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出版后，文化学学者都接受了他的这样一个假设：任何事业之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无形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必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韦伯强调新教伦理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近代欧洲独有的价值体系，正是它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回到东方社会，日本是东方最早资本主义化的国家，那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伦理精神是谁奠定的呢?翻开日本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铃木正三的思想在其中的伟大意义。
铃木正三出生于公元1597年，是日本爱知县人，早年他是直属于德川家康的一名武士，曾经参加过关原之战和大敝之饿，是一位有实战经验的武士，战争的经验无疑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和平之后，他一度出任大阪的行政官员。元狈六年公元162o年)他曾切腹自杀未成，然后决意出家为僧。到他77岁去世，他一直是佛教禅宗的信徒，致力于樽宗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他的代表性的著作有<四民日用>、<三宝德甩>，后两书合二而一，称为<万民德用>。．他的弟子们将<万民德用>称为“尊师第一宝典”。
铃木正三所处的时代是日本战国末期到第四代将军家纲统治时期，当时的日本社会正从战乱走向和平从混乱向确立秩序过渡。铃木正三一生阅历丰富，他做过武士、行政官员最后出家为僧，可谓阅尽人间沧桑，深谙当时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热悉日本社会成员的多种心态。身为武士，铃木正三当然也会有由士兵到将军的愿望，社会由乱而治武士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将军的理想也就变成了梦幻泡影，作为有头脑的武士铃木正三改行做行政官员。这样的阅历使他深刻地体会到日本必须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身为禅僧在为社会确立秩序时，一方面他不可能脱离日本当时的实际特点，另一方面不可能脱离禅宗的思想基础，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条件的基础上，铃木正三提出了一个促使日本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宗教伦理思想体系。
日本战国末期，西方基督教已经登陆日本，西方文化开始在日本产生影响，铃木正三虽是禅僧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努力将西方文化与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日本由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的转化。
(一)铃木正三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铃木正三以佛教思想为基础融入基督教思想确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把宇宙的本质规定为“一佛”，作为“一佛”其本质属性是不可见也不可知，但是它有三个“德用”，它以“月之佛”、“心之佛”和“医王之佛”来表现自己的德用。铃木正三的这一哲学观点显然受了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学说的影响。
铃木正三指出他所谓的“月”意味着宇宙，即自然秩序。他所谓的“心”即似，正如“月印万川”一样，人心可以映照出“月”。这也就是说人是和谐的宇宙秩序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人的内心秩序与宇宙秩序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顺应自然，维护世界的自然秩序，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人只要谨慎地遵从自己的本心也就实现了这一点。既然人自然地按自己的本心生活就是佛，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呢?铃木正三的解释是正如人的肉体会受外界毒紊的侵害一样，人之心也会受外界毒素的影响。之于人心来说，这些毒索就是贪欲、嗔恚、怨怼三毒，人若要摆脱痛苦则必须请求于“医王之佛”。“月之佛”、“心之佛”、“医王之佛”并不是三个佛而是一个佛。
铃木正三不仅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融入佛教，更重要的是他将基督教的人世精神也引入了日本佛教，提出“以佛法治世” 的思想，将消极厌世的佛教变成了积极人世的佛教，形成了一个“禅宗社会伦理”的思想体系，指出了在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建立理想社会秩序的具体方针和方法，若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人们就要修炼
佛教， “勤予佛行”，使“心之佛”免受“三毒”之侵害，得道成佛。
(二) “劳动即佛行” 的佛教经济伦理思想
人人勤修佛行，才能形成理想的社会，可是一般社会成员日日沉湎于繁冗的日常杂务，不可能像传统的禅僧脱离世俗社会，日日参禅打坐，作社会的寄食者，怎样使全体社会成员皆可修炼佛行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了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将佛教世俗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如何将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理论转化为实际社会秩序的具体方法，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确定了他的“劳动即佛行”经济伦理思想。铃木正三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寄食者，是农民养活了自己，他认为农民是伟大的，他愿意作一个农民，所以他首先强调了“农业即佛行”。他说：“身得闲暇之时，烦恼陡增；事艰苦之业而劳其身心之时，烦恼皆无。如此，则四时皆可为佛行，农人又何必别求其佛行哉!”又说： “夫农人乃生来担此养育天授之重任者。故全心全意以己之身事天之道，所思毫不为己，所奉皆为天道，事农业而产五谷，祭佛陀而敬神明，不但救万民之生，亦助虫类之命，此为农人之大愿也。于播种之时称念佛名，于收削之日弃绝他想，果如此事农，则田地亦为净土，五谷亦为洁品，所食之人亦因此而去烦恼。” 总之，他强调如果一心向佛而事农业，就会彻底解脱，并由此而成佛。
