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在发展中出现了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现象。[1]对于这一现象，一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已经略有涉及，但缺乏全面性的综合研究。[2]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描述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的基础上，对该现象的发生基础、促发因素和主导力量进行分析。

 

一、海外华人民间信仰发展中的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

 

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在发展中出现了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现象，这在九皇大帝、妈祖、城隍以及保生大帝等神祗信仰上表现的极为突出。

 

在中国民间信仰里，斗母是北斗星座的神祗，传说斗母诞九子，即九皇大帝。李天锡研究指出，清道光八年（1828年）前后，一名福建华工把九皇大帝的香火从江西省带到泰国普吉岛供奉，此为九皇信仰从大陆传入海外之始。此后，随着华工在海外的流动，九皇信仰从泰国传入马来西亚，后来又从马来西亚传入新加坡等地。九皇信仰在海外华人中的传播极为迅猛，据周福堂博士的调查，1990年泰国的九皇庙有6座，新加坡8座，马来西亚有5O座，三地共计64座。而据苏庆华博士估计，九皇大帝宫庙的数量还要更多，单马来西亚一国就有百座左右。随着信仰的迅速扩张，遍布新、马、泰的九皇信徒之间产生了联络感情、加强联谊的要求。1990至1991年间，马来西亚太平古武庙斗姥宫庙主王显海在召开“马新斗母宫九皇大帝代表联谊会”时，提出了成立九皇大帝“总会”的号召。此后，经过筹委会持续八、九年的不懈努力，来自马来西亚“槟、吉、霹、丹、雪、彭、柔、沙八州”的九皇大帝宫庙于1998年8月13日正式成立了马来西亚九皇大帝总会。据九皇大帝总会2006年《斗讯》第六期公布的数据，马来西亚的九皇大帝庙有74座，其中45座已加入九皇大帝总会。

 

妈祖是海神，华人在到海外时，大多都携带妈祖神像护航，到了海外之后再立庙奉祀，答谢神恩。此外，早期海外华人多从事交通商贸，也需要妈祖的后续庇佑。由于妈祖与海上交通有关，妈祖信仰随华人的足迹传播到了海外各地。20世纪8O年代后，海外各地的妈祖宫庙之间的联系开始频繁起来。

 

在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的努力下，海外华人的城隍信仰也出现了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现象。民国初年，新加坡凤梨山的安溪移民开始在天公坛奉祀来自福建安溪的城隍香火。由于安溪城隍庙在福建、台湾以及东南亚一带拥有数量众多的分炉，韭菜芭城隍庙利用安溪城隍庙的这一平台而与这些分炉建立联系，使自身的交往范围扩大到福建、台湾和东南亚等地。[3]进入21世纪后，韭菜芭城隍庙又将交往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全世界所有的城隍庙。

 

海外华人的保生大帝信仰也不甘落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跨地区交往与结盟的趋势也日益鲜明起来。香港宝泉庵正炉分灵自福建晋江深沪沪江宝泉庵，后者的香火则来自台南学甲慈济宫。此后，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马尼拉、宿务等地的海外华人在保生大帝信仰的纽带上频繁往来，形成跨地区的信仰网络。此外，新加坡真人宫也开始朝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方向发展。

 

除了九皇、妈祖、城隍、保生大帝等几个影响较大的神祗开始走向跨地区交往和结盟外，其他的神祗如广泽尊王、清水祖师、关帝等，其信徒也开始行动起来。

 

二、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分析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分布于海外各地的民间信仰宫庙彼此之间却几乎没有互动，当然更谈不上跨地区的交往。例如，马来西亚妈祖宫庙极多，据曾任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妈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李雄之先生估计，大概有150多座天后宫分布于马来西亚各地。不过，马来亚大学的苏庆华博士在早期的调查中却发现，马来西亚的天后宫虽然多，“但各天后宫之间鲜少有互动关系”。[4]为什么海外地区的民间宫庙在创建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不重视相互间的联系?张绚在《星洲与台湾妈祖信仰初步比较》一文中是这么解释的：新加坡的妈祖庙大多依附于会馆，“财务不独立，经费有限，也减少各种活动之举办”。[5]天后宫多隶属于会馆，缺乏自主性，导致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海外华人基于原乡的地缘和血缘认同，已经转化为对居住国的认同，宫庙的血缘和地缘属性遭到很大削弱，宗教性则得到张扬。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民间信仰宫庙在举办活动、对外交往方面就有了更大的自由。

