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丽

 

　　天主教曾四次大规模地传入我国，分别是唐太宗贞观九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635－845)、元至元三十一年至明洪武二年(1294－1369)、明神宗万历十年至清康熙五十九年(1582－1720)、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至新中国建立初期(1846－1951)。1951年后我国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天主教在湖北省西南部土家族地区的发端和发展始于近代，即天主教在我国的第四次大规模传人，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湖北省利川市凉雾乡花梨岭是鄂西南天主教传播的核心，历史上鼎盛时期信徒多达5000多人，目前亦有3000多人。1949年后，利川天主教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目前对天主教在土家族地区传播的研究尚存许多不足，对于天主教的传人以及民众的信仰情况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对新时期宗教信仰的现代变迁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天主教在利川的传播轨迹为基本线索，以天主教信仰的现代变迁为研究重点，对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之关系问题做些探讨。

　　一、利川天主教传播概况

　　(一)天主教传播历史溯源

　　利川地处湖北西南，东接恩施市，南临咸丰县，西南与重庆接界，位于鄂西南巫山和武陵山北上余支的交会部，是清江、郁江的发源地。平均海拔1000－1300米，境内山地、丘陵、峡谷、河流相互交错。利川为土家族聚居地，古为廪君国地，汉属南郡蛮，隋置清江郡，宋置羁縻龙渠县，元改龙渠县为志路寨，属施州，清雍正十三年设利川县，属湖北布政使司施南府。境内民风古朴、物产丰饶，为有利之川，故名“利川”。

　　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在利川占有一席之地并发展到一定规模，是具有历史渊源的。据《利川文史资料》记载：天主教传人鄂西最早在1860年，后于1866年(即同治五年)传人利川，迄今已有近140年的历史。自光绪五年以后，鄂西各县也都先后建有天主教堂，尤以利川境内最多。到民国末年，鄂西地区天主教堂多达36座，信徒1.1万余人。解放前夕，教友多达5000多人。位于利川凉雾乡的花梨岭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二年(1875)，光绪十九年，当地人民因不满教堂以办育婴堂为名残害婴儿，怒而围攻教堂，赶走神父，烧毁房屋，发生了震惊一时的“花梨岭教案”。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荷兰籍梅立森神父和比利时籍武修士上书光绪皇帝幸蒙(敕建)，清政府懦弱无能，“大府迫于西人之挟，不得不重惩吾民，以弥衅而修睦”，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签定了《宜施教案议结条款》，按其规定，在利川由地方政府赔款“钦赐”重修教堂：“利川县城内，由地方官选择一官民相宜无妨地方，由官出款建造天主堂一座……造成之后交付本地天主堂永远管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成，现为重修旧貌。

　　花梨岭天主教堂现为鄂西南地区唯一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历来为利川乃至鄂西天主教活动中心，也是湖北省重要的天主教活动场所之一，先后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的38位外国神父、17位中国神父和32位修女来此传教。

　　(二)天主教当前传播规模

　　现在的花梨岭天主教堂隶属湖北宜昌教区，有5名神职人员，信徒约3000人左右，信徒主要是教堂周边的农民，集中分布在凉雾乡的花梨村、朱天村，另外在利川城和花梨岭天主教堂下属分堂附近还有少量分布。信徒地域分布比较集中，多为以教堂为中心、方圆3－5公里范围内的农民，离教堂越远的地方信徒越少。从而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宗教文化区，在这个文化区内，群众认同比较高，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经济收入水平也比较接近。

　　信徒家庭人均年农业收入很低，种田和喂猪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农民主要依靠打工获得收入，外出打工者年平均收入6000元左右。信徒主要为土家族，农民信徒占95％以上。从性别结构来看，女信徒占多数，约占65％，常到教堂望弥撒的也以女性居多。从年龄结构上来看，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约占70％，中青年占20％，少年儿童约占10％。从文化结构来看，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以上，其中，老人的文化程度都在小学以下，甚至有不少文盲；中青年的文化程度则多为初中、高中。

　　

      二、群众信教的原因

　　历史上，嫁娶教友的儿女必先信教，势单力薄打不赢官司要信教，租赁教会的田地要信教，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要信教，接受过教会的慈善资助要信教，感到现实生活没有希望更要信教。1949年后，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台，人民实现了自由信教，根据笔者调查走访，原因如下：

