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   游斌  

 

     

 

    游斌：最近几年，您在总结中国各大宗教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多元通和”。您可不可以首先介绍一下“多元通和”这一概念有哪些基本内涵？

 

    牟钟鉴：我提出“多元通和”，是在宗教生态学视野下提炼和表述中国的宗教生态模式。为什么不说是“多元一体”呢？“多元一体”是用来分析民族的格局，它与文化的格局不完全一样。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多个民族经过长期的迁徙、融合，成了一个主体民族即汉族，慢慢又把少数民族吸引到周围，演变成为“多元一体”的模式。宗教的特点可以说是大跨度的，可以从国外引进来。进来以后，宗教和民族并不完全同步，不完全是对应的。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宗教历史和现状出发，“多元通和”更符合中国宗教的特点。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大体上有5个特点、5个内涵：

 

　　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在中国，你不能单独地讲宗教文化，它还有人文的文化。在中国文化里，人文理性是主导的。这主要是指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学，老子和他创立的道家。我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人学，但具有宗教性，它本身还不是宗教。道家则有一支演化为宗教，就是道教，它们之间还要适当加以区别。儒道互补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引导着宗教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所谓儒释道三教，并不是后人所说的宗教，而是教化之教。中国宗教的首要特点就是人文和宗教之间不是紧张的，而是互相融通的。

 

　　第二，民间性和正统性互补。在中国，存在大量的民间宗教，同时又有正统宗教——被上层承认的主流宗教。这两者之间有某种张力。但实际上，儒释道三教从民间吸取营养，民间宗教也从儒释道三教中吸取智慧。

 

　　第三，民族性和开放性统一。所谓民族性，是指中华民族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可称之为“基础性信仰”。在世界各国，祖先崇拜非常普遍，但后来都被取代。只有中国的敬天法祖，一直沿袭几千年不变。儒家的家庭伦理即所谓“三纲五常”，特别是五常，讲忠讲孝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导，在中国宗教史上，其他宗教所提出的伦理，基本上都认同儒家的伦理。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宗教形态有着很强的民族特色。但同时它又是开放的，它包容而不排斥外来宗教。其中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儒家的主流是讲和而不同。其次，儒家秉持温和的、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儒家的宗教观有两个原则：一是敬鬼神而远之，二是神道设教。它把宗教的道德教化纳入到社会系统之中。由于这两点，儒家对其他的宗教都是包容的。

　　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共存。世界各种宗教的类型在中国都有，包括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主要教派、中国的民族宗教、本土的道教、民间信仰、原始崇拜，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宗教在中国都有。中国宗教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流血的宗教战争，没有宗教裁判所。不同宗教或教派之间还互相学习，特别是儒释道三教，渐行渐近，无论你的源头在哪里，最后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仅“和”，而且“通”。所谓“通”，就是彼此沟通，彼此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在政治层面、在社会生活层面，而且深入到哲学层面、教义理论层面。所以，“通”加“和”，体现出中国宗教的动态特点。

 

　　第五，连续性与阶段性并显。中国文化的特点，从它的历史来看，是比较倾向于渐进式的，会有变化，但不会与它的源头分离。与之相反，西方文化的特点是起伏比较大，比如说几大最早的文明都被三大宗教取代了。中国则是不断地回到源头，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在延续的过程中，由于时代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显示出它的阶段性。

　　这就是我根据中国宗教史，以及秦家懿和孔汉思所提出的三大宗教系统，在它们之间进行类型比较后所作的概括。我觉得中国是这样一种“多元通和”的宗教文化模式。

 

 

　　游斌：是否可以说，这一概念的核心还是在 “通和”二字上。宗教间通和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人都是宗教的混血儿”，这样一种说法在过去常被理解为贬义的，即中国人宗教性格上的不虔诚。但在今天宗教多元化、全球化的情境之下，“宗教的混血儿”更有积极或正面的意义。您认为呢？

　

