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学者，他的研究领域很广，横跨、学和学等诸领域，在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上提出独到的宗教经济伦理思想，他论证了新教伦理是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精神驱动力。同时它还通过比较研究，强调中国的宗教伦理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他的这些见解对于我者研究世界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对我国当代市场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新教伦理：近代西方理性资本主义兴起之内在动力
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早已涉猎。但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却别具特色。他考察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创造性地提出了“成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源于宗教改革后的经济伦理”的思想，这种思想即使现在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天职观”系新教伦理的核心。主张预定论的加尔文教派宣称《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这个教派认为按照上帝的旨意，人天生就是有罪的，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被饶恕，被赐予生命，大部分人是难逃劫难的，人的死是上帝决定的。该教教徒为得到上帝的拯救和恩赐，逃离命运的苦海，就不能沉醉于声色犬马享乐之中虚掷光阴，因为这是最不可饶恕的。因此为了上帝，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中认真劳作，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工作，从而形成一种“天职观”。韦伯所推崇的教徒的“职业观”和禁欲主义必然影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韦伯认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其核心是“天职观”和禁欲主义。新教反对只有教会才有权力解释《圣经》的传统的非理性的观点，认为个人的良知有领悟《圣经》的优先权。在宗教改革中，新教又赋予“天职”以新的含义即“上帝安排的任务”，认为“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行的禁欲主义超越于世俗，而是要人完成人们在现世里所被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禁欲主义是“天职观”之根源。自从禁欲主义从修道院进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那时起，它在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韦伯主张禁欲主义是资本积累的促成者。他认为尘世中所有国家和人们虽都具有追逐金钱和财富的欲望，但如果骄奢淫逸，任意挥霍，那么这种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否则“那就注定要完蛋”。他还主张禁欲主义是勤勉的劳动者的造就者。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无纪律散漫自由人的劳动。为了实践神示的天职去寻踪上帝之国，教会把禁欲主义强加给那些一无所有的阶层，即那些为雇主提供了有节制的、认真工作的、勤勉的劳动大军，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他们的毕生目标一样，并认为这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职责。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每个人应努力工作、恪尽职守，只有劳动才能够增加上帝的光辉。二是珍惜时间。浪费时间是“最该死的罪孽”。三是每个人不能仅仅占有财富和享受财富，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应“为上帝劳动而致富”。四是希望贫穷等于希望不健康，如果一个能够工作的人行乞，那就不仅犯了懒惰之罪，而且违背了教徒自己的天责。五是节俭精神。每个人要保持对生活的禁欲态度，就必须有责任为上帝的荣耀保持不使财产减少，并通过努力使其增多，这种强迫节省的禁欲当然导致了资本的积累从而导致了生产性资本的大量。六是“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公众福利高于个人利益，你应当选择使你能最有效地为上帝服务并对福利最有贡献的职业。所以，“职业”责任这一“天职”的独特价值观念，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重要特征。因此把劳动视为“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
韦伯还认为禁欲主义是“剥削合理”的依据。他主张由于受新教伦理的影响，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受到上帝的充分恩宠和祝福，只要他们的财产使用合理，他们的道德行为是清白的，他们就尽可能听从自己金钱的支配，因为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为上帝尽一种职责。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为了一碗红豆汤不得不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们不断沦为靠出卖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雇佣奴隶。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可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有一根无形的线把他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因此“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
所以，资本主义发展需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而积累又需劳动大军，所以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这种关系的合理性又有“天职观”和禁欲主义来保证。这样，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就成为必然的了。可见，宗教在西方国家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在中国是怎样的呢?就此方面，韦伯又进行了比较研究。
二、传统宗教：中国产生和发展之障碍
韦伯认为，中国虽然对于资本主义并不是不需要的，但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功地发展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呢?他通过研究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一种像西方新教伦理那样的教化作为精神支柱。比如说儒教，它纯粹是一种人世的伦理。韦伯认为，以“孝”作为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的儒教有其显著的特征，“孝是所有其它德行的源头”，它强调等级森严、个人的品行修养和自我完善，它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它“只不过是为受过的世人确立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因此，儒教主张维持世俗秩序，即把现存世界作为一个“既有之物加以接受”；它惧怕和反对任何社会变革，认为社会秩序作为一种宇宙秩序是牢不可灭的。所以“儒教‘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它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上这一特性一直受到强调。”
西方新教伦理与中国儒教不同。韦伯指出：“伦理的宗教——尤其是新教伦理的、禁欲的各教派——之伟大成就在于冲破了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信仰共同体与一种共同的生活伦理，它优越于血缘共同体，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家庭相对立。”新教伦理为了理性地支配世界，主张变革，“重塑尘世”，而不是消极地适应俗世。“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理性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
