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认识：
一、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于促成东方文明大交融的文化局面有重要意义
二、 对促进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汇提供了条件，对颠覆文明冲突论作出尝试
三、 对弘扬佛教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提供了机遇
四、 对提高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提高软实力创造了条件
五、 对法门寺舍利文化的地位起到了千载难逢的作用
六、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印两国关系会产生积极的文化助力，本文只对第六个观点谈四点意见。
在21世纪是“龙象相争”还是相互促进“龙象共舞”，这是一个国际上十分令人关注的话题。我们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印两国关系会产生积极文化助力。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就是中印佛教文化文明交往的友谊之路。
（一）中印文化交往的《佛国记》
法显（约337年—422年）东晋僧人，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人。3岁就寄养在寺院，父母早逝。法显20岁受具足戒，65岁时慨叹律藏残缺，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和同道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五人，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新疆，往天竺求法。遍历五竺后，又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携梵本，由海路回国。于义熙八年(412年)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出时五人，回仅一人，前后14年。次年，义熙九年（413年）秋,到达建康（今南京）。在道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大般泥洹经》6卷、《杂藏经》1卷。、义熙十年，撰历游天竺记《高僧法显传》（《梁高僧传•释道安传》大正藏50册，352页上）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后圆寂于荆州辛寺。法显是汉地高僧中，经陆路到达印度，由海路回国，留下记载的第一人。
第一、《传》中所记叙的人物和事件，是真实可信的。所描绘的故事和传说，往往来自于佛教经典的记述。都是有依可据，有典可查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对这些文献的梳理，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有待进行。
第二、《传》和佛教比喻经典，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经典都寄寓着佛教的丰富的喻意，讲述的故事也都蕴含着深刻的喻理。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传》中保留了大量印度佛教史的历史线索，全面地反映了古代印度在公元五世纪初以前的历史文化风貌。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而比喻经典中的“佛陀本生故事”、“佛教因缘故事”、“佛经比喻故事”，都记录了佛教史上许多的历史事件。这些由一个个佛陀、弟子、外道、芸芸众生的比喻故事，犹如一幅幅画面，连缀出印度和西域佛教的历史画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佛教传播史上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二）玄奘政事观在北印和长安的实践
玄奘法师以其独具卓绝的亲历，为东西文化交流事业，谱写了由民间个人的行为，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亲密往来、互利共荣的新篇章。同时，玄奘法师把对教义的研修，贯穿到一生的弘法实践之中，把佛学从庙宇提升到殿堂。玄奘自觉地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把佛教的兴盛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联系起来，表现出一位杰出的佛教学者对社会历史深刻的领悟和非凡的洞察力，对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当前处理好佛教文化建设与现实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深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形成相利共赢的关系仍不失借鉴意义。
佛家是以心灵的般若智慧，超然于现实社会的人生理想，是以坚定的信仰，扬弃世俗功利的系统理论。因此，也必须面对世俗社会的所有诘难，要求破除一切世俗的妄有形态，在信仰的境界中奋力跋涉，永不停息，从而完成主体即个人在精神领域中观念的超越。这样，才能够精勤勇进，不畏险阻，处变不惊，化险为夷。理性地面对北印和初唐时期万象纷纭的政教关系，使佛教从庙堂走进殿堂，从民间走向士林，从印度佛学转变成中国佛学，是中国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佛教在汉地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玄奘是促使佛教从初唐时期的不被重视，到被太宗逐步接受，并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完成了这一系列根本性转变的代表人物。
玄奘法师在贞观元年为“弘扬正法”，“私往天竺”。他在北印那烂陀寺求法期间，与声振五竺的戒日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先后在曲女城“大法会”和有50万人参加不分贵贱的“无遮大会”上，“戒日王者，聿修前绪，笃述惠施”且“置大佛像”“而以奉施” （《大唐西域记》卷五，大施场。《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第897页下），戒日王在玄奘和“诸国二十余王”的陪同下赴会，随后戒日王向十方佛陀顶礼。这两次大会表明，这不仅是统治北印的戒日王与佛教高僧玄奘的一次联袂，也是政教结合的具体表现。在五竺纷扰的政治局面和浓厚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中，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处理好政教之间的关系，要想建立巩固的政权是难以实现的。玄奘与戒日王共同把握了历史机遇，使佛教与王权的政事密切合作，既稳定了北印的政治格局，又挽救了大乘佛学的颓势。玄奘为代表的以那烂陀寺为中心的大乘瑜伽行派的政事观具有鲜明的特征。即把弘法理论贯彻到复杂而激烈的各种宗教，各个教派争取信众的弘法实践中去，把在山野林泉之中的禅观“内省”、经院论诵的佛家“内学”，融入到世俗社会风云变幻、迭宕起伏的政事之中，把佛学从幽静的梵刹推向了纷繁的社会。