铃木正三从“人人皆有佛性” 的佛教传统思想出发，指出人只要信奉自己就可成佛。不论任何职业皆可成佛。他说：“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必信其所事之业皆于世界有所益。⋯⋯世无铁匠以下诸工匠，则无诸品可用；世无武士，则无以治国，世无农人，则无谷粟充饥；世无商人，则无货物流通。此外尚有诸多职业，亦皆于世界有所益。”②
任何职业皆为佛行。铃木正三不仅强调在日本社会受重视的职业— — 农业、武士、工匠的活动是佛行，更重要的是铃木正三端正了日本人对商业态度。受中国人的影响日本人也有“抑商主义”倾向，抑商主义是农业社会中盛行的思想，对于维护农业社会的稳定有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严重阻碍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发展资本主义必然以充分认识商业在社会中的作用为前提。把握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铃木正三批判了日本传统的抑商主义，从佛教的角度对商业给予了充分肯定性的评价。
铃木正三坚定地认为： “买卖之业，乃天道所授， 国家当如此致力于国中之自由。”③铃木正三认识到了买卖流通是自由的基础。他强调重要的不是从事什么职业，问题的关键是怎样从事自己的职业，一个商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合理的利润，但是他获得利润的目的不是有钱后自己去奢侈享乐而是为了万民的方便，为了这样的目的经商，就能成佛，否则必定会坠苦海。铃木正三说： “献身于世界，所思皆为社稷，所念皆为万民。携本邦之货销往他国，将他国之物购来我邦，万里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奔波于各国而事商，立志满足众人之需 要，决心克服万般之困难，越万山而劳其身，渡千河而清其心。浮船航于茫茫大海之时，忘我而念佛，彻悟人之一生不过尘世一场而已。舍一切之迷恋，弃所有之欲望。苟如此事商，则诸佛佑其成功，神明赐其大利，经营日善，德性益美。耻于徒为大富，终成真挚之向佛之心，于行走坐卧之间达乎禅定。”④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发了“经过马丁·路德和卡尔文改革以后的基督教确立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回到东方社会，我们发现铃木正三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马丁·路德和卡尔文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铃木正三的佛教思想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新教的思想相近，其在日本社会发挥的作用与基督教新教的伦理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相近。铃木正三的思想对后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佛教信仰世俗化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而人的宗教信仰是决定其价值观念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宗教的世俗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前提，在日本佛教思想的世俗化正是由铃木正三来实现的。
源于印度的佛教以引导人看破红尘、摆脱世俗的欲望、实现精神的解脱为根本的宗旨， 因而它倡导的是让人避世、出世，而非积极地入世。这样的思想信仰对于发展资本主义来说当然是消极的。铃木正三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对日本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同时身为佛教禅宗的僧人，他又不可能不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本来的信仰与当时社会潮流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要么选择固守信仰阻碍历史前进，要么选择调整自己的信仰顺应历史的潮流，铃木正三选择了后者。
铃木正三毕竟是佛教的僧人，他又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本来信仰，所以他自然努力从传统佛教中挖掘适应当时社会的积极因素。佛教的总体倾向虽然是出世以求解脱，但是佛教尤其是禅宗中就有世俗化的因素。印度佛教经典<增一阿含经>说： “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 中国人较之于印度人更重视世俗的生活而不是出世的生活，佛教传到中国后，中国僧人将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尤其是中国佛教禅宗使佛教的信仰更贴近人们的世俗生活，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六祖慧能说：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后来唐朝的禅僧怀海又在慧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农禅” 的思想，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本佛教源于中国．铃木正三作为禅宗僧人对中国禅宗的这些思想肯定是非常熟悉的。当然铃木正三的思想与慧能和怀海的思想是有本质差别的。慧能只是强调成佛的境界不在彼岸的西天世界而是在现实的当下，即使怀海的“农禅”依然是就佛教的修行方法来谈论佛教，而不是寻找佛教与世俗世界沟通的桥梁，而铃木正三探索佛教世俗化的目的正是要寻找一条世俗社会成员修行佛教的途径，将佛教的信仰变成更多的日本人可以接受的同时又适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观念系统。所以他不仅象怀海那样仅仅强调“农禅” 而是强调士、农、工、商各阶层的职业行为本身都可以成为禅行．即“劳动即禅行”。 “劳动即禅行”的思想化解了佛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使日本人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可以保持佛教的信仰。
