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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法难之研究
发布时间: 2017/3/9日    【字体:
作者:存德
内容提示:魏太武法难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事件,其意义和影响甚远。太武法难的发生与其它灭佛事件一样,都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道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比较特殊的是太武法难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并非北魏的太武帝,而是来自于传统儒家的重臣崔浩。
关键词:  太武帝 崔浩 寇谦之 法难  
 
 
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是北魏第三代皇帝。他雄才大略,精于用兵。始光元年(424)即位后,先后征柔然,吞匈奴,降灭北燕、西凉、西夏等国后,统一华北,与南朝相对峙。在崔浩及道士寇谦之的谗言下,太武帝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史称“太武法难”。  
 
一、太武帝的早期佛教信仰  
 
太武帝原与北魏前二帝(太祖、太宗)一样,并好佛老,对沙门道士皆致礼敬。据《魏书·释老志》记载: 
 
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太武帝招请沙门互相谈论,并且还亲自参加了佛事活动,这说明太武帝对佛教是很崇敬的。我们根据另外一些史料也可以看出武帝对佛教的好感。始光四年(427)武帝讨伐赫连勃勃之子赫连昌,占领了统万城,得神僧昙始,请至平城,“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太延五年(439),武帝讨伐北凉,玄高被请至平城。随着玄高、昙始的到来,可以说长安及北凉的佛教被移人平城。  
 
玄始元年(412),曾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的昙无谶因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被发觉而逃人凉州。进入凉州的昙无谶屡显神异,又“以男女交接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得到沮渠蒙逊厚礼相待,并“每以国事谘之”。据《高僧传》的记载,太武帝从过往行人的言语中听到了昙无谶的咒术,于是遣使二次迎请昙无谶。  
 
魏虏讫跋焘闻谶有道术,遣使迎请,且告逊曰:“若不遣谶便即加兵”,逊既事谶日久未忍听去。后又遣伪太常高平公李顺策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传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又命逊曰:“闻彼有昙摩谶法师,博通多识罗什之流,秘咒神验澄公之匹,朕思欲讲道可驰驿送之。”  
 
太武帝以武力威胁不得的情况下,又加封沮渠蒙逊九锡之礼,希望沮渠蒙逊能送昙摩谶至北魏。后来听说昙摩谶被沮渠蒙逊所杀,太武帝“由是怒凉”。据法琳的《辨正论》记载说,武帝“回向一乘,归依三宝,复伽蓝之胜地,创招提之净宫,仍于邺城造宗正寺”。可见即位初的太武帝对佛教是很尊崇的,但说他“回向一乘,归依三宝”恐怕是僧家的夸大之辞。  
 
太武帝虽然归敬三宝,但他的佛教信仰很感性化,对佛教的思想并无深究。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即位之初的太武帝“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太武帝虽未对佛教有客观的了解,但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友好的。  
 
二、法难之前奏  
 
说起太武法难还得从玄高说起,玄高(402—444)俗姓魏,本名灵育,是风翔(陕西临潼)人。十二岁(413)人终南山出家,受戒后,尤善禅与律。其后,隐栖麦积山,从学者百余人。玄高后来受到河南王的尊敬在西秦国弘扬禅业,可以说玄高是陇西地区禅学第一人。未几,受恶僧谗言,被摈逐至河北林阳堂山。玄高此后又去北凉,受到沮渠蒙逊的厚遇。太延五年(439),太武帝讨伐北凉,玄高被武帝的舅舅阳平王杜超请至平城,太子晃以师礼待之。太子晃是皇位的继承人,此时受到谗言而不被武帝信任,他曾向玄高倾诉内心的困惑。玄高让太子作金光明斋七日。后太武帝感梦先祖责问何故信谗。太武帝不复猜疑太子,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下令太子副理国政。据《高僧传》记载:  
 
