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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广东教会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18/3/1日    【字体:
作者:张远来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广东教会  
 
 
1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称东西方世界的“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把世界系于无法分割的整体,东西方世界在竞争中相互依赖与超越,从大分流而至终趋同:收入趋同,增长趋异。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经将全世界每一个经济体联系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有机体。信息技术的发展,交通枢纽的便捷,已经名副其实地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经济全球化正在超越经济领域的本身而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正逐渐被这个无形而无法抗拒的网融合着,并逐渐成为这个网络的中心。本文所试图关注的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身,而是这一过程及趋势将如何影响中国南大门广东的教会,并尝试提出一点应对这一影响的管见。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经济全球化具备不同于区域化的以下特征,而这些特征正在影响着我们教会的发展:
 
1、世界各国经济体制、商法体系趋于统一
 
时下,世界各国经济体制趋同,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共识,WTO的经济规则成为这一组织下各经济体需要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世界范围内商法体系的趋同赋予了经济全球化的法制基础。
 
2、全球经济活动联系加强,依赖加深
 
封闭经济形式,或者计划经济模式由于外部资源的匮乏,信息的不流通及技术的制约,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过程中,全球性经济活动联系日益密切,依赖逐渐加深。脱离世界这一“大政府”的经济体,个体经济体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3、人本意识及普世价值观趋于统一
 
作为前两者的结果,当今世界虽然政治意识形态较旧冷战时代淡化,但普世价值观趋同又同样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经济活动,世界从单纯的经济利益之追求开始回归对人之存在尊严、价值与幸福感本身的关注。人权公约随WTO协议一同携手,成为普世共识的价值规则。在法律的背后是普世共识的伦理基础,而伦理的背后是信仰,至少是有关人性尊严的信仰意识,因此,作为经济活动背后的基石,人之存在依旧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故,经济活动已撇不开文化、宗教、信仰等的人文关系。
 
4、协调及制约机制加大
 
全球化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普世价值下的人类共识,是一种在普世伦理基础上产生的经济与人权的制约及协调机制。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全球化协调及制约机制也将逐渐加大。《圣经.启示录》中曾提到没有那个印记便不得做买卖,窃以为,只有在全球化的经济规则下,经济活动才可以产生。发过来,其背后的协调制约机制必定加强,从而约束个体经济体的超越经济活动本身的行为。
 
二、经济全球化对广东教会的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广东——这个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对外交往事件,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郑和下西洋、近代革命、当代的对外开放等都与广东有分不开的关系!由于其特殊地理、政治、文化及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势必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必将首当其冲,承受最初的冲击。而作为这一处境中的广东教会,也必将受到最直接的影响:
 
1、教会将进入新的增长期;同时传统牧养模式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广东近水楼台先得月,将首先从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中获益,从而吸引大批淘金者蜂涌而至,广东常住人口将不断增加,人才集聚。广东教会将进入新的高速增长期。以广州为例,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广州信徒增长了近4倍,每年呈两位数增长。到2004-08年广东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外来人口有所减少,信徒增速也有所放缓,有些堂会增速跌至一位数。受国家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影响,09年以后广东经济强劲反弹,特别是受广州亚运会各类工程影响,广州流动人口增加,信徒再次出现较为强劲增长势头,2010年全广州洗礼信徒约2400人左右,超过以往任何一年。2011作为十二五经济转型关键性的发端之年,估计广东经济增速将放缓,CPI有可能持续维持在3-4%的增速,信徒人数增长大概会与往年相同,而后逐步增加。
 
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教会增长,也将对广东教会固有的教牧模式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不少信徒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了较为系统的神学知识,同时信众需求多样化及对牧会越来越高的要求,现有传道人的素质已很难满足信众需求;牧者委曲求全,傍大款会隐性地成风。旧有体制和牧会模式都无法使用新需要。旧皮带将无法盛载新酒!
 
2、新鲜教牧思想和大量外来资源将赋予广东教会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信徒的“启蒙”意识将对旧有教会权威和传统产生一定的冲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新的教会牧养思想和方法、教会资源将涌进广东。更流通的信息,更便捷的地理位置,更相近的人文环境,将赋予广东信徒更多接触和向海外教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从而“启蒙”他们去认识“不同”的教会模式和思想。信徒素质提升的同时,也将会对传统权威提出质疑挑战。这将使本来就缺少圣统思想,没有会友制基础的广东教会信徒大量流失和新兴教会大量产生。启蒙造成信徒的个人主义,而伴随新兴教会产生的是权威信奉。每一个个人主义的背后都隐藏着对权威的渴望,个人主义和权威信奉在教会是一把双刃剑,个人主义使传统圣职意识受到质疑,同时权威崇拜依旧会在教会里产生个人崇拜。
 