玄奘的政事观不仅在北印的弘法亲践中经受了考验，在他返回长安之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译经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
历史把改变李唐王朝对待佛教的态度、维护佛教的生存和开拓发展空间的重担落在了玄奘的肩上。把握历史机遇，处理好与李唐王朝的政教关系，扭转佛教被排斥的局面，这不仅是佛教的事，还涉及到唐王朝能否在思想文化和宗教政策上兼容并包，开创思想活跃、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政权长治久安局面的重大政治问题。
历时十六载，在享誉五竺后回国途中的玄奘，途经于阗，请信使给李世民进《陈还国表》。这封陈情表表达出玄奘对李唐王朝的政治态度。
首先，表明玄奘为信仰是“无顾身命”的，当年可以冒死西行，今日亦不惜以身弘法，这是不会更易的。并期望能得到唐太宗的理解。在这里暗含着一个隐衷：既然在天竺和西域诸国，外邦王侯对一位汉地高僧能够厚礼有加，那么日益强大、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唐王朝难道就不能对西行求法的僧人宽容接纳吗？
其次，表明玄奘在往返于五竺的岁月里，并没有忘记为唐王朝“宣皇风之德泽”，在客观上充任了一位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者。他“践流沙”、“陟雪岭”、征程五万所体现的献身精神，也是唐王朝蓬勃向上精神的体现。其所得之声誉，也是唐王朝和民族的骄傲与光荣。
另外，玄奘人虽未至，但善意已到长安宫阙，其陈情表的目的已经呼之欲出，昭然若揭，就是期望“早谒轩陛”，能得到唐太宗的回应，以期收到“投桃报李”的效果，达到政教互动和谐促进的作用。
玄奘的《陈还国表》对李世民不啻是“雪中送炭”，太宗在《答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诏》中，表示“欢喜无量”，请玄奘“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全唐文•卷七》）。贞观盛世的开创者，在政权得到稳定后，急于了解外部的世界，历史为这位政治家提供了一个契机，进而为国内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宗教政策，从初唐的“防禁特切”，闭关锁国，变为对外开放，使大唐欣欣向荣、享誉世界。中国佛教的杰出代表、伟大的思想家玄奘把握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取决于他对唐王朝所处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以及冷静面对佛教被排斥的现状，理性分析当时的政治环境，把自己的弘法实践与贞观政治联系起来，审慎处理与李唐王朝关系的超凡脱俗的独特能力，从而赢得了李唐王朝的青睐，为佛教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玄奘回国后，无论是译经弘法、开宗立派，与李唐王朝之太宗、高宗、武后三代往来密切，在相互间大量的表、启、书札中都有所体现。其关系之融洽、相处之长久，且代有增进，在佛教史上是不多见的。玄奘为唐代佛教的发展，儒释道三教的和谐、交融，各宗教的共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关于玄奘政事观的当代文化解读
我国自秦汉以来，基本上沿袭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体制，国家在一个时期的宗教政策，往往决定着宗教的兴衰，佛教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政策从极左的政治路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在革弊立新，探索一条有利社会和谐进步，落实宗教政策、政教和谐互动的道路。佛教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我们讨论玄奘政事观，发扬和继承玄奘精神，就是要努力建设新时期和谐的政教关系，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做出贡献。玄奘的政事观在我们当代佛教文化建设中，可以提供许多可资借鉴的丰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要有开放的胸怀。要有走出去，请进来的理念。所谓走出去，就是指向世界各民族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为具有国际化的中外文化交流、思想荟萃的前沿；所谓请进来，同理，也应当善于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优秀成分，学习一切人类文明思想的成果。
玄奘精神包括虚心的学习态度、积极的探索意识和创新意识；包含着尊重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观念。我们应当有学习先贤、超越前人的精神，应当具有包容胸怀。要容纳一切有利于国家进步、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价值追求。历史证明，凡是我们努力地研究和学习各国优秀思想文化的时期，就是我们社会繁荣进步、国家日益强盛、人民奋发图强、安居乐业的时期。反之，凡是我们自以为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天国自居的时期，就是国家逐步走向衰落的开始。
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佛教文化建设正在处于一个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许多省市都把推进佛教文化活动作为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内容。例如笔者曾三度参加了广东禅宗文化节，深深地感受到佛教文化在广东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影响。近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提出要将六祖惠能列为广东历史文化名人，重点研究。最近又成立了“禅宗文化研究基地”，以形成六祖慧能的全国学术研究中心。传承佛教禅宗文化遗产，发掘广东的禅宗文化资源，推动禅宗历史文化研究，使广东成为国内外禅宗文化研究的重镇。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同样是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实践证明，广东的佛教文化事业，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认同，为社会和谐进步发挥出了积极地作用。我们学习和讨论玄奘的政事观，就是要能够处理好佛教文化建设和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形成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局面。
