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东汉翻译的《道行般若经》，又名《般若道行品经》，简称《道行经》，是我国最早译出的般若类经典，属于小品般若系统。据载，三国魏朱士行“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①从而成为我国第一个西行求法的僧人，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指出：“从汉末到南北朝的四百年前后，般若理论同当时流行的魏晋玄学相互助长，风靡一时，使佛教宗教理论跻足于最高统治阶层中的理论界。……因此，研究《道行般若》不仅对于了解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了解玄学与般若的关系，也至关重要。”②

 

《道行经》在我国的早期佛教传播史、佛教般若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它的翻译与流传，现学术界却有不少模糊不清之处。

 

　　(一)出现了一卷本、十卷本等两个汉代译本

 

现存最早的经录，梁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录》)卷二有如下著录：

 

《道行经》，一卷。(安公云：“《道行品经》者，般若抄也。外国高明者所撰。”安公为之序、注。——原注)

 

右一部，凡一卷。汉桓帝时，天竺沙门竺朔佛赍胡本至中夏。到灵帝时，于洛阳译出。

 

《般若道行品经》，十卷。(或云《摩诃般若波罗经》，或八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原注)

 

右十四部，凡二十七卷。汉桓帝、灵帝时，月支国沙门支谶所译出。③

 

按照上述著录，《道行经》在汉代曾先后两次译出：

 

　　第一次，由竺朔佛于汉灵帝时在洛阳译出。所依据原本也由竺朔佛自己从西域带来。称《道行经》或《道行品经》，道安为之作序、注。一卷。

 

第二次，由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译出。称《般若道行品经》或《摩诃般若波罗经》。十卷。《祐录》卷二共著录支谶译经14部，《道行经》是其中的第一部。《祐录》没有交待该译本所依据的原本从何而来。

 

　　也就是说，僧祐认为汉代曾经翻译一卷本、十卷本两种《道行经》。

但唐代智昇编纂《开元释教录》时，只见到支谶所译的十卷本。智昇把这个十卷本《道行经》判定为是《小品般若》的第一译，将它收归入藏。至于竺朔佛所译的一卷本，智昇当时没有见到，把它著录在“别录中有译无本录”中：

 

《道行经》一卷。(安公云：“是般若抄，外国高明者所撰。”安为之制序。——原注)

 

后汉天竺沙门竺朔佛译。

 

右一经。虽名《道行》，卷部全小，不可与前《道行》等以为同本。且别记之。④

 

也就是说，智昇承认竺朔佛译过《道行经》。但他认为《小品般若》的篇幅一般为十卷左右，至少亦有四卷⑤。而竺朔佛翻译的这部《道行经》部卷太小，才一卷，无法与其它《小品般若》的篇幅相比。所以智昇认为不能将它与《小品般若》视为同本。那么，它到底是什么经？智昇没有见到经本，无法作出判断。只好“且别记之”，聊以存疑。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1.《道行经》是否有过竺朔佛、支谶两个译本？

2.竺朔佛的一卷本到底是否《小品般若》？

 

 

　　如前所述，按照《祐录》卷二的记载，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是支谶。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考察《祐录》卷二的“支谶经目”的著录。

　　《般若道行品经》，十卷。(或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八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原注)

　　《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出。今阙。——原注)

　　《般舟三昧经》，一卷。(《旧录》云：《大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原注)

　　《伅真陀罗经》，二卷。(《旧录》云：《屯真陀罗王经》。《别录》所载，《安录》无。今阙。——原注)

　　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今阙。——原注)

　　《光明三昧经》，一卷。(出《别录》，《安录》无。——原注)

　　《阿阇世王经》，二卷。(安公云：出《长阿含》。《旧录》：《阿阇贳经》。——原注)

　　《宝积经》，一卷。(安公云：一名《摩尼宝》。光和二年出。《旧录》云：《摩尼宝经》。二卷。——原注)

　　《问署经》，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或云《文殊问菩萨署经》。——原注)

　　《胡般泥洹经》，一卷。(今阙。——原注)

　　《兜沙经》，一卷。

　　《阿閦佛国经》，一卷。(或云《阿閦佛刹诸菩萨学成品经》，或云《阿閦佛经》。——原注)

　　《孛本经》，二卷。(今阙。——原注)

《内藏百品经》，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旧录》云：《内藏百宝经》。遍校群录，并云“内藏百宝”，无“内藏百品”。故知即此经也。——原注)

 

右十四部，凡二十七卷。汉桓帝、灵帝时，月支国沙门支谶所译出。其古品以下至《内藏百品》凡九经，安公云：“似支谶出也。”⑥

 