于是朝士庶民皆称臣于太子,上书如表,以白纸为别。时崔皓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必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诸弟子方知已化,哀号痛绝,既而迎尸于城南旷野,沐浴迁殡。  
 
崔浩恐太子摄政于己不利,结托道士寇谦之向武帝谗言灭高,武帝以其辩博,颇信其说。九月,缢玄高和慧崇于城南旷野中。“玄高之死无论原因如何,但必为毁法步度之一”。  
 
三、崔浩与寇谦之  
 
崔浩(381—450),字伯渊,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决定性作用。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更有人说,没有崔浩,拓跋焘是不可能统一北方的。 
 
据《魏书》记载: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少年时他广泛地阅读了儒学和史学著作,对于天文、阴阳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无不涉猎。太宗时,被拜为博士祭酒,赐爵位武城子,常为太宗讲授经书及阴阳五行等,深得太宗信任。武帝即位初,崔浩被群臣所摈后返回家乡,师从寇谦之,悉心研习道术,崔浩之母本是道教信徒,所以崔浩从小就受到道教思想的熏陶。  
 
当寇谦之把崔浩推荐给武帝以后,武帝“言听计从”,“每访以大事”,并下诏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可见拓跋焘对崔浩的信任。那么崔浩的谏言灭佛就很有分量了。  
 
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等北方士族续修国史。崔浩奉命撰魏国史,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以复五等为本”,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被太武帝诛杀。崔浩被太武帝诛杀其实是鲜卑贵族与大汉士族之间矛盾的牺牲品。  
 
寇谦之(365—448)原名谦,字辅真。祖籍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后迁居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北魏著名道士,南北朝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的改革者和代表人物。寇谦之“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后遇“仙人”成公兴,随之人华山,采食药物不复饥。继隐嵩山,修道七载,声名渐著。后出山人世,整理改革已不大合时宜的天师道旧制度及科范礼仪、道官教义等,为后世道教斋仪奠定了基础。世称寇天师。  
北魏神瑞二年(415),他宜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山授予他“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传授导引服气口诀诸法;并曰:  
 
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月良食闭炼”。  
 
这是针对某些道官妄传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所传授的叫人缴纳五斗米的租米钱税,以及授人夫妻,大行淫乱之风的房中术,这些有损辱道教的犯戒情况,在武帝的支持下,寇谦之决定予以废除。他并辱骂这些民间道派是“下俗臭肉奴狗魍魉”之恶逆者,可见寇谦之对民间道派是十分仇视的。  
 
寇谦之吸取儒家五常观念,吸融儒释的礼仪规戒,革除和废弃违背儒家礼教之道教制度,使儒家之道德规范成为道士的行动准则。他为天师道增订了道官受篆、道官道民求愿、道民犯律解度、为人治病、为亡人超度、为祖先亡灵解厄之斋仪,且为各种斋仪制定了仪式,亦为后世道教斋仪奠定了基础,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并改革道官职位的世袭制度,主张唯贤是授,信守持戒修行,严厉的批评道官祭酒乱取民财的违科行为。他说:  
 
吾初立天师,授署道教治策符,岂有取人一钱之法乎?……吾今并出新法,按而奉顺;从今以后,无有分传说愿榆送,仿署治篆,无有财帛,民户杂愿,岁常保口厨具,产生男女,百灾疾病,光怪众说厨愿,尽皆断之!……若有道官浊心不除,不从正教,听民更从新科正法清教之师。
 
纵观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使原本流于乡野被指责为“米妖”的道教集团走人政治文化的舞台,从而转变成可与儒佛相抗衡的、被封建统治者所认可的官方宗教组织。他的措施就是要吸取儒家的伦理准则和佛教的戒律科文及世界观,把民间道教开创成一个与政治合一可与原始道教相抗衡的国家道教。寇谦之对道教的改革旨在反对道教被民间农民起义所利用。他的改革“固然有其缘由,但却不是以反对佛教为理由的”,但是,他的国家道教的形成对太武的灭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  
 