3、大量公司教会、老乡教会、特殊群体的团契和教会都将应运而生;传统教会的凝聚力受到挑战
 
宗教像一个市场,教会是一个江湖。有市场经济就有对宗教市场化的渴求。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广东教会发展的利好形势,但对宗教市场意识把握的任何偏差都会让我们节节失去一定的宗教市场份额。牧养不力、宗教活动场所增加的速度和教牧人员的素质都将很难满足教会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教职人员缺乏信仰情怀和宗教教职职业道德的颓废情绪都将影响教会的凝聚力。于是大量公司教会、以乡土文化为纽带的老乡教会,特殊群体,如工商团契、文化人团契、特殊职业群体的团契型教会都将应运而生。外来专业的宗教团队和传教人员都将借着不同形式和途径进入内地,特别是广东宗教市场。现有宗教管理形式将无暇应对大量宗教力量的浸入。这些教会不一定很有规模,但会对相应人群很有吸引力(一旦宗教市场放开,这些教会一样具有成为大型教会的潜力)。传统教会的凝聚力将受到根本的挑战,单一的行政化管理将难以应对信徒流失态势。
 
4、普世价值观将逐渐被接受,广东教会地方性特征削弱
 
福音派思想借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普世价值观而成为教会的潜在主流意识。同时,世俗主义混合福音派思想将同时左右着教会生活。成功神学在泛滥之后教会开始回归理性的思考。教会生活会随同全球化浪潮而削弱地方特色。随着中央政府愈加关注认知生存处境和广东地方政府对人之幸福感的关注,伴随经济转型的很可能是广东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或许有可能代替以房地产推动经济发展旧有经济模式,而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出路。同时随着大量外来人口入粤对粤文化的稀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十年内广东话崇拜将被其他语种分摊,某些地区将不再有粤语崇拜。较比现在,广东教会会增加与内地教会,而不仅仅是港澳教会的联谊。
 
5、别异宗教随大量新兴教会一并兴起,应对异端和“渗透”尤显棘手
 
异端邪教发展较正统教会更快,更重视自身的突围与发展,这是20世纪迄今的教会常态。过去,广东在中国基督教界以重理性,轻感性而闻名,加之有较为深厚的教会传统和行政管理能力,对异端的免疫较内地要好得多。但现在,东方闪电、天父、天母、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加之那些形形色色,我们根本没法掌握的诸多别异宗教,混合了成功神学、灵恩主义及各种思潮的信仰就弥漫在我们身边的教会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些国际性的别异宗教,如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及其它新兴异端邪教等都将对广东教会产生不可低估的骚扰,一些宗教投机主义的渗透还将继续扩大在广东的势力范围。同时灵恩主义中庸化后,将会成为教会常态。应对异端和“渗透”将尤显棘手。
 
6、基督教将如鱼得水,大型教会应运而生;但传统教会将不得不在垂死、边缘化及冲浪间作出选择
 
受益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徒增长加快的利好环境,大型教会(不同于韩国的巨型教会)将逐渐在广东产生。同时受现代公司管理的启发,大型教会的管理模式趋于公司化,产生牧师-CEO,或者CEO牧师。和传统教会领袖那种谦和、安贫、质朴、深厚的灵性建立的影响力不同,CEO牧师个人权利和权威之产生既非源自深厚的灵性影响力,也非布道的天赋,抑或神学功底,而是其在教会圈子里逐渐通过人脉和人事掌控,产生的无可替代的统治地位,宣传而产生的明星效应等造就的个人在教会的权威。对那些能把握机遇的教会而言,经济全球化将使其如鱼得水,成为自豪的冲浪者,教会被“做大做强”!但固守保守观念的教会,无论其是什么形态和背景,都将在埋怨、摇摆不定及垂死挣扎间被边缘化。
 
总之,全球化将让宗教更加市场化,也将赋予广东教会更多的发展资源和空间,宗教特别是不同宗派或同一地区的不同教会间将呈现越来越多的竞争态势,牧会挑战加大,新酒将对旧皮带产生无可回避的冲击。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教会应对之道
 
经济全球化对教会而言即是机遇,也不乏挑战。如何迎接这山雨欲来的浪潮,而带领教会破浪远航,思考与行动已经属于亡羊补牢:
 
1、未雨绸缪,转变观念,加快各类人才培养
 
教会之所以会丢失教会市场份额,与观念的制约和人才的欠缺息息相关。转变观念,加快人才培养是我们应对挑战的当务之急。信仰情怀、神学基础、专业知识、领导才能等都是教会人才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义工团队建设、业余神学培训都在广东教会成为必须。
 
