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妈祖信仰与闽南地域文化

 

　　妈祖信仰最早诞生于福建莆田。从地理疆界看，福建地处偏远，容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与信仰。从地理气候上看，福建山多险峻、沟壑重重，林多异兽，蛇虫横行，多数地方雾瘴丛生，极易使人陷入某种奇谲诡异的遐想。而闽地出海之人经常遭遇水难。人们面对自然灾害、疾病等往往无法作出科学的解答，被迫求之于超自然的力量。

 

　　“好巫善鬼”、善于幻想是南方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位于“南方之南”的福建境内，更可以说是宫庙与宗庙林立、神灵无数。妈祖信仰最初也是闽人信巫善鬼的地方性信仰。宋人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称其：“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可见妈祖生前为巫。而据民间所传，因女性属阴，较男性更易于勾通冥、天、地三界，故女子从巫现象普遍，生前被认为异人，死后往往尊崇为神。这点从福建女神现象普遍可以得到验证。古代福建地区好巫善鬼的形成也同当时人们生活状况有关，由于当时缺医少药，于是形成了有疾病不求医，而去求巫求神的传统。产生于漳州、泉州一带的神祇保生大帝就是其中一例。保生大帝同妈祖一样是闽台地区的重要神祇，闽南民间谚语称，“渡海靠妈祖，安居靠真人”①。

 

　　“妈祖”之名的起源至今仍无定论。明代以前的文献上没有“妈祖”一词，只有“天妃”之称，而民众则称“娘妈”，直到清代的闽台史料上才出现“妈祖”之名[1]137~139。“娘妈”是如何演变为“妈祖”的呢？有学者认为“妈祖”就是娘妈之祖的简称或是缩写[1]139。也有学者认为，“‘妈祖’就是‘娘妈祖庙’的简称”，并认为“‘祖’字能体现出庙史之悠久、神格之崇高”[2]66~79。妈祖的出生地存在多种版本。2012年，一些学者在贤良港发现有妈祖生前遗迹，经过田野调查与细致的文献资料分析后形成学界较为认可的观点[3]7。妈祖诞生于贤良港、升天于湄洲岛。在贤良港是人，在湄洲岛是神，两地都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贤良港天后祖祠”前殿的木雕软身坐姿妈祖神像非常有灵气，有温柔婉约之姿，别于其他庙宇的神像造型。后殿是圣父母殿，后殿上方的横匾有“林氏宗祠”“德范天妃”“忠孝流芳”“螺港寻源”等匾额，供奉的是积庆公与积庆夫人的神像（妈祖父母的雕像）。后殿照壁有明代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林俊撰写的“族范”，内容是教育林氏家族子孙待人处世原则[3]11。这些陈设似乎说明了妈祖林默作为林氏的子孙，生前确实存在。据《莆田县志》记载，林默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在湄洲“羽化升天”“，能乘席渡海，人呼龙女。……常衣朱衣，飞翻海上，土人祀之”[4]392。可见在该记载中，林默已由普通的人泛化为神（海神）。湄洲邑人（当地人）崇奉海神，并立通贤灵女庙于湄洲岛，即湄洲岛妈祖祖庙，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祭祀妈祖林默的庙宇。但在更多的学者看来，仅仅以在林氏宗祠基础上修建而成的贤良港天后祠为历史依据，显然有些牵强。妈祖信仰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了“以天后祠替代林氏宗祠”这一历史现象，它“不过表明把妈祖纳入林氏族谱，为林氏宗族增光而已”[5]12。尽管如此，妈祖信仰始终是以妈祖的出生地贤良港祖祠和妈祖的升天之地妈祖祖庙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闽南文化的产物，妈祖信仰有鲜明的闽南地域特色与造神路径，即所信仰对象因生前身怀异术（巫术、医术等）、乐善救人，死后则被传为羽化升天，列入仙班，成为民众救苦救难的保护神。

 

　　二、闽粤海商文化流动与妈祖信仰的传播

 

　　妈祖信仰由地域性习俗逐步发展为民间信仰体系，与沿海地区的海商文化以及不同时期的闽粤移民大潮密切相关。

 