   　牟钟鉴：是的。虔诚地信仰一种宗教或同时践行多种宗教，这两种模式之间没有必要去判断是非高下。历史条件不同，文化基因、传统也不同，接受宗教的形态自然会有差异。保罗·尼特在《一个地球多个宗教》中就提到，因为西方人在一个宗教的模式下长大，虽然社会上有很多宗教，但是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宗教里生活。他在讲“中国人是宗教的混血儿”时，是一种积极的意义。他不赞成一神教的傲慢，一神教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认为真理都在它那里，其他教在黑暗里。这样就很容易把一个劝善的宗教变成一个暴力的宗教。

 

　　在我看来，说“中国人是宗教的混血儿”，不是贬低我们。如果人们能够成为“宗教的混血儿”，那么，对我们的时代可能更有利一些，多元信仰能够和平共处。在中国宗教史上，一个人信仰多个宗教很正常。有三教共信的人，两教共信的人，甚至宣称自己无信仰的人也会有某种宗教的观念。这个非常普遍。我觉得我们要肯定它。因为宗教本身是劝人向善，于人有利。如果大家开放一点，彼此承认对方的优点，还非得划清教门不可么？

 

　　所以我们不但要讲“和”，还要讲“通”。在理论和教义层面上，宗教应该互相渗透、吸纳。明代时期，三教界限仍有，但是已经很小了，开明者公开宣称“三教一家”。理学家曾排斥佛学，但是到了明代，这种排斥也消失了。

 

　　“多元通和”是中国宗教互动的经验，现在要使它走向世界，在国际宗教关系中发挥作用，这很重要。地球村的时代，民族宗教之间应该消除冲突流血，逐步向“多元通和”的方向发展。　　

 

　　游斌：当今世界的宗教格局可以被概括为“每一种宗教均在每一个地方”，多元宗教的接触、碰撞均前所未有地频繁与深入。您曾经提出“中国率先实践了宗教之间的对话与合作”，那么，这里说的“率先”是指哪些方面？从中可以归纳出中国宗教间关系的哪些独特经验呢？

 

　　牟钟鉴：宗教对话的提法和表述是现代的。但在实践上，中国人先行了一步，而且成绩斐然，只是中国人未曾使用这些词汇。佛教初传的魏晋南北朝，就是宗教对话的第一个阶段。它的特点是有争论，但是有文争没有武斗。彼此对话非常客气，来往的信件也毫无冒犯，在转述对方的观念时，也能做到原原本本。当然主要是在南朝，北朝的冲突更激烈一些。

 

　　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出现了3种理论，可以为当代的宗教对话提供借鉴。一种是“本末内外论”，三教之间，以我为本，以他为末（指辅助）。葛洪就曾提出“道本儒末”。一种是“均善均圣论”，三教都好，劝人为善。再一种是“殊途同归论”。慧远是一个典型，他最早学儒，后入道，最后入佛，所谓三教皆通。后来文人受此影响甚大，到明代形成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思维模式。三教分工合作，各有优势。在社会管理、政治制度上用儒家，很少用佛道思想。政治上的变法易制，都是从四书五经中寻找正当性。但在解决百姓对超越世界的信仰，比如彼岸世界、灵魂不死等，佛道提供了解释。由于孔子对于超越世界是怀疑的，所以儒家不能满足群众的这方面需求。在弥补儒家的过程中，佛道也有分工。佛教入手点在于人生智慧方面，解答怎样解脱烦恼。人一生有很多苦，佛教教你看破，放得下，所谓“涅槃”就是超越烦恼。道教则侧重养生，这是道教特有的，因此道教养生文化发达，道教医学和健身就非常发达，对人进行心理和生理训练。

 

　　游斌：经典是各大宗教的核心所在，中国宗教间的“通和”在儒释道三家的经典上是如何反映出来的呢？

 