光和二年(179)十月审阅上述著录，可以发现有一个问题：上述“支谶经目”的小叙称：“其古品以下至《内藏百品》凡九经，安公云：‘似支谶出也。’”但实际上从古品以下至《内藏百品》共有十部经典。原因何在？仔细审视，在这十部经典中，《光明三昧经》下注“出《别录》，《安录》无”。我们知道，《祐录》是以《安录》(即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为基础编纂的。由此可知，在《安录》中，古品以下至《内藏百品》只有九经，《光明三昧经》是僧祐后补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伅真陀罗尼经》，也是“《别录》所载，《安录》无”。由此可以判定，在《安录》中，“支谶经目”只著录12部经典。其中《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三部被道安判为支谶所译，而古品以下九部被道安判为“似支谶出也”。

 

按照上述分析，道安当年已经判定十卷本《般若道行品经》是支谶所译，僧祐继承了道安的观点。

 

《祐录》在上述著录中称十卷本《般若道行品经》为支谶所译，显然与竺朔佛毫无关系。但《祐录》卷七收录的一篇未详作者的《道行经后记》，却这样说：

 

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

 

正光二年(521)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⑦

 

该后记所提到的这部《道行经》是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翻译的，与“支谶经目”中的十卷本《般若道行品经》译时一样，无疑是同一部经。文中“河南洛阳孟元士”七字滞碍不畅，我怀疑孟元士的实际身份可能是“请主”，也可能是后代传抄产生了讹误。如果暂且不考虑这七个字，则后记的大意为，翻译这部《道行经》时，竺朔佛是口授，支谶是传言，另有侍者、劝助者等等。按照我国古代译场后来的规则，口授者就是译主，译作的署名权应该归译主。传言者虽然担任实际的翻译工作，但只被视为是译主的助手，没有署名权。按照上述规则，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应该是竺朔佛，而不能是支谶。即使说这个规则是后来形成的，早期还没有那样严格，那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也应该是竺朔佛与支谶两人。那么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亦即按照上述后记，则竺朔佛除了自己单独翻译一卷本《道行经》外，还与支谶合作，共同翻译了十卷本《道行经》。

 

总之，《祐录》卷二对十卷本《道行经》的著录与卷七的后记相互矛盾，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1.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是谁？

      2.竺朔佛先后翻译过几次《道行经》？

 

 

根据《祐录》卷二竺朔佛译《道行经》的附注，道安曾经为竺朔佛所译一卷本《道行经》撰写过序言与注释。僧祐是这样说的：

 

安公云：“《道行品经》者，般若抄也。外国高明者所撰。”安公为之序、注。⑧

 

在《祐录》卷五的“道安注经目录”中，确有这部注释：

 

《道行品》者，《般若》抄也。佛去世后，外国高明者撰也。辞句质复，首尾互隐。为《集异注》一卷。⑨

 

两相比较，可知僧祐卷二著录的文字，实际上出自卷五的“道安注经目录”。而“道安注经目录”中的话，显然是“夫子自道”。所以《祐录》中的“道安注经目录”应为《安录》原文。遗憾的是，道安的这部《集异注》后来亡佚，似乎连僧祐也没有见到过。不过，僧祐收集到道安所写的那篇序，并把它收入《祐录》卷七。序言中有这样的记载：

 

佛泥曰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⑩

 

这段记载，与《祐录》卷二、卷五著录的内容丝丝相扣。所以《祐录》卷二的著录应该是可信的，道安因竺朔佛所译一卷本《道行经》晦涩难懂，于是撰写了序与注释。如前所述，《开元释教录》作者智昇也提到道安为一卷本作了序。但现在这篇序却被各藏经冠于十卷本《道行经》的经首，并被研究者作为研究十卷本的依据。那么，道安的这篇序言到底是为一卷本写的，还是为十卷本写的？

 

上述问题与上述竺朔佛到底翻译过几次《道行经》相关。因为如果竺朔佛只翻译过一次，并且一卷本实际就是十卷本，则上述问题就不存在。如果竺朔佛翻译过两次，一卷本与十卷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本，或竺朔佛只翻译过一卷本一种经本，上述问题就不可回避。

 

 

　　归纳上述论述，关于《道行经》，目前存在这样几个疑问：

　　1.竺朔佛是否翻译过一卷本《道行经》？

　　2.十卷本《道行经》是支谶一人所译，还是竺朔佛、支谶两人合作翻译？

　　3.一卷本《道行经》与十卷本《道行经》是什么关系？

      4.道安的《道行经序》为上述哪种《道行经》所撰？

 

 

下面按照时间顺序，考察汤用彤、许里和、吕澂、郭朋、任继愈、姚卫群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引述了上述关于支谶、竺朔佛译经的诸种资料、道安的序注资料。他发现，如果按照上述记载，竺朔佛曾经两次翻译《道行经》。对此，他论述如下：

 

灵帝时朔佛于洛阳译《道行》两次，实不可解。今按一卷本，《安录》实未著录(此据僧祐所言)，则其《道行序》中所谓赍来洛阳，正指十卷本。据《后记》，十卷《道行》似系竺朔佛口授，支谶传译，而孟元士笔受者。朔佛赍胡本来，故由彼口授。支谶善传译，故彼转胡为汉。而汉人孟元士则笔书其文。《道行经》本朔佛所出，支谶所译，故安公于《道行序》则言及朔佛，而作录则归之支谶。二人共译，故所记不同。僧祐但见二处所记不同，又未见安公《道行注》(《祐录》于安公之《十二门经注》等，均由注云“今有”。《道行注》下未言“今有”，故知梁时此书已佚失)。仅据录知注为一卷，故误以为支谶光和二年译十卷本，而同时朔佛又译有一卷本也。(11)