那么道教又如何呢?韦伯认为它充满了巫术般的迷信。他指出：“要判断一个宗教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可以选用两个在很多方面互相联系的尺度。其一，是这个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其二，是这个宗教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个宗教本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韦伯认为，在中国被视为“异端”的道教的巫术园地里充满着迷信，是绝对违反理性的，在那里还缺乏任何自然科学的知识。可以说，“道教压根儿没有自己的‘伦理’，对它而言，是魔法，而不是生活方式决定人的命运”。另外，韦伯还认为，由于道教主张“天人合一”，反对变革，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永恒和谐的社会秩序，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离群索居。因此从崇尚“无为”中，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与道教不同，“禁俗主义的基督新教通过种种迹象表明，它已达到了最后阶段，从它所显示的大多数特点看来，它已将巫术完全彻底地摈除。就连在已纯化的圣礼与象征的仪式里，巫术也原则上被根除了。”韦伯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愚弄民众的手段从印度传人中国后，尽管遭到种种磨难，但最终在民间还是稳固下来。佛教徒的“安魂弥撒”、“灵魂转世的信仰”、“来世报应”等各种戒规成了一种教化力量的统辖说教，通过精神麻醉进而成为一种驯服民众的手段。使佛教徒沉迷于超凡脱欲的虚幻意境和一种“四大皆空”于现状之中苟安。
通过对比分析，韦伯认为由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儒教与道教没有经过宗教变革，其宗教伦理精神不仅没有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而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的论断一方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是封建的统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封建的文化。”中国的宗教特别是作为中国主流的儒教伦理文化，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一种沉淀，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它是历史的产物。伦理除了蕴含诸多民族之“精华”以外，其中也不乏封建之“糟粕”，诸如“存天理灭人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庸之道”等一些封建伦理之枷锁，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过时的传统价值观对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语)。另一方面，韦伯的论断是非历史主义的，是片面的。要求把唯物主义方法不是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而是当作研究历史的行动指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毛泽东就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这一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和阻碍，使得“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虽然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帝国主义列强人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可见，韦伯把中国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归结为宗教的原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片面的和非历史主义的。
三、启示：应建构中国特色之
从韦伯对经济的评论中，我们看到，现在他的某些新教伦理思想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
韦伯明确地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欺诈经济和投机经济，而是一种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的培育需要人们观念和素质的提升，需要有一种相应的与伦理与之相适应，因此它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上。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新教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伦理规范。新教伦理的基本原则是要对人的欲望进行合理的伦理制约，这是一种人的心灵上的内在制约，它不同于通过和手段的外在制约。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恰恰是类似于新教伦理的经济伦理。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调控伦理的手段，那么任何严酷都将无济于事，因为法不责众。因此市场经济不但应该是法制经济，也应该是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法制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与秩序的保障，伦理则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与价值尺度。
回眸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情况，我们从没有确立具有限制性的完备的法律制度，随之而来的却是西方的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念，中国的市场经济几乎因为失去了伦理规范的路径而无以维系。功利性确实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但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早已具有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并比较成功地将社会成员对功利的追求限制在不损害他人生存的范围之内。然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时，我们不能照搬韦伯所说的那种“新教伦理”，我们要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伦理规范。
其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伦理虽然作用很大，但归根结底仍为社会存在所限制，更何况它现在还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起作用的而并非代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全部价值的伦理制度。马克思就曾经说过：“过时的传统价值观对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的惰性力。”)另外，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目前尚没有一个有机的切合点，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说教；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弘扬也没有转化为一种现实经济伦理之力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往往走向两极分化，要么是视金钱如铜臭，要么是金钱至上。这样，不仅精神文明会成为空谈，物质文明也缺乏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持久精神动力。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把获利的行为纳入伦理规范和社会价值，则注重人的现代伦理精神和伦理意识的培养乃为当务之急。具体说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应包括：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劳动观和财富观，理性、平等、公正的诚信观，集体主义的利义观和竞争——协作——竞争的市场行为观等等，并通过伦理调控来约束人欲，肯定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并分清哪些伦理规范适合建构新的市场经济伦理体系，哪些因素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站在道德良知中心立场反对市场经济对财富的合理追求。所以要想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出困境，走出危机，首先必须明确：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因素是无法忽略的，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也非两可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和有机配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最重要体现之一。
总之，对于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思想，我们要进行客观的评价，一方面要抛弃其不合理的成分，另一方面要吸收其合理内核。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借鉴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之成果来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时代之经济伦理规范，以促进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转自就爱阅读
http://www.92to.com/xuexi/2011/06-28/629332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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