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持续性，强烈影响着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它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适应与改造自然状况的映射[1]。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佛教文化深深地嵌入了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位民众都是佛教文化的承载者。随着中国民众向外移居，汉传佛教也随着带到海外，传播范围随着中国移民移居地域的扩大而扩大，正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汉传）佛教。缅甸汉传佛教的传入、立足、发展与演变与缅甸华人密切相关，二者相互依存，在当地强势宗教文化和主体族群的汪洋中顽强生存。

 

 

　　中缅交往源远流长，佛教交流古已有之。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一条经由缅甸通往印度的“陆上丝绸之路”[2]，充当着中印间佛教交流的桥梁，也充当着中缅间佛教交流的桥梁。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国僧侣已经在缅甸太公、卑谬和蒲甘用中文讲经布道[3]。在11世纪缅甸蒲甘王阿奴律陀征服直通前，汉传佛教已经存在于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蒲甘寺院中的弥勒佛和文殊菩萨塑像，江喜陀王后所造的阿毗耶德纳寺中的观世音塑像，都说明汉传佛教在蒲甘王朝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早期的汉传佛教寺院多建在上缅甸，诸如瓦城的观音寺由当地华商出资于乾隆年间所建，建成后即由华僧长期住持[4]。18世纪以后，随着华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华僧往来于下缅甸者逐渐增多，主要是为了朝拜仰光“瑞德贡”大金塔，也有些为了参访、弘法、募化、考察等。

 

　　1825年英国入侵缅甸，受殖民政策影响，1856年以后大量华人涌入缅甸，人数剧增，汉传佛教和反映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寺院再度进入缅甸[5]。然而，由于殖民政府刻意淡化中缅文化交流，加之南传佛教在缅甸根深蒂固，汉传佛教呈现式微迹象。

 

　　缅甸独立后，中缅佛教交流趋于频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缅甸政府曾举办了4次迎接佛牙舍利活动，分别在1955年、1994年、1996年和2011年。其中第一次还是由周恩来总理亲任护法团团长，护送佛牙抵达缅甸供信众瞻拜。

 

　　中国僧侣出入缅甸历史悠久，其历程大体呈现如下特点。1949年以前，中缅往来自由，中国僧侣以私人身份入缅者居多。1948年缅甸独立后，入境缅甸受限，中国僧侣以私人身份入缅者减少，代之以中缅两国佛教团体互动为主。1988年后，缅甸实行开放政策，中国僧侣个人和团体入缅进行参访、修禅等活动的明显增多。此外，不少中国僧侣借道缅甸前往印度、东南亚等地朝圣、留学等，中途在缅甸短暂停留，这无疑也有助于汉传佛教在缅甸的传播。

 

 

　　表一：清末以来汉传佛教僧侣入缅一览表

时间	目的	人物	备注
	定居十年	横月比丘（妙善比丘的表兄弟）
1889年以后	朝礼大金塔	虚云比丘
1894年以后	朝礼大金塔	祇园比丘
1899年以后	考察	月霞比丘
1906年以后	朝礼大金塔	道阶比丘
1912年	募化弘法、朝礼大金塔	虚云比丘募化弘法、转岸比丘朝礼大金塔
1914年	弘法	圆瑛比丘
1918年以后	朝礼大金塔	溥常比丘
1927年以后	朝礼大金塔	清心比丘
1929年	朝礼大金塔、出席世界佛教会	金山活佛（妙善比丘）、一心比丘尼；道阶比丘
1930年	弘法、募化、参访	慈航比丘弘法、优昙比丘募化、乐观比丘参访
1934年	朝礼大金塔	善慧、圆木、妙禅、德融比丘	台湾僧侣
1935年	留学、朝礼大金塔	悲观比丘留学；华智、本道比丘、芳莲比丘尼率女弟子30多人朝礼大金塔
1936年	弘法	宝静、超尘比丘
1939年	受具戒	演本比丘
1940年	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	太虚、转逢比丘
1940年以后	请玉佛	慧根比丘
1941年	留学	达居比丘、悲观、善归比丘
1942年	朝礼大金塔	尘空比丘
1943年以前	弘法	会泉
1943年	留学缅甸、印度、锡兰	法舫、法尊比丘
1949年	流亡缅甸、留学	乐观比丘流亡缅甸；净善、慧如、昌海、诚如比丘留学
1955年	护送佛牙	喜饶嘉措、大悲比丘
1957年以后	中国佛教协会访问团	持松比丘
1960年以后	中国佛教访问团	白圣比丘
1978年以后	请玉佛	离欲比丘
1993年	护送佛牙、参访、斋千僧	明旸比丘等；如慧比丘尼等
1995年	协办达本学佛院办学	如慧比丘尼等
1996年	护送佛牙	隆相比丘等
2004年	协助达本禅寺传戒	心田比丘等
2011年	护送佛牙	传印法师等
2013年	捐赠缅甸佛牙舍利等身塔	常藏法师等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总人口约为5140万[6]，其中85%以上信奉佛教[7]，全国各地处处有佛塔，有“万塔之国”的美誉，但缅甸佛教徒信奉的主要是南传佛教，缅甸汉传佛教的信奉群体相对不大。随着中国移民的不断移入，在缅甸各地形成华人聚居区，华人也将祖籍国的宗教信仰带进了缅甸。缅甸的汉传佛教依附于华人社区，主要在华人中传播。