 

故可知汤用彤先生的观点如下：

 

　　1.并不存在一卷本《道行经》。理由是：(1)道安并没有著录过一卷本《道行经》。(2)根据《祐录》卷七的《道行经后记》，竺朔佛与支谶，一人口授，一人传译，共同翻译十卷本《道行经》。因为由两人合作译出，所以道安在经序中说是竺朔佛翻译，在目录中则著录为支谶翻译。僧祐误解了道安分别两处著录的原意，且因没能目睹道安所撰《道行经集异注》，误把这部一卷本的《集异注》当作一卷本的《道行经》。由此造成千年的混乱。

 

2.十卷本《道行经》是竺朔佛与支谶合作的结果。

 

汤先生将上述《道行经后记》中滞碍难通的“河南洛阳孟元士”，解释为孟元士担任笔受。因为译场中一般都设有“笔受”这一角色，《道行经后记》中却没有涉及。但其中恰好又有孟元士这么一个人物悬空无着，所以推测他可能就是笔受。但我认为汤先生的这一假设难以成立。如果孟元士确为笔受，他的排位应该在传译支谶之后，不应该排在第一位。所以我怀疑孟元士的实际身份可能是“请主”。这当然也只是一种假设。

 

3.汤先生既然否认一卷本，也就没有探讨一卷本与十卷本的关系。

 

4.汤先生没有论及道安经序。但按照汤先生的逻辑推论，该经序无疑是道安为十卷本所撰。

 

 

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附录“支娄迦谶”中涉及这一问题。他说：

 

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是竺朔佛传来，而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问之博，这两种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而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僧祐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有这两种的翻译，就未免重复了。(12)

 

吕澂先生的观点是：

 

　　1.他没有涉及经录中关于竺朔佛译一卷本的记载。

 

2.他主张十卷本《道行般若经》的原本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但翻译之功应该“专归”支谶。批评自僧祐以来，经录家在竺朔佛的名下也著录此经，“未免重复”。似乎意为同一部经典，不应重复著录。但经录著录在竺朔佛名下的是一卷本《道行经》，吕澂先生似乎没有关注这一差异。

 

3.既然没有涉及一卷本，自然没有论及一卷本与十卷本的关系。

 

4.吕澂先生没有提及道安的经序。

 

 

荷兰的许里和在他的《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高度推崇支谶的译经工作，而将竺朔佛置于支谶的“合作者”之列。他说，“《道行经》的翻译基于竺朔佛从印度带来的写本”，并认为《道行经》的“汉语初译本被归属于支娄迦谶和竺朔佛似乎十分明确”(13)。亦即：

 

　　1.许理和没有涉及一卷本。

　　2.他主张十卷本《道行经》是竺朔佛、支谶两人合作翻译。

　　3.没有论及一卷本与十卷本的关系。

4.没有论及道安序言的对象。

 

 

郭朋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汉代译师”中对竺朔佛作了介绍，但只讲他翻译《般舟三昧经》这部经，没有涉及《道行经》。

 

进而在第四章第二节“支娄迦谶的译经及其般若学思想”中对支谶译经作了介绍辨析，特别对支谶所译十卷本《道行经》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但是没有提及支谶与竺朔佛在翻译《道行经》方面的纠葛。郭朋先生当然是了解竺朔佛与支谶在《道行经》翻译方面的这一纠葛的，但不知为何没有在论著中予以辨析。而只是把《般舟三昧经》与十卷本《道行经》的署名权分别归诸竺朔佛与支谶。亦即：

 

　　1.郭朋先生也没有提及一卷本。

　　2.他认为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是支谶。

　　3.他没有涉及两种卷本的关系。

4.没有论及道安序言的对象。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

 

支谶经常和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作“竺朔佛”)合作译经。据《祐录》卷二，支谶译《般若道行品经》是在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十月八日，而同书卷七载《道行经后记》说《道行经》也在同年同月译出，其文曰：

 

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

 

正光二年(521)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14)

 

可见，《般若道行品经》与《道行经》是一回事。是竺佛朔宣读梵文，支谶译为汉语，孟元士笔录成文的。道安《道行经序》说：

 

佛泥曰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按：曹魏朱士行从于阗抄回梵本《般若经》为“九十章、六十余万言”，后译为《放光般若经》)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祐录》卷七)

 

这是说，支谶所译《道行品》(有三十品，即三十章)是《大品般若经》的节抄本，原本是由竺佛朔直接从天竺带来的。实际上，《道行品经》与后来的《放光般若经》在结构、内容上是不同的，当是两个不同的本子。

