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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摩尼教消亡的时间
发布时间: 2018/3/1日    【字体:
作者:李树辉
关键词:  摩尼教  
 
 
 一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mani)于3世纪中叶创立的宗教。摩尼教曾盛极一时,遍及中亚、西亚、南欧、北非各地,但好景不长。瓦拉姆一世(274~277年)登位后,先是处死摩尼,接着是对摩尼教徒的残害。在西方,摩尼教只能混迹于基督教异端之中,日益销声匿迹了。在中亚,摩尼教也早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705年,倭马亚王朝将屈底波(Kutayba ibn Muslim el-Bahili)派往谋夫接任呼罗珊(Khurasan)总督。他任职期间(705~715),大食在中亚的势力范围达到全盛,征战由以前的Salaha“讲和”(伴以大量地索取赔款)转入fataha“攻克”。此后,由伊斯兰化的伊朗人建立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进而向北挺进,于8世纪上半叶将势力扩展至怛逻私河、楚河流域,逐步确立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这期间,无论是倭马亚王朝的征服者,还是阿拔斯王朝的征服者,都采用种种残暴手段,强迫被征服地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当地的摩尼教徒、佛教徒、祆教徒和景教徒为避免迫害而纷纷东逃。这场席卷粟特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东传的原因所在。
 
伊斯兰教的东进,对于中亚的摩尼教来说,无疑是场没顶之灾。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促成了该教在东方的复兴。摩尼教于牟羽可汗在位期间的宝应二年(763)正式传入回鹘。《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第4~8行称:
 
子爱登里罗汩没蜜施颉咄登蜜施合俱录苾伽可汗(即牟羽可汗——引者注)继承,英伟杰特异常。宇内□□,诸邦钦伏。泊大唐玄宗帝蒙尘,史思明之于朝义……/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逞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前驎,克复京洛。皇帝与回纥约,长为兄弟之邦,永为舅甥之国。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败民弗/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名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以茹荤屏湩酪为法,立大功绩,乃曰汝俣悉德。于时都督刺史、內外宰相、司马佥/曰,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奉旨宜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惻: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误真,不可复事,特望□□□□□□日,既有志诚,任即持赍,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摈斥/而受明教。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圣人之在上,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诚。□□□□德(愿)领诸僧尼,入国阐扬。自后(道?)□慕阁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
 
此段碑文讲述的是天宝十四载(755年),唐与回纥联军收复两京后,回纥与摩尼师四人归国之事。回纥军第二次入东京的时间在宝应元年(762)十月。当时,回纥曾放兵劫掠,而朔方神策军亦乘机掠夺三月,以致于“乡不完庐,皆蔽纸为裳”。回纥军归国的时间,亦即摩尼教正式传入回鹘的时间,当在宝应二年(763年,该年七月壬子改元广德)春夏之季。在班格(W.Bang)和葛玛丽(von Gabain)刊布的一件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写本残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被称为“上元”的第二年,在其教理、宗教流传时,从桃花石国又……
 
“上元”是唐肃宗的年号,乾元三年(760)闰四月己卯改元“上元”。二年九月壬寅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于月为岁首。敦煌文献P.2810bv《唐开元九年(721)至贞元四年(788)大事记》亦记称,上元二年改“十一月三曰斗为建,子月为岁”。所记亦相吻合。此后,在回鹘汗国的支持下,摩尼教徒在中国内地广建寺院,四处活动。《佛祖统纪》卷四一:“大历三年(768),敕回纥奉摩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并见同书卷五四,《僧史略》卷下)自宝应二年(763)至大历三年(768)的六年间,摩尼师竟能左右可汗,藉政治势力而要挟唐朝为之建寺。足见其发展之快。
 
牟羽可汗曾进行一系列政治、宗教改革,如重用粟特胡理财襄政、奖掖摩尼教、毁废巫教神像、裁黜巫师等。这些改革虽然促进了回纥社会的发展、进步,却损害了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同军勋贵族及巫教世家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由此而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宰相顿莫贺的政变夺权。《新唐书·回鹘传》载称:
 