　　妈祖信仰向外辐射和传播与古代闽人尤其是闽南人的海上活动有很大关系。他们南下广东、澳门、香港乃至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北上青岛、天津、大连，并将其风俗信仰带到当地。宋庆元二年（1196年），据传，泉州晋江僧人觉全“梦神命作宫”（万历《泉州府志·坛庙》“天妃宫”条），于是建泉州妈祖庙，即今之天妃宫。泉州天妃宫的建立在妈祖传播史上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标志着妈祖信仰的传播在闽南一带出现一个新局面[6]。妈祖林默的出生地莆田历史上曾隶属泉州。泉州因其特殊的天然地理位置与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历史上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宋代更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成为世界两大海上贸易港口之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泉州的贸易中心地位及精湛的造船、航海技艺有助于妈祖信仰的外扬。泉州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把妈祖奉为海神。宋元时期，尤其是元代政权出于保护漕运的经济需要，对在海外贸易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泉州格外重视，不断提高泉州行政建制的规格，并借妈祖的威信来稳定政权，加强漕运，发展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于是封妈祖为“天妃”，祈求其对王朝生命线的庇佑。庆元二年泉州港首建天妃宫，妈祖信仰在国家政权扶植下迅速扩展，并逐步代替其他海神（如泉州原来奉祀的九日山海神“通远王”），获得了掌控海上交通，统御全部海神的最高地位。泉州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使以泉州为中心的福建海商盛极一时，进而带动妈祖信仰越洋远播。明洪武五年（1372年），中国与古琉球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使节交往频繁，琉球祭封妈祖已成为官方正式行为。琉球籍闽人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载：“洪武五年以神功显灵，敕封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后的30年间，郑和七下南洋，首次航行即由泉州港起航，往返于东南亚地区、印度洋地区、阿拉伯地区的30多个国家。郑和每航必于船头奉祀妈祖神像，沿途及抵岸不断祭祀，平安归来后都奏请致祭酬谢，曾两次亲诣湄洲庙祭祀加封，增修庙宇，三次驻节长乐候风均致祭，并建长乐天妃宫[6]。其随员中多为福建泉、漳一带水手，均笃信天妃。这些跟随郑和出海的海员中有人因种种原因而留居各国者，也会通过当地的海商华侨，把妈祖信仰传到这些地区。明永乐五年重修泉州天妃宫，朝廷明令规定此后凡是朝廷派遣的内官及给事中行人等出使琉球、暹罗、爪哇、满剌加等国者，都要按常例到泉州天妃宫致祭。

 

　　妈祖信仰在明末传入日本，“传播路线是沿九州岛北上到日本本州各地”。日本奉祀妈祖的著名寺庙是俗称“南京寺”“泉州寺”和“福州寺”的“唐三寺”。其中泉州寺即由泉漳帮船主于1628年在分紫山建的“福济寺”。后来于1648年，“檀主会当地泉南父老”议决“遣使飞帛聘请”泉州开元寺高僧“温陵（泉州别称）蕴谦琬公长老”东渡日本任该寺住持，从此该寺在日本国内外名声大振[6]。

 

　　在妈祖信仰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泉州天妃宫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它标志着妈祖信仰海外传播的主要出海口，由地方性港口莆田向东方大港泉州迁移的历程已最终完成。在台湾地区和海外的许多妈祖庙，大部分庙宇是由泉州妈祖庙（天妃宫）分灵出去的。泉州港对妈祖信仰的传播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妈祖信仰在泉州开花结果，成为妈祖对外传播的历史性转折点。

 

　　在妈祖信仰“南下”拓展的过程中，澳门、香港、新加坡等地是最具代表性的。颇有意思的是，澳门、香港两地名称的由来都与妈祖信仰有关。据传，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在海上遇到大风浪，要曝晒船上被水浸湿的货物，而登上香山县（现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边上一个荒芜的小岛。他们不知此岛何名，问当地渔民，答曰：“阿妈”或“阿妈港”，以葡萄牙文音译则为Amaquam或Macau。阿妈，即妈祖，是福建、台湾及广东潮汕地区对天后或天妃的称呼[7]16~17。香港名称的由来则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则是因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天后庙有座古老的红香炉，传说是由外海漂流而来，受到当地民众的顶礼膜拜，庙前的海港被称之为“红香炉港”，后来逐渐简化为“香港”。史载英国人最早登上港岛所发现的三座庙宇中，就包括了位于赤柱的天后庙和红香炉天后庙[8]13。由此可见，妈祖信仰在香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随着闽南移民跨海渡洋到新加坡拓殖，妈祖信仰也流传到了新加坡。据史料记载，1810年之前新加坡海岸已出现不少闽南华侨设坛奉祀的妈祖神像，而直到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才宣布在新加坡“开埠”。1839年，由新加坡各方言帮的领袖集款在妈祖祀坛小庙的基础上扩建为天福宫，其建筑的工艺手法和材料都来自福建泉州，是正统闽南风格的宫殿建筑样式。修建天福宫不仅体现闽南人“食德思根”，不忘故土家园，及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认同，同时也成为新加坡城市发展变迁的见证[9]。

 