 

　　经过长期的耕耘流布，汉传佛教已在缅甸落地生根。据统计，截止2005年5月，全缅甸由华僧管理的寺院达55间，汉传佛教僧侣人数约有二、三百人，其中以仰光的汉传佛教寺院最多，达到8间，僧侣人数有114人，其余寺院散落在缅甸各地，以上缅甸居多。[8]

 

　　缅甸早期汉传佛教寺院的运作模式大致分为四种：一是“十方道场”模式，即住持由大众推选产生，住持选定后，再由住持选任寺院的其他各项职事；二是初期为“十方道场”，后期转为“子孙道场”模式，这一模式的住持皆由开山者所剃度的徒众来接替；三是礼请贤德僧人担任住持一职，这一模式是由于寺院的开山者没有剃度的徒众或者没有适合的接任人选而形成；四是“聘任”模式，即住持由宗教团体聘任。目前缅甸境内的大多数汉传佛教寺院采用“子孙道场”模式，因为缅甸独立后，中国僧侣于中缅之间的自由往来受限，汉传佛教寺院的传承面临困难，以致各寺院自行收徒，从而使得“十方道场”的风貌日渐萎缩。

 

　　目前汉传佛教寺院的主要活动为经忏佛事。华人敬重祖先，为亡眷做超度在信众中非常盛行。经忏佛事活动是缅甸汉传佛教寺院的一项基本功能，也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缅甸独立后，政府实行外汇管制，无形中冻结了资金外流。过去华人信众有寄钱回家乡做佛事的习惯，外汇管制政策实施后，资金无法汇出，部分华人只能转向当地寺院，请华僧超度亡故的亲人，从而使得汉传佛教寺院的经忏佛事活动一时间繁忙起来。华僧也顺应这种改变以维持生计。

 

　　至于收入，除了经忏佛事活动外，每月的初一、十五和每年的固定法会也为汉传佛教寺院带来一定的收入，平日的信众供养和寺院的新建筑收入也有一部分，仰光的寺院还可以通过为华人修建灵骨塔位以安放骨灰，从而带来一定的收入。

 

 

　　传统宗教具有传承文化的功能，通过宗教建筑和仪式活动，强化这种传承。汉传佛教以多种方式，强化缅甸华人共有的社会记忆，将中华文化牢牢植根于族群之中。

 

　　（一）佛教建筑文化传承

 

　　佛教自公元初传入中国以来，经千百年流布，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并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建筑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千百年的衍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中国式寺院建筑，根据宗派的不同，寺中殿阁楼台建筑多少不定，但普遍流行的“伽蓝七堂”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而言，从唐宋时期禅宗兴起的“伽蓝七堂”分别是山门、佛殿、讲堂、法堂、禅堂、库房、西净和浴室。尽管学界对“伽蓝七堂”之制存在与否依旧在探讨和争论中，但大部分中国式寺院依照此规制，并逐渐形成定式。缅甸汉传佛教寺院沿袭了中国式寺院的建筑形式，尽管有些受土地面积所限，寺院建筑有不同的设置，但基本保留了中国式寺院的建筑风格。

