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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回族普及性印刷单述评
发布时间: 2017/8/3日    【字体:
作者:宛磊
关键词:  回族 印刷品 文化特色 传教士  
 
——基于对哈佛大学相关馆藏文献之研究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存有民国时期,美国传教士梅益盛、毕敬士等对回族布道的西方传教士,或者其他西方旅行者,所辑录的有关回族的手稿、所收集的回民印刷品、以及拍下的照片等资料。对其中回族普及性印刷品进行研究,可见该时期回族大众文化的特色之一斑,还可以发现西方传教士为布道中国回族,对回族传统文化形式的利用。
 
一、民国回族普及性印刷单分类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存有民国时期,美国毕敬士等对回族布道的传教士,或其他对穆斯林生活感兴趣的在华旅行者,所辑录的资料性手稿,或者拍下的照片[1]。对其中的回族普及性印刷品进行研究,可见该时期回族大众宗教文化的特色之一斑,以及西方传教士为布道中国回族,对回族传统文化形式的利用。就笔者本人的查录,计有回族普及性印刷品约50件,分为以下几大类别:
 
第一大类:回族阿文书法。有各具特色的门楣“都阿”和阿文中堂。这些都是中国书法书写阿拉伯文。阿文书法主要有六种字体,分别是苏鲁斯体(三一体)、纳斯赫体(誊抄体)、迪瓦尼体(公文体)、鲁格阿体(行书体)、库法体、波斯体[2];中国书法主要有五种字体,即篆、楷、隶、行、草。比较阿汉两种书法,会发现相似之处,如库法体相似隶书,而波斯体相似于行草。
 
哈佛-燕京图书馆,网上资料提供的民国回族阿文书法,计有门楣用“都阿”13幅,皆注有“北平牛街清真寺书报社印行”(下简称“北平书报社”)字样[3]。室内挂都阿横幅、条幅,对联,中堂,共8幅,除了一张红底黑子,其余都是白底毛笔书写的原件,非印刷品[4]。这8幅中,只有两幅出处不明,余者都来自北平书报社。有代表的两幅中堂,一幅中台思迷:“以真主的名义开始”;另一幅,中文意思“永恒”;上书有99个真主的圣名;另外,有经文对联3幅,但只有一幅两联,左右分开。
 
第二大类:表类。分有礼拜时间表、回历农历公历对照表[5]。现存《五时礼拜定刻表》两份,都系北平书报社印行。一份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即1937年),现代刻板字体,祥录了头时榜塔、二时撇申、三时底盖蕾、四时沙母、五时虎伏滩(以上都是礼拜名称的阿文音译,是回族经堂用语的一部分----笔者)的准确时间,并有备注,例如“邦塔”下面,有“每日减1分56秒”字样。另一份,时间不明,毛笔书写,与第一份格式相同。
 
另有回历与农历等对照表四张(套),为清晰之见:
 
上表第一张,实际三个表格组成:上表是《阳历月建注默节令表》(即公历的主麻聚礼世间标注);中表是《天方历表每月功课》;下表是《古历月建主默节令表》(即农历主麻聚礼的时间对照)。第二张,实际上是三张组成一套,格式相同,局部调整而已,是回历农历月份对照(只有月初月末的时间),并非全年日历对照;对照的时间,有“天方月”(即回历月份)、阴历月(即农历月份)、聚礼日(即周五主麻日),还有农历二十四节气;除此,这张表上还有中、阿文各类教材、图书的广告式列表。第四张,页下有“定刻表”(即五时礼拜表,)。注有“马子实鉴定”字样。
 
第三大类:挂图[6]。挂图分居室装饰类、礼拜类、文字类,为清晰之见。
 
第四大类,图书广告。本文作者收集六种,列表如下[7]:
 
第五大类,杂类。这部分包括:
 
1,结婚证书一套(红皮纸包,内有一请柬),系“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南京一对回民青年男女成婚的请柬[8]。证书内的《古兰经》“索拉”,系河南、直隶、江苏、甘肃几位阿訇共同翻译。最后注明“南京清真寺董事会  道义社同刊”的字样,又有“版存南京堂子街清真寺”的注明。
 