　　宋庆元二年，大量闽商和水工、船夫北上，特别是随着“福建舟师”在江浙大败金人的凯歌，妈祖开始其北上航程[6]。妈祖信仰的“北上”路线则由江浙往北，途经山东、天津、东北等众多的水域地区，直达北京，如营口、连云港、天津、烟台、青岛等地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荒凉的渔村变成了繁荣的港口城市。其中，辽宁营口妈祖庙位于营口市区西部，辽河入海口附近，当地人俗称“西大庙”，始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由福建航海而来的客帮和本埠药材业主出资兴建。

 

　　山东烟台妈祖庙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有三处：一是长岛的显应宫；二是蓬莱阁的妈祖庙；三是烟台天后行宫。其中，蓬莱阁天后宫是古代北方建造最早、规模最大的始祖庙，在妈祖文化的北上传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长岛的庙岛显应宫与蓬莱阁天后宫齐名，一度被称为“天下第一娘娘庙”“北方第一海神宅院”。烟台天后行宫始建于清代光绪十年（1884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告竣。由当时旅烟的闽籍船商筹资、设计，于福建预造构件而后海运烟台组制，是我国北方仅存的具有闽南风格的天后宫。烟台天后宫见证了闽人北上的历史路径，更是妈祖驻足北方的重要体现。

 

　　天后宫妈祖信仰在沿海北上中影响力较大的还有天津。天津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卫。”这是对天津港口文化起源的形象化说明，与澳门民间流传的“先有妈阁庙，后有澳门城”之说极其相似。天津的天后宫作为天津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与福建莆田湄洲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列为中国三大妈祖庙，有“南有湄洲妈祖庙，北有天津天后宫”之说，是北方地区妈祖文化的中心，对研究妈祖文化由南向北拓展的历史进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妈祖信仰既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高级宗教形态的精密理论学说，也没有世界上其他宗教与信仰体系的发达组织系统。妈祖信仰得以传播开来，几乎完全是由信众“一传十、十传百”地自发掀起，然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固、深厚而持久的文化心理现象。出海者往往在航行途中把妈祖供奉在船头，待安全抵达海岸目的地后，即修建庙宇祭祀并答谢她的庇佑。这既反映了华夏儿女世俗化的信仰，也体现了他们知恩图报、“食德思根”的文化心理传统。航海人远走他乡异国，通过对来自故乡的妈祖的祀奉和崇拜，寄托怀念故土、饮水思源的深厚情思。这些渡海而来的人们即使来到陌生的他乡异国，往往也聚集而居，既可随时相互援助，又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于是“血缘”“族缘”和“地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神缘”，共同组成了华人社会源远流长的乡土承传。妈祖信仰代表的是一种海洋商业文明的崛起，是人与文化的流动。文化在流动中与其他文化形态发生的碰撞、交流和融会，才能不断地掀起波澜，并逐渐由涓涓细流，发展为壮阔的“主流”乃至浩瀚的海洋。

 

　　三、妈祖信仰与南北文化的贯通

 

　　妈祖信仰的传播过程表现出多重特质：一是从区域性之神变为国家性甚至世界性的神；二是从海神变为万能神，不仅护佑海上安全，也除暴安良；三是从民间信仰成为官方认可的神。这些特点说明妈祖信仰体现了中华文化信仰体系中的某些共性。

 

　　第一，儒释道三者杂糅，兼具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信仰共性。南宋孝宗皇帝曾著《原道论》，倡导“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在现实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儒家主张“治世”，维持社会的基本礼仪、规范及典章制度；道教主张“治身”，即所谓出世，修身养性，寄望于道教的神仙；佛教则强调“治心”，舍伪归真，自利利他。妈祖信仰则契合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的共同要素，而成为三教之神。首先妈祖体现出本土性的道教之神。中华文化有将“行善于人封神”的传统，妈祖由人而神，更是由其生前的优良品质与其行善事迹所决定。其次历代统治者为统领海域、掌握海洋经济命脉，不断对其加封扶植，这一过程打上了很深的儒家烙印。再次随着妈祖信仰拓展与提升，佛教的许多因子对其产生补充与完善作用。这些因素也可以从妈祖神祠的布局中得到体现。如澳门妈祖阁、新加坡天福宫、天津天后宫等地的妈祖庙都是儒释道杂糅的产物。这些庙宇的正殿供奉着妈祖神像，配殿则有关帝和本地神，甚至还有佛教的观音等也供奉其中。以天津天后宫为例，其正殿供奉着妈祖神像，在正殿的南配殿供奉着天津当地的神：王三奶奶、挑水大哥、施药仙姑、施药仙官，在正殿的北配殿供奉着道教的关帝神像。而在正殿的西面，即同妈祖正殿背对着的凤尾殿则供奉着佛教的净瓶观音、渡海观音、滴水观音、南海观音等神像。闽南人自宋以来就笃信妈祖，国家为了漕运与安抚民心巩固海疆，通过不断赐封妈祖，把妈祖从地方神祇提升为全国性的海神。妈祖信仰是闽南人背井离乡、异域谋生的精神支柱，是游子们同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见证，也是闽南人思念家乡的一种集体寄托。