四、太武帝与道教  
 
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属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与西域殊绝”,不知佛教。后来在经略燕赵、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才逐渐接触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与北魏前二帝一样,并好佛老,对沙门道士皆致礼敬。寇谦之的国家道教的建立,对武帝产生了很强的诱惑力。  
 
泰常八年(423),寇谦之再次宣称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临嵩岳,授《录图真经》六十余卷,及劾召鬼神与金丹诸秘法,命其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领“人鬼之政”。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寇谦之至魏都平城向太武帝献上道书,太武帝漠然处之,在崔浩的谏言下,太武帝崇奉天师。  
 
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师,拜礼甚谨。  
 
可见崔浩在太武帝的道教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二年,于平城南立天师道场,重坛五层,尊其新经之制,集道士一百二十人,每日祈祷六次。武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大力协助寇谦之弘扬道教。  
 
始光二年(425),武帝战绩陕西;始光三年(426),讨伐西夏;神(麢)二年(429),攻击柔然;太延五年(439),伐定北凉;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均取得了胜利。在此过程中崔浩与寇谦之对武帝建言献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使武帝更加尊崇道教。神(麢)四年(431)时,武帝诏令“州镇悉立道坛,置生各二百人”。随着寇谦之的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他的国家道教在武帝支持下初显端倪。  
 
太延六年(440),寇谦之声称太上老君复降,把从天神受《录图真经》中的“太平真君”授以武帝,武帝遂改元为太平真君。武帝以“太平真君”自居做道教的教主,进而把道教作为北魏的国教,实现国家的道教化。太平真君二年(441),寇谦之上奏武帝说:  
 
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  
 
武帝亲至道坛受篆,封寇谦之为国师。此时寇谦之所要建立的国家道教才宣告成功。  
 
太平真君五年(444),恒农王奚斤上奏武帝说:张液郡丘池县大柳谷的大石上武帝的受命符记有“太平天王继世主治”等字,这正与寇谦之从天神受《录图真经》中的“太平真君”相符合,陛下所受的“太平真君”正是大石上所显的“太平天王继世主治”之意。这更加坚定了武帝道教信仰。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太武帝对道士非常崇敬,韦文秀“风操温雅,言对有方”,太武帝令其至王屋山炼金丹;祁纤“好相人”,拜为上大夫;阎平“博览百家之言”,太武帝欲授之官;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太武帝令崇还乡里,立坛祈请。韦文秀炼丹不就,阎平终辞不受,罗崇之请仙不至,太武帝并未怪罪他们。这与他的对佛教僧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武帝崇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家初建,社会基础不稳,武帝想以他的太平真君为教主的国家道教来笼络民心;再说,妖贼妖术惑众,诳惑百姓,聚众为寇,举兵叛乱,此起彼伏,规模颇大,涵域甚广。他们都是以早期道教的妖术为幌子来利用农民起义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面对如此颇为复杂的不稳定宗教势力,与其用武力铲除还不如用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去融摄他们,从而把敌我矛盾转化为道教内部的矛盾。这样即融摄了道教的叛乱势力,又让他们的道教信仰得以升华。可以说寇谦之的国家道教对武帝时期的国家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五、关于太延年问的罢僧诏  
 
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延四年(438),武帝下诏“罢沙门五十以下者,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关于这道诏令《魏书·世祖纪》也记为太延四年春三月“罢沙门年五十已下”。而《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却是“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平凉州应该是太延五年(439)的事情。有人对此认为武帝责令五十岁以下沙门还俗的诏令共有两次,前一次只是出于军事目的,后一次是具有明确政治、经济意图在内的政策性决策。这种看法颇为有理,在道宣的《续高僧传》中也记载了平凉州以后“犹虏掠散配役徒”的记载。据《续高僧传》卷25记载说太延五年(439),武帝平凉州把城内三千沙门充为兵役。 
 