2,“妙香阁”香水的商业广告。总厂在北平崇文门外;广告上有“李霈霖监制”字样;广告时间不明[9]。
 
3,振兴教门的宣传广告《回教人注意》[10]。正文标题是《中国回教不振首在宣教师之不良》一张,密麻一张,白字黑子,竖行自右往左,无标点,但有空格以示句读。这个刊行者、地点、时间均不明,但有“回教俱进会成立有年”字样,可判定时间在此之后,当在民国初期。
 
二、回族普及性印刷单所体现的文化因素
 
从上述哈佛大学馆藏民国回族各类普及性印刷单,可见其体现的回族传统文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述:
 
第一,民国回族普及型印刷单张,是回族宗教特性的体现。
 
回族族教不分,伊斯兰宗教是其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就哈佛大学馆藏民国时期的回族印刷单显示其宗教的特征,表现在多姿多彩的“都阿”印张、回历的刊行、宗教性图画、宗教图书的发行等方面。
 
首先谈“都阿”。回族人家,门前都张贴着阿文的“杜阿”(祈祷文),内容一般是“特斯米”即“奉普慈特慈真主之名”,或者“清真言”。客厅或正房当中悬挂中堂,中堂两边是经堂对子,也多是《古兰经》的“索拉”(章节)警句。这些本身都是对教门的宣传。民国期间大量“都阿”的发行,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了伊斯兰的繁荣。
 
其次是回历的使用。由于回族的每日五番礼拜、主麻聚礼、入斋开斋等时间,各地有差异,这使得各地回族清真寺、社团、伊协组织等,赞助印刷,为本地回族社区服务,为一方回族百姓服务。时至今日,回族社区的回历发行,仍一同民国时的情况一样。
 
再次,民国的回族挂图,无论装饰类、礼拜类,还是文字类,都凸显了回族对教门的重视以及推广普及的努力。装饰类的《奴海船》,故事背景是奴海(努哈)圣人得到真主的启示,真主将以洪水教训那些不信道者,造船使虔诚的穆斯林避洪水之难。努哈圣人依此意做了,后来,洪水来之前,信道者都上了船。“那只船载著他们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之间”[11],恐怕就是这张图的意境。《仙剑》一图,故事来源于被先知誉为“安拉的雄狮”的阿里,曾参加伊斯兰早期的战争“白德尔之战”,阿里冲锋陷阵,战功卓著。有人歌颂阿里宝剑:脊柱剑外无宝剑,阿里之外无豪杰。这个脊柱剑就是阿里宝剑。中世纪,阿拉伯宝剑上,多镌刻有该诗句,作为宝剑的装饰。该《仙剑》图上的文字,也记述了这一故事,大意为:真主命天使拆卜来伊勒(哲布依勒)取仙剑“卒立菲嘎勒”于天堂,与至圣(穆罕默德)转尔里(即阿里)。这把剑成为了伊斯兰信仰的象征,被穆斯林供奉。
 
普通回族百姓在室内张贴这幅图画做装饰,民间习武者也仿此样式锻造宝剑,作为武术器械,由此可见其影响。就此幅而言,是倒立的“丫”字样式,中国回民称这种剑为“鱼尾剑”,并将之作为传统的武术项目继承发展,至今在宁夏地区仍有流传[12]。
 
文字类的挂图,单从标题《海水赞圣》、《五十代传光图》、《贵圣辞世遗言》等,也都是宗教性的,即表明了其宣传的目的。这些来自《古兰经》和伊斯兰早期历史的故事,无疑使中国回族对其教门的常识性普及教育,使普通的回族家庭,对自己的宗教故事和宗教历史。
 
清真沐浴挂图和礼拜挂图,最迟完成于1921年[i]。毋庸赘述,是指导穆斯林正确履行宗教功课的挂图,多悬挂在清真寺,前者多在“水房”即沐浴之处,后者多在清真寺客厅或书房。至今,回族清真寺内,仍多有这样的挂图;简陋一点的礼拜寺,也有文字说明之类,悬挂清真寺,使人一目了然。礼拜是回族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北平清真书包社发行的沐浴挂图和礼拜挂图,也是普及教门的一种直接方式。
 
最后,振兴教门的宣传广告,《回教人注意》,实际是一篇论文,名《中国回教不振首在宣教师之不良》,更是就回族“教门不振”这一话题,展开论说和宣传。该文提出,学习成为阿訇的人,“多因家贫而入寺念经”,“富贵小康之子第……贵如晨星”,由此再引申出回族社会的经济问题,最后,批评了回教俱进会成立经年,“对于宗教进行,无成绩可观”。所以该文呼吁,应在宗教方面改革,同时,应再设一回民公会,解决回民生计问题。----这是一篇逻辑性很强的论文,牵涉回族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主题仍是振兴教门。
 