 

宫庙的自由度扩大，是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增加互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它不是唯一原因。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三方面因素在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的发展中起到导向性的作用：一、民间信仰在海外传播时形成的跨地区的香火网络，为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当前海外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华人所面临的文化认同危机，是迫使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走向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促发因素；三、一些影响较大的宫庙试图通过跨地区的信仰网络来构建自身权威的行为，则进一步加快了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步伐。

 

（一）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的发生基础：民间信仰在海外传播时已然形成的跨地区香火网络

 

20世纪80年代后，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现象一经出现，很快就蔚为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在民间信仰在海外传播之时，就已然形成了跨地区的香火网络。下面以九皇大帝信仰和保生大帝信仰为例，详加说明。

 

九皇大帝信仰从中国大陆传播到泰国，又从泰国传播到马来西亚，最后从马来西亚又传播到新加坡，形成了一个渊源有自、脉络清晰的跨地区香火网络。马来西亚国内很多九皇大帝宫庙之间都存在着有如上述的香火上的分灵关系，而且，这种分灵关系可以上溯至中国大陆、泰国，下延至新加坡，这就为后来马来西亚九皇大帝总会的成立及其跨地区交往提供了可能。

 

海外保生大帝信仰的跨地区交往和结盟也根源于该信仰早年在海外传播时形成的香火网络。据说在明永历十五年（1661），福建龙海白礁民众随身携带白礁慈济宫保生大帝金身，随郑成功军队入台驱逐荷兰殖民者。入台后，于台南学甲创建慈济宫，奉祀保生大帝。咸丰十年（1860），晋江深沪人的商船又从台南学甲慈济宫分灵保生大帝神尊回到深沪宝泉庵奉祀。因此，深沪宝泉庵的祖庙是台南学甲慈济宫。1948年，旅菲深沪人从沪江宝泉庵分灵香火到菲律宾马尼拉，创建马尼拉宝泉庵正炉。此后旅居菲律宾宿务的深沪人又从马尼拉分灵香火，创建宿务宝泉庵正炉。1990年，旅港深沪人也从沪江宝泉庵分灵香火到香港，创建了香港宝泉庵正炉。由于香港宝泉庵正炉、马尼拉宝泉庵正炉、宿务宝泉庵正炉、沪江宝泉庵、台南学甲慈济宫和白礁慈济宫都是奉祀保生大帝，且有着明确的香火传承关系，这就使得改革开放后，福建、台湾、菲律宾马尼拉、宿务、香港等地的华人在信仰纽带上的跨地区交往成为可能。

 

（二）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的促发因素：海外华人通过民间信仰的跨地区交往和结盟来应对当地的文化认同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海外华人民间信仰在发展中出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了促发因素，即海外华人在当地遭遇到的文化认同危机。为了克服文化认同危机，海外华人有意识地利用了民间信仰的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办法。

 

海外各国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处身其中的华人都遇到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如何解决文化认同危机呢?国外学者有关认同的研究带给我们启示。韦克斯（Jeffrey Weeks）指出，“认同乃有关于隶属（belongings），即关于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以及关于你和他者（others）有何区别之处”。[6]是否具有共同点，是人们之间形成认同的首要条件。但是，认同并不仅限于彼此之间具有共同点这一静态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心理学家米勒（Miller，N．）指出，认同是“主体性选择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个体只有融入社会团体并与该团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个人的认同”。[7]从米勒的观点来看，认同还包括将那些具有共同点的人们卷入一个互动网络中的过程。如果仅有共同点，没有彼此交往，认同显然无法完成。具备共同点而又相互交往的人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认同。当前海外华人遇到文化认同危机，从客观上讲是华人处身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但从主观方面讲，华人在信仰方面拥有共同点，但却因为缺乏往来和互动而导致真正的认同无法形成，也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后海外华人的民间信仰在发展中出现的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例如，2002年雪隆会馆天后宫自中国大陆湄洲祖庙迎回妈祖分灵金身，并于2004年举办“庆祝天后圣母千秋宝诞暨灵身巡幸槟威海陆大典”，带动了马来西亚华人信徒之间的互动往来之后，马来西亚华人之间因互动而逐渐形成了真正的文化认同。据苏庆华统计，自2003年4月至2007年5月，就有吉旦岛昭应庙天后宫等五个天后宫在举办庆典活动时，主动邀请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官的湄洲妈祖金身前来参加。甚至连非海南人天后宫庙群的柔佛州峇株巴辖林氏宗祠也来邀请，说明跨地区互动确实增进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此外，跨地区交往和结盟带来的外部援助也有助于海外华人为自己的文化正本清源，更好地克服文化认同危机。