 

关于竺佛朔的生平，史载不详。据《祐录》卷二，他还译有一卷本《道行经》，也说是《大品般若经》的节抄本，道安曾为此经着注。但此书梁时已佚，到底与上述十卷本《道行品经》是什么关系，凭现有资料，已难确考。(15)

 

关于《道行般若》(相当于玄奘译《大般若经》第四会，538-555卷)的译本，以后的佛教理论家批评颇多。道安在《道行经序》中认为本经乃是从大品般若中“钞撮合成”的“抄本”，“颇有首尾隐者”，这固然是一种误解，因为它当是和大品《放光》(相当于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二会，401-478卷)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本子；但他说支谶的译文“了不加饰”，“古贤论之往往有滞”，则是事实。因为支谶的翻译，总的来说是“贵尚实中，不存文饰”的。译文晦涩难懂，人亦有同感。(16)

 

上面文字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如下：

 

　　1.竺朔佛曾经翻译一卷本《道行经》，该经是《大品般若经》的节抄本。

　　2.十卷本《道行经》是竺朔佛与支谶合作的结果。

　　3.一卷本《道行经》梁时已佚，现无从考察该一卷本与十卷本的关系。

      4.道安的经序为十卷本而撰，并用以评说十卷本的内容与文风。

 

 

姚卫群先生这样论述这个问题：

 

支娄迦谶最早将梵本《般若经》译为汉语，由于他做的是开拓性工作，因而在翻译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

 

除支娄迦谶外，《道行般若》的翻译还与竺朔佛(亦作竺佛朔)有关。道安在《道行经序》中说：“佛泥曰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慧皎的《高僧传》卷第四中亦提到“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若按这一类记叙来看，这似乎竺朔佛还有另外的《道行般若经》汉译本。但现在一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实际情况大概为支娄迦谶与竺朔佛合作译出了《道行般若经》。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支娄迦谶在译经时曾为竺朔佛传译(“传言”)，如慧皎《高僧传》卷第一中说：“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朔又以光和二年，于雒阳出《般舟三昧》。谶为传言，河南雒阳孟福、张莲笔受。”类似史料还有(年代有些更早)，都提到支谶与竺朔佛合作译经(还有一些人“笔受”)，但关于二者是否合译了《道行般若经》之事，文字都写得不十分肯定确切。汤用彤先生认为：“《道行经》本朔佛所出，支谶所译，故安公于《道行序》则言及朔佛，而作录则归之支谶。二人共译，故所记不同。”这一解释仍属对史料的推测，但也颇有些道理。若按此说，则竺朔佛对般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亦作出了重要贡献。(17)

 

姚卫群先生的上述论述行文比较晦涩，但主要承袭了汤用彤先生观点：

 

　　1.竺朔佛翻译一卷本《道行经》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为何可能性不大，他没有作详细论述。

　　2.姚卫群对汤用彤主张的竺朔佛与支谶两人合作翻译《道行经》，表示有保留的赞同。原因是“关于二者是否合译了《道行般若经》之事，文字都写得不十分肯定确切。”

　　3.既然一卷本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他就没有讨论一卷本与十卷本的关系。

      4.他注意到道安经序，按照他的叙述逻辑，该经序的对象自然应该是十卷本。

 

 

综上所述，对本文第一节所提出的四个问题，近现代研究者的观点可以归结如下：

 

　　1.汤用彤、姚卫群否认竺朔佛翻译《道行经》一卷本，任编《佛教史》承认有此经本，其它研究者未涉及此问题。

　　2.任编《佛教史》虽承认一卷本《道行经》的存在，认为该经是《大品般若经》的节抄本。但认为该经梁时已佚。现无从考察该一卷本与十卷本的关系。其他的学者均不探讨一卷本与十卷本的关系。

　　3.吕澂、郭朋认为十卷本《道行经》是支谶所译。其它研究者则主张十卷本的翻译是竺朔佛与支谶合作的结果。姚卫群倾向后者，但略有保留。

　　4.凡是论及道安的经序者，都认为该经序是为十卷本《道行经》写的。

 

 

在此先讨论一卷本问题。由于仅汤用彤先生提出具体的否认意见，所以这里主要讨论汤先生的观点。

 

汤先生认为一卷本《道行经》根本不存在。理由主要是《安录》中并无著录，是《祐录》首次著录的。那么《祐录》何以著录？汤先生提出如下三重假设：第一，由于十卷本《道行经》是两人合作翻译的，所以道安在经序中讲竺朔佛翻译，在目录中讲支谶翻译。第二，由于僧祐没有仔细考察道安分别著录十卷本的原意，于是以为竺朔佛另外也翻译了一部《道行经》。第三，由于道安所撰的《道行经集异注》已经亡佚，僧祐仅从著录知道它是一卷本，所以误以为竺朔佛翻译的《道行经》为一卷本。

 

下面分别讨论。

 

 