第二,民国回族普及行印刷单张,是回族融会贯通了的中阿文化的合璧。
 
以“都阿”为例,这是回族阿文书法是宝贵的回族文化遗产之一。伊斯兰教入中国后,文化上也逐渐本土化。回族大分散、小集中,使用汉语。回族的这种文化上的回儒结合,从其阿文书法艺术上,展示了这一特点。在中国,书法可饰房间,有中堂、门联、牌匾等。意思的是,中国书法和阿拉伯书法,都是艺术;其他文字也有艺术,但都比不上这两种文字艺术,能成为独立的艺术体系。中国回民的阿拉伯文书法,是中华艺术伊斯兰艺术交融的产物,是回族穆斯林探索、实践、发展的智慧结晶。由于借鉴了汉字书法艺术技法,又保持了阿文书法的内涵,这样就创造了新的字体,这种字体在国际上称为“中国体”。这种艺术完全是回族独有的,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都阿”的用途,过去主要用于大门、门楣、饭馆等处张贴,也用于回族人家建房奠基、上梁,店铺开张营业,婚礼、节日喜庆、祝愿,也被穷人用来作为变相乞讨的工具,持之出入回民区,等等不一而足。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都阿”已经由纸张的主要形式,发展到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等,使用也发展到交通工具上,变成回族流动性的符号。
 
见[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护花主人大某山人太平闲人三家评本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八六六页),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行文如下:“这里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御赐百合宫香。”
 
再以挂图之一的《炉瓶三式》为例。这起初与回族并无关系,而是回族借用汉族的形式。“炉瓶三式”应为“炉瓶三事”,出自《红楼梦》,指的是三件焚香用具:香炉、香盒、箸瓶的合称。[ii]但这个“炉瓶三式”,除了上述的三样东西,左右分别多出一个瓶:左瓶是个花瓶,瓶内插有莲花;右瓶是个“汤瓶”,即回族人家“小净”之用的瓶壶,壶嘴冒着热气。以上五样东西,除了香盒(放在一个传统样式的独凳之上)之外,其余四样物品上都写有“都阿”;香炉的香云和汤瓶的热气,也都各“托起”一句“都阿”。这幅画体现了回族文化的双重性,即伊斯兰和汉文化的一体结合。
 
再以婚谏和商业广告为例。现存的一套结婚请柬,包含着回族两种文化结合的特点:封面和证书,都系红色,封面有“鸳鸯和合”字样,这些毫无疑问,是汉文化的喜庆符号;证书的正文,自左往右,首先是古兰经的“索拉”阿文原文,接下来中文翻译,在接下来是证书的阿文行文和中文行文,最后是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新郎新娘名子(以上都系经文签名),以及年月日落款----这些,是回族的宗教性特点体现。
 
最后以“妙香阁星月牌芝兰精”的香水广告为例。该广告图标是新月加三颗星,下有绿色“清真”字样。这也是显著的回族文化符号。
 
第三,民国普及性回历的使用和继承,是回回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回历从宋代即传入中国,历史上,元朝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进《万年历》,属“回回历”系历法。元至正八年(1271年)设回回司天台,札马鲁丁为提点。至元十七年(1281),郭守敬编完《授时历》,次年颁发,中国传统的《万年历》不复传。明洪武元年(1368),设回回司天监,三十一年(1398)撤回回司天监,并入钦天监回回历科。回族大学者王岱舆祖上即洪武年间来华,任职钦天监。洪武十六年(1383年)《回回历》翻译完毕,为《大通历》辅助历书颁行;后回回历经司天监副贝琳修订扩充,取名《七步推证》。《回回历》与《大通历》参用270年,影响不可低估。康熙九年(1670年),大通、回回两历俱废[13]。回回历从“国家通用”,自此转入回族和其他伊斯兰民族的民间。
 
民国期间刊行的回历与其他日历对照,其主要目的,是为提供回族每日五番“乃玛子”、主麻聚礼、斋月,以及各种节日的时间,因这些都须按照回历推算。民国期间的回历历与其它日历的对照表,有各地的印刷单;现在,中国的回族社会,仍然是这种情况。但客观的效果不止于此,而是对回历的全面继承,使这一科学历法得以在中国生生不息相传。因而只要回回这个民族延续,回历在中国的使用就不会消亡。
 