(二)确立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
铃木正三不仅协调了佛教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而且通过对佛教思想的改造给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确立了精神动力。他强调士、农、工、商各界人士的工作行为都可以成为禅行，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工作行为就都是禅行，禅行不能是为一己私利而勤奋工作，而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所谓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的核心正是追求不含私欲的经济合理性，铃木正三的“劳动即禅行” 的思想正确立了这种“追求不含私欲的经济合理性”的精神。
劳动即禅行，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为了宗教修行，世俗的劳动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劳动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意义。日本人在精神上感到不安的时候，为了获得精神的平静就会不停的劳动。勤奋对于日本人来说不是一般的道德观念而是深入人心的价值意向，是有着宗教信仰基础的。一个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日本推销员就像奔赴麦加的穆斯林一样对自己的行为充满。
敬之心，充满了自豪感。日本人不论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下层工作人员都兴致高昂、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下班以后不回家继续工作加班几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这种劳动态度和劳动状况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战争带来的灾难，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高强度并且严重超时的劳动使日本出现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经济腾飞以后人们开始反思这种现象，不满的情绪日益增加，致使公司和政府都不得不将减轻劳动强度和时间当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劳动即禅行，它不仅确定了人们的劳动态度，而且它确定劳动的目的在于其自身，而不是获取利润，因而劳动所获的财富不能用于享受，必须用于扩大再生产。这样铃木正三不仅为勤劳确立了宗教信仰的基础，而且为节俭奠定了信仰的前提，对于日本人来说勤奋和节俭同样具有宗教神圣性。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也强调节俭，但是日本人的节俭和中国人的节俭不同，中国人的节俭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享受可以细水长流，而日本人的节俭出于其宗教信仰，节俭则是为了求道、为了惨行。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努力，但是很显然日本人的节俭比我们中国人的节俭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节俭在日本成为了一种传统、一种习惯即使在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以后很多日本人仍然保持这种传统习惯。
(三)促使日本人吸取佛教的智慧直接用于现代企业管理
也许铃木正三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思想会在那么大的程度上超越佛教的范围，在世俗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确实令日本人对佛教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在他的影响之下，更多的日本人进一步挖掘佛教的思想，将佛教的智慧直接用于指导社会实际生活，尤其是现代化的企业管理。
在日本很多公司企业利用宗教精神创建自己的企业文化。日本的许多企业中设有神龛，供奉着“企业神”，有的企业的领导人会亲自担任主祭，主持全国乃至全世界各个分公司的祭祀活动。企业的领导人尤其是创始人会被称为企业的“经营之神”，依据宗教信仰确立企业
文化，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口号等等。为了强化这种企业精神，有不少企业会每月组织全体员工参拜谷神神社，参拜结束以后，员工共进一种同样的盒饭，这是日本公司的特有的“圣餐仪式”。通过诸如此类的许多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增加了日本企业的内部凝聚力，使企业成为最坚强的社会共同体，增加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日本的许多企业还吸取佛教的智慧用于提高员工的整体综合素质。许多日本企业在新员工进入公司以后要进行相当长时期的素质教育，教育的内容许多是宗教性质的。首先通过弘扬“工作即修行”的思想，让员工充分认识本职工作的神圣性，以此提高员工的敬业精神；其次，引入佛教的禅定仪式，通过禅定提高员工集中精神的能力；再次，引入佛教的生活方式，锻炼员工的严格遵守制度的能力；最后，通过了解佛教的思想和功法培养员工约束自我适应环境的能力。
总之，铃木正三作为佛教禅宗的僧人将佛教思想世俗化，协调了日本人的佛教信仰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尤其是他的“劳动即佛行”的思想确立了没．有私欲的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奠定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精神的基础。
注释
①转引自‘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山本七平著，
三联书店1995年舨第116页
② 同上，第117页
③ 同上，第119页
④ 同上，第121页
·社会·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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