《安录》虽已亡佚，但《祐录》是以《安录》为基础编纂的。编纂时，凡属僧祐自己的补充，僧祐均加注说明。如前引《祐录》的“支谶经目”，共著录14部经典，其中古品以上的4部中的《伅真陀罗经》，古品以下的10部中的《光明三昧经》，均有注释，说明乃僧祐增补。所以只有下余的12部经典才是《安录》的“支谶经目”著录的原貌。了解《安录》与《祐录》的这种继承关系，我们便可以依据《祐录》来掌握《安录》的基本情况。

 

《祐录》卷二有这样一条记载：

 

总前出经，自安世高以下，至法立以上，凡十七家，并《安公录》所载。其张骞、秦景、竺朔佛、维祇难、竺将炎、白延、帛法祖凡七人，是祐校众录，新获所附入。自卫士度以后，皆祐所新撰。(18)

 

这说明，诚如汤先生指出，《安录》确未著录竺朔佛一卷本《道行经》。不仅如此，《安录》中根本没有“竺朔佛经目”，该经目是由僧祐“校众录，新获所附”所增补的。

 

 

《祐录》新设“竺朔佛经目”，并著录一卷本《道行经》。僧祐的依据何在？我认为僧祐当时亲自得到这部经典，并进行过考订。理由如下：

 

1.《祐录》所著录的经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安录》过录的，一类是僧祐自己收集的。无论属于哪一类，凡是僧祐自己没有亲眼见到的经本，他一概加注“今阙”，予以说明。现在《祐录》卷二新增“竺朔佛经目”，著录一卷本《道行经》，下无阙本记载。则可以肯定，僧祐当年亲眼见到过它。

 

2.我们考察《祐录》卷二“异出经录”的一段记载。

 

《祐录》中有一段资料涉及到一卷本与十卷本的关系，前此没有被研究《道行经》的诸位先生所注意。这就是在卷二“新集异出经录”中的一段记载。

 

什么叫“异出经”？僧祐在小序中有具体的说明：

 

异出经者，谓胡本同而汉文异也。梵书复隐，宣译多变。出经之士，才趣各殊。辞有质文，意或详略。故令本一末二，新旧参差。若国言讹转，则音字楚夏；译辞格碍，则事义胡越。岂西传之踳驳，乃东写之乖谬耳。是以《泥洹》、《楞严》，重出至七；《般若》之经，别本乃八。傍及众典，往往如兹。今并条目列入，以表同异。其异出杂经失译名者，皆附失源之录。(19)

 

也就是说，所谓“异出经”就是诸经之异译本。上述这段话把异本产生的原因交待得十分清楚，对我们研究异本及僧祐的异本观十分重要。僧祐接着著录诸种异本，在对《般若经》的著录中，既著录了“支谶出《般若道行品经》，十卷”，又著录了“竺朔佛出《道行经》，一卷”(20)。很显然，僧祐将支谶所译十卷本与竺朔佛所译一卷本视作异本。

上述著录不但证明僧祐时一卷本《道行经》还存在，而且证明僧祐还对它的内容作过考证，认为它与十卷本是异本。

 

3.我们还可以细审一下《祐录》卷十三“支谶传第二，附竺朔佛、支曜”的文字：

 

支谶，本月支国人也。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汉桓帝末，游于洛阳。以灵帝光和、中平之间，传译胡文。出《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三经。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部经，以岁久无录，安公校练古今，精寻文体，云“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后不知所终。

 

沙门竺朔佛者，天竺人也。汉桓帝时，亦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胡为汉。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朔又以灵帝光和二年，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时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21)

 

就本文研究的主题而言，上面这段文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对支谶译经的表述方式是“汉桓帝末，游于洛阳。以灵帝光和、中平之间，传译胡文。出《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三经”。第二，对竺朔佛译经的表述方式则是“汉桓帝时，亦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胡为汉”。第三，讲到两人关系时说：“朔又以灵帝光和二年，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时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按照上述表述，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支谶与竺朔佛各自分别译出《道行经》，又合作译出《般舟三昧经》。也就是说，曾经有两部《道行经》问世。这与卷二“竺朔佛经目”、“支谶经目”乃至“异出经录”的著录完全吻合。

 

按上述《祐录》卷十三传记的记载，竺朔佛“汉桓帝时，亦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胡为汉”。似乎竺朔佛的《道行经》译于汉桓帝时。诚如此，则与《祐录》卷二“竺朔佛经目”著录的一卷本“到灵帝时，于洛阳译出”有矛盾。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细玩《祐录》卷十三的文字，明确交代了竺朔佛于汉桓帝时，赍《道行经》来到洛阳。至于何时翻译为汉文，用了“即转”二字，没有明确交代具体的年代。汉桓、汉灵两帝遞接，如竺朔佛于汉桓帝末年来华，则如于汉灵帝初年翻出，亦可谓“即转”。所以，《祐录》卷二、卷十三的记叙可以说并无矛盾。但无论如何，这些著录都承认一卷本的存在。

 