三是应当充分地认识国情和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如陕西的的佛教文化工作，各地区就不平衡，其中西安的佛教文化建设就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特别是终南山佛教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就卓有成效。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西安和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遗迹做了认真的调查。如陕西社科院的王亚荣研究员的《西安终南山北麓名刹古寺现状调查及旅游开发研究报告》，该文对西安市蓝田、长安、户县和周至“一区三县”现存的40多座名刹古寺的现状进行了跟踪和调查，对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许多建议。学者们对长安佛教文化资源的调查，都具有很实际的考量。西北大学的李利安教授建议，对一些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资源，应从西安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展示长安佛教文化的巨大感召力和佛教资源的独特魅力，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增强城市的文化竞争力，尤其是对终南山佛教文化和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还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方案和切实可行的措施。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西安终南山的佛教文化资源得以确认，自然环境的保护、旅游和开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协调。尽管是在平时，进山自驾游的人们络绎不绝，到山里的“驴友”也成群结队；一到周末，更有擦肩摩踵、游人如织的景象。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政府和民间的相互配合，也开始展现出当地民众、政府、各部门利益一致，和谐促进的良好局面。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因此，可以说凡是能处理好佛教文化建设与当地百姓和政府的相互关系，促成一个和谐稳定局面的地方，就会形成佛教文化健康发展的局面。
四是发挥佛教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佛教能够在汉地落地生根，除了其适应当地的文化生态之外，还具有其宗教固有的本质。具体讲：宗教的主动性。如佛教通过让众生直面世界、直面人生，加强对人生的深刻反思，进而洞彻人生的真谛，其参与和改造世界的主动性，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精神建设也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佛教对人我执的破除，否定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存在的实体性，打破人自身的优越感和在世界中的优先性。今天我们几乎随处可以看到由于人对自身的我执，导致了对生态的破坏。对个体以及对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是佛教的一大特点。今天，对自身和社会批判的主动性、超越性明显缺失。这一点，是玄奘精神的重要内容。玄奘在处理政教关系时，所表现的宗教对现实的超越，对引导政治的开明、包容，也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当代社会，人们最缺乏的就是具有崇高的信仰。在这一点上，也是玄奘在面对王权和世俗社会时，始终彰显的内容。
五是玄奘的政事观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把握，不是个体的、局部的，而是具有全局的认识。我们今天在建设佛教文化的工作中，也要突破个人和局部的狭隘观念。如玄奘一生在国内主要以今陕西、河南、四川、甘肃、新疆等地为活动的中心。包括了中西部的广大地区。我们在佛教文化建设中，也要有全局的意识，要把我们的工作和这些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使我们的工作成为促进当地政治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部分，才能有利于形成文化建设更加生机勃勃的局面。
（四）西安的佛教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相互关系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在他长达五十余年的统治时期，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在他的军事活动中，给匈奴以重创，前后出征六次，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道路，为汉武帝经营西域的政策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从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张骞不辱使命，是沟通我国人民与中亚各国人民友谊的第一个光荣使者，对于武帝时代的政治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对以后的历史具有深远意义。
丝绸之路的大致路线是：东端起自陕西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疏勒（今喀什市）以西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沿着锡尔河北岸和咸海、里海的北侧，通往西方各地；或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以西越过葱岭，经过大月氏（今阿姆河的中上游）西行，通过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一直可达到地中海的东岸，再转至欧洲的罗马等地。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传播到国外，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沿着贯通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并伴随着来自印度、中亚一代的商人、使者和移民，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再经玉门关、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逐渐传播到汉地，深入民间。