 

 

　　缅甸汉传佛教的文化传承还表现在对中华文化风俗的保留方面，比如说在清明节、中元节等中国传统的祭祀节日，汉传佛教僧侣以超度祭祖的方式将中华传统文化保留在缅甸华人族群当中。《论语·八佾》有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9]基于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祖先崇拜在缅甸华人中根深蒂固，缅甸汉传佛教适应当地华人需求，将祭祖文化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此外，汉传佛教寺院举办的多种文化活动也与中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诸如中秋晚会、元宵晚会等，既有宗教信仰成分，也有对宗教文化和传统观念的传承。缅甸华人参与集体仪式，他们的族群感情连同宗教情结勾勒出共同记忆，从而在强化族群关系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文化。

 

 

　　上世纪中叶以来，缅甸汉传佛教对缅甸华文教育的传承有着特殊意义。缅甸在奈温集团统治时期，对华文学校进行国有化，尤其是在“6·26”排华事件后，华人社会风声鹤唳，华人甚至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在极为严峻的政治环境下，缅甸华人以宗教的名义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华文教育，使之得以传承。1981年缅甸华人西汀穆老先生，受缅甸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用其母语教授《古兰经》的启发，将缅华僧伽会从新加坡佛教总会引进的一套《佛学教科书》译成中缅文对照本，请仰光观音亭住持永进法师任发行人，获得缅甸政府宗教部批准翻印发行，成为公开的华文教材。缅甸华人进而将华文学校建在寺院中，取名佛经学校，以便获得政府批准。

 

　　自1965年缅甸政府将华文学校收归国有后，公开的华文教育长时间中断，现在虽然逐步在恢复，但仍未获得合法地位。大多数缅甸华人到政府开办的学校学习，缅语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甚至许多40岁以上的华人都不会说汉语，这导致许多中青年一代华人的中华文化认知发生变化。华僧与世俗华人汉语水平差强人意，使得华僧在弘法时无法深入了解大乘佛法的精髓，在讲解教义时更是力不从心；年轻一代华人逐渐融入当地，对中国没有深刻印记，他们只是在父辈的教导下进入寺院，机械地跟从拜佛。汉语水平下降，带来华僧弘法困难以及华裔年轻一代信仰观念淡化，非常不利于汉传佛教在缅甸的传播和发展。

 

 

　　资料来源：吴凤萤：《缅甸仰光汉传佛教团体之发展与困境》，慈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50页。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一套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为社会提供一种组织社会的形式，一套调适、控制和整合社会的机制和体系”[10]。早年移居缅甸的华人，赤手空拳，他们之所以能够在陌生而又艰难的环境中生存、立足，除了勤劳勇敢外，作为其精神支柱的汉传佛教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缅华社会，汉传佛教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心理调节与社群整合两方面。

 

　　（一）对缅甸华人的心理调节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对于缅甸人而言，佛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缅甸华人长期寓缅，除了保留祖籍国佛教的特征外，在生活方式上也逐渐融入了那个佛教国度。“苦”是佛教给予世人的价值判断，佛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凡此种种，皆业障所致。世事变幻，人生无常，佛能保平安，度人灾难，这对于生活在异乡的华人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华人早年入缅，生存环境非常艰难，他们选择在佛前虔诚敬拜，祈求佛度众生。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写道：“人类生活上的每一重要危机，都含有情绪上的扰乱、精神上的冲突以及可能的人格解组。这里成功的希望又须与焦虑和预期等相挣扎着，宗教信仰在于将精神上的冲突的积极方面变为传统的标准化。所以，宗教信仰满足了一种固定的个人需要。”[11]对于远离故土，拼搏在异乡的华人来说，对未来的不确定、战乱、疾病、社会动荡等形成的惶恐心情，只有依靠宗教信仰才可以稍加排解，尤其是在困境中的华人，他们更加需要来自祖籍地的神灵庇护。所以在佛祖面前，灾难在华人心理上形成的恐惧感会得到释放。