总之，从《祐录》卷二“竺朔佛经目”与“支谶经目”的著录方式、“异出经录”的著录内容、卷十三传记的记载，都说明僧祐当初得到了一卷本《道行经》，他经过考订，认为这部经典是竺朔佛所译，与支谶译本为异译。所以增补著录。

 

 

汤先生用三重假设来解释僧祐何以著录一卷本《道行经》，显然有点牵强。

 

首先，道安得到一卷本并为之作序，但僧祐得到的《安录》却未著录该经。《安录》中何以没有该经，可以有多种可能：道安失载，传抄缺漏，僧祐所得《安录》有残缺、亡佚。如此等等，其原因何在，还可以再讨论。学术研究，只能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既然无从回答，也就只好存疑。

 

其次，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僧祐误解了道安的著录。

 

第三，汤先生认为，由于道安所撰的《道行经集异注》已经亡佚，僧祐仅从著录知道它是一卷本，所以误以为竺朔佛所译的《道行经》为一卷本。这一推理说得不甚清晰。为什么道安的《道行经集异注》是一卷本，僧祐就误以为竺朔佛所译的《道行经》也是一卷本？是把对经典的注释当作了经典？

 

诚如汤先生所指出，《祐录》“道安注经录”对当时还存在的道安著作，一律注明“今有”，而在《道行注》下未见“今有”字样，看来该注释梁时的确已经亡佚。虽则如此，由于僧祐在《祐录》卷二著录了一卷本《道行经》，附注中说明道安为之序、注。在《祐录》卷五明确著录道安为《道行品》作《集异注》一卷。对勘上述资料，在僧祐的心目中，一卷本的《道行经》与道安所撰《集异注》显然清清楚楚地是两种文献。我们不能想象凭僧祐的佛学水平与文献学水平，他会在已经掌握一卷本原本的情况下，将对经典的注释，误作经典本身。

 

看来，汤先生上述三重假设的前提是僧祐没有得到经本，僧祐对一卷本《道行经》的著录完全依据经录的记载进行。但按照本文的论证，僧祐实际上得到了经本，所以汤先生的三重假设恐怕不能成立。

 

 

从现有资料看，道安无疑掌握一卷本的存在。我们考察一下《祐录》卷七所收道安撰《道行经序》中的一段话：

 

佛泥曰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然经既抄撮，合成章指，音殊俗异，译人口传，自非三达，胡能一一得本缘故乎？由是《道行》颇有首尾隐者。古贤论之，往往有滞。

 

仕行耻此，寻求其本，到于阗乃得。送诣仓垣，出为《放光品》。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焕尔阐幽。支谶全本，其亦应然。何者？抄经删削，所害必多；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诫也。(22)

 

经序提到桓、灵之世，竺朔佛携带外国高士抄九十章《般若》而成的《道行品》来到京师，并译为汉文。道安说这部经的翻译风格是“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他特别指出：经典本身是抄撮而成，翻译者又“音殊俗异，……自非三达，胡能一一得本缘故乎？”所谓“三达”，指天眼通、宿命通、漏尽通。在罗汉谓之三明，在佛谓之三达。也就是说，翻译者又不是佛，不能真正阐发该经典的精微要旨。其结果当然只能是：“由是《道行》颇有首尾隐者。古贤论之，往往有滞。”亦即这部经典底本乃摘抄经文而成，先天不足；翻译又差，无法阐明般若的精微；所以道安有所批评。

 

经序接着提到朱士行因此西行求经，得到《放光般若》。关于朱士行西行问题，将另文讨论。道安在上面经序中提到翻译《放光般若》时“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对《放光般若》的翻译予以极高的评价。接着又称“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焕尔阐幽”。这里的“二家”，根据上下文，只能理解为是竺朔佛译《道行经》及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竺朔佛的《道行经》底本与翻译都比较差，何以能“令大智焕尔阐幽”呢？关键在“两家所出”，也就是说，《放光般若》译出后，与竺朔佛的《道行经》相互配合，从而可以使般若理论真正阐发出来，如单凭竺朔佛的《道行经》当然是不行的。所以道安要依据《放光般若》为一卷本《道行经》撰写注释。

 

值得注意的是道安紧接着说“支谶全本，其亦应然”。“支谶全本”当然是指支谶所译的十卷本《道行经》。但这里的“支谶全本，其亦应然”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这里所谓“全本”，是针对竺朔佛的那个钞撮而成的一卷本《道行经》讲的，而所谓“其亦应然”则是对照《放光般若》讲的。《放光般若》也是全本，但翻译时经过删略，只相当原本的三分之一。所以道安的“支谶全本，其亦应然”是说，支谶的十卷本《道行经》虽然完整，但与《放光般若》一样，翻译时也有删略。应该说明，道安从自己从事佛经翻译工作的实践经验出发，并不反对对梵文佛典作技术性的删略，认为经过删略可以达到“务令婉便”的目的。他曾经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翻译中的“五失本”，后三种“失本”是关于技术性删略的规则。但是，对佛经的技术性删略与钞撮全经而成的“抄经”，在佛教文献学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上述道安的两段叙述，实际是在探讨抄经与佛经翻译中删略问题。他的结论是：像竺朔佛《道行经》这样的抄经对原典进行“删削，所害必多”。而《放光般若》、支谶《道行经》这样的全本，翻译时所作的只是技术性的删略，所以可以达到“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诫也”的效果。

