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鹏  

自2010年12月22日两岸10名儒家学者联合发表《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之后，儒家龙兴之地——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一事遂掀在虚拟世界掀起阵阵“网啸”，并为海内外所瞩目和热议，有好事者，几拔高为新千年的儒耶“文明冲突”，或将其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相提并论。

在中华文化圣地建大教堂的话题因时间流逝和快节奏时代人们一贯的健忘，无疑已过期失效，但是，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文明对话、儒家文化重建、基督教本色化、宗教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至于宗教管理及其认同等问题，无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具有长期有效性和深刻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将从如下5个方面剥茧抽丝地梳理事件本身及其背后的种种成因与延展性问题。

首先，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反映出儒家学者的“绝地反扑”。

我们先依据时间先后来为一些关键性事件排序：

2010年7月27日，曲阜市为建立基督教堂“圣三一国际礼拜堂”举行奠基仪式；

9月26日-27日，“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孔子诞生地济宁尼山举办，来自11个国家、30多个国际知名大学和学术机构的170多位专家学者就儒、耶对话展开广泛讨论；

12月22日，《意见书》出台；

不久，网络上发起“联名签署《意见书》”的活动，截止2011年1月18日12时，《意见书》的联署名单已延长至第十五批。

从表面上看，如上4个事件之间的关联度松紧不一，但实际上却环环相扣。笔者在网络上仔细钩沉了一下，10名联合发表《意见书》的儒家学者当中，参加尼山论坛的至少有两位：颜炳罡和郭齐勇。而且，从时间上看，《意见书》出台距“圣三一国际礼拜堂”的奠基有5个月之久，距“尼山论坛”则有3个月之久。无疑，《意见书》的出台，从单个人的质疑，到多位学者的共识，再多集体具名倡议，其间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但是，在“尼山论坛”和《意见书》出台之前，“圣三一国际礼拜堂”像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任何一个落实宗教教产的地方性“三自”教堂一样默默无闻，而恰恰是“尼山论坛”和《意见书》将其带到公共舆论的“聚光灯”之下，并被推上了文明冲突肇事者的被告席。

因此，笔者质疑，如无“尼山论坛”对儒、耶对话的高调提倡，和“尼山论坛”部分参与者对“圣三一国际礼拜堂”的近距离聚焦（高度、规模、建筑风格、选址），儒家学者就不会感到如此备受伤害，而《意见书》的出台即便不可或免，其问世的时间和表态的方式至少不会如此急不可耐。更何况，无论是尼山，还是曲阜，均因孔子的缘故而被儒家知识分子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圣地，也被对儒家文化有着深度认同的广大中国民众心怀尊崇，而“圣三一国际礼拜堂”的拟建计划一经明眼人曝光，则显然令上述儒家学者有触及心理底线般的电击感，也就难怪网上联合署名搞得如此群情激昂。

其次，《意见书》的签署和网上联合签署行动折射出儒家之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复苏。

从上述第一点的观察来看，儒家学者对“圣三一国际礼拜堂”立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极力抨击是否有些小题大做了呢？其实不然，这一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背后隐藏着必然因素。

在当下中国，儒家、基督教同为弱势群体，一个“魂不附体”，一个被斥为“外来宗教”，因此，我曾将此次事件比作“两个残疾人”之间的战争。只不过，现如今一个有了觉醒意识，另一个则因为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沦丧而因祸得福，宗教生态的失衡导致其在全国范围内快速传播；一个虽沦为游魂，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非但没有退场，并极力寻找新的依附体系，随时准备“借壳上市”，另一个则因为“本色化”的远未完成而在传播心态和方式上保留了历史上始终一贯的咄咄逼人、唯我独尊姿态。

那么，儒家学者为什么会把基督教这一“弱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假想敌呢？这就导致了如下一个问题：

再次，儒教在历史上的排他性和基督教的“本色化”的迫切性。

儒家学者对基督教的心怀不满，非自今日。从历史上看，儒家士大夫对佛、道二教的攻击和打压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佛教完全中国化之后，其方式略有改变而已，这一常态性行为在很大程度缘于儒教自身的排他性特质，而这一特质的塑造，很可能与权力体制的结盟和互渗，终至血肉相连不无关系。而伊斯兰教之能幸免于难，并非归功于历史上儒教的宽容，而是其一贯边缘化的文明地位和角色使然。

然基督教则远未如此幸运，从罗马天主教的“礼仪之争”，近代历史上的种种“教难”，到1949年之前基督宗教在中国的艰难传播，除了基督教仗西方殖民势力欺辱国人这一耳熟能详的政治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也与其难于突破儒教所依赖的宗法制度有关。而随着帝制的终结、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乡村父系宗族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涤荡，基督教可以说终于摆脱了了儒教在历史上设置的种种障碍，导致其传播一日千里。

不过，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基督教的快速传播虽然有赖于儒教自身的衰败和社会道德建设方面的失序，但是，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文化中保留一席之地，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文化的血中血，肉中肉，则必须加速其在中国的“本色化”转型，这一转型自20世纪20年代起步，迄今尚未完成。试想，如果曲阜的“圣三一国际礼拜堂”的建筑风格舍哥特式，转而采取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那么，人们在心理上的抵制态度是否会大大减弱呢？此外，如果有一天，基督宗教能够像佛教一样，变得含蓄而隐忍，成为中国人思想和生活中的内在构成成分，那么，不但儒家学者、一般大众，甚至执政者对基督宗教的不信任态度也将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复次，儒家“复兴”乏善可陈。

从对基督教的回击来看，儒家学者一方面从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立场表现出对具有“外来气质”的基督教的极度反感和不信任，另一方面则折射出其对儒家文化复兴乏术的深度忧虑。而儒家文化的真正复兴，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则是能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有效抵抗基督教的更为可行的方法，但是，就目前众多以匡扶儒家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开出的复兴药方来看，无论是寄希望于儒教“国教化”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还是走建制道路的民间宗教化（如孔教、德教等），均缺少可行性。前者是对当代以世俗化（政教分离）为标志的现代化潮流的“反动”，事实上，这一“反动”早在康有为鼓吹孔教为国教时就已遭到了惨败；而后者则无疑是对儒家宗教化，或儒教的一种矮化处理，即跻身本就在中国大陆被归于非法行列的民间宗教当中奢求分得一杯羹。那么，在上述背景下，失去了古代皇权的保护和宗法制度的支撑，以及科举制和专制制度中所提供的在教育、政治领域当中的垄断性经营，加之缺乏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经验，那么，“儒教”很可能会面临被其他宗教或社会思想运动所吸收和转化，从而失去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可悲命运。

最后，基督教与儒家学者均无法回避诸宗教多元共存的文化、社会格局，漠视和平共在规则。

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共存，这一点，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儒家知识分子均应所清醒认识。从多元文化的生存智慧上来看，基督教能为儒家的复兴和更有效地适应、融入现代社会提供制度和思想资源，如台湾基督教对佛、道、民教宗教在传播路径上的启发；而儒家文化则可以与基督教在很多普世价值上达成共识，从而为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精神、心理和道德支撑。此外，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如何面对文化和文明异己力量，则不仅仅是中国各文化主体需要反思的问题，也是世界其他地区需要积极应对的棘手话题，如法国对伊斯兰教妇女在公共场合蒙头的明令禁止，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调，则无不是这一心态的具体反映。

（本文转载自：作者新浪博客，原载《世界博览》2011年第09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c06d30100ugh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