 

　　第二，体现南方北方“海”“洋”文明的交融与互动。中国南北地理气候迥异，使南北文化也存在巨大差异。妈祖文化体现了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激荡。自秦汉开始，中原民族不断南迁，特别是因永嘉之乱大量中原人南迁，促使闽南地区人口增加。北方民族的迁入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当地社会发展。在先进文化的熏陶下，福建海民造船技术与航海技巧不断提升，反过来推动了妈祖文化不断北上南下。妈祖信仰在北方各地生根落户，体现了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反哺作用。北方沿海城市的不断崛起，这无疑是南方海洋文化对北方文化影响的历史印迹。妈祖信仰在北方地区的发展壮大，也说明了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包容与接纳。这正是南北方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接纳、相互促进、相互提升，成为妈祖信仰不断北上的深层文化因素，也是中华民族在历经无数历史磨难，仍能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

 

　　第三，妈祖信仰也体现了南北方共同的母系氏族文化特征，对母性的崇拜、乐生好生等观念。女神崇拜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因其具繁衍能力而备受推崇，成为女性崇拜的源起。在中国道教信仰中，女神崇拜是一大特色，如女娲、西王母等女神崇拜。妈祖也是女神，是孕嗣之神，会保护妇女的怀孕、生产、育婴等[2]31。碧霞元君是产生于东汉的中国华北地区的山神，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因坐镇泰山，俗称泰山娘娘、泰山老奶奶、泰山老母、泰山奶奶等，其信仰从山东泰安向外传播，对中国北方地区影响极深。宋元时期，妈祖信仰传入山东时，民间认为泰山娘娘和妈祖娘娘之间，虽然有地域之差和山神、海神之别，但同样普度众生，舍己为人，所以流传有“北元君，南妈祖”的说法，成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保护女神（如天津天后宫除了供奉妈祖娘娘外，在其南侧西面设有“碧霞元君殿”主要供奉的是泰山娘娘）。妈祖虽是道教文化的产物，但其又明显继承了佛教中观音菩萨的某些特征[2]30。妈祖信仰表明，古代妇女生前从巫、死后为神的现象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母性尊崇的特点。

 

　　结语

 

　　妈祖是福建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地方神祇，是福建闽南人较其他区域的人们更熟悉海洋环境并善于造舟、驾舟与水性的特性使然。妈祖信仰是他们艰难谋生过程中的精神依托，也是闽南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外部世界的重要体现。妈祖信仰的具体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这种不侵略、不使用武力的文化信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品质。

 

　　福建海商的巨大特点之一，就是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因此，他们北上南下，远涉重洋。“天下至险，莫于海”，由于移垦和经商的艰难，在未可预知的环境里，祈求家乡神灵保佑便成为其精神支柱。这种“人因神聚、神因人移”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一个特征，也是华人移民自我增强信心的良方[9]。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的诞生，“是海洋交通文化的直接产物，其信仰的发展最终又以宗教的形态对海洋交通文化产生影响”[9]。因此，妈祖信仰反映了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渗透影响，揭示了中华民族勇于开拓、自强不息的优秀品德，呈现出中华文化大融合的发展轨迹，是中华文明生命力与融合力的高度体现。

 

　　注释

 

　　①关于保生大帝的相关研究可参见范正义著：《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谢贵文著：《保生大帝信仰研究》，高雄春晖出版社2011年版。

 

　　参考文献

 

　　[1]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华人论妈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论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3]叶明生主编，福建莆田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贤良港妈祖文化论坛组委会编.贤良港妈祖文化论坛——海峡两岸·传统视野下的妈祖信俗研讨会文集[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4]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5]罗春荣.妈祖文化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6]李少园.论宋元明时期妈祖信仰的传播[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5）.

 

　　[7]杨晓燕，侯黎峰.海神天后渔家女妈祖[M].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M].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9]巫秋玉.妈祖信仰与海外闽南人的“神缘”——以新加坡天福宫为例[M]//闽南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沈庆利，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叶枝梅，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5）。

 

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05期；转自妈祖论坛。

http://www.mazubbs.com/thread-36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