第四,民国普及性印刷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该时期回族文化的繁荣。
 
这些各式各样的回族普及性印刷单,从落款上看,显示了不同的回族出版机构:北平清真书报社、伊斯兰出版公司(北平)、北京万全书局、天津尊古堂石印局、上海回教书局;社团有云南振学社,中国回教协会云南分会;清真寺有清真虎家寺(四川新都)、六合南城外清真寺(江苏)。由于收集者主要在在华中东部地区活动,回族人口云集的的西北地区,没有类似的印刷单收录,但这绝非意味着没有。就现存的而言,即是全豹之一斑,民国时期的回族政治、教育、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类团体,林林总总,不可胜数。这显示了该时期回族文化事业的繁荣。
 
就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民国回族普及性印刷单而言,其收藏品以北平清真书报社为最,值得一提。该社1922年由北京牛街马魁林阿訇创办,社址在牛街寿刘胡同。宗旨旨是传播伊斯兰教文化,扩大穆斯林的知识视野。最初只代销伊斯兰教经书刊物,经销穆斯林生活特需品,后来委托当时北平的中华书局和穆光印刷所,以清真书报社名义印制部分经书。两三年后,购石印机一台,租房成立印刷厂。三十年代末,该社发展到顶峰时期,印刷、发行不断扩大,并面向全国发行,同时汉文经书的印刷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1943年马魁林去世后,该社社由其四子马中道负责。1956年停办,并入宣武区新华书店[14]。
 
就文化出版而言,北平清真书报社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像这样由小变大,由弱做强的回族文化机构,民国时期众多;还有一些地区,未必是回族自己的出版机构,也寻找其他代理机构,为其刊行相关作品。上文所述民国时期回历农历等对照日历的发行,汉口就有“汉口集艺轩代印”的例子。
 
上述四点,是民国回族普及性印刷单所折射出的回族文化的几个方面。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涵义,反映了当时的现状,有待全面研究。
 
三、西方传教士对回民文化的利用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回族步道,总体是失败的。原因是回耶两大宗教教理的差别,不能调和。但是,传教士在不到回族的过程中,的确使用了各种手段,可谓坚苦卓绝,费尽心思。其中,利用回族普及性印刷单的特点,发行回民常见的阿文书法书写基督教宣教内容的图片,是一大发明,目的是让回民容易接受基督教,才特意如此设计的。本文作者发现五张,列表如下(见“表四:民国传教士仿回族印刷单之印刷品一览表”):
传教士仿造的回族印刷品
 
[i]该套图原文有毕敬士给梅益盛写的注释,摘自Moslem worship lesson book(穆斯林礼拜教程)一书第20页。该书由Zhang Wenxi 编,1921版。
 
[ii]见[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护花主人大某山人太平闲人三家评本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八六六页),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行文如下:“这里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御赐百合宫香。”
 
第一张,是纯文字形式,对仗形式排列:一、只有一位真主,天上大事主宰;二、只有一位中保,时针注射林;三、只有一等世人,男女老少内;…… ----这些都不易看出回耶之别,直到最后,才能辨别:十二、只有一本圣经,明明记主要。
 
第二张,《麦西哈即是真主的羔羊》,由“中国基督圣教书会”在汉口和上海刊行。“麦西哈”今通译“弥赛亚”,即基督教的“天主”。该图由四个矩形框上下排列组成,最上是个城门,第二和第四是人心的图画,第三是个石堡的图画;红色和黄色是图画的基本格调。每个框里都有阿拉伯文,貌似古兰经文,实则不然。图片右、左两边,分别有两行汉字,都来自《圣经》。譬如,右边一行字这样写道:“真主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就来自《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第三张,《物化为洁》,形式和主题都是中国传统的:中国画绘出的荷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画的上方有中文:“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血能洗清我们的一切罪”[i]。
 
第四张,《我即是门》,是个方正的城墙,留一个门,门口有狮子、豹子、狼。图的最上方用中文和阿文书写“进门”二字。接下,“为要我们到真主面前”,在接下来,更大的字“我即是门”。这文章图片也用了“真主”和阿拉伯文,情况与第一张相同。但是,略有基督教知识者,就会发现,左右两边的警句,彰显出基督教“原罪”的理论:“你的罪使你与真主隔绝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第五张除了用中文和阿拉伯文书写,笔者为认为其模仿力不强,回族的色彩较淡。尤其图中有十字架的标志,从布道回族的角度上来说,是很大的败笔。
 