 

由此可知，在道安的这篇经序中，竺朔佛的钞经《道行经》与支谶的全本《道行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经本。这说明道安得到并研究了竺朔佛的这个经本。道安没有提及竺朔佛《道行经》的卷数，但既然支谶的全本是十卷，则竺朔佛的抄经肯定比十卷少。僧祐见到经本，并著录为一卷，我们应该相信僧祐的著录。

 

本文前面曾经提到一个问题，即一卷本《道行经》与十卷本《道行经》是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智昇认为无法回答，理由是“虽名《道行》，卷部全小，不可与前《道行》等，以为同本”，即一卷本篇幅与真正的《道行经》不相称，不能等同。其实，道安的序言讲得很清楚“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道安的《集异注》又称“《道行品》者，《般若》抄也”，亦即一卷本是一个“经既抄撮，合成章指”而成的抄经，共有经文九十条。所以它与十卷本是抄经与全本的关系。

 

任编《佛教史》也认为无法回答，理由是该一卷本梁代译经亡佚。但又说一卷本“是《大品般若经》的节抄本”。传统认为，《道行经》属于《小品般若经》系统，任编《佛教史》称竺朔佛一卷本“是《大品般若经》的节抄本”，不知依据何在？或者由于道安曾对照竺朔佛《道行品》与《放光般若》撰写《集异注》，而《放光般若》属于《大品般若经》系统，故有此推测。但《大品般若》与《小品般若》的确可以相互对照，敦煌遗书中就保留有古人的对照表。因此，道安将《道行品》与《放光般若》相对照，并不能够证明该《道行品》也属于大品系统。

 

依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讲：该一卷本《道行经》属于小品般若系统，道安得到并为之作注，梁代该经仍然存在。该经摘译小品般若经而成，故名“道行品”，它与完整的《道行经》篇幅不类，是《道行经》的一个抄经。

 

 

慧皎(497-554)与僧祐大体同时而略迟。他所撰《高僧传》也涉及这个问题：

 

支楼迦谶，亦直云支谶，本月支人。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余部经，岁久无录。安公校定古今，精寻文体，云“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后不知所终。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朔又以光和二年，于雒阳出《般舟三昧》，谶为传言，河南雒阳孟福、张莲笔受。(23)

 

《高僧传》的记载，与《祐录》传记完全相同，说明慧皎的这段记载抄自《祐录》，也说明慧皎确认下述事实：支谶曾经翻译《道行经》，他翻译的经典“审得本旨，了不加饰”；竺朔佛也曾经翻译《道行经》，他翻译的经典“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此外，两人合译了《般舟三昧经》。从上述文字看，两人各自翻译的《道行经》显然不是同一部经典。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所有否认一卷本存在的观点都不足以说服人。竺朔佛译一卷本《道行经》是存在的，它与十卷本《道行经》内容虽然都讲般若，但篇幅不同，属于抄经。该经典为道安、僧祐乃至慧皎所见，后来亡佚。

 

 

《祐录》著录《道行经》，且又明确著录“十卷”这一卷数的只有两处：一处是卷二“支谶经目”，一处是卷二“新集异出经录”。具体内容上文均已引述，这里不再重复。僧祐在这两处均将十卷本的译者归诸支谶，根本没有涉及竺朔佛。

 

《祐录》卷十三“支谶传”将支谶翻译《般若道行经》与竺朔佛翻译《道行经》对举，具体内容上文也已经引述。从行文看，他们在《道行经》的翻译方面是各自行事，互不相关。尤其是同一篇“支谶传”提到，竺朔佛、支谶两人合作翻译了《般舟三昧经》。如果《道行经》也是合作的结果，应该像《般舟三昧经》那样加以说明。

 

我们细玩上引道安的《道行经序》中语气，竺朔佛与支谶也是各自翻译《道行经》，两者并无关系。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支谶与竺朔佛合作翻译《道行经》呢？问题出在《祐录》卷七所收的《道行经后记》。

 

这篇后记上文已经引述，好在文字不长，在此再次录文：

 

　　道行经后记第二

 

未详作者

 

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

 

　　正光二年(521)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24)

如前所述，这篇《道行经后记》所述为十卷本《道行经》的翻译经过。按照上述记载，十卷本并非支谶独立翻译，而是支谶在竺朔佛译场担任传言时翻译的，口授者是竺佛朔。

 

