马来西亚的陈春德先生认为：“所谓儒商，顾名思义，是指一个既是是文人，又是商人。”[50]新加坡周颖南先生认为：“‘儒’指文化人，那么文化人从商则称儒商。”[51]陈公仲先生认为：“儒商，可谓亦文亦商者。或商人从文，或文人从商。”[52]笔者以为此类看法不够全面。大都停留在顾名思义的浅层把握阶段，也就是认为儒商仅仅就是“文化人”与“商人”的表面结合。当然文化素质是儒商的一个质素，但不是全部。最关键的一点是，“文化人”本身是中性的，它没有人格优劣的主体倾向与标识，文化人既可以是君子，也可以是小人，有知识的小人从商却极可能成为“知识犯罪”一类的奸商，而不是儒商。

 

    第二、 儒与商的中度结合，突出“儒”的“德”的含义。张岂之先生认为：“以诚信为人生准则的企业家是儒商。”[53]乔羽先生以为：“最大的儒商是圣人，且是商业的圣人。”[54]成中英先生认为：“儒商就是君子商人。”[55]陈志良先生认为：“儒商是奉儒家仁义道德规范来做生意的商人。”[56]这类观点突出了儒商“德”的一面，就是强调了儒商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伦理的一面，这就把“儒商”与“奸商”彻底的区分开来了，因而已抓住了儒商的一点内核。但是这里面仍存在着一个问题，这就是普通的遵纪守法的商人同样有着良好的商业道德，那么儒商与这类商人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儒商之所以是儒商的根本质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远非突出一个“德”字所能解决，这就是此类说法的局限性所在。

 

    第三、儒与商的深度结合，融合道德文化，突出“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市场精神”。周庆林先生认为：“‘儒商’即受儒家伦理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有现代经营意识的工商业者。”[57]潘亚礅先生认为：“儒商是时代的产物，所谓‘儒商’，首先是品格高尚的胆识才能、人文言行一致之士，他们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乐于为社会奉献，是文商结合德才兼备的成功人士……把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冶于一炉。”[58]唐凯麟先生认为：“‘儒商’指的是那些在商业经营中把儒家文化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相结合的高层次的商人。”[59]靖小琴，史艳红认为：“现代儒商是具有高尚人文道德，又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又有现代管理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60]笔者基本同意此类看法，因为这种看法解决了儒商之所以是儒商的自我认同的问题，表现出“儒商”与“普通遵纪守法的商人”的差别，即独特的伦理思想取向。这种看法既融合了前两种看法且吸收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真切把握住儒商的内核 。

 

    2、现代儒商的特点

 

    儒与商的深度结合，决定了儒商有着自己异乎众类的特点，周庆林先生将其总结为如下五点：（一）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怀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通过赞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为国分忧，通过扶贫救灾为民解难，这正是儒学所提倡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二）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他们不怕挫折，始终如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三）他们遵循儒家以诚信为本饿道德规范。注重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鄙视假冒伪劣，坚持以信取胜，视名誉为生命，力求做到名与利的统一（四）他们注重自身素质的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五）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有较高的驾御市场的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决策，把孟子学说的天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的得心应手。[61]笔者认为周氏之说未免给人以零乱感，需要进一步补充和条理化。而马涛先生的总结却正好弥补周氏的缺点。马涛认为，首先从儒者风范来讲有四点：第一、具有“人文主义”的经营观念。第二、崇高“见利思义”的商业美德。第三、建立服务社会的人生观。第四、加强和提升文化涵养。其次，从弥补西方经营理念不足来讲也有四点：第一、“天人合一”精神。第二、情、理、法相融相生精神。第三、讲信用，重道义精神。第四、忠于国家，服务社会的精神。[62]笔者认为此八点以将儒商基本特征述备矣，但对于“人本主义‘的经营理念，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人本主义”经营理念，主张以人为本，发展经济要把人为其终极目标，也就是要将“经济的人”的观念转变为“人的经济”的发展观念。所谓“经济的人”指“以经济的增长为目的，人是手段和工具，人的存在与追求都只是为了经济及财富的积累。”[63]当然这种发展经济的观念是病态的观念，是有悖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趋势。所以我们要发展的是“人的经济”即“以人的福祗为目的，经济只是人类生存、发展、完善的手段，只有‘人的经济’，离开人，经济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64]不难看出，由“经济的人”的理念转向“人的经济”的理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的真正意义也在于此。

    3、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是现代儒商的时代

 

    市场经济的时代必然是儒商的时代，这不仅是现代儒商的心声，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全面人”的要求越来越迫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极端片面经济人的非道德行为越来越多，这客观上给市场经济秩序的运行造成很大干扰，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市场经济迫切要“全面人”对经济秩序的维护。而儒商受伦理化儒家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影响既以义制利有勇于竞争获利，可见市场经济对“全面人”的呼唤也就是对儒商的呼唤。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破坏生态的恶果，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加迫切。现代市场经济的初步起步阶段。总是存在着大量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现象。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变坏，市场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了，而伦理化的儒家精神化育出来的被儒商广为应用的“天人合一”精神的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出现了完美契合。“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们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道路，通过维护自然来维护自己，这些都是对应着市场经济的呼唤。

 

    再次，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诚实守信。而儒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诚实信用，而且儒商受了“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的熏陶，是有着内在人格的高度自律性的。因而儒商正好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由此可见，时代呼唤儒商，儒商需要社会，因此市场经济的时代终究是儒商的时代。

 

    4、现代儒商的打造策略

 