德宗立,使中人告丧,且修旧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师向塞,见使者不为礼。宰相顿莫贺达干曰:“唐,大国,无负于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马数万,比及国,亡耗略尽,今举国远斗,有如不捷,将安归?”可汗不听。顿莫贺怒,因击杀之,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即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使(酋)长建(聿?)达干从使者入朝。
 
 回鹘据有西州的初期,即790年秋至795年间,高昌地区的摩尼教由于得到了跌跌氏出身的骨咄禄的支持,曾有一段短暂的复兴,但不久便因骨咄禄皈依佛教而受到打击。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执政后,摩尼教始再度复兴,摩尼师重新参与国事。《新唐书,回鹘传》称:“元和初(806),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也即是说,从779年至806年的二十余年间,高昌地区的摩尼教除有5~6年的短暂复兴外,一直处于低谷。
 
840年回鹘西迁后,摩尼教虽然继续受到尊奉,但在佛教兴盛的高昌地区已呈败落之象。王延德《西州使程记》称:太平兴国七年(982)时,高昌“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说明其势力和影响已远不及佛教。第二年,就在王延德离开高昌后不久,摩尼教便被明令取缔。据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获取的一件回鹘文文书记载,高昌回鹘王子曾于Kjw'n pzr-big kuu qoin jin(土星之癸未年,983年)奉可汗之命将城内的摩尼寺改建为佛教寺院,并明确指示“剥取拆除摩尼寺内的壁画、塑像,布置装饰佛教内容,改建成佛教寺院”。与这件文书的记载相应,德国探险队亦发现了实物证据。勒柯克曾记述道:
 
农夫又引我们到城的中心,把一个比较建筑很晚的一个像厅似的建筑的薄墙拆破,在这较古的墙上,似乎一张很大的壁画的遗迹,绘着一个比人还大的穿着摩尼教士衣服的人,他的周围是一些穿白衣的男修道士(electi)和女修道士(electae)。这些像的胸前,很小地绘着他们用粟特字写的美丽波斯的名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摩尼教的教主摩尼的肖像。这图画形成我们收集物品中的主要物件之一。这个图画的发现,将摩尼教教堂(或宗教建筑物)没有用绘画装饰的观念打破,这厅或许是此著名宗教的“斋戒厅”之一。
 
这幅绘有“摩尼教的教主摩尼的肖像”以及男女修道士肖像的壁画,之所以要用一 堵薄墙遮蔽起来,应与高昌回鹘可汗取缔摩尼教的诏令密切相关。勒柯克接着记述道:
 
有一个农夫告诉我,在第一次探险队来此地的前五年,他在一个庙的遗址中(那庙是拆毁了开田的),发现凡人车的大字的写本,那种写本,就是我们现在努力搜求的。那些写本中,有很多用金的和其他颜色的图画装璜着。不过他开始是怕那文字不神圣的本质,后来又怕清政府藉口再加勒索,所以把它们都抛在河里去了!
 
在一个遗址中能发现几大车的写本,而且“那些写本中,有很多用金的和其他颜色的图画装璜着”,表明该遗址曾是摩尼教的藏书室——用五颜六色的图画装璜图书正是摩尼教区别于佛教的显著特点。
 
摩尼教文献的书写材料和书式多种多样。有写在纸上的、羊皮上的、羊皮纸上的、软套皮上的和绸上的。封面多用艺术化的浮凸印花熟皮制成,有的还有穿孔的手艺,并且常有金的装饰。写本的书式,据勒柯克记述,约略有:古式的卷书、折叠式的书(叠成手风琴样的长纸页)、Pothi或印度式的书(一种狭长而方角的页,在一边穿一个或两个孔,二块稍大的穿孔木板和页上的相合,并且在二块之一的木板上绘着美丽的图画,用长的绳穿在孔中,把画绕着,以免书页散失)、欧装式书等类型。
 