在佛教文献学上，此类文字一般称为“经记”，属于写经题记的表现形态之一。按照写经规范，它写在经卷的末尾，记录交待关于该经的翻译、传抄等有关事项，故对研究经典的翻译流传史具有较大的价值。它往往随着经典的不断传抄而辗转流传，故极易产生讹误。《祐录》收录此类文字多篇，想必是僧祐从自己看到的有关经卷上摘录下来的。与竺朔佛与支谶有关的还有一篇，即两人合作翻译《般舟三昧经》的经记：

 

般舟三昧经记第八

 

未详作者

 

《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符士。随侍菩萨张莲字少安笔受。令后普着。在建安十三年(208)于佛寺中校定，悉具足。后有写者，皆得南无佛。又言，建安[十]三年岁在戊子八月八日于许昌寺挍定。(25)

 

比较上述两篇经记，两部经典的翻译时间都在光和二年十月八日，这颇有点使人怀疑。两部经典的篇幅都不算小，翻译时能够同时并进，同时完成吗？智昇解释说，两部经典同一梵夹，这里记载的是开启梵夹的时间。这种解释，未免牵强。历代翻译，同一部梵夹包括多种经典的情况很多，但从来未见类似的记述法。

 

《道行经后记》产生于何时，现在不清楚。它末尾所署的年代是北魏正光二年(521)，也就是说，僧祐所见到的是一个正光二年的《道行经》抄本，末尾有这样一篇经记，僧祐把它收入自己的《祐录》卷七。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正光二年(521)距离该经的翻译已经342年。该经记的记载靠得住吗？

 

第二，更大的问题是，僧祐生于公元445年，死于公元518年。正光二年(521)僧祐已经逝世。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看到这篇《道行经后记》并收入《祐录》？

 

由此，逻辑的结论是，在道安时代，乃至到僧祐时代，根本没有支谶参加竺朔佛译场，作为“传言”与竺朔佛共同翻译《道行经》的说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道安、僧祐的有关著录中，都是支谶单独翻译十卷本《道行经》，与竺朔佛无关。至于《祐录》中的这篇《道行经后记》，应是后人根据上述《般舟三昧经记》改篡后窜入《祐录》中的，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

 

日本《国译一切经》、宇井百寿的《道安研究》以及中嶋隆藏的《出三藏记集序卷译注》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死于518年的僧祐能够看到写于521年的《道行经后记》，于是认为后记中的“正光二年(521)”应该是“正元二年(255)”之误。虽说从字形讲，不无产生这种讹变的可能，但怎样解释《祐录》中处处将十卷本《道行经》的翻译完全归于支谶，根本不提竺朔佛的事实呢？实际上，从历代经录看，直到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开始，才将十卷本《道行经》归诸竺朔佛、支谶两人合作。费长房及后代经录学家的相关著录，想必是受到窜入《祐录》卷七的《道行经后记》的误导的结果。

 

本文前此提出，关于《道行经》，目前存在如下四个问题：

 

　　1.竺朔佛是否翻译过一卷本《道行经》？

　　2.十卷本《道行经》是支谶一人所译，还是竺朔佛、支谶两人合作翻译？

　　3.一卷本《道行经》与十卷本《道行经》是什么关系？

      4.道安的《道行经序》为上述哪种《道行经》所撰？

 

上文通过考察，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竺朔佛的确翻译过一卷本《道行经》，已佚。十卷本《道行经》则是支谶一人所译，与竺朔佛无关，现存。所谓竺朔佛参与十卷本翻译的观点乃受后代窜入《出三藏记集》的错误资料的误导。十卷本《道行经》是全本，一卷本《道行经》是抄经，两者在中国佛教史上都真实存在。

 

至于道安的《道行经序》，虽与翻译有关，本身毕竟不是翻译，故上文仅在涉及翻译时予以引述，未作详细探讨。即使如此，通过上文探讨可以明了道安的序是为竺朔佛的一卷本所作。因此，现诸种藏经把它冠在支谶十卷本之前，研究者用它来解说支谶十卷本，并不妥当。

 

　　①③⑦⑧⑨⑩(14)(18)(19)(20)(21)(24)[梁]僧祐撰，苏晋仁等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5、26—27、264、26、227、263、264、44、65、65—66、511、264页。

　　②(15)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16、148—149、316—317页。

　　④《大正藏》，第55卷第626页中栏。

　　⑤参见《开元释教录》卷11《道行般若波罗蜜经》条。《大正藏》，第55卷第583页中栏。

　　⑥[梁]僧祐撰，苏晋仁等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6—27页。个别文字根据《大正藏》本校改。

　　(11)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12)吕澄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3卷第2874页。

　　(13)[荷]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17)姚卫群著：《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1—273页。

　　(22)[梁]僧祐撰，苏晋仁等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63—264页。《大正藏》第8卷所收《道行经》首载有此序，文字略有参差。

　　(23)[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

　　(25)[梁]僧祐撰，苏晋仁等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68页。文字按照校记有修订。

原文刊于《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3期

 

转自社会科学网

http://reli.cssn.cn/zjx/zjx_zjsj/201706/t20170602_3537647_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