　　(一)土家族地区自古以来具有“信鬼事道”的传统风俗

　　利川地处土家族地区，土家族先民巴人“信巫鬼，重人祠”。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来看，土家人自古以来就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原始宗教意识，经久不衰，“信则有，诚则灵”是土家人一贯的宗教信条。虽然传统习俗不断变异，且天主教信仰与土家族巫鬼信仰及其遗风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本质上皆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两者有一定的文化共享和文化关联。陈寅恪说：“巴资为笃信天师道之族，范长生本为天师道之教主，故其拯李氏于几亡之时……实有宗教背景。”土家族“信鬼事道”的传统风俗对天主教在利川占有一席之地产生了的影响。

　　(二)群众对天主教存在心理需要

　　利川地处山区，生产力较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很贫乏，人们在生活中遭受挫折和困扰、对命运没有把握的时候，会希望超自然的力量保佑自己驱灾避祸、吉祥如意。农村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这也是信徒中妇女较多的客观原因。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穷困的物质生活与想象丰富的精神生活，信徒通过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和想象，去弥补现实人生的缺憾。

　　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贫乏，向往文化聚会，天主教有许多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升天节、圣神降临节等，这些节日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接触机会。特别是圣诞节最为隆重，信徒云集教堂，由神父主持弥撒，讲经布道、领受圣餐之后，举办娱乐晚会，有歌曲、舞蹈等节目。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城乡基层文化建设滞后有关，宗教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组织有序及形式上的庄重与神秘，内容上的空灵与世俗的结合，对群众很有吸引力。天主教的节日迎合了土家人淳朴、热情、爱热闹、喜好交往的心理需要，促进了教友之间的交往互动和情感联系。

　　(三)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得到认同

　　天主教是崇尚“爱”的宗教，倡导信徒孝敬父母，毋杀人，说真话，做好事，施舍穷人，帮助灾民，照顾孤儿寡母，不干坏事，不偷盗抢劫，不打架骂人，不行邪淫，不贪他人财物，与人为善等等。信教的群众淳朴，只知道天主教所主张的这些做人的道理是正确的，他们按照自己的认识和传统习惯去理解和遵从这些“善”的教义，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如果做了违背教义和良心的事就要到神父那里忏悔罪过，并且真心悔改了，上帝才会原谅。据神父介绍，每年前来忏悔的大约有100人次左右。

　　(四)历史上教友的宗教感情未受到大的伤害，宗教传播未曾中断

　　1949年前，天主教、基督教传播区屡屡发生规模不等的教案，鄂西地区也不例外，利川也曾经暴发震惊一时的“花梨岭教案”。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都会使文化接受者形成好恶感，若在传播中有过武力冲突和强力压迫，就会伤害群众感情，影响文化的接受。如与利川相距不过百里的恩施沙地乡，解放前也曾有较大范围的天主教传播，并建有教堂，但由于教案过于激烈，严重地伤害了当地信徒的感情，此地的天主教传播就此终止。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利川教会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并不太激烈，教案风波平息较快，负面影响较少。此外，天主教在利川的传播过程中，教堂与当地群众相处较为融洽，为群众办了一些善事，起到了一定作用。如解放前在当地开办学堂、诊所、孤儿院等，为群众带来了一定的福利，民众对天主教渐渐产生了宗教情感。20世纪40年代在教堂孤儿院长大的孤儿，长大成人后，或自愿成为修女，或在本地成家。她们成为天主教传播的主要力量之一，不仅影响自己的配偶，还以母亲的角色影响自己的子女。如今年80岁的老人向仁清一岁时父母双亡，其兄将她送到育婴堂，在教会办的聚星小学读书，出嫁时由教堂办陪嫁，嫁到朱天村姚家，育有六个儿女，其中四个入教。

　　

      三、利川天主教传播的现代变迁

　　天主教在利川传播历经百年沧桑，在长期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互整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天主教的信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天主教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的结合

　　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为了广泛吸收信徒，采借和利用了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因子，同时，当地群众也有选择地接纳了部分天主教文化的有益部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特定的场景中实现了文化融合。

　　1、花梨岭天主教堂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

　　天主教与汉文化和本地文化的结合，使天主教的传播更加稳固。石头山寨是利川一大建筑特色，利川有很多建在高山关隘上的山寨，如鱼木寨、船头寨。花梨岭天主教堂据要塞，外修建石头围墙，具有利川石头山寨建筑特点。育婴堂除了吸收汉族四合院和土家族吊脚楼的建筑特点外，还吸收了道教文化，如连接育婴堂和圣心堂自下而上的台阶为99级，吸取传统中国社会以九为大的习俗。建筑雕刻有蝙蝠、花鸟、走兽等象征吉祥的图案，圣心堂的大门为石门，内有道教文化中的“万”、“福”字图案，圣心堂大门上雕刻有对联。