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写本大多使用摩尼文或回鹘文书写,间或也有使用突厥如尼文(runic)的,而语言皆为突厥语,具有典型的“n方言”特点。所谓“n方言”也便是“阿尔乌语”,是原生活在阿尔乌(arzu)地区(怛逻私和巴拉沙衮之间)突厥化了的粟特人(又称作arbular——阿尔乌人)所操用的突厥语方言,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称阿尔乌人通两种语言。“阿尔乌语”实际上是受诸多“底层”语言(主要是粟特语)影响而形成的一类特殊的地域性变异——混化型的突厥语方言。摩尼教写本的方言特点表明,应出自突厥化了的粟特人之手;而吐鲁番正是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区。
 
遗址发掘时所呈现的景象表明,高昌回鹘可汗取缔摩尼教的诏令不仅被严格执行,而且由于受到摩尼僧人的抵制和反抗,还伴随有流血事件的发生。勒柯克记述道:
 
当我从黄土尘埃的堆中把门口的土掘开时,我看见一个佛教僧被杀的干尸,他的袈裟上全是血迹,全室堆积的摩尼教写本有二尺多高,黄泥水浸入纸上,将一切都粘着一起,加以夏季的酷热。所有的可贵的写本都变成黄土了。我拿了一些作为标本,将它们很小心地晒干,希望能够保存一点,但是它们干后就破成残片,那上面的美丽的线纹和交错着的金蓝的绿和黄的小图,还隐约可见。在此地我们失去了极大的宝藏,墙上也有极好的壁画,但是人的图画都被损坏了。进在这藏书处的一个窄道中,发现有极多的织物,其中有些是波斯的,有些是中国的,还有摩尼教的布上的画像,绣着一个穿法衣的摩尼教的男的或女的教士。
 在“全室堆积的摩尼教写本有二尺多高”的摩尼教寺庙遗址中,为何会出现被杀的佛教僧侣的干尸呢?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当这个佛教僧侣奉命去接收并改造该摩尼教寺院时,由于受到被激怒的摩尼僧人的抵制和反抗而死于这场冲突之中。此后,该摩尼教寺院因被官方封闭而逐渐废弃。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出土文献、遗址发掘报告和寺庙残存壁画来看,高昌回鹘可汗有关取缔摩尼教的诏令毫无疑问得到了严格执行。虽然也可能伴随有个别流血事件的发生,但作为对官方政令的执行,按常理来说,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屠杀惨案,然而,勒柯克的遗址发掘报告表明,确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屠杀惨案。他记述道:
 
在南部的圆顶建筑的一间中,我们称它为死尸所。在此有一极可怕的发现。这建筑的外门,用墙堵塞,圆顶部分地倾毁了,不过铺了一层新的拱式的底部,上面建一晚期佛寺,它的墙只有出地稍高的残址存在。我们可以辨认那些墙上的佛教的壁画遗迹,它们主要的是代表喇嘛教中的魔鬼。
 
当我们把各方面都观察以后,我们把底部掘开,看见古圆顶的遗迹,于是猝见数百个被杀堆积纵横的死尸。从他们的衣服来判断他们是佛教僧侣。上一层的都很完整——皮肤、发、干眼、致死的伤痕,大半是全可以辨认的出,有一个头颅,被刀从头顶直刈砍到牙齿,为状更惨。
 
勒柯克判断:“这可怖的事端的发生,大约在第九世纪中叶,同时也是城的毁灭时期,因为那时中国政府想对僧侣阻止,下一道命今,无论是基督教,摩尼教或佛教的僧侣,都必完全还俗,从事职业,结婚生子,纳税,并依照国法充当军人,违者处死刑。这儿必定也是同样的结果;敬宗教的人,宁愿死而不服从命令,于是这个惨剧就发生了。”
 