造成人才匮乏首先是人才数的不足,其次是现有体制对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新生代和引进人才受到挤压,处处被制肘,技能与天赋得不到发挥,心情得不到舒缓。我们一方面大叫人才不足,一方面拼命挤压新生代,教阶制严重,教会同工不同酬,教职成为特权的象征,这几乎成了某些教会的潜规则和一贯传统。我们只有把权力变成服务而非特权,把地位变成服侍而非宝座,约束权利的泛滥,限制人意僭越制度,才不致让趋权利若鹜,视侍奉为忽悠的病态,人才才能真正得到发挥。同时,教会还需要有意识地提高同工的待遇——那不仅仅是满足生活条件,待遇反映了教会及权力群体对侍奉者,即传道人这一事业的认可度,当我们觉得传道是如此可有可无时,待遇自然无法提高,教会的地位和人才素质也就甭谈提升了。
 
2、以真理应对潮流,根基不变理念常新
 
罗马书12:2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作者大概是告诉教会,潮流不必效法,但观念需要更新。观念往往成为潜规则而常常左右教会的发展意向。圣经的真理从不会过时,也不会因为世俗化潮流的汹涌而失去生命力。故,圣经真理才是当今教会应对世俗化的不二法宝。但我们需要区分我们在教会所持守的是观念还是真理。平心而论,不少时候,教会有些力量是以捍卫真理的名义在固守一个束缚真理的观念,而蒙蔽了真理的本身,观念进而形成了教会的潜规则。教会的根基不变,但理念需要常新。如果说现代化都市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那么,现代化教会也该是走出自己院墙的时候了。
 
3、细化牧养,以团契推动教会的成长
 
和市场经济要求公司经营专业化有清晰的市场定位不同,教会面对全球化需要的是教牧的细化和管理的规范化——她需要满足所有不同群体的信仰需求。而能满足不同群体共同需求的是组建更加细化而专业的团契。如建立工商类团契,文化类团契,志趣类团契等等。教会的教牧团队需要培训出合格的小组带领者,并能给他们一个清晰的意向,去带领团契学习、活动及赋予不同的分工。比如,参与社会服务等。信徒的流失和诸多宗教活动点的形成不一而足,但总体而言与信徒得不到足够的牧养、才干得不到发挥、被别异宗教拉拢(渗透)、被宗教经营者(把教会当作收取信徒奉献的公司)迷惑等有关。而这一切都可以同工团契的有效牧养和联谊制的有效管理,扩大宗教市场,同时有效减少流失。
 
4、新酒装进新皮带——体制变革以适应时代变化
 
现有体制有效地带领中国教会完成了从他治到自治的过渡,完成了中国基督教的合一,带领了基督教在新中国的社会适应及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考,让中国基督教在挑战与发展中保持了良好的合一及社会认知等等。现在中国教会面对着不同于以往的环境,正如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不断改革一样,中国基督教的管理体制也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与使命。以教会为中心的行政亟待被肯定而完善,教会体制需要回归教会性,管理需要教牧为中心的定位。这或许需要教会和宗教部门的共同思考与努力。
 
5、以攻为守,建立没有围墙的教会,让教会走入人群
 
过去我们眼里牧养只可以有一个禾场,就是中国内地,我们只是接受而非输出,被动而不能主动。应对不公正的舆论和浸入,我们只有被动防御而无根本的解决之道,在国际基督教舞台上这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千万计基督徒的教会,往往也没有主人公的发言权。而今,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未尝不可以以攻为守,建立没有围墙的教会,进入社会,进入世界,在海外建立我们的事工,在社会通过社会服务等建立与社会的正常沟通与交流渠道。合作与进攻兼容并蓄,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中国基督徒的见证。
 
6、以堂带点及协会下聚会点事工小组两条腿并举,大量兼容即有及将有聚会点
 
以堂带点模式的实践让教会有效地满足了远离教堂的信徒的宗教生活需要和信徒信仰需求多样化的需要,让部分聚会点的发展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牧养。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宗教生活需求的增长,以堂带点的模式受制于堂会的拓展意识和自身的牧养能力,以及机制的限制,已很难满足聚会点发展的需求。以堂带点、沟通相关部门,在协会下成立专门的聚会点事工小组,对聚会点的发展进行相应规划和管理,按地域和信徒分布,主动建立聚会点或探访联络点,兼容即有和将有的聚会点,以有序带领其发展,已经成为必须。
 
时下,经济全球化正在超越经济领域的本身而影响着这个世界。在中国南大门的广东,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赋予了广东更多的发展资源与地理与文化的优势。对广东基督教而言,全球化既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也是首当其冲的挑战。因势利导,挑战就成了机遇;固步自封,机遇便成了挑战。而今,我们所能做得最好选择,或许就是把握时代浪潮,因应教会发展需求,波浪远航。
 
转自福音时报
http://www.gospeltimes.cn/index.php/article/index/id/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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