　　2、天主教习俗与当地的民俗融合共处

　　天主教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互整合、相互包容，并导致当地部分民间习俗的改变。中国讲究祖先为大，敬祖先司空见惯，天主教主张以天主为大，祖先次之。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为了在土家族地区生根发展，吸引和抓住群众，没有完全沿袭其传统形式，强制改变当地敬祖的习俗，而是迎合当地的民风民俗，添加或者删改一些内容，与之开放共生，协调相处。

　　除教堂的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外，传统的婚礼、丧礼等人生重要礼仪也或多或少地打上天主教信仰的烙印。特别是婚礼的融合最为紧密，是教堂婚礼与传统婚礼的结合。信徒的婚礼，按教规信徒要在教堂举行婚礼，按中国传统要拜堂。通过文化的整合，婚礼的仪式兼顾了中西两种传统。婚礼程序为：首先男女双方和一些亲戚来到教堂行“婚配礼”，主要经过游行进堂、婚礼劝言、相互许诺、交换戒指、婚礼祝福的程序。神父问双方“愿不愿意嫁(娶)××为夫(妻)”，回答“我愿意”并交换戒指(没有戒指也可)才算缔结姻缘。婚配礼完毕时，新人会依照当地习俗给神父封红包。教堂的礼仪结束后，一行人来到男方家里，新郎新娘跪拜天地，按当地传统的婚礼形式进行。

　　又如丧礼，信徒弥留之际，家人请神父前来祈祷他(她)升入天堂。死后在家中设灵堂，灵牌上的写法需在传统的写法上加上信徒的圣名，(每个信徒都有自己的圣名)停丧的方式不一样，当地土家族讲究头朝里，天主教则要求头朝外。神父祈祷念经，儿女亲友披麻戴孝，追念死者。下葬时要请神父和有经验的教友念经祈祷，唱圣歌，行“终付礼”，祈祷死者灵魂平安。不请道士，不择吉日也不看风水，不上香烧纸，不做斋，不烧七，不做道场。

　　3、利川当地民间巫师的社会职能有所降低

　　利川民间巫师被称为“道士”或“端公”，其社会职能为择吉日、看风水、卜吉凶、作法事、主持婚丧嫁娶等。天主教传人后，许多传统巫师的事务逐渐被取消或被神父取代，“道士”和“端公”的地位有所下降。天主教宣扬“不迷信”，反对算命、求签，部分教友已经不再相信传统的天地鬼神，不求神接药、不请巫婆神汉，修房动土、埋葬死者也不再择吉日、看风水，从而部分地削弱了传统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

　　(二)天主教传播强度逐渐削弱、信仰趋于理性

　　改革开放以后，宗教发展速度加快，信教人数稳中有升。出现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认真贯彻落实，群众有了信教自由。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变革增多，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整合，人们的宗教意识出现多元分化并开始弱化。信教人数呈现相对稳定、稳中有降的趋势，年轻人不信教已成为新的社会现象。新人教的人越来越少，入教时年龄越来越大。据神父介绍，2000年前，每年发展信徒60人左右，2000年后，逐年下降，2008年只有30来人，其中以女性居多，大部分为中老年人。

　　除了天主教传播强度减弱外，信徒对天主教的信仰趋于理性。信徒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人们的信仰更加趋于理智和人性化。接受方式更为自由和自主，有很大的自我选择是否入教的空间，对宗教知识的了解虽然仍难摆脱断章取义，相比从前已明显增多。教堂也会定期举行一些培训，增进他们对宗教知识的了解。传教方式越来越人性化和理性化，从以下方面可见一斑。

　　1、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明显减弱

　　天主教又被称为“传代教”，按教规应对孩子从小进行宗教教育。许多人受父母、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从小便受洗入教，解放前信教家庭在小孩出生8天以内就会把小孩抱到教堂或者请神父来家中为新生儿洗礼，从此便成为天主教徒。在其成长过程中，宗教家庭长期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也会自然培育起一种比较稳定的宗教感情，长大后也不会轻易改变。

　　现在父母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决定其信仰，尊重孩子长大后自己的选择。据神父介绍，最近10年来，儿童受洗的很少，将婴儿抱到教堂接受洗礼的几乎没有。信徒YCB(女54岁苗族文盲)说：“现在我们的孙辈还没有领洗，因为领洗不是闹着玩的，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希望他们长大懂事后自己决定是否要入教。必须要从内心深处有这个信仰，现在他们太小了，领洗了凑个数没用。也许将来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