这番话显然为揣测之辞,并无任何根据。首先,“中国政府”9世纪中叶已无力过问西域事务,更不可能导演“这个惨剧”;其次,从被屠杀的数百人均为“佛教僧侣” 来看,导致“这个惨剧”的原因只可能是宗教战争。笔者推测,其发生的时间当在东察合台汗国时期,起因便是伊斯兰教的“圣战”。文献记称:
 
黑的儿火者汗在位时,曾经举行过圣战(ghazfit)进攻契丹。他亲自攻占了契丹的两个边陲重镇哈剌和卓和土鲁番,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这两个地方现在被称为“达尔·阿勒·伊斯兰”(Dar al Islam)。作为蒙兀儿诸汗的驻地来说,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仅次于哈实哈儿,此外,还有人说,在那次战役中,这个地区根据神圣伊斯兰教律的规定而被分割开。落在这位汗手中的是一片锦缎和一只灰牛。这位汗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伊斯兰教王国增光。
 
史籍中有关对吐鲁番地区发动“圣战”的记载仅此一例,而该遗址中被屠杀的数百人又均为“佛教僧侣”。据此推断,勒柯克所记述的宗教屠杀惨案当就是这次“圣战”的恶果。关于“达尔·阿勒·伊斯兰”(Dar al Islam),王治来先生根据《简明伊斯兰百科全书》(荷兰莱登英文版,1965)注称:“它指的是这样的地区,在那里建立了穆斯林的权力,那里的居民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不信伊斯兰教的居民在那里要服从穆斯林的统治,没有完全的自由和权利。”从勒柯克的遗址发掘报告来看,当时的情况也正与此相符。该建筑的外门“用墙堵塞”,被屠杀的数百佛教僧侣被“堆积纵横”地封堵于该建筑底部,在倾毁了的圆顶部分又“铺了一层新的拱式的底部,上面建一晚期佛寺”,墙上的佛教壁画“主要的是代表喇嘛教中的魔鬼”。表明该建筑是在毁于战火后直接被改做公墓,并在上方修建了一座用于祭祀的灵堂。黑的儿火者汗为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子,在位时间为1389-1399年。据此推断,他对哈刺和卓和吐鲁番的“圣战”,亦即高昌地区的宗教屠杀惨案当发生在此期间。
  
 
通常认为,摩尼教自唐宝应二年(763)正式传入回鹘开始,至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时止,在回鹘人中共流行了221年,此后便不复存在了。也有学者认为13世纪“摩尼教始不行于回鹘部族中”,或认为摩尼教在回鹘人中“一直维持到14世纪的前数10年”,或认为“回鹘摩尼教的最终消亡应在11世纪中叶或稍后不久”。就东部地区的高昌回鹘汗国而言或许如此,但摩尼教并未至此消亡。有迹象表明,该教一直延续至 18世纪。在以波斯文撰写的,记述16世纪以艾哈迈德,卡桑尼为尊号而闻名于中亚的苏非大霍加买合杜木,艾扎木及其长子依禅。卡朗家族几代著名霍加生平的《大霍加传》手抄本中,便有数段文字记载了喀什噶尔、叶尔羌的摩尼教徒活动情况。兹摘录如下:
 
当时,喀什噶尔的民众分为凡大派,一些人崇信伊斯哈克外里;一些摩尼教徒崇敬蒙古人;还有一部分人崇拜其他人物,他们经常搜集对方的情报。所以,弟子们运回灵体,秘密地安葬了萨赫甫卡朗。
 
买吾拉乃·艾卜·纳斯尔又备尝了摩尼教徒的折磨。异教徒在他头上套了一种器械,在两只手上套上了似手铐又非手铐、似铁链又非铁链的一种东西,使他受尽了痛苦,后又把他押到伊犁附近的一个山区,交给了一位名叫吐兰的人,吐兰问:“你是何人?”他答说:“我是萨赫甫卡朗的人,”吐兰听后,二话没说,便把他交给了一位蒙古人,后来,一位名叫黛尔开穆巴依的人又从蒙古人手申将他买了出来,其身价是几匹布,几件长袍,几匹马。在同一时期,买吾拉乃·多斯提来到叶尔羌后,亦被摩尼教徒套上了器械,受尽了千辛万苦,被解送到伊犁,交给了吐兰。吐兰问:“你是何人?”答曰:“我是萨赫甫卡朗的人。”吐兰听后,二话没说,也把他交给了一个蒙古人,后来,黛尔开穆巴依赎回了他。艾卜·纳斯尔和多斯提两人深受黛尔开穆巴依的款待。
 