 

（三）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的主导力量：一些影响较大的宫庙借助跨地区的信仰网络来建构自身的权威形象

 

在民间信仰传播海外的过程中，各地的民间信仰宫庙创建时间有别，遭遇不同，其中的一些宫庙的影响逐渐扩大。在20世纪8O年代后，在这批影响较大的宫庙的带动下，海外华人民间信仰开始朝向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方向发展。

 

马来西亚太平堂的九皇大帝香火是王奕鱼从泰国普吉带到这里的，该堂后来更名为太平古武庙斗姥宫。因此，太平古武庙斗姥宫可说是马来西亚最早创建的九皇大帝宫庙之一，也是马来西亚影响较大的九皇大帝宫庙之一。太平古武庙斗姥宫等宫庙之所以致力于让遍布全马的九皇大帝宫庙建立起跨地区的联盟，目的是为了建构自身的权威形象。马来西亚九皇大帝总会的实际权力掌握在那些“历史较久、势力较大”的宫庙手中。轮值掌管金玺的宫庙，被称为“掌玺圣宫”，负有“延宗续教”的重大责任。因此，通过对金玺这一象征资本的掌控，这些宫庙拥有了更多的声望，并将自身从一般的会员宫庙中分离出来，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形象。此外，跨地区的九皇大帝宫庙一旦组成总会，其所具有的影响力就要远远大于个别宫庙的简单加总。而这些轮值掌玺宫庙作为总会的代言人，也得以借助总会的集体力量来增加自身的影响，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

 

马来西亚的妈祖宫庙之间出现跨地区的结盟，则与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的积极运作密切相关。马来西亚的妈祖宫庙众多，但彼此之间互不来往。雪隆会馆天后宫决心模仿台湾妈祖的“回娘家”模式，打破马来西亚天后宫互不往来的状况。按照苏庆华的看法，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的努力，一方面是确立了它与其他天后宫之间的主、从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使其“‘领头羊’的地位更易于被接受和‘认同’；从而树立起其领导群伦的独特风范和品牌”。[8]

 

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也借助于跨地区的信仰网络来谋求自身的权威地位。韭菜芭城隍庙分灵自福建安溪城隍庙，自1990年开始，韭菜芭城隍庙就通过返乡谒祖进香等方式与安溪城隍庙保持紧密联系，使自身信仰的“正统性”得到加强。此后，又通过经济上的援助，如在安溪城隍庙的标志性建筑上（如山门牌楼）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及捐建安溪城隍庙第四殿和第五殿，奠定了韭菜芭城隍庙在安溪城隍庙众多分炉中的首席地位。此后，韭菜芭城隍庙将安溪城隍神的称号“清溪显佑伯主”进行商标注册，进一步维护自身在新加坡的垄断地位。这样，韭菜芭城隍庙“通过限制祖庙分炉和注册城隍称号，使自己在这个区域网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9]

 

综上，笔者对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描述，对该现象的发生基础、促发因素以及主导力量也进行了分析。行文到最后，笔者想补充说明的是，尽管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主观上是因应海外华人面临的文化认同危机及其构建权威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这一现象蔚为盛行之后，在客观上对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在互动之中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却是大有好处的。我们相信，世界各地的华人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出现的跨地区信仰网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圈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资助项目“闽台宗教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2SKGC-QT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陈景熙提供了苏庆华博士三卷本的论文集。

 

[2]苏庆华：《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卷二），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103-128页；陈进国：《中华信仰版图的建构与民间信仰的发展》，中国宗教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华侨大学：《“宗教与中华文化软实力”高层论坛暨2013年中国宗教学会年会论文集》（北京·2013），第41-76页。

 

[3]参见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8]苏庆华：《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卷二），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104、124页。

 

[5]苏庆华：《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年版，第116页。

 

[6][7]转引自粱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l5、13-14页。

 

[9]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作者系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1期，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2014年12月5日。

http://iwr.cass.cn/zjygjgx/201412/t20141205_179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