初唐僧人玄奘，为了寻求自己心中对于中国佛教各门派的诸多疑问，决定到印度求访佛经，参验真理。他于唐贞观元年（627年）孤身从长安出发，经兰州，到凉州、敦煌，独自一人冒险度过大戈壁，历经艰难险阻达到新疆哈密，再通过丝绸之路的传统北道行进，终于到达印度，访问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他在印度停留多年，足迹遍及整个印度国境，精通佛教全部经典。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他回到长安时，受到盛大欢迎。唐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应唐太宗要求，玄奘根据自己的游历口述、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完成，是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十九年间的见闻录，包括了西突厥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天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部分地区和印度全境。对于各地的经济文化，风俗地貌，无不实录，为人类交流史留下了极其厚重的历史记录。
在两千多年前，东起长安、西达罗马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国与亚欧各国的贸易通道，为古代东西方经济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今共同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在古丝绸之路的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紧密，发展空间更广阔。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欧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承载着佛教传播的历史使命。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排头兵的最佳选择。
佛教虽源于印度，但自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经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发展，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信仰支撑和心灵关怀，为我国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佛教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深深的影响着华夏民族文化，其重视教育、严谨的治学态度，精进探索的精神，和以“善”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对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的提升大有裨益。其次，佛教文化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国佛教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岁月里，为追求真理而不惜身命、西行求法的东土僧人不在少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佛教信众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前赴后继，他们携带着友谊的种子，为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往来，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佛教文化能够提高我国话语权。佛教的圆融思想有益于处理人们身与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现在与未来的各种矛盾冲突，视全世界为一个大家庭，视各国人民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平等心和慈悲心，相互帮助，扶贫济困，谋求共同发展，这样才能获得共同的繁荣富强。佛教的圆融观，在对待文化方面，积极吸收其他文化合理的成分，友好交流互补，以不断完善自身。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国与国的交际往来方面，汲取别国的政策中的有益内容，相互理解和尊重。中国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学，使中国文化得到更好地发展，其对于世界的认识，使得中国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提高了我国的文化话语权。以佛教的圆融思想为指导，来治理思想文化、社会、政治、国策，将会使世界和平，社会科学民主，人们自由幸福。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佛教文化底蕴丰厚，并一直是佛教文化的重镇，也是中国佛教研习和弘传的中心。西安不仅有着极其厚重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而且在当代中国佛教的理论研究方面始终处于领跑地位。所以，以西安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建设也一定能够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好的建设，在促进中印文化的交往中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对此我们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转自凤凰陕西
http://sn.ifeng.com/zixun/jinrishanxi/detail_2015_04/30/3849433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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