　　2、教友对天主教的心理依赖减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民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信徒对宗教的认识也不再停留在原始的水平上，对天主教的心理依赖明显减少。笔者就信徒遭遇困难时对天主的认识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面对困难时，64.7％的信徒主要依赖天主的庇护，其次自己努力；33.3％的人认为主要靠自己努力，其次要天主保佑，仅有2.2％的人完全指望天主，否认个人的努力。

　　3、心理寄托转变为心理调适

　　以前，信徒有时会走入迷信的误区，现在，信徒对天主的心理寄托转变为精神上抚慰和心理调适。如信徒的忏悔仪式，实际上是由神父提供心理上的安慰和辅导，此时，神父就像心理医生(神父在神学院有专门学习心理学课程)，为信徒郁闷的内心世界提供心理帮助。信徒YCB说：“我原先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和邻居吵架。1989年，w神父见我的情况就劝我入教，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凡是想不开的事情就到教堂一心一意地念经，走进经堂一跪，听神父讲道理，与教友交流就觉得一身轻松。”

　　(三)天主教信仰弱化的原因

　　从宗教发展史看，由宗教神权专制到宗教信仰自由，再到宗教和谐，体现了宗教发展的规律。随着时代的变迁，群众信仰的弱化是宗教信仰趋于理性的表现，从现实层面看，当地天主教信仰弱化可循其因。

　　1、“被禁止的30年”间，信徒流失较多

　　“被禁止的30年”间，虽然有部分信徒在家里偷偷信，但大部分信徒自此便不再信了。加上在此期间，信徒或信徒的家庭成员在入党、提干、当兵、行政工作等方面都存在限制和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年轻人害怕影响自己的前途不敢入教，使得信徒流失较多。

　　2、外出打工影响群众信教

　　农民大量的外出务工使宗教文化失去传承的载体，年轻人疲于生计，无暇顾及宗教生活，受天主教的影响越来越少。DYL(男66岁汉族小学文化)说：“现在的年轻人经常不在家，初中毕业后要么继续读书，要么外出打工，一年半载难得回家一次，受天主教的熏陶很少。”LDQ说：“1997年以后打工的逐渐多起来，现在年轻人几乎走光了。以前没有人外出打工的时候，年轻人都在家里，星期天望弥撒时，育婴堂的小经堂经常坐不下，足有一两百人，现在每个星期天只有二三十人，基本上都是老人。打工的人看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后，都认为我们这里太贫穷落后，都愿意外出，对天主教的感情变淡了。”在外的学习和就业经历改变了年轻人的观念，这些人依照自己的价值准则对宗教信仰进行取舍，逐渐形成了年龄越轻，宗教观念就越弱的趋势。

　　3、天主教的文化势能降低

　　从文化学观点看，高势能的文化容易被低势能的文化接受，天主教在传人利川的初始阶段代表了高势能的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皆处于高势能，如开办学校、育婴堂、诊所等，能解决当地群众的部分切身困难。1949年前天主教在利川被称为“大米教”，因为当时利川贫穷落后，人们尚不能解决温饱，入教后就有教堂施舍的饭吃，并得到洋人的庇护。现今，天主教的文化势能降低，在经济、政治、物质等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

　　4、宗教氛围逐渐淡化

　　人皆有从众心理，宗教氛围对巩固信徒的信仰有很大作用，在宗教流行地区，教友越密集，信仰就越强化，越分散信仰就越容易淡化。利川信徒居住格局除花梨岭村较为集中外，其他村居住比较分散，信徒与非信徒混杂居住，宗教氛围并不浓厚。教友到教堂望弥撒有可能让外教人另眼相看，信徒难以从群体中获得足够的认同感，就会逐渐淡化其对天主教的认同。

　　

 

　　综观天主教在利川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可以看出，天主教从19世纪中叶传人利川并发展到一定规模，并非偶然，其间有着特殊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通过对群众宗教信仰的现状分析可见，鄂西南天主教发展的现状稳定有序，群众的宗教观念正趋于弱化，这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信仰自由并不能自动带来宗教和睦，对宗教信仰的引导和管理依旧不能忽视。宗教和谐是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新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矛盾凸显，挑战与机遇并存。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加强和改进宗教工作，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关系，促进宗教内部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和谐、宗教与社会的和谐以及政教关系的和谐，使宗教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