　　牟钟鉴：在中国历史上，三教的高人对三教的经典都是非常了解的。尤其是几部儒家的书《论语》、《孝经》、《孟子》。佛道的大学者对此都非常精通。道家的《道德经》，也在儒佛里得到承认。就算在佛道之争最激烈的魏晋时期，《道德经》仍然得到双方承认。在佛教经典中，《心经》、《金刚经》、《坛经》也都为儒道的学者所熟识。现在《老子集成》已经出版发行，汇集了中国历史上的265种《道德经》注解，作注者不仅有道家学者、佛教学者，也有儒家的学者。反之亦然，像《论语》、《周易》也有佛道的注释。《易经》本来就是儒道共有的，佛教学者也对它进行注解。各教学者都以这种互相注释的经学方式参与其中。在唐朝有一个特例，就是武则天用国家力量主持的“三教会讲”，三教的代表一起来讲经。

 

　　游斌：宗教间的经典互读是宗教“通和”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不仅在本土宗教之间发生，在外来宗教进入中国时，也常常出现“以经解经”的做法，既包括“以他经解我经”，也包括“以我经解他经”的现象，如天主教来华的利玛窦策略、伊斯兰教的“以儒诠回”等。那么，它们与儒释道三家的互释有什么差异呢？

 

　　牟钟鉴：这当中的差异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之间的差异，一是人文学说与多神教之间的差异。一神教中比较开明的一派，比如利玛窦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天和上帝来诠释基督教所信仰的至高神。当然，这其实是一种误读，但这也是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可是，罗马教廷对此持反对意见，在保守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不同宗教之间的经典互读就不容易进行。可惜利玛窦的工作未能延续下去，一直到晚近，当代基督教神学家才重新拾起这项互读工作。我特别欣赏民国时期赵紫宸把基督教神学中国化的成绩，他在中华经典上功力颇深。所以，历史的经验是，不同宗教间的经典互读会在一神教内部引起问题，特别是来自原教旨主义思潮的阻力。

 

　　对佛教和道教来说，这样的情况比较容易克服。伊斯兰教的背景是阿拉伯世界，而现在阿拉伯世界较为弱势，缺乏像基督教那样的强势政治、经济背景。中国的回族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回族文化可以说是二元的，它的源头一个是伊斯兰文化，一个是汉文化。所以，有很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回族学者被称为“回儒”，他们用儒家经典诠释伊斯兰教的教义，做得比较成功。

 

　　但是这些外来宗教对中国经典的解读，都未达到儒释道之间相通的水平。儒释道三教之间互动的历史久远，所以对话的程度较深。

 

　　游斌：您一直鼓励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教徒要多读中国宗教的经典，如《论语》、《孟子》或《老子》等，您认为他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读这些中国经典？这些中国经典对他们的可能意义何在呢？

 

　　牟钟鉴：外来宗教在中国要发展，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要符合中国的文化环境。

 

　　在中国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面临一个双重身份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人，一方面是这两个宗教的教徒。西方人要读《圣经》，阿拉伯人要读《古兰经》和《圣训》，但作为中国人，有义务熟悉本国的文化典籍，否则很难融入中国社会。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它的经典，其中包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

 

　　因此，必须同时正确地解释中西文化，方有助于对话。要理解中华文化，经典是最重要的一个对象。不读原典，就不能完成本土化，就无法融入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之间在经典方面的对话，这个任务比同一般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更难，但也更有意义。我希望各种宗教院校都把中华经典作为必修课之一，切实地进行与中华文化的深层次对话。

 

 

　　游斌：“多元”与“通和”之间不可偏废，因为有“多元”无“通和”，则宗教陷于狭隘；有“通和”无“多元”，则宗教失去个性。所以，“多元通和”模式似乎概括了当前的一种学术潮流即“比较神学”的基本精神，即利用其他宗教的思想资源来服务于对某一特定宗教的委身或信仰，但它似乎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多元主义？

 

　　牟钟鉴：我所谓的“多元通和”，绝对不等同于合多为一。各教保持其独特传统，是正常现象。经典和核心教义是不能改变的，变则失去自身。所能改变的是对经文的注解，对教义理论构建的方式，这些要结合时代的发展而加以充实。我反对三教合一。即便三教之间的差别很小，各家仍有保持自身的必要。