    时代是如此的呼唤儒商，但是作为儒商之根的大陆。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短、起步晚，真正的儒商集团尚未形成。那么作为儒学精粹的“伦理化的儒学”又要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打造现代儒商的艰巨使命。扬子彬先生在《当代儒商，您在哪里》一文为儒商的打造做了一个由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打造设想，当然贯穿始终是“都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以忠恕之道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培养新型的人格和新型的人际关系，提倡孝悌之道和对他人、集体、祖国的忠诚，养成人格平等，独立自尊的个体意识和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和知识的社会风尚。”[65]笔者认为当代的儒商的打造是由“儒道”与“商道”两部分共同构成的，杨子彬先生只谈到了“儒道”而未谈“商道”有失偏颇。其次，关于“儒道”的打造，杨子彬先生的提法仍然不具有可行性。因为从目前的大陆教育体制来看，高考指挥一切，换句话说，要想在教育中加入“儒道”，首先要在高考中考“儒道”，只有如此，所有的设想才能不流于空谈。所以笔者认为有关“儒道”与“商道”的建设要根据大陆的教育而定。首先，要用高考制度来引导学生学习传统文化。这样既能使设想付诸实施，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根据目前大陆教育制度来看，大学以前不学经济即“商道”。如果强行让初中、高中学生学习经济学，必然会增大他们的负担，结果适得其反。所以“商道”的学习应该放到大学阶段。也就是说“儒道”建设从孩子抓起，使“伦理化的儒学”精神深入人心，及长，学习“商道”，便可以自觉地运用儒家伦理来进行道德自律了。“商道”学完后也就具备一个当代儒商的基本雏形了。

　　　　

                                      结语

    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的合理性塑造将对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社会的转型期，这种作用将会更加明显。目前，我国依然处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的阶段，面对转型期的一系列经济、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如何塑造这个时代的伦理精神，将会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笔者以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伦理精神都不是无中生有，更不可生搬硬套、随意移植。我们要根据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特点，既不搞民族文化本位也不搞民族文化虚无，本着“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精神，对一切文化的优良部分进行吸收融合，最终达到真正实用，促进发展的目的。而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特点，我们在吸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更要对这笔祖先的遗产，加以认真的梳理与反思。本文就是希望通过对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及其使命的反思，来积极发掘本民族文化能够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质素。当然，后生晚学，不揣粗谫，所言之处，挂一漏万，见笑于方家之前。

 

注释：

[1]转引 孔令仁：二十一世纪与孔子思想[A]，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1997.587。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9。

[3]马涛：儒家传统与市场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56。

[4]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A],王小锡，朱金瑞，汪洁:中国经济论理学20年[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8—239。

[5]高令印：中国文化传统与东亚现代化模式[A].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1997.944。

[6]周征松：儒学在日本的历史使命[A],中国日本关系史学会东方文化与现代化[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312。

[7] 高令印：中国文化传统与东亚现代化模式[A],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1997.944。

[8][14]转引 马涛：儒家传统与市场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259。

[9][10][11][12][13][美]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A]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C]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53、53、53、55、49。

[15]汪洁：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7。

[16]李锐：论儒家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A],云南孔子学术研究会,孔子研究[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168。

[17]转引 柯远扬：试论孔子思想与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A],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 1997.276。

[18]温韧：孔子‘中’思想与生态环境意识[A],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 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1997.492。

[19][20]转引 綦正芳：孔子的人本思想与21世纪中国企业文化建设[A],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1997.168、168。

[21] 綦正芳：孔子的人本思想与21世纪中国企业文化建设[A],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 1997.168。

[22]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

[23][24]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 96 。

[25]吴忠：市场经济与现代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5—17。

[2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8。

[27][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2 。

[28]陈岳堂，郭建国：经济行为的伦理审视——从“经济人”谈起[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

[29]吴灿新：当代中国伦理精神——市场经济与伦理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98—299。

[30]刘伟，梁均平：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M],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86。

[31][美]成中英：孔子的智慧：义利之变与天人合一[A],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1997.397。

[32]吴忠：市场经济与现代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

[33][日]涩泽荣一：论语加算盘——商务圣经[M],北京:九州图书馆出版社, 1994.94 。

[34] ]汪洁：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85—300。

[35]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25。

[36]唐贤秋：道德的基石：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2 。

[3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2。

[38]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25。

[39] 费孝通：乡土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5.25。

[40] 汪洁：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285—385。

[41]黄达：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2]杨承训：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A]，王小锡，朱金瑞，汪洁：中国经济论理学20年[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8。

[43]戴国强：商业银行经营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8。

[44] 杨承训：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A]，王小锡，朱金瑞，汪洁：中国经济论理学20年[C]，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8。

[45]龙静云：诚信：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灵魂[A]，王小锡，朱金瑞，汪洁：中国经济论理学20年[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8。

[46]张维达：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3。

[47]尹继左，乔治·恩得勤：信任与生意——障碍与桥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41。

[48] 汪洁：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91。

[49]林健民：现代儒商的任务[A]，儒商大趋势——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38。

[50]陈春德：漫谈儒商文学[A]，儒商大趋势——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33。

[51]周颖南：儒商的光荣任务[A]，儒商大趋势——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27。

[52]陈公仲：儒商——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儒商大趋势——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58。

[53][54][55][56]葛荣晋：“儒家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人格塑造[EB/OL]，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_content.asp?id=440 2005-5-18 / 2006-9-25。

[57]周庆林：浅议儒商与儒商时代[A]，孔子思想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609。

[58]潘亚墩：儒商大趋势--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序[C]，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2。

[59]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8。

[60]靖小琴，史艳红：传统儒商精神的现代超越[J]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报 2005.（4）.43—44。

[61]周庆林：浅议儒商与儒商时代[A]，孔子思想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609。

[62]马涛：儒家传统与市场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08-226

[63][64]陈岳堂，郭建国：经济行为的伦理审视[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2

[65]扬子彬：当代儒商，您在哪里[A]，孔子思想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孔教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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