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遂别兼之,及赣(车童)所拟。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军将见魏主所。谓曰:“道人当坐禅行道,乃复作贼,深当显戮,明日斩之”。至期食时赤气数丈贯日直度,天师寇谦之,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异正为道人实非本心,愿不须杀”。帝弟赤竖王,亦同谦请。乃下敕止之,犹虏掠散配役徒。  
 
可以说,前一道诏敕针对的是以平城为主的佛教,而后一道诏敕只限于凉州地区。从以上的记载来看,武帝二次诏罢年五十已下者是因为他们年轻力壮,且又人数众多。这当然是武帝的富国强兵之举,从诏令的内容来看是限制五十已下人出家为僧,并没有灭佛的意图;但凉州的沙门事件毕竟对武帝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武帝即位初,对佛教抱有好感,也参加了一些佛教法事活动。太延四年(438),诏罢年五十已下的主要原因是“寻以沙门众多”。太延五年(439)武帝讨伐凉州时发现僧人充当兵役以及玄高事件让武帝对佛教产生了敌意,而且渐趋强烈。  
 
六、关于太平真君年问的禁佛诏  
 
太平真君二年(441),崔浩乘机上奏武帝说:“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皆罢之”。据《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平真君五年(444)春正月,武帝下诏曰:  
 
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关于这道诏令在《魏书·释老志》则载为长安事件之后,即太平真君七年(446)。诏曰:  
 
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这二份诏书的内容是一样的,毫无疑问是同一份诏书,太平真君七年实属有误。这份诏书的内容是禁止私养沙门,而国家所祭祀的佛教仍然是被允许的;太平真君七年,武帝已经开始全国范围内毁灭佛教,在毁灭佛教的情况下再来颁布这样一份禁佛诏,显然是画蛇添足之举。所以这份诏书的颁布应当是在太平真君五年(444)。  
 
这是一道非常严厉的禁佛诏书,私养沙门的人将受到满门抄斩。从诏书的内容来看,所禁止的是民间佛教,官方所认可的佛教不在禁止之内。但也有人认为太武帝在位期间共有两次毁佛。严格的来说,这是一道禁佛诏书,谈不上灭佛法令。此时的武帝为表明他的禁佛决心,不但从“沙门众多”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上人手去遏制佛教,他又下一诏书进一步从思想上去禁止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诏书曰:  
 
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  
 
禁止私立学校,让王、公、卿、大夫的儿子要进入太学,从国家意识形态上杜绝佛教思想的渗入。北方禅学宗师玄高也许就是不遵从诏书的禁令而被杀的。  
 
太平真君六年(445),武帝诏京城内不得瘗沙门,玄高移葬于南郊之外,送葬者达六千余人,这更让武帝看到了沙门的民众影响力。武帝不仅仅是让沙门充役、禁止私养,他更要铲除佛教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彻底地从国家意识形态上禁止佛教思想的渗入。  
 
七、长安事件与太武法难  
 
太平真君六年(445)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纠结安定诸众十余万人叛乱,进逼长安。太平真君七年(446),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据《魏书》记载:  
 
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  
 
到达长安时,武帝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崔浩与寇谦之趁机劝令武帝废佛。于是武帝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武帝不但要毁灭长安的佛教,而且更敕令长安太守太子晃,下令长安的四方与长安一样毁灭佛教。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奏表示,“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太子拓跋晃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未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莫不毕毁。据《魏书·世祖纪》记载,真君七年(446)三月,武帝又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关于这次的废佛诏在《释老志》中有详细的记载: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此前的诏敕令,由于太子拓跋晃的反对而未能实行,此令中,武帝指责佛教以乱天常,不本人情,破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又生民出家,使国家千里萧条,不见人迹,损害国家经济,所以武帝要坑沙门、破寺庙、焚胡经,彻底的毁灭佛教。此令一出毁佛行动在北魏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并且行动迅速,贯彻的也很彻底。据《高僧传》记载:  
 