 

　　宗教信仰中的仪式能够有效缓解缅甸华人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使他们找到内心的安稳。事实上，至于敬拜的神灵是否保佑了自己和家人，缅甸华人并不一定看重最终的结果，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宗教的仪式感可以带给他们平静甚至是某种期许。这种寻求宗教庇护和心安的行为，成为许多缅甸华人调适内心苦痛的一种生活方式。

 

 

　　宗教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粘合信徒。对于缅华社会而言，华人寺院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一方面，寺院举办的各种宗教活动不仅增强了缅甸华人的社会影响力，还有效聚合了华人社群；一方面，华人到寺院烧香拜佛之余，会与新老朋友相聚交流。大体而言，缅甸汉传佛教的社群整合功能主要有两个实现途径：一是法会；二是丧事。

 

　　华人寺院中的法事活动除了每月初一、十五固定的法事活动外，还会请寺外高僧讲法、组织各种慈善活动等。这些法事活动，华人信众常乐于参与。在佛前，人们没有身份的尊卑，只有公德心的大小，佛前众生平等，彼此平等相待。信众在参与寺院活动时，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友爱，能增强个体归属感。特别是遇有大型法会或者慈善活动，需要大量信众参与其中，寺院会给参与活动的信众安排适合的岗位，信众在活动过程中会有较强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因为他们认为为寺院做事，佛祖会记得。这些活动极大地满足了华人的社交需求，强化了他们行善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也增强了华人社群的凝聚力。

 

　　“婚事要发帖，丧事不用请”，在缅华社会但凡与丧事家属有些关系的华人，在知道丧事后，都会前去吊唁，华人理事会也会迅速组织人力安排各项事宜。缅甸华人认为在丧事上必须相互帮助，否则是不合群的。在操办丧事的过程中，大多数华人家庭会请和尚超度亡魂，没有这一项丧礼似乎是不完整的[12]。华人在缅怀逝者的过程中，再次感受到了社群的强大力量。

 

　　结　语

 

　　几千年的传承让汉传佛教成为了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衡量海外华人中华性（Chineseness）的一个重要指标。汉传佛教在缅甸的传播与发展，与中国移民对缅移居及其中华性的保持相辅相成。中国民众移居缅甸让汉传佛教得以在缅甸传播和发展，反过来，汉传佛教在缅甸的传播和发展非常有助于保持在缅中国移民或缅甸华人的中华性，使其区隔于当地其他族群。

 

　　在东南亚地区，相对来说缅甸的汉传佛教当前是式微的，这不仅是因为当地主流宗教文化的强势存在，也因为缅甸政府的政策导向，汉传佛教并未获得与南传佛教平等的对待。汉传佛教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缅甸华人境遇的一种折射。随着缅甸的民主转型，随着中缅关系的发展，缅甸华人的境遇趋势向好，汉传佛教在缅甸的发展也前景可期。

 

　　（本文为广西民族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项目；“北部湾经济区侨史侨务创新人才培养工程”基金项目。作者陈丙先为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研究员；冯帅为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释】

　　[1]钟智翔：《试论小乘佛教对缅甸文化的核心作用》，《东南亚纵横》，1997年第2期，第54页。

　　[2] 陈茜： 《川滇缅印古道初考》，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161-162页。

　　[3] [5]李晨阳：《中缅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和作用》，《佛学研究》，2003年，第324页。

　　[4]袁丁：《缅甸瓦城华侨观音寺研究》， 《八桂侨刊》，2000年第1期，第28-29页。

　　[6]汤先营：《缅甸公布2014年人口普查结果》，《光明日报》，2014年8月31日第8 版。

　　[7]林锡星：《揭开缅甸神秘的面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8]吴凤萤：《缅甸仰光汉传佛教团体之发展与困境》，慈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9页。

　　[9]张燕婴、陈秋平、饶尚宽译注：《论语·金刚经·道德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页。

　　[10]罗惠翾：《整合抑或分裂：西方学界关于宗教功能问题的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47页。

　　[11]〔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12]陈萍：《大其力滇籍华人宗教生活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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