 

　　多元主义不是合而为一，我认为，当今世界如果要在宗教对话、和平共处上有所前进，应当做到这4步：第一步是放弃唯我独尊。第二步是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第三步是互相学习，尽可能发现对方的优点。第四步是建立合作关系。

 

　　所以，以我为主、多元通和才是正确的道路。至于内外本末论，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抬高自己的嫌疑，然而，要求某个宗教的信仰者在对待自己的宗教和对待别的宗教时完全一样，也非正常。所以，“坚定自己的信仰”与“尊重他者的信仰”，是处理宗教间关系、政教关系时的两个基本原则。

 

　　游斌：宗教间的“多元通和”也好，经典互读也好，它们的实施既需要政治上多民族国家的大架构，又需要在文化上宽容理性的总体精神。那么，您认为当代中国各大宗教之间的“通和”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保障呢？

 

　　牟钟鉴：有两点最重要，在政治上，对宗教既不要压制，也不要利用。对其依法管理，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活动，不予干预。要发展宗教的自养自治和自我更新能力，如果它们做得不好，就要被社会淘汰。

 

　　在文化上，各个宗教都要采用温和主义。极端主义是宗教对话互读的障碍，比如唐时韩愈就可以说是儒家极端主义的代表，主张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文革”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极端主义。在这些思想环境下，宗教对话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宗教对话现在还不太容易实施，这是因为某些宗教还被极端主义所困扰。中国基督教面临的问题是原教旨主义流行，非常保守，神学创新不易进行。封闭容易造成保守，所以我希望他们能打开自我。

 

　　多元主义一定要以温和主义为根本，这样的多元才能丰富多彩，健康向上，彼此才能互相学习和沟通。

 

　　游斌：虽然说“多元通和”是中国宗教间关系的主流模式，但儒释道之间彼此攻击，尤其是儒家在正宗或主流的心态下对其他宗教的蔑视和排斥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华夷之辩、本土与外来之争等一直贯穿在中国宗教史当中。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宗教间张力的意义所在？是否可以说，这种“有限度的张力”对于保持各宗教的独立身份，从而保持多元宗教的局面反而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牟钟鉴：我赞成你对“有限度的张力”的提法。它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应被视为是一种健康的活力和竞争。但张力要有限度，不能采取强力介入，不能损害对方的尊严和利益。

 

　　历史上，儒家学者也有很偏激的，用“不忠不孝”来指责佛教。但佛教徒从来不敢以“不忠不孝”自命，反而承认这种伦理的普遍价值，这说明印度文化下的佛教不适应中国的环境。印度佛教主张离开家庭与国家，而中国人讲尽忠尽孝。佛教徒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他必须做出调整，这就推动了佛教中国化。慧远是此种思想的典范，他反驳说，我虽不在朝堂，但在根本上能助王化，帮助社会稳定；我虽不在家尽孝，但我尽的是大孝，我能超度祖先父母的灵魂。另一方面，佛教也做了制度上的改变，规定独生子不得出家。佛教也有自己的“孝经”，专门讲孝道，符合中国伦理。有人批评佛教中有很多“伪经”，但这都是应时而生的，让佛教更好地改进、提高和转化。

 

　　佛教也有批评道教的时候，认为老子虽有传授道德，但未提及炼丹和斋醮等。在这种批评之下，道教也发现了自己的弱点，术若无道，就会流于庸俗怪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道教不断地发起回归老子的运动，这样，术不离道，道教才能一直有健康的理念来引导。但反过来，如果有道而无术，那么老子只能囿于知识分子的范围。在此意义上，我认为佛道是儒家的功臣。儒家有自己的局限性，儒家不能满足所有大众，而佛道填补了这项空白。

 

　　互相的批评是应有的，和谐不是互相吹捧，一团和气。但政治不要介入，语言不要侮辱，互相不要有利益冲突。中国宗教史上有佛道互占寺观的事情，这是非常不好的。

 

    作者简介：

 

    游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主任。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 电子版-宗教周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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