有天,我们在乌帕尔村时,我住在买吾拉乃·德里穆的舍下,有次,德里穆说:“我去叶尔羌时住在阿不都许库尔伯克的府上,一天教友请我赴宴,我去后,他让我坐在上座,接着又来了几位客人,我们一起聊天,其中,有些是摩尼教徒。当谈论到白色与黑色时,多数人倾向于白色,并对白色大肆赞赏。显然此话是针对我们而来。于是我便对他们说:‘你们听着,仁慈的真主賜毕拉勒(人名)喜爱黑色,赐仙女喜爱白色和美丽。后来,仙女们对毕拉勒这样的埃拜西人(埃拜西人即现在的埃赛俄比亚人——译注)总是不顺眼,万能的真主于是又把毕拉勒的黑颜色分给了仙女一部分,从此仙女们的美容又比原来漂亮了一百倍。黑白的缘由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们需要详细了解的话,就请你们看一看《色叶尔》这本书好了!正如人的眼帘是白色的,而眼球却是黑色的一样。请你们想一想,究竟哪种颜色优越些!’我这一席话,说得那些摩尼教徒张口结舌,低头不语,大杀了他们的威风。”
 
上引第一段文字称“当时,喀什噶尔的民众分为几大派,……一些摩尼教徒崇敬蒙古人”,可知这些摩尼教徒(亦即文中所说的“异教徒”)必是当地的维吾尔人。同书记载,萨赫甫卡朗生前曾打着“去伊斯兰故乡周游”之名,在忽毡等地“招募了大队人马,来到喀什噶尔同异教徒交战,杀死了许多异教徒,收复了叶尔羌,把异教徒赶到了阿克苏以外……此后霍加阁下在叶尔羌坐朝两年,后又登上了喀什噶尔正义之位”。虽则如此,当地的摩尼教徒仍有相当的数量,而且势力强大,以致于直到萨赫甫卡朗死后连安葬其灵体都得“秘密地”进行。
 
《大霍加传》的作者及撰写时间不详,现存手抄本是英吉沙罕阿勒克村毛拉阿不都拉·本·毛拉尼牙孜于伊斯兰历1280年12月(清同治三年四月,1864年5月)抄写的。书中记述了阿帕克·霍加之子“萨赫甫卡朗阁下归真”三年后的史事。同时记载了萨赫甫卡朗死于伊斯兰历1138年(=1725年)1月27日夜。该书作者五六岁时曾“见过萨赫甫卡朗的四位弟子,聆听过他们的宣讲”,而且有关伊斯兰教徒和摩尼教徒关于白色与黑色的辩论,便是一位名为买吾拉乃·哈吉的人亲口对时年十七八岁的作者讲述的。据此推测,该书当完成于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也既是说,至晚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摩尼教仍然存在于西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而在阿克苏及其以东地区,由于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摩尼教徒被“赶到了阿克苏以外”,极可能还延续过一段时间。
  
 
由上可看出,东部地区摩尼教的消亡应与高昌回鹘王国的禁令相关,而西部地区摩尼教的消亡亦即摩尼教的最终消亡,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维吾尔族至晚在15世纪末便已实现了全民的伊斯兰化。据此看来,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和北缘(或许也包括南缘)地区应是摩尼教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上引《大霍加传》的文字应是有关摩尼教存世的最后记载,有助于澄清这一史实。就这一点而言,该书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转自人文与社会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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