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魏境之内寺庙被军兵焚烧掠夺,所有僧尼悉令还俗,就连逃隐的沙门也遣人追捕,凡被追捕者将被斩首。由于毁灭佛教的手段极其残忍,整个北魏无复沙门。据《南齐书》记载:“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之”。可见对南朝的僧人也在追捕之内。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太武法难。  
 
太平真君七年(446),武帝下诏灭佛,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仙逝;法难后的崔浩,专横跋扈,滥用权势,渐渐失宠。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帝罹疫疠,群臣皆谓系崔浩毁佛所致。时值崔浩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触武帝之讳,六月,武帝乃下令腰斩崔浩。承平元年(452)三月,武帝因疠而殂(一说为常侍宗爱所弑),法难宣告结束。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浚即位,佛教才逐渐得到恢复。  
 
八、太武法难之探析  
 
纵观太武法难,玄高事件和长安事件只是武帝毁灭佛教的借口而已,毁灭佛教之前武帝已经下决心要遏制佛教的发展,但由于后来受到寇谦之和崔浩之谗言而使遏制佛教的政策变成了极其残忍的毁佛事件,这并不是太武帝的本意。因为法难以后,寇谦之仙逝,太武帝患疫疠,又下令腰斩了崔浩,太武帝本人对此也很懊悔。他很希望佛教能恢复起来。  
 
潜欲兴之,未敢言也。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得密奉  
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唯不得显行于京都矣。  
 
他虽然希望恭宗(太子晃)复兴佛教,却未敢直言,但毁佛的禁令稍渐宽弛下来,一些笃信佛教的人家,也开始事奉佛教,沙门也开始了宗教活动。这些都得到了武帝的默许。可见太武帝对佛教并非有在灭佛过程中所体现的那什么仇恨,但法难还是发生了。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当属崔浩的作用。  
 
从太武帝废佛诏令中可以看出,太武帝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指责佛教的。他说佛教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所以他要“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确定他的王道政治;应该说崔浩在太武法难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难的另一关键人物寇谦之虽然曾谗言武帝废佛,但他毕竟并不仇恨佛教,但崔浩对佛教的态度就非常仇恨了。据《魏书》记载:  
 
(崔浩)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  
 
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  
 
可见崔浩仇佛之深,他的仇佛也直接左右着太武帝的佛教态度。崔浩时刻都在进言废佛,太武帝亦颇信从之;另据《魏书》记载:  
 
平凉既平,其日宴会,世祖执浩手以示蒙逊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荚,当世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会符契,初无失矣”。  
 
说明拓跋焘对崔浩信任之深,喜爱之极。又据《魏书》记载:  
 
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  
 
太武帝深信太子晃的谏言,但崔浩赞成,难违其意,说明崔浩在太武帝政治生涯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从《魏书·释老志》的记载来看,对于这样残酷的灭佛手段崔浩与寇谦之发生了激烈的矛盾,这也说明法难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是崔浩;史籍中对崔浩惨死的描述,不只是在昭示毁灭佛教的报应,也显示了崔浩对太武法难所负的责任。  
 