早在1927年,有关刊行对回族穆斯林布道宣传单的印刷计划,就已经提了出来。在会上,传教士罗兹,中文名字冯尚德(F. Herbert Rhodes),介绍他层在河南地区对回族发放宣传性的传单;另一位也来自河南的传教士,叫哈丁斯(Mr Hadings)也是这样做的;传教士梅益盛(I. Mason)对中国回族做过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回族不少人有阅读能力,但主要是汉语,中东部能阅读阿拉伯语的回族人士,但阿拉伯文印刷品,对他们很有吸引力[16]。有了会议上这样的交流,后来出现的这些布道回族的宣传品,中阿文并举,就不足奇怪了。
 
所有的这些仿回族的印刷品,都是精心设计的。举例而言,《麦西哈即是真主的羔羊》,早在1928年设计出来,黑色代表罪恶,红色代表救赎,白色代表纯洁,金色代表荣耀[17]。1930年1月2日,在上海召开的布道中国回族执行委员会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原系英文,会议委托传教士梅益盛翻译;有关《荷花》(即上文所述《物化为洁》),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刊行的[18]。就传教士的刊物《友穆》季刊(Friends of Moslems)来看,上述所列举的传教士设计的对穆斯林宣传印刷单,这些只是很少一部分。
 
有关西方传教士布道中国回族,采取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多有学者已做过相关探讨。但对模仿回族普及性印刷单的基督教宣传品方面,研究尚少见涉及。这些宣传单应用广泛,因展示面积大,视觉冲击力强,而且混淆于回族伊斯兰印刷品之中,对回族有一定的影响。
 
有两点故意混淆的地方,一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给广大不懂经文的回族百姓,造成一种这是回族使用的挂图;其次是修正了一些中文字词,譬如将基督教常用的“神”、“天主”这样的用语,改为回族用的“真主”一词,这个混淆性极强。
 
以《麦西哈即是真主的羔羊》为例,这幅图似乎发行很广,笔者注意到,在知味墨1933年考察中国回族时,在河南郑州的传教士的门前,就有这张照片;在其西北旅行,西宁的一家饭店里,也有这幅画;在知味墨的画册29页,西宁东城门,也有这张宣传画[ii]。这儿还有一个故事,刊于1931年4月的《友穆》季刊,是一位传教士的来信,叙述其在甘肃秦州(即今天水—笔者)布道的经历:
 
有一位老阿訇,也曾到麦加朝圣过。他的家里,摆有阿文版《圣经》,还有双语版的《马太福音》;客厅里悬挂有有传教士留下的宣传画《麦西哈即是真主的羔羊》。这位传教士发现,老阿訇用一小片白纸,将宣传画上的“羔羊”部分贴遮起来,于是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老阿訇回答:这图上有我们神圣的经文,我想站在这儿做礼拜,但我们不向有形之物礼拜,所以我把羊的图像遮起来。老阿訇还说,那边画卷上的小鸟(也是基督教书会刊行的四种卷柱挂图之一种---原注),也须遮起来。老阿訇还说,羊代表一种牺牲品,是亚伯拉罕献出自己的儿子易卜拉欣的时候,这发生的故事[iii]。
 
上述故事里的老阿訇在伊斯兰的知识方面,有着专业的训练。那么,既然对一位伊斯兰神职人员,尚有如此的吸引力,那么,对文化较低、教门较浅的回族群众,更有不知不觉的吸引力。挂这么一幅画,虽然这不能更改一个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起什么决定性的因素,但对回族的伊斯兰教门而言,仍是有害的。
 
结  语
 
民国回族普及性宣传单,有多种类型,牵涉宗教、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显示了该时期回族文化事业繁荣的一个侧面;同时,西方传教士机构模仿回族普及性宣传单和宣传画,为布道中国回族之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开放的有限的资料,提供了这些方面一些研究性资源。
 
但是,更多的资料还藏于许多其他藏书机构,以及回族社区和回族家庭。这些珍贵的资料,也是回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鲜明的历史特色,反应回族生活的多个方面。拙文为抛砖引玉,以此希望更多回族学学者关注此课题,并给予更深刻的挖掘和研究。
 
转自360图书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07/16/34331733_6046459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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