另外,关于太武法难:从在政治的考量上来看,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宫廷势力,凉州僧人的守城事件及长安僧人参与盖吴叛乱事件,均与佛教有关,崔浩依此为借口,希望太武帝以毁灭佛教的名誉来打击异己力量,这不但巩固了崔浩的政治势力,也为太武帝稳固他的政权,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起到了作用。从民族矛盾上来看,鉴于当时汉人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武帝欲一统天下,不但要用武力打击敌对势力,更应该从文化传统上笼络以汉族为主的士族阶层,缓和民族矛盾,为国家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要推崇中国本有的儒学和道教,从道统观念上来论证北魏王朝的合法性。他口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此表明自己亲汉不亲胡,借以缓和汉士族和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稳定和巩固他自己的统治”。崔浩正是实施汉化政策的主角,他以传统儒家的人文价值观谏言毁灭佛教,正好合乎太武帝的汉化政策。又,崔浩与鲜卑贵族间存在着激烈矛盾,后来鲜卑贵族把崇道灭佛归罪于崔浩,把与崔浩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为是否毁佛的宗教问题,这也再次显示了崔浩在太武法难中的作用。从道教的因素上来看,武帝欲使自己亲汉不亲胡的战略思想得到实践,那最好的证明就是信奉汉人的本有宗教——道教,复兴汉族之王道正统。再说,此时国家初建;政治基础不稳,道教的叛乱活动又很猖獗。太武帝想以寇谦之的国家道教来安抚妖贼势力,稳定社会,而崔浩则在太武帝的道教信仰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再联系太武帝对佛教态度来看,太武法难的实际策划者当属崔浩。我们可以肯定,太平七年敕令以严酷的手段毁灭佛教的诏书就是出自崔浩之手。 
 
此次法难虽然与道教有关涉,但道教的因素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寇谦之的国家道教来源于佛教,他本人只是建议武帝遏制佛教的发展来开创他的国家道教。平凉州后武帝要斩登城沙门,后受寇谦之的劝谏,才免于杀戮。法难时焚寺坑僧寇谦之也曾明确的表示反对。道教毕竟是一种宗教,它也有自己的因果报应理论,像这样屠杀沙门、毁灭寺院毕竟是有其报应的。因为道教从产生以后就在不断的吸收佛教思想来充实自己,所以这次法难并非简单的佛道斗争的结果,但寇谦之和他的国家道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高僧传》记载:  
 
后拓跋焘复克长安,擅威关洛时,有博陵崔浩,少习左道,猜嫉释教,既位居伪辅,焘所伏信,乃与天师寇谦之说焘以佛化无益,有伤民利,劝令废之。  
 
它彰显了中国本有宗教对外来宗教的联合攻击。正如汤用彤所说:“毁谤胡神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其事又非一简单之佛道斗争也”。  
 
但对太武法难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佛道斗争的结果,这有失公允,夸大了道教及寇谦之在法难中所起的作用。倒是任继愈先生的看法比较公允,他认为:“在太武帝灭佛事件中,道教站在儒家土族一边,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寇谦之和他的道教本意不是毁灭佛教,因为他相信“老子化胡说”,也就是说佛为老子的弟子,寇谦之说“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比老子低一层,这样一来佛道同本同源。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说,寇谦之是很崇敬佛教的。可是后来的毁寺灭僧运动在崔浩的主持下超出了寇谦之的预料。  
 
太武法难,虽是在崔浩的策动下进行的,但佛教的一系列腐败事件直接促进了法难的进程,是佛教的内部腐败问题直接让武帝对佛教的态度从崇佛转变到“每疑沙门为贼”。是沙门所引起的经济及社会问题为武帝毁灭佛教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当时沙门杂多,游手而食,又经营私利;并且沙门可免租税劳役,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太武帝要富国强兵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对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有所遏制;再则,僧徒猥滥,纲纪败坏;寺刹林立,多成藏奸避役之所。僧人不但不行戒律,更犯国法。太武帝要成就大业,对佛教的腐败行为当然要采取严厉措施加以铲除,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和谐。这应该是崔浩谏言灭佛最主要的原因。  
 
从整个法难运动来看,太武帝毁灭的不只是佛教,他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可以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它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但对佛教来说未能起到间接的推助作用。从长远来看,太武帝毁灭佛教只是佛教发展的暂时挫折,他并未铲除佛教,也没有解决佛教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从后来北魏佛教的大规模发展来看,太武帝的极其残酷毁灭佛教运动是不得人心的。  
 
转自佛提一叶
http://www.fjzd.org/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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